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 第2页

想起来一个老月经问题：“封建社会”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从小到大被灌输了这么一个概念：封建社会是以拥有土地的地主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进行剥削和统治为主要形式的帝制社会，我国封建社会在清末终结。

这概念听起来挺不错，也信了好多年。结果，十年以后居然发现，“封建”一词已经被学术界逐渐抛弃，不再用于形容清朝之前的两千年，而且，根本是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抛弃了，这实在有点毁三观。

现在我们知道，“封建”一词在中国古代就有，是“封建亲戚、已藩屏周”之意；近代的“封建主义”译自欧洲的“feudalism”，核心内容也是等级体系下的分封/采邑（“封”不一定来自王权，也可以来自教权）。通俗地说，“封建”就是领袖把土地分给领主，让他们来管理土地的间接统治体系，中央集权下靠流官和乡绅管理的形式严格来说根本不能叫封建。

从这个角度说，典型的“封建”在周朝后就结束了，最早把欧洲的“feudalism”和中国进行比较的严复、梁启超等人，也都秉承着“封建”=“分封”，中国的“封建”止于周朝的思想。后面的两千年应该怎么说，则从来是个难题。一开始“封建”的概念是很局限的，把封建概念泛化到大尺度的古代史，实际上是20世纪30年代史学界大论战的产物。

论战肇始于郭沫若把秦以下称为封建社会，这引起了广泛和激烈的争论，最后以他为代表的左派学者取得了胜利。1939年教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这也成了论战的阶段性终结，并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一直沿用下来。

为什么这么多人巴望着把原本很局限的封建概念往整个古代拓展，结合历史背景我们不难理解。当时处在一个叵需改变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紧迫阶段，把想要打倒的旧社会用一个普适性名词来概括，以便言简意赅地对其切割，为革命提供简明的符号，是很多学者所希望的。管他什么词，只要能把帽子往“地主用土地剥削农民”的体制身上套，那都可以拿来用。作为舶来词“feudalism”就被盯上了。

恰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影响力很大，马恩把“feudalism”作为“capitalism”（资本主义）的先导阶段，后者是相对于前者的历史进步，那么“feudalism”在中国学者看来就具有象征地主-农民体系的旧社会的情绪贬义，而列宁又把中国近代社会定性为“feudalism”的社会，左派学者们就自然想到把这个词作为“帝制、皇权、地主”这些“腐朽落后的旧乐色”的代言人，把古代一概用“feudalism”去概括，并直接采用了日本人提出的“封建”翻译。

教员在上述文章中为“封建社会”提出了四个特征，包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统治阶级占有大部分土地、掌握土地的人靠剥削农民过活、保护这种体制的政权是封建国家。可见，他认为“封建”是“小农经济下地主掌握土地以禁锢并剥削农民”的体制，和是否分封诸侯藩王领主无关，这毫无疑问和欧洲人的“feudalism”完全不同。本质上这是一种为以推翻地主为目标的革命服务的政治话语，具有强烈的实用意图。

到了和平年代，革命早已胜利多年，这一实用意图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教员去世以后，对“封建”概念的反思也逐渐在学术界出现了。70年代末学界开始探讨古史分期问题，结果对于古代什么时候是封建的起点根本就是七嘴八舌莫衷一是；80年代何新指出斯大林的“五段论”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是机械教条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90年代冯天瑜认为把秦至清简单粗暴列为封建社会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等等。

截止今天，学界主流思想是不再把古史囫囵吞枣一概称为“封建社会”而主张进行内部分期，当然究竟应该怎么分，并无共识。

………………………………………………

有人肯定会说，虽然“封建”一词在中国的使用不符合英文词源原意，但长期以来约定俗成下已经普遍用于称呼地主阶级统治农民的帝制社会，不必以别人为标准，自己看着懂就行了。

听起来有道理，但问题马上来了：清朝之前的两千年社会，无论从东周还是秦朝开始算，真的能用一个专有概念来精确标注吗？如果可以，那你继续用封建也无所谓，自己懂得意思就行，但如果不可以呢？如果这个词并不能精准表达历史，很容易导致概念误解呢？

既然很多人喜欢习惯地把农业经济下地主统治农民的社会称为封建社会，那马上涉及到一个灵魂之问：什么是地主？

顾名思义，地主就是掌握“需要别人来耕种的土地”的人，与自己耕作的自耕农形成对比。地主对所属的土地拥有权力，这种权力体现在佃农只有使用权，而没有买卖权，对土地产品的分配也是地主说了算。

