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历史常识根本就是错误的？ 第3页

首先声明，截至目前，一切清宫剧里的礼节规矩几乎没有一样是对的。

胡乱举几个栗子，纠正大家的错误常识：

常识一：新皇帝登基要大鼓大吹，要奏丹陛大乐、中和韶乐之类的庄严音乐。

纠正：从来清代这些乐器都是“设而不作”的，拿出来好看而已，在真实位面里的皇帝登基，从来是一片寂静，唯闻零星的马蹄声和清脆的响鞭。

常识二：但凡是个官都称大人。

纠正：一般清代习惯，官至二品才叫大人。一个县令知府，是没有资格叫大人的，顶多称一声老爷。

常识三：但凡某家人门前总挂着牌匾，写着某府某宅之类。

纠正：在清代，只有寺庙道观会挂门匾，《红楼梦》的“敕造荣国府”也是杜撰的，“敕造”两字只有寺庙才用，正常人家绝不会挂着某府的牌匾，顶多是中了进士出了状元，可以挂上牌匾写着“状元第”之类，也是起着炫耀摆谱的目的，而不会标明主人姓氏。

常识四：但凡有人物出场，都要喊“某某某驾到！”或“某某到！”

纠正：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任何人的到访，尤其官员之间往来，必然事先通知，或递送帖子，或派人告诉，绝没有突然说一声就上场的道理，更其不可能喊出来。要喊只有一种情况，即六部堂官因满汉分置，且从来不会到齐，因此六部堂官中某一人到了，就有人喊某部某大人到！喊的目的是让部员知道长官来了，可以汇报工作了。

常识五：所有大臣觐见皇帝，说的第一句都是“臣某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帝还必须说：“平身”大臣才能爬起来。然后巴拉巴拉推进剧情。

纠正：以上台词完全出自戏曲，跟历史搭不上边。那么真实的皇帝召见臣子是如何的呢？首先，清代皇帝从不在老歪脖子树殿上朝，怎么也是“御门听政”而且随着皇帝的懒性越来越大（和明朝一样），御门听政连形式都不走了。在清代正常的皇帝召见臣子按如下程序：

先由外奏事处登记，再由内奏事处安排再某日第几起。皇帝吃早饭时（天色未明），桌上摆好绿头签，饭后分起召见。有合在一起（如和军机大臣一起）的，有单独的。譬如再养心殿东暖阁（皇帝召见臣子只会再偏殿或是暖阁），皇帝坐在前窗的木炕上，太监们都退出（召对期间，任何旁人都不准在场），内奏事处太监带领应召官员来到暖阁门前，掀起帘子让官员进去，太监退到殿外。这位官员进门，站着说：“臣某人恭请皇上圣安。”然后跪安、起立，走几步到皇帝面前，跪在一个红边白心的毡垫上奏对。奏对完毕，皇帝说：“你下去吧。”于是官员起来跪安，面对皇帝倒退几步，转身出门。如果在奏对时说错了话，就摘下帽子，以头碰地一下，表示承认错误。

常识六：皇帝召见几位大臣，大臣之间常常明争暗斗，甚至说起了相声。

纠正：在整个奏对期间，只能皇帝问，大臣答，问一句，答一句，大臣之间是不许相互说话的，而且说到对方时，必须说名字而不能叫某大人。

常识六：皇帝大宴的时候，一群美女出来跳舞唱歌助兴。

纠正：清初继承明代的教坊司，宫中还有女乐，后来撤销了教坊司，完全废除了女乐。宫中一切戏曲、音乐、舞蹈都没有了女人。 当然妃子就更不可能出来跳舞唱歌唱戏了。

常识七：皇上每天晚上例行公事都是吃鸡肉卷的。

纠正：实际的制度是每晚皇帝进膳时，譬如在养心殿，则各宫妃嫔们都进养心殿院的如意门到燕喜堂。写着妃嫔名号的绿头签由养心殿内殿首领太监摆在皇帝的膳桌（两层矮桌子搭起来的临时餐桌）上，皇帝翻某妃的绿头签（俗称翻牌子），首领太监就到燕喜堂叫某妃，再向其他妃嫔传散，于是其他妃嫔各自回宫，等于下班了。被叫的某妃，在这个晚上和皇帝共同生活。只有皇后一人不参加妃嫔们到燕喜堂听叫的行列。皇后除自己居住的本宫外，在养心殿范围内还有体顺堂，也是皇后的寝室。皇帝如果要和皇后共同生活，就主动到体顺堂去，不能叫她。

常识八：皇帝圣旨一定由太监传达，尖着声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纠正：有清一代，从来没有出现过太监传旨的例子。在没有电报设施的时候，传旨给外省督抚，是由军机处交给兵部管理的驿递，属于寄信的方式，也有时交该督抚所派来的折差带回。有了电报设施以后，则改为电谕；如果十分有必要派人传旨的话，也必然派一个官员前往传旨。只有皇帝赏赐一般物品给京城内的王公大臣，可以派太监前往。但如有重要的传旨，虽在京城内，也还是派官员前往。

