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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在中国北方很少有像中国南方那样的祠堂祭祖文化?这种文化是否该被淘汰?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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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问题下面许多人都在批评“宗族文化”的落后。

但是,我们看看海外,海外华人圈子最有生命力的自组织是什么?

宗族。

比如说巴黎的青田人社区、纽约的福建人社区等等,这些社区全是由宗族所构成的。

巴黎青田人社区基本上垄断了巴黎所有适合华人做的底层工作,以至于其他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只能看着青田人把好的工作挑走。

以巴黎从事色情服务的华人来说,极少青田人,反而有大量的某北方地区女性。(2008年数据)

另外,美国社会学家发现华人群体里第二代、第三代还会讲中文(方言)的以福建、广东、浙江人居多。

原因是这些地区的华人更好的保持了社区的联系。

真正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主要是福建人、广东人,其他省份的人,最多三代就变成了不会说中文(方言)的“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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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文化在过去确实有一点不好的地方”

在过去是有一点不好,无非就是互相械斗,械斗完了之后屠村杀男女老幼罢了

“早年众埠地区张胡两姓械斗双方死四五百人,烧村落四十余座,几万人流离失所.杨家叶家两村七次械斗双方死九百七十余人,烧房一千余幢,造成"赤地数十里,蔓延数十村"之惨状.杨、叶两家六百七十户,到1949年只剩三百户”

“宗族对女人也没有任何压迫”

是没有任何压迫,无非就是禁锢女性的人身自由,大门不许出二门不许迈罢了。

“长沟朱氏宗谱记载:媳妇在父母死后不得回家省亲,女孩自7岁起或稍大些不能跟母亲回娘家。很多家法族规还禁止妇女在每月朔望入寺庙烧香,在元宵节出门观灯,在各种节日出外看戏,以及在春天外出踏青等。”

“宗族要你戴头巾了吗?”

哎吆,我们宗族怎么能做戴头巾这种无聊的事情呢。

例如女性怎么能看戏呢?

“妇女烧香、赶会、观剧,易招物议,诗礼之家宜禁止”

例如女性怎么能玩牌呢?

“妇女宜恪守家规,一切看牌嬉戏之具,宜严禁之。”

对了,怎能忘了我国宗族传统裹脚呢?

“在还有人把宗族等同于压迫妇女,浸猪笼,未免太过可笑”

哎呀,浸猪笼的宗族怎么能是真正的宗族呢?人家是极端宗族啦,真正的宗族从来不这么干的啦。

刘献廷《广阳杂记》记载,镇江大港赵氏“干名教、犯伦理者”“缚而沉之江中”。

最近的广东梅县还发现了高度疑似妇女沉塘的遗迹

“广东梅县隆文镇岩前村、中国内地至今发现的首个陆地水下全淹溶洞绿窟潭,相关专家近日在深潜勘探时,意外在水深46米处,发现了10多具被铁链锁颈捆手的人体骸骨。”

chinanews.com/cul/2012/

宗族有过打砸抢烧么?

额,还真有过

“陈家大湾陈姓宗族近百人冲到船冲村,将魏、卢两家的所有财产毁损贻尽。其后,陈姓宗族500多人抬着陈双全的尸体到船冲村六组,挨家挨户进行“搜捕”,打伤数十人,将5户农家洗劫一空,逼迫村民给尸体下跪磕头、烧纸念咒。事发后,被劫农家共30多人一无所有,栖身牛棚。”

m.sohu.com/n/145141251/

而且题主描绘的宗族治理下的美好画面,只不过是表象吧?怎么我知道的宗族,怎么个博主说的宗族不一样呢?

m.cnr.cn/news/20170322/


宗族这么能教育人改造人,怎么还能教化出一万三千多违法分子?

news.ycwb.com/2017-05/1

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副局长钱波介绍,“村霸”、宗族恶势力形成由来已久。

  “根据我们梳理的线索和侦办的案件,这类团伙中,他们为了抢占村里的资源,甚至通过闹访、贿选、骗选或给村民以承诺利益等手段,以争取当选村干部,为其家族继续扩大利益,来维护其已经获取的利益。”