理想状况下，最高统治者都希望天下只有我一个地主，全国的土地和其产品都归我分配和征税，所有农业人员都是只有资格使用土地而不能任意买卖它们的农民。但由于技术和财政的不足，古代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往往需要靠贵族、领主进行地方统治，就算是君主专制达到鼎盛、豪门被大幅拆解的明清两朝，皇权依然高度依赖缙绅统治基层，只不过不存在诸侯、世家这些足以影响皇权的大势力罢了。这就是所谓的“皇权不下乡”、“乡贤政治”。

但如果统治者有能力把行政机构下达到村，可以把所有土地归于中央统一控制，那么地方上原有的大小地主乃至富农就可以被消灭，农民相当于直接隶属于统治者，可以使用土地，但没有资格买卖，并需要向统治者交纳赋税。这样的社会形态，如果其人口依然以农民为主，那么和古代社会有区别吗？没有，只是把无数个地主变成一个地主。

理论上，这是地主-农民二元社会下专制统治的终极形态，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内耗减轻了，效率明显提高，比如朱元璋同志的后半生就在呕心沥血地办这件事，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不可能彻底完成，但确实把进度条推进了很多。而这一进度条是在清朝完结的吗？显然不是的。当它达到终极形态以后，就具备了完成原始积累并向工业化的资本社会跃迁的可能。

也就是说，如果你按照30年代论战的结果，把“封建主义”定义为“地主统治农民的农业体系”，那么清并非这一体系的终点；如果你想按照欧洲人的原教旨观点在定义“封建”，那么过去两千年符合条件的时间并不长。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没法把这段时间统统扣上封建的帽子。

………………………………………………

既然这个帽子扣得并不合适，为什么还要用，哪怕现在学界已经逐渐否决了，书上还是把秦朝称为大一统“封建”王朝？

我们要理解特定的历史需要。把清之前的古代史统统归到“封建”中去，是有用处的。

一是如前所述，有助于明确革命对象，提高革命号召力；二则强调“帝制”和“封建”的相关性，把“地主-农民二元统治”和家天下的帝制完全挂钩（实际上从经济角度这并非必要条件），就可以把上述统治模式终结的时间提前，为后续历史的定义提供空间。当然后者就比较隐晦了。

这也是science和politics无法脱钩的典型例证。

西周最后一位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出自司马迁的《史记》：

• 襃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襃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後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史记 · 周本纪》

但是这个故事大概率是编造出来的，西周也并不是因此而亡：

1. 西周都城在今天的陕西关中地区，距离最近的诸侯国是今天山西一带的晋国，都城位于今天山西的侯马市，距西安300多公里。依当时的路况，晋国率兵到西安粗略计算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远一点的齐国，都城位于今天的山东淄博，距西安1000多公里，差不多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抵达西安。所以诸侯国并不能几乎同时的抵达褒姒面前。
2. 烽火传讯的通信方式是在战国末期才开始流行的，并不是在西周时期。
3. 在史记之前的史书以及战国《清华简》上，也都没有烽火戏诸侯的相关记载。

2012年初，北京清华大学整理获赠的战国竹简（“清华简”）时，发现竹简上的记述与“烽火戏诸侯”相左。清华简记载，周幽王主动进攻原来的申后外家申国，申侯联络戎族打败周王，西周才因而灭亡。且竹简上并没有“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称，史学界就此可以断定烽火戏诸侯并非西周灭亡的原因，甚至可以断定这个故事根本就是编造。

蒋介石为反对台独做出了巨大贡献是片面之论。

在当今舆论界比较开放的状态之下，一些学者教授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颠倒黑白，为蒋介石、张作霖、马步芳、刘文彩之流翻案洗白，更有甚者，为汉奸国贼汪精卫、韩德勤之流洗白。而很多人“国粉”“蒋吹”不明事理，在下面疯狂跟帖，导致此类说法越传越广。其中，讨论最为激烈的，便是蒋介石为反对台独做出了巨大贡献。一般认定此说法的“第三类国粉”观点如下：