以上纠正部分，完全来自朱家溍先生的《故宫退食录》。

熟悉明代蒙古的人一定都曾经津津乐道过著名的满都海哈屯怀揣年幼的夫君达延汗上阵讨伐卫拉特的事迹，这些是《蒙古源流》等蒙方史料记载的内容。

但非常诡异的是，本应该是地位显赫、智勇双全独挑黄金家族血脉存续之大梁的女豪杰，在明朝一方的记载中却几乎见不到踪迹，反而留下了“亦思马因立把秃猛可（即著名的达延汗）为可汗，名曰小王子”这样的记载

一个谋杀了达延汗的生父，跟达延汗夫妇势同水火的奸臣，居然成了拥立功臣，而巾帼不让须眉的满都海却只字不提，在大众看来一定又会觉得大冥朝对于漠北的情报一塌糊涂才导致的乌龙，毕竟大冥朝连“小王子”都搞不清是谁

然而，国内学界的蒙古史大佬们却不那么认为。在综合考察了几份蒙古史料中对于这场满都海哈屯的“卫拉特征伐之战”的描述后认为，这场战役从发生的时间点到具体的事件经纬上存在着太多矛盾之处，令可信度大打折扣。更要命的是，蒙古史料中的这个剧情跟二十年前脱脱不花汗的遗孀萨睦尔太后带着年幼的儿子马儿古儿吉思出征的故事如出一辙，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两件事都是17世纪受佛教史观影响的蒙古文人特意创作出来以提高黄金家族正统性，贬低异姓贵族的“模版叙事”，一如《琉璃宫史》中有两度缅甸勇士单挑并杀死大明将军，剧情却几乎一模一样的事迹

相比之下，明朝方的记载可能更接近真实情况。尽管谋杀了达延汗的生父博罗忽济农很可能有亦思马因的一份，但这位异姓太师也十分清楚，如果不把黄金家族的血脉掌握在手里做大旗，自己在政治上什么也不是，很大概率又会重蹈当年也先太师的覆辙。这么一看的话，在满都鲁汗死后，把黄金家族的独苗年仅七岁的巴图蒙克保护起来并扶上汗位，打着他的旗号东征西讨扩大领地，自然而然也是符合他利益的选择。

出于叙事建构的需要，很显然蒙古史料把这个“保护人”的功绩全部安排在了满都海哈屯的身上，到头来反而是明方的情报人员揭示出了更多真实的情况啊

那些被定性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当然就是错的。这句话没毛病吧。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东汉王朝除了前期汉光武帝在位时期算是比较强盛，后期就是外戚、宦官以及权臣掌权的时代，而中间的中期基本上没有存在感，加上《三国演义》的文学形象，给人的感觉是东汉并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

但实际上，东汉也有它近百年的辉煌。

汉光武帝恢复汉室统一、开创“光武中兴”的治世就不用说了，这个是没有争议的。

汉光武帝之后的汉明帝和汉章帝同样很有作为。

汉明帝（刘庄）

简介：实行严格的统治风格。在政治上严防外戚、打击宗室、限制豪强；在军事上对外击败匈奴、恢复西域都护府；在经济上继续休养生息的政策；在宗教上派使者到天竺求佛，使佛教传入中国。使“光武中兴”的安定局面进一步发展，开创了“明章之治”的盛世。

汉章帝（刘炟）

简介：在政治上以罢除部分进贡物品的形式来缓解上流社会的侈靡之风以此来树立政府威望；在军事上平定了诸蛮夷和西域；在经济上继续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在法律上减轻刑罚并要求官吏不能凭个人喜怒来伤害无辜；在外交上使丝绸之路再次畅通；在思想上通过召开白虎观会议和编写《白虎通》将儒家思想法典化，进一步推行“以孝治天下”。延续了“明章之治”，然而宽缓为政的统治风格造成的宽纵，加上破格赏赐官员和贵族，导致了官员腐败、宗室奢侈和外戚擅权的不良风气，使东汉王朝开始走向衰落。

以及经常被人忽略的汉和帝。

汉和帝（刘肇）

简介：联合宦官从窦氏一族手中夺回政权后亲政，对内休养生息、宽缓为政、爱民为本，对外多次击败少数民族并且平定西域，使东汉王朝在“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的基础上开创了“汉和盛世”的盛世，使东汉王朝的威望远播四方，但是宦官干政也从此开始。

从汉光武帝开国到汉和帝去世（25年——106年），东汉可以说是盛世辉煌八十年，这一时期东汉的武功还包括灭北匈奴和击败贵霜，这个时代才是继汉武帝时代之后真正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

汉和帝去世后，邓绥掌握朝政大权，对内使东汉王朝度过了“水旱十年”的艰难局面，对外镇压了西羌之乱，使危机四伏的东汉王朝转危为安，使东汉的盛世辉煌又延续了15年（106年——121年）。

