知识分子的最大弱点是什么？ 第1页

关于这些内容，毛教员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中，讲述的非常清楚。

于右任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文人，他奔放洒脱不拘一格，非常的平易近人，艺术成就也非常高，还是几所大学的创始人，比如牛哄哄的复旦大学，作为国民党元老，在政治上他无疑是幼稚的、无力的、纠结的，碰到重大事情是束手无策的。

今天就聊聊于右任，看看知识分子的一生是如何渡过的，余右任的一生几乎就是整个中国的近代革命历史。

1879年4月，于右任出生于陕西，他的资质非常出众，应该和蔡元培不相上下，于右任23岁中举人，蔡元培22岁中举人，在辛亥革命之前，举人的地位是非常牛B的，看看范进同志中举之后，老丈人前倨而后恭，自己也高兴的发疯了，就能看出，举人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了。

蔡元培比于右任大11岁，当时正在搞洋务运动，肉眼看上去，满清还没有到油尽灯枯的地步，蔡元培继续发挥考试才能，25岁就中了进士，年纪轻轻就成为了社会名流，所谓春风得意马蹄急，也不过如此。

为何蔡元培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如此之高？尤其是在教育界，这就是原因之一，人才啊，不管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朝代，始终都是人才。

于右任当然也厉害，不过在他21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慈禧这个老太婆吓得屁滚尿流，狼狈逃到了西安，本来这么丢人的事情，低调一点比较好，悄悄咪咪的躲进西安就完事了，可是一向嚣张的老佛爷怎么可能低调呢？在跑路的过程中，让沿路官员和百姓必须跪迎。

跪迎就是跪着迎接，当时天上下着瓢泼大雨，年轻气盛的余右任被强迫在雨中跪了一个多小时，让余非常气愤，对慈禧这个老妖婆恨之入骨，对这个腐朽的清王朝失望透顶，1902年考了个举人后，他的心思就没在科举上了，而是想着怎么改天换地。

有了情绪就要发泄，文人发泄的方式就是写诗和写文章，对清王朝各种讽刺挖苦和打击，在那个年代，叫反诗，很快就成了政府通缉犯，于右任跑到了上海，上海当时是万国租界嘛，清朝的法律在这里无效，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于右任换了个名字。

后来为了更好的宣传反清思想，于右任决定到日本去学习先进的办报经验，于右任的这个决定无疑非常正确，在那个没有电视和广播的年代，报纸就是传播面最广的媒介，后来五四运动的主将们，还有毛教员，都是通过办报纸和杂志收获了大批粉丝，培养了中国革命的干部队伍。

1906年，于右任跑到了东京，看到这个时间和地点，熟悉近代史的朋友们就会会心一笑，那个时间的东京是什么状况？简直就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嘛，同盟会于1905年在东京成立，孙中山和他的亲密战友们正在东京招兵买马，为中国革命的事业殚精竭虑。

对于右任这种有名望有地位有学识的杰出人才，孙中山是敞开怀抱欢迎的，两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于右任顿时感觉找到了组织，从此告别了一个人孤单的战斗，非常爽快的加入了同盟会。

在这一年，蒋介石也来到了东京，此时蒋是一个无名小卒，没资格也没敢想着和伟大领袖孙中山席地而坐侃侃而谈，连专门吹牛B的回忆录都没敢这么写，蒋在东京遇见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大哥陈其美，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忠实小弟，蒋是陈其美的忠实小弟，于右任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看看这个辈分和差距。

于右任是知识分子，当然要在文化战线展开战斗，自从成为孙中山的亲密小伙伴后，于右任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回国以后，办了一系列的报纸，先是反清，等清朝灭亡后，又开始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长期和政府作对，肯定要遭到打压，报纸屡次遭到查封，最后成了通缉犯，跑到日本躲了起来。

这个也是正常操作，毕竟一个知识分子，最擅长的也不是打打杀杀，一根笔杆子有时候胜过千军万马，任何组织对这种人才都比较看重，后来郭沫若骂了蒋介石，成为通缉犯以后，周恩来就安排他跑到日本躲了起来。