  这类黑恶团伙中,不法村干部在其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钱波介绍,被查处的村干部,往往承担着“家族代言人”的角色。

  “曾经有些村干部这一届当选了,到了下一届选举中,为了能让其亲属继续当选,他们便发动村民,向村民贿选或骗选。在争夺矿场等一些资源时,甚至会存在一些暴力行为。”

xw.qq.com/iphone/m/view

“根据广东省禁毒局政委邱伟的说法,在博社村有两千多栋房屋紧挨着,类似城中村,也没有门牌号。大片房屋是平房,少部分房子是小楼。密密麻麻小道,大车都进出不了。村里面有明哨暗哨,外面交通要道设有探风点。警察一进村,村里两三百辆摩托车就会团团围住,村里的路上会放下钉板,楼上砸石头。村民手里有仿制枪支,甚至还有AK-47、土制手雷、弓弩等杀伤性武器,还可能使用盐酸、硫酸从高处撒下。村内不但油、电、水全部自给自足,甚至还有自己的炸药制造点。”


题主看到的宗族,无非就是宗族的其乐融融的表象,从来没有注意到宗族作为族权,夫权,父权对于自由的压迫,法制的侵犯。

君只见社戏鼓瑟丝竹曲

可闻深塘夜半鬼哭声?


日常挂人

@吴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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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业时代的产物,宗族的产生根本上是由低下的科技水平支持下那少的可怜的人口流动导致的。没有广泛的人口流动,就谈不到广泛的跨国、跨省、跨县甚至跨村的分工合作。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经济全球化/全国化/全省化/全县化。这也是就是为什么自给自足总是和自然经济一起出现。自然经济,没有办法跨地域分工合作,所以只能自给自足。

这就使得人们生产活动范围长时间固定于非常小的空间之内,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只能达到经济全村化,也就是在全村范围内实现分工合作。在生产活动区域固定的基础上,生活区域固定也就是必然的了。小型区域内长时间不流动的人口,再加上密切的经济联系,只要这些人还需要繁殖,那么婚配对象的选择范围就会十分狭小。以经济全村化为基础,有血缘关系为纽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独立性极强的政治实体的出现也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也就是说,宗族作为封闭与隔绝的产物,实际上是家庭、企业、政府的集合体。因此,其家长就不单单具有血缘上的权威,同时还是政治实体的领袖和生产单位的领导人,掌握着经济行政司法大权 ,更因为农业社会特有的祖先崇拜而进一步神化。在这种经济全国化水平不高,经济全村化却有声有色的背景下,中央政府也只能承认既成事实

所以,南方宗族文化盛于北方也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南方盛行宗族文化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准确来说应该是山地丘陵区这样与外界联系较少的地方盛行宗族文化

下图是中国牌坊的分布

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部东部地区,其他牌坊的分布都还算均匀,唯独宗族坊在江南丘陵一枝独秀。同样是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和江汉平原的宗族坊数量和华北平原几无差别。有意思的是,这也和汉语中和普通话差异比较大的几种方言的分布大致相同





同样的,现代社会的高速人员流动显然更不是宗族产生的理想土壤。当农用机械解放了壮劳力,内燃机车满载着农民进城工作,机器量产的廉价商品泛滥于农村集镇,就连私刑业务也被城市专业黑社会和跨国毒枭挖了墙角的时候,宗族让位于公司、职场和中央政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就此,『亲戚』这个角色彻底失去了政治经济意味,留给人的唯一印象可能就是在饭桌上问的那几个令人反感的问题