也就是说，东汉的强盛自开国以来一直持续了96年，占了东汉近一半的时间（东汉享国195年）。

东汉王朝在邓绥之后的时代才开始真正的衰落，但即使是这样，东汉后来的皇帝也并不完全是我们平时印象中的那么软弱。

至少，汉桓帝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

汉桓帝（刘志）

简介：依靠宦官单超诛灭梁冀并翦除其党羽后亲政，宦官乱政从此开始。任用段颎、皇甫规和张奂最终平定羌乱，在国家财政基本枯竭的情况下通过减借百官俸禄，借王国、侯国租税和卖官鬻爵缓解财政困难的措施直接破坏了吏治，并为汉灵帝时更大规模的卖官鬻爵开了先河。

汉桓帝能夺回权力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手腕的，他的统治导致了东汉后期的政府进一步腐败和黑暗，这是导致东汉灭亡的一个重要的毒瘤，但是平定羌乱对于中原王朝而言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他或许没有前四位皇帝那样有为，但是也绝不是毫无作为，至少他比跟他齐名的汉灵帝要强得多。

以上就是我们对东汉王朝的历史常识的部分误解，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很多人对于篆书有一种错误的认识。

我们先来判断一下，下列哪些是小篆。

A. 碧落碑

B.说文解字

C.谦卦碑

D.袁安碑

可能很多人认为上述的材料都是小篆。实际上，上述的材料都不能如实反映秦代小篆的面貌。如果我们把小篆看为严格的秦文字的话，恐怕只有一些秦代的铭刻能说明秦代小篆原来的样子。

在常规的理解中，我们往往是以时代论字体。这样的好处是简单明了，我们接下来就分时代来简单说说各个时代的字体。

一、战国文字

尽管现在的战国文字与简帛研究是学界的热门话题。但长期以来一般读者对于战国文字了解很少。

孔子曰：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意。

上博简反映的是楚国的文字。实际上，除了近些年大规模出土的楚简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系统的文字。传统对于这些系统的研究大多是基于石刻（诅楚文、石鼓文）、陶文以及青铜器的。

我们目前出土的简帛主要是楚简和秦简。秦简则出现了早期的隶书，这说明隶书出现未必晚于小篆。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睡虎地秦简。

秦国的小篆也未必是李斯所创。战国晚期的杜虎符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比较规范的小篆了。

而这些战国文字经过时光的打磨，则被保留在传抄古文之中。

二、传抄古文

我们首先需要引入一个概念——字体风格。林沄先生指出，甲骨分组的唯一标准是字体，包括字形、用字习惯、字体风格三个概念。而我们所说的传抄古文，则是字体这个概念。

传抄古文简单来说就是在抄写中保留下来的战国文字。其最典型代表就是科斗书，即今天的「蝌蚪」。这种「蝌蚪」则是一种字体风格。

孔颖达《尚书正义》：

“科斗书,古文也,所谓苍颉本体,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识,是古人所为,故名古文。形多头粗尾细,状腹团圆,似水虫之科斗,故曰科斗也。”

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古文四声韵》的篆文和小篆的不同。这是因为在我们认知中小篆的字体风格和科斗书不同。
《古文四声韵》中还有一些楷书，也是传抄古文的一种字体风格。这些字形由于经过了楷书写定，于是被我们称为隶定古文。

而这些传抄古文绝大多数都是楚文字、齐鲁文字的遗留。这主要是因为壁中书的出土。

这些传抄古文被保留的原因非常复杂。

《说文·叙》：“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这未免有些限制了这些材料的发挥空间。与其认为“摹印章，书幡信”这两者独属于某种特定的场合，倒不如把他们看作是所有传抄古文保留下来的重要原因。

《汉书·艺文志》：“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

我们更信从《艺文志》的观点。

直到如今，我们依旧可以见到早期的传抄古文入印的情况。较早的如唐代“敦厚”印。 宋代以传抄古文入印也不少。

「为善最乐」和「九世方德著名」则是宋印。

这方藏书印的「斋」从走之旁，也是传抄古文写法。

在此之外学术也是影响传抄古文研究的重要原因。三字石经用传抄古文书写。韩愈的《科斗书后记》也反映了对于这类材料的重视：

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于汴州。识开封令服之者，阳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经》、汉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愈宝蓄之而不暇学。后来京师，为四门博土，识归公。归公好古书，能通之，愈曰：“古书得其据依，盖可讲。”因进其所有书属归氏。元和来，愈亟不获让，嗣为铭文，荐道功德。思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因从归公乞观二部书，得之，留月馀。张籍令进士贺拔恕写以留愈，盖得其十四五，而归其书归氏。

当然，传抄古文并未在生活中消失，比如《西厢记》中从三个的字。（此段论述有误，感谢 @布之道佬指正 ）

如果是对古文字比较熟悉的朋友可能开始的时候就猜想是「齐」字了。

传抄古文中的齐确实和三个「个」字很像。

检康熙字典，我们便可以知道此字是「齐」证据确凿。

附：关于字体风格

• 在探讨传抄古文时，过去很多学者也曾在不经意间落入了字体风格的陷阱。比较惨的即是商承祚先生。

商承祚先生在《说文中之古文考》中认为「弌」从「弋」是增密文字空间的原因。他举此二碑中一、二下垂这个现象，这很难说是非常可靠的。其主要问题就是字体风格的不明确。

如果仔细端详袁安袁敞碑的话，我们会发现其中很多字都有末笔下垂的姿态（如月字，正字）。这更像是一种书手或者当时书写篆书的特殊习惯。「弌」字 @布之道 认为是「弋」的无意义的繁化，长于商说。