有人觉得很奇怪，日本不是和中国敌对吗？怎么会容忍这么多中国人往日本跑呢？其实吧，这种在国际上属于常规操作，当年日本对清朝的政治犯态度就非常暧昧，不但不协助抓捕，反而还明里暗里进行保护。

日本人这招向谁学的呢？英国嘛，大英帝国作为五百年以来的搅屎棍，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收容其他国家的捣乱分子，最近几百年，只要跑到伦敦去，各个国家的捣乱分子都集合在那里，只要目标国家的政局不稳，他们就会立即将这些人放回去，让对方乱上加乱。

后来北洋军阀四分五裂，自己打成一团，没人顾得上于右任了，于右任就大摇大摆回到了上海，1922年创办了上海大学，邀请了很多牛叉的小伙伴过来一起创业，个人事业简直达到了顶峰，前面不是说过于右任是少有的国共两党都认可的人物吗，关键就在这次开办上海大学。

1922年非常特殊，在这一年，于的亲密小伙伴孙中山非常失落，因为孙的另一个亲密小伙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让孙武力革命的事业陷入谷底，从总统府逃出来之后，孙躲到了上海的寓所中，天天检讨，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这一年，共产主义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非常流行，毕竟各种各样的救国方式都尝试过了，中国还是一副病入膏肓的衰样，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将共产主义送到中国的时候，让所有人眼前一亮，知识分子开始议论纷纷，觉得是不是该尝试一下。

于右任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在越飞还在中国到处溜达的时候，他就邀请大批小伙伴过来，其中包括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还有邵力子、田汉（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沈雁冰（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大家要熟悉点，叫茅盾）。

他还邀请了很多名人过来演讲，包括廖仲恺、胡适、郭沫若、章太炎等等。

这简直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预演，在于的教育事业红红火火的时候，他的小伙伴孙中山也走出了人生低谷，在苏联的帮助和指导下，改组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展开了合作，开办了黄埔军校，奋斗了一生的事业终于开始露出曙光，虽然他就快死了。

对于孙的事业，于右任是绝对支持的，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的时候，还是处于比较秘密的状态下，毕竟军阀们都在边上虎视眈眈，如果大张旗鼓，引起军阀们不安，极有可能黄埔军校诞生之日就是灭亡之时。

于右任动员了大批学生报考黄埔军校，这些都是大学生，综合素质极高，为啥黄埔军校前三期将星荟萃，一个原因是碰到了创业的风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员素质高。

于右任的乡土情节很重，对老乡非常照顾，当小老乡杜聿明和关麟征等十多个人错过了黄埔一期的报考时间找他帮忙时，他毫不犹豫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信，里面有一首诗，是这样的“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望远海意思是打倒帝国主义，定中原意思是打倒各路军阀，文人说话就是带劲，让一直想冒充斯文的蒋介石心花怒放，将杜聿明等全部收下，成为黄埔一期学员。

这个时期，于右任的事业达到了巅峰，既是上海大学校长，也是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内地位尊崇，担任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担任国民政府国务委员，还有一大帮共产党的好朋友，可谓是志得意满。

此时蒋还是国民党内的小字辈，连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都不是，在于右任面前，地位还有点不够看。

不过强人从来都不等机会，而是创造机会，蒋介石利用廖仲恺被刺和中山舰事件，豪赌一把，逆袭成国民党一把手，这些事情在专栏《民国风云》里的第一篇文章“豪赌中山舰，蒋介石荣登国民党一把手“里讲的比较清楚，把国共恩怨讲解的酣畅淋漓，大家可以看一看。

紧接着就发生了4.12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向盟友中国共产党举起了屠刀，杀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片恐怖气氛。

在这个时间段，于右任的态度非常令人玩味，他的内心肯定是反对的，但是他又不敢坚决的反对，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在此暴露无遗，周恩来当面对于右任的女婿说过这样一段话，原话是“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左派。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