图片来自《地理研究》2016年第10期《中国现存牌坊文化遗迹的地域分异及成因》,赵媛,麻勤,郝丽莎著。

相关回答:钱有多重要

zhihu.com/question/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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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你,我想把我家宗祠拆了做公共厕所知道不。我家三代都是穷教书匠,文革我爷爷被批坐过牢,在我爷爷坐牢的时候我的那些所谓的族人差点没把我太爷太麻和奶奶逼死。抢粮食抢家具毁菜园,占田占地占山占屋赶我太爷太麻住牛棚不知多欢快,就差没点天灯了。后来爷爷平反,各种赖账不还,说是这田地是我种开的。哈哈胜过强盗的族人啊。2.后来我爷爷教书教的好,镇上的中学请我爷爷去教书,待遇好过那村小学,而且更有前途……然后我的族人高举精忠报家大旗杀到我家门口,各种不忠不孝炮弹往上轰,结果我爷在哪教了一辈子,在没机会走出去。3.我爷去世的时候因为坐过牢,他们认为不光彩,不得入祖林(犹如死后鞭尸)。4.前年我姑意外淹死,不得入土,要在菜园边的树下凉到她七十一岁,才能入土。5.今年一帮死穷鬼硬是凑了三十多万建了个新祠堂,还请全村看表演,就是看不到族里那些孤儿寡母,老弱病残,还各种催捐,不捐吗?把老子十万门不忠不孝炮拉上来。6.家族搞大型祭祀,女孩女人不得上香点蜡烛,没生育能力的女人连祠堂不给进,吃饭一边去,把女人当狗。7.看不起外地人,欺负外地人,整蛊混的好的外地人,各种优越。8.包庇同族犯人,集体抗法,对抗政府。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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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

时隔一年多,中央出了一部很有意思的电视剧《破冰行动》,正好印证了我之前对宗族势力和基层黑恶势力关联性的说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

你只看到大族的光彩,没看到少数人群的不公。

我们家所在的地方,陈、林各占半边天,我们家只有三五户同姓,从前被各种欺负。

据说我一个叔叔曾经被威胁过这样的话:

“你们家就你一个男丁,我们堂兄弟加起来几十个,就算是一命换一命让你们家绝户也值了。”

“打死你,都没人敢报警你信吗!都是我们老X家人,谁敢说个不字。”

感谢城市化,打破了这种大族霸道的局面。

——

2018.9.1更新

本来不想多说的,有的人可能真的是一辈子在象牙塔里长大,不知道世道如何,我也没有义务帮他长大。

我且不说解放前宗族是如何的恃强凌弱,也不谈什么宗族械斗又是如何惨烈。

只谈谈眼前。

年初以来,全国上下开展铺天盖地的扫黑除恶行动,可知道这其中最大的癣疾是哪一块?基层自治制度最大的破坏者,又都是哪一群人?

睁开点眼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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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什么卵文化,僵化在那里就必须死。宗族文化也是这样。我们家的宗族从文字记载有明确世系是从洪武2年江西填两湖开始的,距今649年。在宜昌市某些区县已经占出人口比例,据记载我们是长沙刘氏一支(对,马王堆女尸埋的就是我们先祖家丞相的老婆)。

这649多年间,家族并没有出什么人才,只是老实干农活生孩子,男丁多能顶事,除此以外没别的。

但是如今家族里就是几个有点文化的老人整天在琢磨这个,甚至多少年这几十万人也没人去江西认祖归宗。

老人们说,当初族长并没有那么强大,因为刘氏后人事实都很穷,老人最大的权威就是小辈吃饭不拿碗就一筷子敲过去。浸猪笼之类的从来没听说过。

而那些凶蛮的族长,大部分都是地主,他们会逼族人做雇农,族人中有人早夭,亲兄弟也会欺负孤儿寡母,把家产洗劫一空。

讲这么多其实无非就是说,宗族社会那一套血腥丑恶的,无非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骨头披上了宗族的皮。

至今南方依然有很强大的宗族势力,但是真正拼人口的已经不多了,靠着族权欺负本族人的土壤也消失了,反而是刘强东式撒钱换口碑的乡贤越来越多。所以原来那一套族权把控一切的体制你想它回来也回不来了。

如果想死灰复燃,那么专政的铁拳和某某黑恶势力团伙的罪名都在等着你。

换句话说,刘强东想让乡亲们浸猪笼,乡亲们谁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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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你画了一下重点。