而我们之所以认为开篇的材料都是小篆，也是因为字体风格的原因。

三、为什么上述的材料不是真正的小篆？

我们的时代去古已远，讨论古人的概念还应以古人为准。

有的材料在古人的认定中即是「大篆」，而非小篆。

《碧落碑》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大篆”。如赵明诚《金石录》^[1]：

“右唐碧落碑大篆……唐人以大篆当时罕见，故妄有称说耳……”

郑珍在《汗简笺正》中说道：“书人止炫其技，不顾其不祥矣。”这是针对碧落碑中从矢从昜（用为“唐”）的字形发出的议论。

这个字形很明显不是我们所说的小篆。这是从用字习惯去判断材料的内容。

如果根据我们对于小篆的朴素的愿望——即小篆完完整整反应秦文字，有的材料不能算是小篆。

上述的《说文解字》《袁安碑》都是这个原因。

说文从甲的字往往都有错误。戎和早字都有这个问题。说文在流传中也经历了改字，辗转传抄等问题，这也导致其无法反应秦代字形。

至于袁安碑则是揉合了汉人的书写习惯。

「五年▲月」，▲或释「匹」，非。▲其实是「正」字。我们根据汉人的隶书就可以发现，所谓的「匹」其实是「正」字的异写。前文我们提到袁安碑的一个风格就是末笔好下垂，这也导致后世难以识别了。

这充分的说明，在传抄的过程中很多字形都会产生变化，因此不能把一些传世材料当成忠实反应原本时代的材料。

最后，根据用字习惯来看，有的材料不是小篆。

李阳冰《谦卦碑》为了避重，大量采取了传抄古文的“谦”字写法。有的朋友认为《谦卦碑》是篆书，这是忽略了用字习惯的问题。关于唐代的传抄古文刻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施安昌编《唐代石刻篆文》，其中提供了很多唐代的石刻材料（不过其中并没有《谦卦碑》）。

在我们的节选中，谦字避重最明显。左第一行第一字、最后一字；左第四行第一、八字；右第二行第五字；右第一行第二、三字都是「谦」字。

• 因此我们不能简简单单从字体风格去判断是否是小篆。

四、关于大篆

大篆这个问题前知乎大V @趙瑾昀 佬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裘锡圭先生曾在《文字学概要》中如此概括这种乱象：「有人用大篆概括早于小篆的所有古文字（古文也有这样用的），有人称西周晚期金文和石鼓文等为大篆（这也是比较旧的办法，由于石鼓有些字的写法跟籀文相合，过去很多人把它看作周宣王时的刻石），有人根据王国维的说法把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称为大篆，唐兰先生则按照他自己的观点把『春秋时期到战国初期的文字』称为大篆。」为此裘先生建议「为了避免误解，最好干脆不要用这个名称。
「大篆」是汉代人对先秦汉字了解不够深入的情况下设立的一个笼统宽泛的概念，代表了他们对先秦文字的模糊认知，对此我们能够理解。而在先秦出土文字材料频出、古文字学高速发展的今天，古文字学家对古文字的分类、分期也越来越精细化（如甲骨文的分组分类、青铜器的断代与分期、战国文字的分域研究等），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精确术语来描述古文字特征（比如甲骨文中的王卜辞和非王卜辞、楚简中「带有齐系文字风格的抄本」等）。在这个时候停用「大篆」这个过时的不精确的泛称，是有利于消除无谓的误解，促进古文字学健康发展的。正如我相信凡是对汉字发展史有基本常识的朋友，都不会采用二分法将他们不认识的字统称为「繁体字」一样。

实际上，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在大多数人眼中大篆指的是小篆之前的文字。这一内涵在现在的书法中也通用。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对于唐代人而言，「科斗书」之类的传抄古文似乎并没有被放在「大篆」的概念中，这很可能是因为「科斗」这样的字体风格非常鲜明 因此往往单独提出了。

清代也大概没有将「蝌蚪」放在「大篆」的概念中，这主要是因为对于《古文四声韵》之类的书真实性的怀疑。

尽管清代亦有不少学者以《汗简》、《古文四声韵》等书补正《说文》，不少学者还是反对将《汗简》这类的书看作可靠的资料来源。

李零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有两点：

“一是两书所採用的那些古文材料后人大多见不到，无从核对其可靠性；二是其所收字体与宋以来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所谓‘ 真古文’）也有很大区别。特别是清代以来，《古文尚书》辨伪的大案在当时造成巨大影响，加之考据学家们尊崇许学，他们不大相信《说文》外还会有多少真正的古文流传下来。”

