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郭嘉力征乌丸的建议？ 第1页

通常提及征乌丸，总会有些流行性的、让人哭笑不得的说法，即

• 征乌丸意义不大，不必冒着巨大风险虚国远征，无险而求险，以大而赌小，是为不高明也；
• 征乌丸途中天气因素未被纳入考虑，此皆为郭嘉之失算；
• 征乌丸得以胜利，皆因辟田畴为向导，得张辽曹纯之死力，最终方可“化险为夷”；
• 曹操回军后，厚赏前谏者，皆因心有余悸；

故据此将乌丸之征称为是郭嘉谋士生涯的一大败笔，甚至有了“郭嘉遗计除曹贼”的口号，而在我看来，这些说法无疑都是非常荒谬可笑的。

史书上曾多次记载乌丸抢劫青、徐、幽、冀四州、杀略官吏平民的事情，即使是在归降曹操后，218年，仍有代郡、上谷乌丸无臣氐叛乱的记载。由此可知乌丸有威胁，而且威胁绝不可小觑。故征讨乌丸，意义并不微小：其一，袁尚袁熙投奔乌丸部落，此二子并非为大家所熟知如此的孱驽不肖，事实上袁尚助袁谭的黎阳之战曹操就打的非常艰苦，“与操相拒于黎阳。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战城下”，《后出师表》将“逼于黎阳”列为曹操险困之一；袁尚还曾打败过曹操，“操军进，尚逆击破操，操军还许”，如若放任袁尚兄弟北逃，怎知不会以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使北方稍安的局面功亏一篑？加之“辽西单于蹋顿尤彊，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也就是说，从205年投靠乌丸到207年曹操讨伐，袁氏兄弟对乌丸部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而且其沆瀣一气并不老实，常常入关劫掠。这种情况，不仅是狼子野心，而且已经具体体现在了行动上。更何况剪除二袁，不仅消灭这两部势力，更是一次昭告天下，绝了所有逆党的指望。 其二，为日后南下作出铺垫。远交近攻是很聪明的做法。如果在北方未定的情况下就贸然南下，一旦失利，后院起火的代价远非北征乌丸可比的。因此若南下则必先平北方，不平北方必无以南下。除非曹操的目的不是廓清寰宇而只是偏霸一方，乌丸之征势在必行。 其三，曹操多位步兵，而乌丸则有大量骑兵，以“尚、熙与蹋顿、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将数万骑逆军”可证。收编乌丸精骑、留做己用，是大善之策。由上三点，征乌丸“剪除后患”、“利大于弊”，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曹操在行军途中确实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时方夏水雨，而滨海洿下，泞滞不通虏亦遮守蹊要，军不得进”，在此时向导田畴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天气问题郭嘉是否难辞其咎？

(“操抚慰单于人等，收得骏马万匹，即日回兵。时天气寒且旱，二百里无水，军又乏粮，杀马为食，凿地三四十丈，方得水”发生于回军途中，与征乌丸的决策正确与否关系不大，加之此句出于可信度较低的《曹瞒传》，故在此不表)