庆幸自己活在南方。这个回答下意识形态被彻底攻占的,六亲不认的新时代进步分子,你们被克苏鲁欺负真的是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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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多数人对宗族的印象,和学界对宗族的形态、特点、作用的典型归纳,全部来自于南方宗族特别是华南宗族。北方宗族是另一种形态,表现和南方宗族完全不同,很容易在刻板印象中被认为是“无宗族”。

2.宗族是为了满足社会实际需求的功能性产物,它对应的是刚刚发展不久、基层组织仍然空疏涣散的华南地区,华北基层社会早已存在类似功能的组织,当然不需要发展那样典型的“宗族”。

现代学术对于中国宗族的研究,起源于上世纪中叶,无论是林耀华等本土学者,还是弗里德曼等外国人类学家,他们观察与田野的地点、利用的资料,基本集中于华南地区。这种情况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实属无奈,由于建国初期特殊的历史形势,外国学者无法进入大陆进行田野调查,只能以香港、台湾或其他东南亚华人聚居区作为研究对象。这些区域基本属于闽、粤文化,体现的是华南社会的特点。甚至连另一个宗族社会发达至极的区域——徽州,学界都在很长时间内难以进行充分的了解。

然而,恰恰是诸如弗里德曼的这批学者,在这一时期,利用华南资料,建立起了学术界对中国宗族的认识。人类学是这样,历史学也是如此,中国历史学内对宗族研究最为活跃的华南学派,以标榜区域研究著称,其研究对象仍集中于华南,对闽粤二省的研究,远远超过其他地域。其他研究宗族的重要学者,其研究对象也多是宗族势力庞大、族谱文献众多且易得的徽州、江西等地,仍然集中于南方。相较而言,对北方宗族的研究寥寥无几,缺乏系统的研究,人们只能继续停留于“华北无宗族”的刻板印象中。毕竟早在清初,顾炎武就曾说过“今日中原北方虽号甲族,无有至千丁者,户口之寡,族姓之衰,与江南相去敻绝。”可见这种刻板印象并非仅仅是今人之失,古人亦不能免俗。

因此,学界对宗族的认识,基本来自于华南宗族。对宗族形态、特征、功能和发展的总结,也来自于华南宗族。闽广赣徽的宗族,确实有着很强的特点,他们兼具文化性与功能性,既注重修谱继祖等文化行为,同时还把宗族发展为基层社会的基石,在基层社会中起支配性作用,普通人的行为不仅受到国法的约束,更重要的是,甚至出现了福建乡族地主这种极端特殊的社会组织。

如果以来自于华南的经验去审视明清华北社会,当然不会存在类似的情况,华北并不乏聚族而居、人口众多的宗族,但却远远未到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细胞”的地步;华北的宗族同样难以成为约束全社会成员的力量,族田等功能性产物更是寥寥无几。以这样的标准去衡量,北方的宗族甚至不是衰落,而是根本没有“宗族”。

然而,这终究体现的是如何认识宗族的问题,难道宗族仅仅是作为一个功能组织才能算作存在吗?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生出类似的疑问,推动着他们重新审视明清北方(主要指典型北方,即晋冀鲁豫陕五省)的宗族。中国的宗族研究,长期处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立场上,如果能跳出这一立场,看重宗族同时作为一种文化与礼仪制度,那么华北的宗族便会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

华北宗族,的确缺乏族谱、家庙宗祠、族田、单姓聚落等功能性标志,但明代中后期汹涌的宗族建构浪潮,同样影响了北方社会。同样是在士大夫的领导下,华北的地方文献中存在着大量建设宗族的事例,只不过,北方宗族更多作为一种文化和礼仪因素,融入了传统社会后期的北方。他们同样修谱,祭祖,但更多是与乡约等其他社会基层组织结合起来,成为用“软实力”宣扬礼教、维护社会秩序的文化组织,而非像华南宗族那样甚至兼具暴力性,直接成为基层的“土政府”。文化性作为主导特性,没有强有力的权力存在,自然导致了华北宗族呈现出松散的特点。