一些学者在处理这些材料时大多都是一种非常批判的态度。前文提到的郑珍说道：“书人止炫其技，不顾其不祥矣。”这样的批判很难说是有根据的。甚至到了后来，沈兼士、唐兰等仍不承认二书的存在价值。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直接的例子。即下图《六体千字文》。

五、传抄古文的一些提及较少的材料

事实证明，传抄古文的活力是不一般的。

1. 铁刹山碑

过去我和朋友一起去辽宁本溪铁刹山玩，在八宝云光洞中发现了一块传抄古文碑。据道士讲，此碑立于伐商（当然不可能咯）。

此碑一看就是正经的传抄古文碑，道士所做释文亦不可靠。碑文主要内容是相传在此成仙的太白金星的事迹。其中文字有不合于传抄古文字书的，殊为难读。

今将道士所做释文附于下方：

唯吾李辉，隐釿山巅，弌心忘我，不计尘烟，豫州西亳，族里而来，太丁二年，结成胚胎，四月十七，是吾生辰，岁二十五，九鼎炼丹，茫茫乌象，森裸乾气，功成之日，不忘尊恩。周武王丙申西亳长庚李辉。

2.六体千字文

此帖未曾读过，经由友人得知。

3.大风歌碑

4.谦卦碑

此碑见上，讨论较少。李阳冰与传抄古文的缘分势必会让我们重新审视他在传抄古文的作用。

列举一下所见李阳冰的材料：

• 韩愈《科斗书后记》：识开封令服之者，阳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经》、汉卫宏《官书》。
• 《林罕小说》序：唐李阳冰就说文复加刊正作三十卷，其时复于篆字下便以隶书照之，名曰开元字统。开元中，以隶体不定，复于隶书下录篆文作四十卷，名曰开元文字。自此隶体始定。
• 李阳冰篡改说文。
• 书《谦卦碑》
• 相传李阳冰曾感叹自己书法不及《碧落碑》。古人或以为碧落碑不及李阳冰，认为此事为虚诞。

以上列举了部分本人所见的讨论较少的传抄古文相关内容。

六、说文中的科斗书与说文流传

说文中的古文与籀文的科斗书很可能是后人所做的区分。

待补。

七、一些可能被大家忽视的材料

写不完orz，先成搞这个样子。

《六一居士传》：

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

苏轼《石鼓歌》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钳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惟鲔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隐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韩愈《石鼓歌》：

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
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

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

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
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

《南史·王僧虔传》：

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履、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纶。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有得十余简以示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

《梁书·刘显传》：

显好学，博涉多参通，任昉尝得一篇缺简书，文字零落，历示诸人，莫能识者，显云是《古文尚书》所删逸篇，昉检《周书》，果如其说，昉因大相赏异。
显博闻强记，过于裴、顾，时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有滞碍，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

《梁书·刘之遴传》:

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有一器似瓯，可容一斛，上有金错字，时人无能知者。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其第一种，镂铜鸱夷榼二枚，两耳有银镂，铭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种，金银错镂古樽二枚，有篆铭云"秦容成侯适楚之岁造"。其第三种，外国澡灌一口，铭云"元封二年，龟兹国献"。其第四种，古制澡盘一枚，铭云"初平二年造"。

以下是我以前写的相关的关于古文字学一些误区的小文段。

• “学富五车”到底算不算有学问？

我们以前形容人有学问，经常用到“学富五车”四个字。现在有不少人反对，说以竹简的笨重，其实他未必能有多少学问。这就大错特错了。

简帛的形制到底是什么规格的？我们不妨从目前出土的简帛来看一看。

曾侯乙墓竹简宽1cm，已经算是很宽的竹简了。今天我们能见到的荆门市博物馆收藏的郭店楚墓竹简，以及上海博物馆、清华大学、安徽大学等单位所藏的楚系简帛，基本宽度在0.4~0.8cm左右。从长度上来看，安大简《诗经》部分简长48.5cm。楚史类两种则简长34cm左右。诸子类则43~48cm左右不等。

北京大学藏西汉早期竹简最长约46cm，相当于汉两尺；其次约29.5~32.5cm，相当于汉一尺三寸到四寸；最短的约23cm，相当于汉一尺。编连起来的木牍则比竹简要稍宽，基本上在1cm左右。而不编连的连云港汉椟则长6cm，里耶秦简也是接近这样的。李零教授曾以郭店简对不同简长的作用进行了构想，不过如今看来，先秦的简长恐怕还没有形成后来那种“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那样的制度。^[2]

《后汉书·周磐传》：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

简长与文本内容关系的研究，恐怕还需更多的文献佐证。

北大简《老子》存简280只，分为上下二经。每一卷即使卷起来用手握住，也不过是一只手就能拿的住的，非常轻便。上文说了竹简的情况，其实木简也是如此。还有个学者曾经以泡沫代替原长1cm的木简，组成了一卷书，全然不类今天我们看到的电视剧或者作为旅游纪念品出售的所谓的简帛。

• “刀笔吏”是什么？

所谓“刀笔吏”，是很常见的一个说法。这个词出现的很早。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几种文献。