1. 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以共产党占领台湾将直接危及太平洋地区安全为由，公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1950年6月28日，蒋介石授权叶公超发表声明，宣布“国民党虽然接受美国的防御计划，但是不影响国民党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之立场……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
2. 蒋介石还令台湾当局相关负责人和媒体发表谈话或刊发文章, 揭露和谴责日本政府及其右翼政客支持“台独”、制造“两个中国”之行径。例如:“日本政治家正在策划采取两个中国政策解决中国问题”, “我们要求日本政府坚持‘一个中国’之立场’” (1963年5月) ;我们绝不承认任何以“两个中国”为对象的安排 (1964 年4 月；“我们难以接受两个中国或是与此类似的观点” (1964年7月)，云云。
3. 陈仪赴任前, 蒋介石曾多次叮嘱他对“台独”组织及其活动严加防范、坚决打击。陈仪衔命赴台后对这起“台独”案件进行了全力侦破和严厉审判。1946年初, 逮捕了林熊祥等五名“台湾自治委员会”的主要嫌犯。翌年7月29日, 台北战犯军事法庭不仅对勾结日本人“共同阴谋破坏国体, 窃据国土, 使台湾独立”的五名台湾人嫌犯做出判决, 而且揭露和谴责了中宫牾郎等日本人“不甘投降, 阴谋假名自治, 窃据台土”。
4. 蒋介石在“国父纪念日”发表演讲, 质疑新西兰提案, 痛斥“两个中国”的谬论。强调大陆、台湾均“中华民国”的领土, 不容任何人割裂。台澎是我领土, 大陆必须收复, 曲解台湾地位者显然别有用心, 所谓“两个中国”尤其“荒谬绝伦”。
5. 1955年2月8日, 蒋介石发表长篇演讲, 驳斥“两个中国”和“台湾地位未定论”, 揭露这种说法“显然是别有阴谋”。2月24日, 蒋介石在记者会上痛斥“‘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 之后又重申“台湾和大陆本属一体, 骨肉相关, 休戚与共!”，云云。
6. 李松林说：“国共两党内战导致海峡两岸天各一方，而国民党、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出于反共需要而鼓吹“反攻大陆”又加剧了两岸之间的隔绝;美国等西方国家插手台湾事务、分裂中国导致台湾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国民党蒋介石的行为在客观上为外国分裂势力制造“两个中国”与“台独"分子搞“台独”提供了可乘之机，但在主观上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主张中国统一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共两党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相互为敌，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上。但在民族大义上两觉始终坚持-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和“台独”的严正立场，特别是在“两蒋” 划期尤为突出，致使两岸和平发展与统一的可能性得以维系。”
7. 蒋介石说：“谁搞台独我搞谁的脑袋”。

大家想一想，蒋介石（或者说国民党政府）统治了台湾省多少年，从1949年蒋介石溃逃倒台湾省算起，到了蒋介石1975年去世，蒋介石统治台湾省怎么算也得是26年的时间啊（这还不包括后来严家淦和蒋经国统治台湾省），就说李登辉（1923年1月15日－2020年7月30日）、陈水扁（1950年10月12日生）二人，不难发现，二人的主要活动时间都是蒋家王朝时期啊，这两个台独分子跟蒋介石一点关系都没有？ 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台独问题全怪帝国主义太坏，台独野心家太鸡贼？蒋介石作为台湾的统治者，需要对台湾的历史和现状负责。哦，台独问题的现状，和蒋介石一丁点儿关系都没有？ “台独”思想，二战结束前就存在，但逐渐发展和壮大，确实是在二战以后。而你境外势力干预，有的，但是请注意，现在台独思想泛滥，蒋介石毫无疑问就是罪魁祸首。就算有境外势力干预，也是因为蒋介石让他们有机可乘。二二八是怎么回事？“本省人”和“外省人”是怎么回事？江南案是怎么回事？美丽岛是怎么回事？没有蒋介石，台独会泛滥吗？

所以，“反对台独”并不能为蒋介石增添任何功迹。大家要明白，蒋介石反台独不是出于什么民族主义，就是为了维护政治利益而已。他想以台湾为基地反攻大陆，而台独分子想让台湾独立，台湾一旦独立，他反攻大陆的基地也就没了，他当然反对台独了。如果蒋介石搞了一个“台湾共和国”出来，那么他的“反攻大陆”就算是侵略了，而搞了“两个中国”出来，攻打大陆也算是入侵他国领土，他的“戡乱动员”就没有了理由。

因为台独这个巫蛊就是蒋介石导致的。本来台湾光复，台湾人民对国民政府的认可度不是香港回归的时候可比的，然而没过多久，台湾人民就发现蒋介石连日本总督都不如，越发憎恨蒋介石。台湾光复后，国民党不但在台湾大搞白色恐怖，还大搞身份歧视政策，将台湾的居民分为“本省人”（1945年以前的台湾本土居民）和“外省人”（1945年以后大陆前往台湾省的居民），在各种社会政策大幅优待“外省人”，大肆歧视“本省人”，造成本省人和外省人尖锐对立，本省人的离心倾向越来越强。二二八也就不可避免了。