那么真正的左派是啥样的呢？比如宋庆龄和邓演达，这就是真正的左派，自从宁汉分裂后，邓演达就一直致力于反蒋，坚决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这里的革命就是指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当时的口号是打倒列强和军阀，4.12之后，宁汉分别进行了第二次北伐，口号只剩下打倒军阀了，蒋都成为了列强的走狗，哪里敢打倒主人呢？

1931年，邓演达被蒋介石抓住后秘密处决。

于右任不敢公开反对蒋介石，又不可能成为蒋的心腹，他的资历比蒋深太多了，蒋也不好指挥他，所以非常尴尬，对于蒋来说，对待于右任的最好方式就是，给一个高位的虚名，然后挂起来当画像得了。

蒋是这样想的，也是这么干的，从1928年开始，于右任就一直担任国民党检察院院长，当时胡汉民一直想搞训政嘛，准备从军人政治转向民主政治，具体就是政府设立五个部门，准备用集体决策代替独裁，对于这种行为，蒋介石能忍吗？于是开始了一同操作，终于把这些部门搞成了样子货。

于右任担任监察院院长，表面上位置很高，其实啥权力都没有，啥事也都没有。

一个人不干事情会被憋死，于右任没事就练练书法，或者到处溜达，他的草书在中国堪称一绝，连毛教员都非常欣赏，很多人都以收藏他的墨宝为荣。

于为官清廉，除了公务员的工资之外，其他乱七八糟的补贴一律不要，国民政府官员的工资是很低的，通货膨胀又厉害，仅仅靠薪水连糊口都难，所以国民党大大小小的官员贪污成风，于右任算是一个奇葩了。

于右任没钱又喜欢到处溜达，怎么办呢？他出门的时候，身上背一个褡裢，就是大家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种褡裢，里面没钱，只是放两颗图章，无论去哪里消费，他都让主人家拿出笔墨，来一副行云流水的书法，再盖上图章，就算结账了。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于右任就定居在了南京，不过他有事没事都喜欢往上海溜达，上海是他的老根据地嘛，还有一个据称是他师父的女儿，据他自己讲是红颜知己，两个人孤男寡女，经常混在一起，谁愿意相信就信吧。

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在那个年代，上妓院娶小老婆抽大烟，在知识分子的世界里，都是风流而不下流的事情，何况一个红颜知己呢？

文人做事总是很随性，不像政客考虑那么多，1935年的一天，于右任兴致大发，又从南京溜到了上海，在城隍庙吃了很多小吃后，突然想起了民国初年的一件往事，那个时候，于右任还是个通缉犯，在上海逃避追捕的过程中，他无意中躲到了一个叫荷花的妓女家中，这是他自己说的，不过太牵强了，为啥别的地方不躲，偏偏轻车熟路的躲到了妓女家里？

据他说，可能是妓女欣赏他的文采，他只交了很少的钱，荷花却整整掩护了他五个月，包吃包喝，伺候的非常巴适，让于右任想起来非常感动，在24年之后，他想找到这个有情有义的妓女，他想报答她。

如果是一个精明的政客，是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情的，和妓女右染，有损名声嘛，像蒋介石就很聪明，年轻的时候经常在妓院溜达，还娶了一个妓女当老婆，后来官越做越大了，就赶紧和妓女做了切割，从此毫无关系，这才是政客该干的事情嘛。

为了帮他还愿，几个朋友带着于右任到妓院寻找救命恩人，时过境迁，当年的荷花已经是老太太的年龄了，早就不知道流落到何方去了，哪里找的到？并且吧，在找的过程中，被有心人把于右任给认了出来，那个老头不是国民党监察院长吗？没想到人老心不老，这么大年纪了还在逛妓院，真的是太辛苦了。

结果荷花没找着，于右任逛妓院的新闻在上海的报纸上登的到处都是，于右任知道了也不生气，一笑了之，说明于在心里就没把自己当成一个政客，骨子里还是文人，政客才会爱惜羽毛，文人逛妓院，不过是一段风流佳话而已。