《战国策·秦策五》：“臣少为秦刀笔，以官长而守小官，未尝为兵首。”
《汉书·张汤传》：“汤无尺寸之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位三公，无以塞责。”

因此，不少人误认为竹简上的文字是刻上去的，即以刀为笔。更有甚者认为是先刻后上墨。这都是错误的理解。刀在书写的过程中是作为修改错字的工具出现的，即用来刮掉写错的地方。薄薄的简帛，刻上去造成的损坏想必会很多。传世文献也有相关的说法，如《墨子·明鬼下》：“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这里很明显说的是“书”，而非如同“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之类的词语。

除了进行刮改，在简牍的制作中刀还可以被用来进行对竹简的修整。有的简的上下会被修整成一个梯形。郭店简《老子甲》就是如此。

在此之外，也顺便说一下竹简的编连问题。在电视剧中我们经常看到打孔的竹简，这是很不正确的。上文已经提到各种简牍的宽度，这样的宽度很难支持一个孔洞的出现。实际上简牍的成书只需要用绳子而已。在简牍上，人们经常会留出三个契口，为编连做准备。这也是需要刀来进行处理。

• 古文字到底是什么？他们的时代如何？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甲金篆隶楷草行”的说法，这可以说是每个人都会的一个知识。在一般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习惯上把甲金篆三种文字称为古文字。可是有的人背了《说文》，看小篆也不觉得像天书一样陌生。还有的人在见识到隶书后，也觉得读起来“佶屈聱牙”，难以辨识。而在古文字学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

在上世纪初期，唐兰先生出版了第一本以古文字为题的《古文字学导论》，在这本书中他明确提出小篆以前（包括小篆）的文字都可以称为古文字。随着新材料的出现，简单的以小篆作为古文字研究的领域的划分已经不是非常理想的的选择。到了后来，李学勤先生在1985年出版的《古文字学初阶》中，采用了以汉武帝以前的文字为古文字材料的标准。这么做的原因在于汉武帝以前的字形依旧保留了先秦文字的特点。这样把古文字研究的领域放宽也是符合文字演化的规律的。

“甲金篆隶楷草行”还隐藏着一个误区，即关于甲骨文与金文的先后顺序的问题。而在这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甲骨文与金文。

商代甲骨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系统，也并非是汉字的起源。甲骨文不是商代的正体字，而是一种将毛笔所写的文字进行了一种曲折化的修改，而金文更接近毛笔正体。古文字学家也通过了显微照片等手段看到了一些甲骨文上的墨迹。金文则是铭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称吉金文字。也就是说，不论什么类型的文字，只要是在青铜器上的，我们都可以称为金文。

目前发现的甲骨文除了殷墟小屯的甲骨、花园庄东地的甲骨，还有周原的甲骨、周公庙的甲骨。甲骨时代的跨度是很大的，因此对于甲骨要有相应的分组断代研究。而从我们的描述来看，金文跨度更大。因为金文包含了殷商的金文，还包括西周的、春秋的乃至战国的。如果不指明青铜器的时代，我们也是无从比较甲骨文与金文的前后问题的。在殷商后期，甲骨文与金文甚至是共存的。

而有铭青铜器的时代比较晚，殷商一期到底有没有有铭青铜器还是个待解决的问题。到了殷商四期，才有篇幅比较长的铭文，数目也非常少。如果我们以帝辛（纣王）时期的卜骨与早期的有铭青铜器比较，则这里的“金文”要早于所谓的“甲骨文”。

在此之外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若我们单以字形为标准，就会发现：在大体上，某些西周金文字形甚至要早于甲骨文。甲文有化圆为方、改添实为勾勒、改粗笔为细笔、剧烈简化字形等现象。这也是我们说甲骨文不是殷商“正体”的原因。因此，单以字形判断年代，无疑存在不客观、不准确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简单的罗列字形发展顺序是非常容易产生误区的。甲骨和金文之所以能成为两个时代文字的代表，也是因为占了竹简不能长期保存的便宜（也有可能尚未发现）。

所以我们有必要明确，上述顺口溜的甲骨文和金文，专指商的甲骨和周的金文。因此才有这个说法。若是脱离断代去比较，则贻笑大方。

附：铁刹山碑部分照片

参考

1. ^ 此处转引自郑珍《汗简笺正》。
2. ^ 相程鹏万《简牍帛书格式研究》对于传世文献中关于简长的记载做了比较详细的整理，可参看。

唐琬并非陆游表妹，其后夫赵士程乃宋宗室，于秦鲁国大长公主（宋仁宗女）为侄孙辈，而公主之子钱忱娶瀛国夫人唐氏，正为陆游姨母也，故赵士程与陆游互为中表兄弟。钗头凤本事较早见于刘克庄《后村诗话》，原谓“某氏改适某官，与陆氏有中外”，本意乃指赵士程与陆游为中表也。周密做《齐东野语》，转载时不慎，误做唐琬与陆游为中表，乃开千古讹传之肇始。盖陆游外家为江陵唐氏，曾外祖父为神宗朝名臣唐介，唐介诸孙男（即陆游舅父行）皆以下半从“心”之字命名（如懋、愿、恕、意、愚），无“门”部唐闳者（据陆游《渭南文集·跋唐修撰手简》、《宋史·唐介传》、王珪《华阳集·唐质肃公介墓志铭》）；而唐琬母家乃山阴唐氏，其父名唐闳，乃宣和间鸿胪少卿唐翊之子，一门昆仲亦皆以“门”字框字命名，如闶、阅等（据《嘉泰会稽志》、《宝庆续会稽志》、阮元《两浙金石录·宋绍兴府进士题名碑》）。详说见上海辞书出版社《唐宋词鉴赏辞典》钗头凤条。