而蒋介石溃败以后，在台湾除了“反攻大陆”教育之外，还大搞特搞个人崇拜。蒋介石的雕像遍布各地，蒋介石在台湾有四万多个雕像，足以说明问题。还有“太阳节”，是蒋经国规定每年蒋介石生日为蒋介石祝寿的节日。他说：“为什么把‘领袖’生日定为‘太阳节’？就是领袖如同太阳一般，普照万物。人类没有太阳，就没有一切。”蒋经国命当时三青团江西支团机关杂志《江西青年》主编汤某写了一首“太阳节歌”：“今天是总裁的诞辰，全世界都在跳舞欢欣。我们要以无限的热忱和祟敬，虔诚地庆祝这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褓姆，这人类的救星。他老人家左手护卫着同胞，右手抵挡着敌人，辛勤地培育着民族的生命。即使写下千百个伟大，也比不上他老人家的革命精神！只有他，才称得土古今的完人！”在大陆的时候，蒋介石干这件事毫不逊色于在台湾干的事情。想当年中正式步枪、中正剑、中正路（鉴于鄙人孤陋寡闻，余从未听说过大陆何处曾经叫过“泽东路”、“润之路”“泽东机场”的，也从未听说过毛泽东的雕像遍布校园）……还有那个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原来叫做中正国际机场，这个原因不必我多解释了吧。蒋介石在台湾的不得人心的政治统治让台湾人民越发憎恨蒋家王朝，再加上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台湾人对国民党的认同度越来越低，对中国的认同度也是越来越低，所以，台独的发展壮大和蒋介石六七十年代在台湾搞的个人崇拜并非一点关系都没有。

到了八十年代，岛内民主运动高涨，然而由于国民党的治理水平还停留黑社会的监视、绑架、暗杀，这又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的矛盾，相继爆发了以“美丽岛”为代表的多起严重事件，再加上江南案等一系列丑闻，导致国民党越来越不得岛内民心。从那时起，“台独”由“地下思想”逐渐浮上水面，影响力越来越大。李登辉上台，代表着“台独”思想正式“登堂入室”。

所以，蒋介石反台独，没什么可吹的，台独能出来那是他自己导致的，反台独也不是他什么“民族主义”，就是为了消灭与他“反攻大陆”唱反调的人。蒋家王朝时代从未停止过“反攻大陆”的计划，直到1991年五月一日，国民党才正式宣布中止“戡乱动员时期”，结束内战状态。

相反，我们现在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台独。我们越是反台独，就要越反对蒋介石，越要把蒋介石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是蒋介石在台湾不得人心的统治，才导致了台独这个巫蛊，给我们的国家添了这么大的麻烦，背上了如此沉重的负担，说他是“人民公敌”、“民族耻辱”，不冤枉。就算在台湾，心向中国，支持统一的学者，也承认两蒋时期的错误政策是台独势力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结果蒋介石打死都想不到，对岸的大陆居然出现了国粉这样把他们的历史责任推的一干二净的人，大写的“无敌”！

而很多国粉不读书不学习不动脑壳， 对蒋家王朝和国民党的宽容度真是前所未有地高。要么论心不论迹，要么论迹不论心，只要心和迹有一方面是好的，那他就是大英雄。

评蒋介石到台湾后的所做所为，果粉们大吹特吹他坚持统一，却丝毫不提他在台湾的反动统治如何不得人心，如何激化矛盾，为什么给了帝国主义和野心家可乘之机，好像台独势力的发展壮大和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是一朵白莲花一样。搞本外省，二二八，我不说他是台独，但说他“不把台湾人当人，统治不得民心，激化社会矛盾，给帝国主义和台独野心家递了刀子，客观上导致台独势力发展壮大”，这没冤枉他吧？还在那里混淆主观客观问题，连“主客观相统一”这一点都做到，要么只看主观动机，要么只看客观行为，为了洗蒋都可以算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的国粉不列举史料评价历史，还大说特说历史观的，两个字：“庸俗”！

大家必须明白一点的是，他作为一个对近代和当代中国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家，理应肩负起历史的使命，无论他出于什么动机，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无论他的动机有多高尚，都不能为他错误的行为开脱。

关于说新中国成立后丢失领土的各种说法乃是臆断。下面列举一种。（加粗为“新中国失去的领土”）

一、外蒙古。二战胜利后外蒙要求独立，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经过谈判，1945年8月14日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古就是否独立进行公投。公投结果是97.8%的蒙古公民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当时国民政府派出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带观察团前往对投票进行监督，公投后国民政府承认公投结果，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并与蒙古建交。1961年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30号决议案，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当时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政府也并没有反对。

二、海参崴。满清时期沙俄通过《北京条约》《瑷珲条约》割走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100万平方公里土地，海参崴就在乌苏里江以东，1860年11月14日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将包括海参崴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域割让给俄罗斯，白纸黑字，今天还在说这一套的，要么不读书，要么是不动脑壳，要么是二者兼有之。

三、唐努乌梁海。此地区位于外蒙北部，与中国并不接壤，外蒙开始走上独立道路后，唐努乌梁海也于1921年独立，建立图瓦共和国，并与苏联在1925年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图瓦共和国参加苏联卫国战争，1944年图瓦共和国决定加入苏联，正式成为苏联领土，中国当时的民国政府对此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失去此领土，有沙俄苏联引诱鼓动的因素，也有中国国力衰弱无法实施有效管辖的因素。