那么为何华北宗族会表现出这种形态,而没有能成为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呢?其实这还是要回归到功能论的视角上去。答案很简单:北方基层社会早已存在功能类似于宗族的、发达的社会组织,不需要宗族来多此一举。

有一句话很有名,叫做“皇权不下县”,这种说法虽然绝对,但也不算差,明清两朝都保持着一个比较小的政府规模,衙门只能管到县一级,清代派出不少佐杂在县下分防,但一个县就那么几人,对县以下乡村社会的管理,还是非常疏松的。然而具体的基层社会治理和日常维护还得有人来承担,于是这个权力就交付到了会社、士绅、宗族等基层势力手中,其中,宗族在华南一枝独秀。

宗族为什么在华南最发达?因为华南开发晚,用汉人社会的视角来看,基层社会极度疏松空虚,需要有基层组织来填补这个空缺,那么宗族正好适时出现。要知道,占领乃至移民一个区域不是难事,然而真正消化,使其彻头彻尾成为“华夏”区域,那不是百十年间可以实现的。即使是相较而言发展较早的福建,虽然在宋朝已经是经济发达、人口繁多,然而由于开发太晚,局势复杂,仍然有海量人口和隙地是朝廷控制不了的,即使到了明中后期,对于福建“盗”多的记载仍然非常丰富,难道福建真的那么多“盗”吗?所谓的“盗”,不过是朝廷对不在其掌控下的非编户齐民的称呼罢了。至于广东,开发更是远较福建滞后,即使是珠江三角洲丰饶的田野,也是明初以降开始大规模开发的,广东其他地区、特别是另一处繁盛的潮汕地区,情况皆与之类似。

这些新来移民和突然汉化的土著人群,既是自己促成,又是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形势,他们都需要组成适合自己的社会组织,来构成这个社会,统合在朝廷的统治下。这一组织既要能发挥实际作用,更重要的是能让自己在这个刚刚成形、还处于丛林法则无序竞争的社会中,保护并最大化争夺自己的利益。那么通过血缘归属,聚合其一群人的宗族,就是最为适合的组织。因此,华南宗族才表现出那么强的功能性,因为他们的确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去保障与争夺利益。同样是在华南,令人恐怖的剧烈的宗族械斗,正是相关因素的最好表现。

北方,却不需要有宗族这么一个组织,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因为华北的基层社会存在另一样起类似功能的组织——会社。会社和宗族同样是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区别只是,宗族组成的纽带是共同的祖先,会社组成的纽带是信仰。这个信仰并不仅仅是佛道,更多是关帝、真武大帝等民间信仰,依托佛道教寺观而成的会社在华北社会真正有力的会社中并不占什么优势地位。这些民间信仰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比如明朝九边沿边地区风行真武大帝,山西东南部则流行成汤信仰,这些家门口的地方神祗,更能获得老百姓的拥戴。信仰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会感染人们自愿贡献财与力。既然这种信仰存在并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祭拜,那么寺庙要修建、要定期修缮吧,这就需要大家都去捐款,捐款要有专人维护吧,工程要有人执行吧,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名目繁多的会社,去执行这些与信仰相关的工作。这种现象大致起源于宋金时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与宋金时代本身的乡里组织融合后,在明朝已经完全成型了,形成了名目繁多的会社组织。统合在民间信仰的旗帜下,这些会社渐渐成为了基层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承办了地方社会的绝大多数事务,哪怕是纠纷争端,也首先寻求会社社首等人的调解。

会社在北方基层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其实与南方的宗族是类似的,都是管理基层、整合个体农民的组织,他们是编户齐民与官府县衙之间的中介阶层。所以,既然已经有了会社,那么功能性宗族的存在,也就没有必要了。明朝中后期宗族发育的浪潮中,北方士大夫也曾经努力发展过功能性宗族,但无一例外失败了,因为这种存在实属多余,既然已经有一个运转良好的会社系统,早已深深融入乡民的生活中,功能性宗族的存在还有什么必要呢?