穆罕默德二世从来没有把君士坦丁堡改名叫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是希腊语

拜占庭官方叫君士坦丁堡 新罗马

查理七世没有出卖贞德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叙事（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叙事”不等于“马克思的叙事”，马克思本人对大革命有过讨论，但是没有完整的进行论述，此处所指的是以勒费弗尔为代表的大革命史学家的经典叙事），伴随着大西洋贸易的兴盛，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而资产阶级也逐步兴起，并在1789年击败了封建贵族夺取了政权，从而为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立足于社会史的叙事模式在20世纪六十年代遭到了以阿尔弗雷德·科班为代表的修正派的巨大冲击，时至今日，即使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界也不得不承认，大革命至多只能算是一场“沉默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更多的学者则认同了乔治·泰勒的经典论断：“大革命不是一场带来政治后果的社会革命，而是带来社会后果的政治革命。”

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神话首先体现在经济这一维度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于，18世纪的法国并不存在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在的学者们发现，大西洋贸易确实给法国经济带来了明显的增长，但是并没有产生诸如产业集中、大量城市劳动人口等特征的英国式的工业化模式，相反出现在法国的是更多的轻型消费品，劳动力集中于小型工坊和农舍，各种生意带来的利润都用来购买庄园和头衔，而不是用以投资资本，这导致大革命时期所谓的资产阶级实际上与贵族十分类似，二者的财富基础都来自土地，并且他们也并非资本主义农场主，而是延续了封建时期的管理方式。因此在在整体上，18世纪的法国并不存在一个形成势力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而在具体层面，革命者是一群依靠封建土地获取财富的人，而不是从事工商业贸易的人。

其次，大革命也并未带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果。诚然，大革命确实扫清了封建经济的障碍，比如废除了国内关税壁垒、统一了度量衡、废除了行会的限制性规章，但是这远远谈不上经济上的革命，尤其谈不上资本主义革命。威廉多伊尔直截了当的指出“大革命对法国的经济是一场灾难”，即使是对大革命报以极大热情和同情的林亨特也不得不承认“大革命在经济方面很难称为一种革命”，他反而减缓了法国工业的发展、破坏了对外贸易，直到1830年才恢复。在大革命之后，社会精英们不仅没有把目光投向商业，反而更热衷于土地，因此讽刺的是，在名流的统治下，法国的农业化程度反而提高了。

具体的技术领域，农业方面并没有出现生产力上的发展，19世纪法国人口增长不如德国、英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不如人意，工业结构也没有发生变革，仍然依靠廉价劳动力和零碎的市场，商人们将劳动分包给贫困的家庭小作坊，18世纪的经济模式一直延续到1840年代，其特征是零碎化的市场、低生产率的农业、依赖水和木材提供能源的小规模制造业。法国的资本主义的诞生需要等到1850年代，而非1750年代，那时的法国建成了铁路干线、运河网络，从而推动了市场整合和经济结构的改变，而他最重要的是推动者，是路易·波拿巴。总而言之，如果在没有经济动因、经济变革，并对国际贸易造成毁灭打击的情况下，仍然基于所谓“扫清障碍”而降其视为一场经济上的资本主义革命，那我不妨问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把你家房子烧了然后跟你说他为你们家十年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你难道还会感谢他么？

而就政治领域而言，资产阶级革命的叙事同样难以成立，第一，真正推动大革命爆发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自由派贵族，显贵会议拒绝了国王的征税要求，认为自己无权批准，必须召开代表民族意志的三级会议，而拉法耶特则是第一个向路易十六提出书面申请的人，而直到1792年，自由派贵族都是大革命真正的领导者，他们最大的成就则是1791宪法中的人权宣言，米拉波、拉法耶特、迪波尔、拉梅特、穆尼耶都或多或少的有着贵族背景，此时革命者中非贵族的领导者只有巴纳夫和西耶斯，而就整个社会阶层背景，科班认为旧制度时代最进步的群体是自由派贵族而非资产阶级。