四、长白山天池。中朝两国传统边界基本以长白山和鸭绿江为界，但是并没有明显细致的划分，也从来没有签署过边界条约，在满清时期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中国当然不可能与朝鲜平等的去谈边界问题，随后朝鲜变成日本殖民地，中国与日本冲突在即，大战一触即发，自然也不可能有闲工夫去和日本军国主义谈划分边界的事，在朝鲜建国后，双方的边界划分才有可能实现，根据双方平等友好协商，1962年中国和朝鲜政府在平壤签订了《中朝边界条约》划分了中朝边界，对于从来没有划分过的边界进行划分。

五、缅甸江心坡。早在1927年民国期间英国就已经实际占领了此地区，英国对此进行了有效管制，1941年英国借中国抗战处境艰难，急需外援，对英国控制的滇缅公路有着很大仰赖的时机，以关闭公路的威胁为施压手段，于1941年6月18日与民国政府换文，确定江心坡地区归属缅甸，此次划定的边界线，史称“1941年线”。国民政府对此线是承认的，在抗战中的1942年，国军一部曾进入江心坡建立抗日基地，英国立刻提出抗议，国民政府政府随即令国军从江心坡撤出，表明对此土地属于英国。二战之后，1947年缅甸独立，英方向缅甸移交江心坡地区的行政权，对此中华民国政府也未提出异议，说明此已经不是争议土地。由此可见，这和外蒙一样，又是国民党的民国政府的责任，与共产党毫无关系。

四、中国印度边界。西边是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东边是西藏的藏南地区。

中国印度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一直由中国控制，印度从未染指过，此地是由新疆进入西藏的战略要地，中国在此修建了新藏公路，印度对此多次抗议但也无可奈何。中国印度东段边界藏南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之南，这是英国人在1914年炮制的麦克马洪线划给印度的，但问题是这条线是非法的，因为当时英国人只是与西藏政府代表进行换文，西藏政府并没有授权给代表划界的权利，西藏当地政府不承认此线，至于中国的中央政府更是不知道有这条线，从来没有承认过。中国的建国与印度的独立几乎同时，本来双方关系很好，但由于边界纠纷闹的很不愉快，最后在1962年打了一仗，印度惨败，边界问题就这么一放几十年，目前西段阿克赛钦地区由中国实际控制，东段藏南地区大部分由印度实际控制，中印边界争端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但双方都没有签署边界协议，所以并不能说中国失去了藏南地区给印度，印度也不会对中国占领下的阿克赛钦地区放手不要。

五、中越海上的白龙尾岛。事实上在1887年中国与法国签署边界条约时，白龙尾岛就是在越南一侧，后来奠边府战役结束，法国战败失去了印度支那，越南分裂为北越和南越，白龙尾岛在北越一侧，中国是支持北越的，当时战争刚结束，北越政府无力顾及海岛，为避免白龙尾岛被海盗或南越侵占，中国于1955年临时占据此岛，两年后将此岛交还北越政府。

六、中越陆地边界老山法卡山者阴山，以上这些地区全部在中国境内。

“苏联逼债”一事是子虚乌有。

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年10月以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中国人民当时的骄傲和喜悦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同时也表明，对于如何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利用外资，“借鸡下蛋”的道理，中国领导人当时尚未参悟。至于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笔者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

——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毛泽东在会上开始大谈自力更生问题，他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账。周恩来把账算出来，说最快也得10年。毛泽东说：10年太长了。延安时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时好多了。他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这样看来，不是苏联要求中国提前还清债务，而是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既然跟苏联翻脸吵起来，就不能欠人家一屁股债。毛泽东就是要争这口气，哪怕再困难，就算饿肚子也要将债还清。

——郑建明《“苏联逼债”传言调查》

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3月间，苏联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1961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

——徐焰《苏联人从未在三年困难时期“逼债”》

于是，结论就很容易得出了：即便苏联政府没有逼债，但中国在苏联宣布撤退援华专家时，决定主动偿还所欠苏联债务，必然会给世人留下、事实上也的确给世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是苏联方面施压后中国方面才被迫还债的，并由此产生了这样的效果：把已逐渐“修正主义”化的苏联领导人落井下石的不义之举公布于世，并让这一形象深深地印入世人的脑海中，借以增加人们对苏联领导人的愤慨程度，进而起到转移国人对决策失误的不满情绪，达到重新凝聚人心，共同克服困难的目的。应该说，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政策目的确实是基本实现了。

——王玉贵《试析造成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困难的苏联因素——评苏联政府的“逼债”说》（此说系作者一家之言，主观色彩较重）

