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元朝皇帝的圣旨是白话？ 第1页

谢邀。

元朝的圣旨中其实各种登基、册立、改元等比较隆重正式的场合都是用的很正宗的文言文。

比如《元典章》中忽必烈的建国号为大元的诏敕。

泰定帝的那篇白话文登基圣旨，在整个元朝，这种隆重正式的场合也只有这么一次。因为也孙帖木儿当时受封晋王，驻扎漠北，刚刚弑杀了元英宗的铁失等人，派人前来迎接其登基，而他身边的幕僚多半是回回人，也就粗通汉语，由于事情突然，天上掉下了一个皇位，必须得尽快继位控制局面，于是仓促搞出了这样一篇白话文圣旨。

按照元朝一般的惯例，登基诏书之类的重大文件，都是用汉语书写，再翻译成蒙古语。而泰定帝的这篇诏书出炉很可能是身边的幕僚根据他的口述，写的蒙古文诏书（蒙古语原文肯定是很优雅的书面语言），然后临时找来粗通汉语的幕僚翻译成汉语，蒙古语词汇直接逐字逐句翻译成汉语，语序语言习惯很生硬，蒙古语的一些助词直接用汉字“呵”、“者”、“来”等硬译。

元朝皇帝除了元武宗和泰定帝以外，汉学水平都不差，自己用汉语文言文写一篇也没问题。但是元朝官员，行省御史台六部等主官多半都是蒙古色目根脚官人（功臣后裔）出身，汉学水平参差不齐。而皇帝和他们日常交流、下达命令、颁布圣旨根本没必要用汉语，直接用蒙古语，蒙古语原文也都是书面语言，可是翻译的工作，很多可能还是回回人做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大致翻译出来一个意思，让手下的汉人吏员、衙役、当地的识字人大概能够看明白就是了，于是就留下了很多硬译体的圣旨、公文。但是其实翻翻元朝的各种典章，相当部分还是用文绉绉的汉语文言文写的，还会出现一半硬译体，一半文言文的情况，可能是几个翻译合作的成果。

任何东西，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总会带着一些怪怪的腔调，即使是文言文翻译成我们现在的汉语，译者都是母语使用者，精通文言文，学富五车，都会带有翻译腔。那个年代，衙门里某个懂蒙古语的汉人小官或者回回小官，文言文水平一般般，翻成酱紫也情有可原。

另外，皇帝日常发布命令、批阅奏折、和大臣的通信往来，基本上都是大白话的，即使是清朝也都是如此：“朕就是这样的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