就这样一直混着，到了皖南事变的时候，他的女婿把皖南事变的经过告诉了他，于右任气的直拍桌子，表示一定要斥责这种破坏抗战的行为，不过很快他又垂头丧气了，喃喃自语“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心里明明知道蒋做的不对，就是没有抗争的勇气，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转眼间到了1948年，国民党已经兵败如山倒，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引退声明，李宗仁上台代理总统，国共双方展开和谈。

国民党很快就要完蛋了，知识分子也到了选择去留的关键时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对于先前和共产党关系紧密的人来说，显然是要留下来的，比如柳亚子老先生，当时非常兴奋，高呼口号“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

还有一些和国民党关系很密切的，比如梅贻琦等，这些人虽然对国民党已经彻底失望，但也不太赞同共产党，在心态极度拧巴中去了台湾，由于心情郁闷，傅斯年在去台湾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活活被郁闷死的，胡适则直接跑到了美国。

还有一些将信将疑的，各种心态都有，对于这些人，国共两党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也不难理解，这些人徒子徒孙一大堆，在海内外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只要争取到自己的阵营中，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为了争取于右任留在大陆，周恩来让屈武去游说，屈武是谁？此人来头可不小，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于右任的女婿，还和蒋经国是好哥们，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利用老丈人的身份，在国民党内四处活动，收集情报和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1981年还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屈武跑去向老丈人汇报，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说让他呆在南京别动，解放军很快就要渡过长江，打进南京，等南京解放后，马上就接他去北京。

南京那么大，找个地方躲起来还是很容易的，可于右任犹犹豫豫之间，机会已经失去了，被老蒋派人强行架到台湾，他是一个乡土情节很重的人，思念家乡，尤其是夫人高仲林还在老家西安，让他牵肠挂肚，到了台湾之后呢，整天唉声叹气，蹉跎岁月。

当时海峡两岸处于高度敌对状态，不过也并非完全没有联系，双方信息交流的中转站就是香港，其实吧，香港的繁荣就是依靠几场战争催生出来的，国共内战，大批名流出逃到香港，朝鲜战争，更是稳固了香港贸易中心的地位，越南内战，又跑来一波人。

这些人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以及关系，做生意嘛，资金和人脉最重要，由此奠定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三教九流也都汇聚于此。

台湾和大陆都有人在香港活动，双方的信息都在这个地方交流，于右任和夫人虽然被海峡隔开，但是通过香港依然可以互诉衷肠，1961年的时候，章士钊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台湾的于胡子（于右任）牵挂老伴，今年是老伴80岁的寿辰，估计是门前冷落鞍马稀，老伴的大寿过的不热闹，让他心里堵得慌啊。

周恩来是多机灵的人，绝对的人际关系超级大师，统战工作第一高手，比蒋介石高明到不知哪里去了，最擅长干的就是暖人心的事情，听到这个情况后，他立即安排屈武带着亲戚赶到了西安，找了二十几个老朋友，举办了一个热热闹闹的80寿诞，把老太太高兴的嘴都快合不上了。

事情办漂亮了，但是必须要让于右任知道才行啊，直接写信肯定不合适，当时台湾正处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信件肯定要经过检查，出现周恩来的名字，这封信肯定就到不了于右任的手中。

屈武想不出招，就去找老丈人的好兄弟邵力子帮忙，邵力子和于右任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老哥俩知根知底，听到这个情况后，邵力子表示小事一桩，原来邵和于在抗战期间住在重庆，两人经常聊天，经常谈论周敦颐，周的别号叫濂溪先生，两人也经常谈到周恩来，处于尊敬，两人虽然是前辈，依然称周恩来为周先生。

邵力子让屈武在信里用濂溪先生代替周恩来，果然，于右任收到信件后，立即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高兴的像个孩子，对周恩来表示深深的感谢。

和蒋卸磨杀驴比起来，周的段位高的不是一星半点。

1964年，于右任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怀着对故乡深深的思念，离开了人世，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句》

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见兮，只有痛苦！

咋个评价呢？只能说有一个机会摆在您的面前，您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

所以说，小伙伴们，想干什么事情就去干吧，千万不要等失去了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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