注意一个细节，《先贤行状》曹操表田畴语中有一句话“…军次易县，畴长驱自到…”，是不是有点眼熟？是时，还有一件事情发生。“至易，嘉言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趋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 郭嘉此计虽然出谋在易，但实际实施在密出卢龙塞: “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之后是“太祖乃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乃”字表明承接关系，即实施在卢龙塞。而据《武帝纪》记载白狼山“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车重在后”是为“留辎重”，“被甲者少”是为“轻兵”，加之在白狼山面对“数万”乌桓骑兵时，“左右皆惧”， 正是由于轻兵兼道之计所致，轻兵战力通常不及甲兵，所以畏惧。以上所说皆证实“兵贵神速”实施在密出卢龙塞，《武帝纪》《郭嘉传》互为佐证，是为无疑。而既然曹操表文中记录田畴已到易县，证明二人已经见过面，而据郭嘉传记载此时郭嘉也正在易县，虽没有明确证据证明二人有过意见交换，但郭嘉“轻兵兼道以出”的确适用于两种行军方案。况据田畴传记载当行军受阻“太祖患之，以问田畴”时，田畴并未经过长时间考虑就提出了兵出卢龙塞的方案，而史载卢龙塞“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不可谓之不偏僻，田畴竟张口即答，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身为本地人的田畴，自知“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为难久矣”，却不提前开口，当行军受阻被问之时却能立即应答，显然卢龙塞早就是此次行军的备选方案之一。后来司马宣王在大致五月左右平公孙渊就是走的曹操受阻的老路，《晋书》记载：“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他就没有遇到这么恶劣的天气，可见不到万不得已，“滨海道”就是行军的最佳选择。而面对不可控的天气因素，谋士们能做的，就是制定出可以替换、确保成功的方案。虽然郭嘉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好主观臆断，但兵出卢龙塞并非临时起意确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在卢龙塞进军的过程中，郭嘉“兵贵神速”之计则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付以“控弦”著称的乌桓骑兵，如果不带马，光靠步兵要想取胜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那“五百里”的险地，人可以过去，但马就未必能过去了，因此，《三国志》才会说：“堑山堙谷”，目的在“开路铺路”，让马通过。如果在带辎重，被甲胄的情况下负重前行，对兵力损耗无疑是巨大的，又何来把握在遭遇以逸待劳的乌丸主力时仍然能一举取胜？也就是说此时的曹操若不采用该计，即使从卢龙塞出，取胜的把握仍然渺茫。

不可否认田畴在乌丸之征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正如我们不能“官渡之战是许攸一人之功”、“唐朝由盛转衰是杨玉环一人之过”一样，郭嘉从战略上先北后南和战术上兵贵神速对乌丸大捷更是不可或缺。

而

所言曹操重赏先谏者见于裴松之注引曹瞒传：

操回至易州，重赏先曾谏者；因谓众将曰：“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乃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

首先曹瞒传署名“吴人作”，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多为贬曹的内容，故此书记载的内容从可信度上就大打折扣。当然假设该史料记载为实，

君已经说的不能更好了，然而我发现一些细节，至少可以旁证郭嘉此次力主出征乌丸的事情是得到曹操内心的首肯的：乌丸回军后的封赏，《三国志》正文有明确记载的，有郭嘉“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田畴“封畴亭侯，邑五百户”，曹纯“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户”，董昭“表封千秋亭侯，转拜司空军祭酒”，阎柔“从征三郡乌丸，以功封关内侯”，张郃“从讨柳城，与张辽俱为军锋，以功迁平狄将军”，徐晃“从征蹋顿，拜横野将军”，韩浩“从破柳城，改其官为中护军，置长史、司马”。

有从征乌丸记载，而没有封赏记载的，只有张辽和史涣，而明确记载劝阻曹操打乌丸的，也只有张辽和史涣。由此观之，征乌丸的决策在曹操心中，是一件再正确不过的事情。

张辽劝谏记载：太祖将征柳城，辽谏曰：“夫许，天子之会也。今天子在许，公远北征，若刘表遣刘备袭许，据之以号令四方，公之势去矣。”

史涣劝谏记载：太祖欲讨柳城，领军史涣以为道远深入，非完计也，欲与浩共谏。

说了这么多，征乌丸到底算不算一次军事上巨大的冒险呢？我认为，世上诸事，并无万全之策，趋利避害而已。至于临阵破敌，必决其机，方可立不世之功。而决机的关键就在于要果断把握时机或是利用敌人的弱点创造机会。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需要敏锐的判断，果敢的决策，大胆的行动，三者缺一不可。既要有一定的把握，又不能等十分的把握：把握太小，草率冒进会招致失败，而待万全之机，则必然贻误战机、蹉跎时日。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在征乌丸前，曹操修 “平虏渠”、“泉州渠”方便运粮北上、辟田畴随军、明确表不可能袭许，暗中制定不同的行军路线，周密的准备已经大大提高了成功的概率，此时不冒当冒之险，又怎配做不世出的英豪？

当然也许无孔不入的+黑又可以揪着曹操的战前准备，说征乌丸是曹心中固有之意，郭嘉不过是逢迎主上，说些漂亮话罢了。然而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组诗公认的写于北征乌丸之后，在其一首《步出夏门行•艳》中“临观异同，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明确的道出了自己对南下还是北征的犹豫之意，“臣策不决，嘉辄成之”可不是仅仅是说着好听而已^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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