从目前公布的史料看，没有苏东国家“态度恶劣”“盛气凌人”地“逼债”这么一回事。而“苏联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向中国逼债”的说法却既不是一个“谎言”，也并非由民间开始流传。从1961年1月马特恩与周恩来的谈话可以明显看出：这种被“逼债”的感觉，是中国政府领导人和普通工作人员真实的主观感受。在流传的说法中，只不过是用“苏联逼债”来代指“苏东逼债”罢了。

——童欣《对1960-1961年苏联向中国“逼债”一说的辨析——参考与东欧国家相关的新史料》

赫鲁晓夫在对华关系上确实犯过不少错，不尊重中国的主权是有的，“老子党”的作风是有的，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是有的。总的来说，赫鲁晓夫要为中苏关系的恶化负很大责任。但逼债一事既然是子虚乌有，就不该作为罪名扣在他的头上。

---

  wei-zi-18-40 网友的相关建议: 
      

关于《尚书》有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我在知乎上经常看到有人讲。

就是秦焚书后，《尚书》失传，但伏生靠着惊人的记忆力把《尚书》背了出来，才得以保存。

但这个故事是假的。

p.s.我说「伏生口授」这个故事是假的，评论区怎么有人就似乎认为我说伏生不会背《尚书》呢？会背《尚书》很难吗？我自己也会背《尚书》啊…(~_~;)

---

〇. 秦焚书后伏生的《尚书》哪里来的呢？

我们看较早的记载：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閒。《史记·儒林传》
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史记·袁盎鼂錯列傳》
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汉书·艺文志》
伏生，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汉书·儒林传》
尚書本自濟南伏生。為秦博士。及秦焚書。乃辟藏其書。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文帝欲徵伏生。時年九十餘。不能行。遣晁錯往受之。《前汉纪·孝成皇帝纪》
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论衡》

无一例外说的都是：秦焚书时，伏生偷偷把《尚书》藏了起来，汉初，皇帝派晁错去找伏生学《尚书》，才找到当年的藏书。所有记载里，根本没有《尚书》原本失传，伏生靠记忆力背出来的说法。

---

一. 伏生靠记忆里口述《尚书》的说法是哪来的呢？

这得先简单讲讲《尚书》的流传：

汉朝的《尚书》除伏生的这部分外，还有一些出土的《尚书》篇目，是用战国古文写的，故称为「古文尚书」，其中有伏生《尚书》里没有的内容。

但魏晋之际，「古文尚书」丢了。于是有人假托孔子后人——汉儒孔安国之名，伪造了一部「古文尚书」出来。因其是伪的，我们现在叫它「伪古文尚书」。

这本伪书还有一篇像模像样的序，里面写道：

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伪古文尚书·序》

序中言之凿凿：伏生并没有《尚书》的文本，是口传的《尚书》。

可这明明和《史记》、《汉书》等记载是相悖的，怎么办？碰到这坑爹事，唐孔颖达只能强行解释说：可能伏生当时年老眼睛不好，虽然有文本但还是口传的…（算了我也编不下去了…(~_~;)

伏生壁内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者，盖伏生初实壁内得之以教齐鲁，传教既久，诵文则熟，至其末年，因其习诵，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晁错往受之时，不执经而口授之故也。《尚书正义》

因为当时人并不知道这本《尚书》是伪的，这本伪书后来甚至成为唐朝的「官方指定教材」，所以流毒极广。直到清初，学术界才逐渐认定这本书是伪作，但「伏生口授」这种说法也早已流传开去了。

p.s.《伪古文尚书》伪书无疑，不必翻案了。

---

二. 为什么《伪古文尚书·序》里要歪曲事实呢？

《伪序》中不仅说伏生并没有《尚书》的文本，还刻意强调伏生「年过九十」，其实就是让我们不由得怀疑伏生《尚书》的真实性。试想一个年过九十的老人背出来的东西，有没有背错？有没有私货？如果这么一想，就正中了《伪序》的下怀，他正是要借诋毁伏生《尚书》来凸显自己的正版。我在知乎上就见到几次用这个故事论证伏生《尚书》可靠性不强的，这正是中了「伪古文」的套。

《伪序》介绍自己来历时可就完全是另一幅嘴脸了：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伪古文尚书·序》

说自己是当年秦焚书时，孔子后人藏在屋壁中，及至汉朝被发现的那本《尚书》——可真是出身高贵啊。(￣∇￣)

「孔壁藏书」这故事是有的，但那是「真·古文尚书」的来历，跟你这「伪·古文尚书」可没半毛钱关系……

众所周知，学术不太行、又想在学术圈混饭吃的，是最喜欢自称「某某学派」，然后党同伐异的。而汉代学术圈可分为两派，一叫「今文派」，一叫「古文派」。伏生《尚书》既被划至「今文派」，《伪古文尚书》虽是伪的，但它也自居「古文派」，自然要对伏生的《尚书》大加贬损。