这,才是为什么在大家的观念中,明清以来北方宗族势力不彰的原因。只不过这种社会自治组织的坚韧性不如以血缘缔结的宗族,在二十世纪现代化的浪潮中,以及其他众所周知的原因的影响下,终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宗族,却依然维持着其顽强的生命力。事实上,在明清时期,要说基层自治组织,南方和北方,都是不缺的,只不过各自走了不同的道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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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肯定没去过北方农村,宗族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一个大家族如果男丁多,那在乡村真是横着走的,不光能操纵农村基层选举,甚至势力会辐射到附近县城,影响上层官僚政治。

祠堂的问题可能和祭祖方式有关,老茔,也就是祖坟,是仪式的核心。就我家这边来说,一般就两种,一种是去扫墓,坟前祭祖。一种是先去坟前祭祖,然后把祖宗灵位请回家里,和祖宗一起过年,过完年再送回去。

为了风水或者其他什么原因,经常有人改祖坟,把不知道多少代之前的祖宗全请出来改葬,烦不烦。

整个信仰习俗里没有祠堂的位置,话说我到现在也不明白祠堂到底是干嘛的?我看了白鹿原才知道有这个东东。

另外土地承包之后,祖坟经常被抬出来用作争地盘的理由,这个里面水比较深,牵扯到土地问题。我就知道老家里有人以祭祖的名义给祖坟扶碑立墓,然后在坟前栽树,再搞一些手段以林业地的名义把地圈下来。最后于情于理于法,这都是你的地,别人说不出什么来。

题主所谓的平坟很多时候也牵扯到土问题,如果你承包的地里有别人家的祖坟,以后人家跑过来说不让你在这种地,你咋办,总不能当面刨人祖坟吧?所以都很多都偷偷赶紧给平了,以后别人就算再找过来也是空口无凭,说不定根本搞不清确切位置,找不到了。农村也经常因为坟和地的事发生冲突。所以南北方的差异可能主要是北方宗族杂居程度比较高,平坟平的是别人家的坟,抢自己家的地,哪有刨自家祖坟的。

另一个线索是,明朝之前,理论上小老百姓是不许建祠堂的,皇帝和诸侯才能有家庙。按照临高某心腹的说法,祠堂也是只有几百年历史的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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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西行漫记》:

接着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这最好用彭德怀自己的话来说:

我的祖母把我们统统看做是她的奴隶。她抽鸦片烟很凶。我不喜欢闻鸦片烟,有一天晚上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起身把她的烟盘从炉子上踢了下来。她大发脾气,把全族人都叫来开了会,正式要求把我溺死,因为我是不孝的孩子。她对我提出了一大串罪状。

当时族人已准备执行她的要求。我的继母赞成把我溺死,我的父亲说,既然这是一家的意见,他也不反对。这时我的舅舅站了出来,狠狠地责备我的父母没有把我教养好。他说这是他们的过失,因此孩子没有责任。

“我的命就得了救,但是我得离家。我当时才九岁,十月里天气很冷,我除了一身衣裤外身无长物。我的继母还想把我身上的衣裤留下。但我证明这不是她的,是我生身的母亲给我做的。”

这就是彭德怀闯世界的生活的开始。

……

“我的舅舅死了,我听到消息以后就请假回去奔丧。路上我要经过童年时代的家。我的老祖母还活着,八十多了,身体还很健旺,她听说我回来,走了十里路来迎我,请我不要计较过去。她的态度非常谦恭。我对这一转变感到很奇怪。是什么原因呢?我马上想到这不是因为她个人感情有了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我在外面发了迹,从一个无业游民变成一个月挣二百元大洋军饷的军官。我给老太太一些钱,她以后就在家里赞扬我是个模范‘孝子’!”


这就是光荣的各种“世家”的真面目。

如果你说北方没有这个,那我倒是很高兴没有这个“荣耀”。但可惜的是,旧社会全国都有这样的东西,而且现在还被不断地“怀念”和“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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