《伪序》中还漫不经心地点出一句：

（伏生《尚书》）裁二十馀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伪古文尚书·序》

说《尚书》本有百篇，但伏生《尚书》只有二十几篇。好一个「裁二十馀篇」，充分黑了一把伏生《尚书》是残缺的。又好一句「百篇之义，世莫得闻」，既表示了对伏生《尚书》遗憾，又暗示了自己这本的正统地位。

真可谓「嘴上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

其实黑伏生《尚书》也并不始于此，之前就有「古文派」的人说：当年传《尚书》的时候，伏生说的齐国方言，晁错听不懂，所以是伏生跟他女儿说，再让女儿告诉晁错的，那其中不靠谱的地方可就多了，粗略估计得有百分之二三十呢：

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诏定古文尚书序》

总之就是充分暗示读者，伏生《尚书》是不靠谱的。故刘起釪云：「这是后出的传奇性的附会之谈，实际是古文家贬低今文家的说法，因此不可信。」

---

  wu-pei-70-19 网友的相关建议: 
      

党内通信：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 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 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 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 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地瓜、青菜、瓜豆、芋头 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中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 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髙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 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 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 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

  federico-10 网友的相关建议: 
      

“阿拉伯大军势如破竹地消灭了萨珊波斯，一举消灭了波斯本土宗教”

第二层：其实波斯本土宗教的残余势力在里海南岸一直抵抗到八世纪50年代

第三层：现在伊朗宣称还有2万名左右的拜圣火者（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差异

而且有一些不愿意改宗的波斯人移民到印度，就是现在印度的「帕西人」 的祖先

第四层：其实在里海南岸抵抗的人们很多不是信奉之前萨珊波斯的主流宗教，而是更古老的密特拉崇拜（对比波斯-印度的密特拉-弥勒）

---

  daruqai 网友的相关建议: 
      

欧洲第一部成文宪法不是法国的1791年宪法（颁布于1791年9月），而是波兰立陶宛联邦同年早些时间通过的五三宪法（颁布于1791年5月，编纂时间也早于法国1791年宪法）。

---

  chen-yi-qing-17-66 网友的相关建议: 
      

清宫剧里皇子管皇上叫皇阿玛。

但是皇阿玛这个称呼最早可考还是出自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他认毓喦为养子，毓喦给他磕头，喊他皇阿玛。

这是最早的皇阿玛出处，毕竟清末同治，光绪，宣统三个皇帝都没有法理上的亲爹。

没地方叫，也没必要叫。所以最后闹出来个皇阿玛来。

既然不叫皇阿玛，那皇子和皇女们都是如何称呼皇上的呢？

一般而言，有书面用语和口语两种情况。

在书面用语中还分汉语和满语两种。不过满语相对简单，一律称为“Han Ama”，而汉语则略微复杂些，标准写法为“皇父”，但有时也会用“Han Ama”的汉语音译“汗阿玛”或“罕阿玛”。

让我们来看看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的《胤祯奏为皇父赏赐谢恩折》：“照皇父教诲，将荔枝上次应赏之众，他物臣同诸子共分食之。皇父如此遥远惦念仁赏诸项，臣何以言表……为此谨具奏闻。”在这份奏折中，胤祯称康熙为“皇父”。

而乾隆在《御制丰泽园记》中提到雍正时也使用了“皇父”这个称呼：“逮我皇父，缵承丕业，……皆预演礼于此。”

除了“皇父”外，“Han Ama“的汉语音译“罕阿玛”官方文献中也曾出现过，如道光帝给“太监苑长青藏到惇亲王府”一案的朱批上写道：

“禄喜面奉谕旨：前者召见惇亲王，朕言升平署……况罕阿玛传的透彻，嘴都说干了，竟不中用。”这里面的“罕阿玛”指的便是道光帝和惇亲王的父亲嘉庆皇帝。

可见，在清代，皇子们称呼皇上时，书面用语一般采用“皇父”或“罕阿玛”。

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如早朝、听政或是召见群臣的时候，为显示君臣有别，皇子们会和臣子一样，称呼自己的父亲为“皇上”。

但在日常生活中，皇子们对皇上的称呼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随意一些，一般直呼“阿玛”，但如果是对外人提到皇上，皇子们有时也会称呼皇上为“罕阿玛”。

反正皇阿玛这个称呼得等到溥仪在苏联西伯利亚才出现。

那为什么皇阿玛这个称呼深入人心了。

因为琼瑶啊。

琼瑶剧红遍大江南北，大家先入为主的认可这种说法。

就比如很多人认为清代皇帝女儿都是格格。还珠格格嘛，格格=公主

确实，在后金时期，大汗的女儿被称为“格格”，但并不是专称，其他贵胄之女也可被称为“格格”。崇德元年(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开始效仿明制，皇上的女儿被尊称为“公主”，自此与宗室之女区分开来。

皇后所生的嫡女为“固伦公主”，非皇后所生的庶女们则被称为“和硕公主”，分别是“天下、国家和尊贵”和“四方四角”的意思。不过，也有例外，如康熙时期的固伦荣宪公主，这位公主虽非皇后所生，但因特别受康熙宠爱而被封为了固伦公主。

而“格格”这个称呼，则成为亲王、郡王、世子、贝勒、国公等宗室之女的称呼，在受封之前，她们被统称为“格格”。

除此之外，一些宫中地位比较高的女性和亲王的低阶侍妾也会被称为“格格”，如大家比较熟悉的苏麻喇姑，康熙年间，内务府的记录中就称她为“苏麻喇额涅格格”。

苏麻喇姑是清朝孝庄文皇后的侍女，出身于普通的蒙古族牧民家庭，随孝庄陪嫁进入后金宫廷。

所以，《还珠格格》中乾隆封小燕子为还珠格格，实际上是给人家降阶了，应该是和硕还珠公主才对。

---

  zhang-hao-51-38-45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这是篇不切题的答案，过去看到网络讨论中对于占婆的误解，因此写了一点内容，同时也声明这并非熟知的历史常识。原本只是众多答案中不起眼的一个，当做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不曾想会被顶到前面，让大家一上来就看跑题的答案。我也是刚刚收到陌生人的私信表达了不满，才知道这篇答案后来被顶这么靠前。在此做个说明，也感谢各位点赞、点感谢的朋友，近期还会补充新的内容。

---

原答案：

我要谈的这个误区算不上熟知的历史常识，但是也具有一定代表性。在有关越南或占婆的网络讨论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越南消灭了一个强大的伊斯兰帝国，并且将其完全同化。

俨然一个东方的西班牙。然而事实上，占婆强大时不是伊斯兰国家，是伊斯兰国家时又早已不强大，基本奄奄一息了。越南对占婆的蚕食和征服反而刺激了占婆的伊斯兰化，而且考察越南占族的现状，可以发现越南历史上对占族的同化效果很不明显。

占婆是越南中南部南岛民族国家/部落的总称，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而非中央集权国家。在典型的曼陀罗制度下，占婆国王通常具备两种职能：

1. 作为精神领袖，承担一定的宗教职能。
2. 主导一些军事掠夺行动，以获得用于再分配的战利品。

除此之外的社会管理职能，是占婆国王所不具备的。1471年越南攻灭的正是这个松散联盟，占婆政权实际上存活到了1832年。

10世纪时，伊斯兰教可能就已被阿拉伯商人传入占婆，但是其发展长期以来都很有限，仅仅局限于港口的商业阶层内小范围传播。真正大规模的改宗正是发生在1471年越南攻占毗阇耶、消灭占婆的联盟之后。

同婆罗门教紧密相关的联盟和联盟王权不复存在，占人的部分宗教活动和精神纽带也随之消失，军事失利又动摇了婆罗门教信仰。占婆的政治中心转向了穆斯林较为集中的宾童龙，改宗伊斯兰教可以获得国防、外交和商业等方面的显著利益。境外的占人难民更易受到马来人影响，从而成为穆斯林。境内外的占人和马来人联手发动对越南的反抗斗争，也吸引到大批占人改宗伊斯兰教。

我在上面这篇答案里写得更为详细。最近一个占婆一点儿破事翻来覆去地写，估计我快要招人烦了，今天就先写这些吧。

---

在我其他答案的评论区又发现了一种说法

占婆国王去了趟麦加，回国后改宗

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占语中，“麦加”一词既指禁寺所在地麦加，又指马来半岛的吉兰丹。这是因为吉兰丹与占婆交流往来密切，是通往麦加的重要门户。^[1]

1627—1651年在位的占婆国王蒲罗美（Po Rome）曾多次访问吉兰丹，并且皈依伊斯兰教。据占婆史料显示，此前没有一位国王是穆斯林。新补充的说法，属于这一史实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讹误。

虽然没有占婆国王到过麦加，但是在婆罗门教时期，访问恒河的倒是有一位，即中国史籍中的林邑国王敌真。《梁书》记载“其弟敌铠携母出奔，敌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舍国而之天竺，禅位于其甥。”美山碑有处碑文记载了一位“恒河王”（Gangaraja）禅位后远赴恒河的事迹，应是指敌真。^[2]

参考

1. ^ 刘志强：《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05页
2. ^ 冯承钧译著集《秦代初平南越考/占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