第二，在大革命的高潮阶段，真正主导政治是法律界人士，尤其是律师，罗伯斯庇尔、丹东、布里索、德穆兰都曾是一名律师，而作为资产阶级的商人在议会中席位从未超过14%，并且持续减少，到督政府时期只剩下4%。或许有人认为律师同样是资产阶级的一份子，然而问题有二，首先，当你提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边缘人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最符合这个概念的人物却处于边缘，那么你的定位是否出现了偏差？其次，当你不得不扩大概念的内涵时，实际上也在削弱这个概念的解释力，就好像我完全可以断言：法国大革命是法国人的历史，这当然没错，但是毫无意义。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路径是回避革命者自身的阶级，而采取“代表某个阶级”的表达，因此吉伦特派成为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而罗伯斯庇尔则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试图将革命史学重新拉回到社会史的解释框架，但是这种解释路径反而解构了阶级史观本身：在137名吉伦特派中，有45人是和罗伯斯庇尔一样的律师，占总数比例最多，从斐扬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到热月党，几乎每一个党派的领导阶层都有律师，那么为什么出身阶级相同的他们会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呢？当我们在说吉伦特派和雅各宾代表了不同阶级立场时，其完整的表述实际是“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的政治理念代表了不同阶级的利益”，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这里真正起到区分作用的不是“阶级利益”，而是“政治理念”，举例而言，当一位老兵说自己的伤疤代表了对国家的贡献时，是伤疤导向贡献，还是贡献导向伤疤？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呢？

第三，就大革命在政治上的受益者而言，他产生了一个由律师、官员、医生、教士、作家、商人组成的新官僚系统，贵族再1792年之后彻底消失，新人掌握了权力，然而就像这一观点的提出者林亨特所说，这一新政治阶级的内涵过于含混，以至于其本身毫无意义，尤其不能将这一群体命名为资产阶级，因为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马赛的海外贸易投资者与南锡的城镇工匠都不可能被划分为同一个阶级。

最后，在文化领域而言，在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从未形成一套论证自己正当性的话语。这一理由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理由，就我个人而言，一个群体的存在并不需要以自我认识为前提，就好像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汉奸，但是这不等于没有汉奸，但是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对于汉奸存在一套否定性评价的话语，导致他们羞于承认自己是汉奸，也从意识形态上阻止了这一群体的扩张，因此主观认同即使不是一个独立的理由，也是我们审视资产阶级的重要切入点。而马克思在分析农民问题是也指出：“当人们只存在地域上的联系，而其利益认同却不允许他们之中产生任何共同体、民族联合或政治组织时，他们就形成不了阶级。”因此马克思本人也认同主观认同在阶级问题中的重要性。

资产阶级在18世纪真正的对应物是布尔乔亚，他们是那些介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城市精英，但是也正是因为杂交性，他们在旧制度时期就处于被否定的状态中，贵族认为他们缺少文化，而平民却认为他们也是一群特权者。然而在大革命时期我们会发现，布尔乔亚始终处于缺位的状态，不仅没有人自称为布尔乔亚或为布尔乔亚争取利益，他们甚至不配成为革命事业的替罪羊——贵族才是当时最严厉的指控。直到复辟王朝晚期，基佐等自由派精英才开始宣称资产阶级是整个民族的代表，直到那时，资产阶级才拥有马克思所说的阶级自觉。

如果我们考察革命者的修辞，会发现他们从未将自己认知为资产阶级，而是更为广泛的公民群体中的一员，资产阶级不仅不是公民的代名词，反而是他的反面，因为公民是共同体中的一员，而资产阶级则是私人利益的代表，因此在为数不多涉及到布尔乔亚的话语中，革命者大多持否定态度，他呼吁他们从封建时代的城镇布尔乔亚转变过新时代的国家公民，在这里布尔乔亚构成了革命的他者。

通过上述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梳理，关于大革命史我们至少应该在史观层面形成两个认识：第一，大革命不是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而是作为整体的人民与暴君和专制之间的斗争，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大革命时期广为传播的第三等级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第三等级包括在土地上耕作的人、用手艺对材料加工的人、确保货物流通的人、提供专业服务的人，从知识分子到居家仆人的所有人都是第三等级，毋宁于说第三等级等同于贵族与教士之外的所有人——最广为认知的第三等级图像，不就是那个驮着教士与贵族的老农民么？所以当西耶斯宣称第三等级就是一切时，这或许不只是一种修辞，而是事实。

第二，历史人物的行为并不一定是由他们的阶级或社会身份所决定的，当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评价一个人“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时，我们就应该反思阶级本身的重要性了。就像上文所说，巴纳夫、布里索、罗伯斯庇尔都是律师，可他们却分别成为了斐扬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领导人，未来七月王朝统治者路易菲利普的父亲奥尔良公爵是路易十六的堂兄弟，可他在旧制度时期就是个自由派，他甚至将自己改名为菲利普·平等，并在1792年成为了弑君者。对于大革命的参与者而言，社会身份仅仅是一种背景，而不是原因。

阶级史观最大的问题在于，他认为一切政治活动都有其经济动因，但是这一点对于大革命而言并不适用，如上所说，革命者的群像是一群封建关系的土地主，真正促使他们走向革命的，不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诉求，而是政治上的理念：他们要求废除特权、要求一部宪法、要求自由与平等，与其说大革命是一场经济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如说这是一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革命。在马克思的传统叙事中，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和工商业的特征，但是这种联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在当时的法国，自由市场最有力的推动者并非来自工商业领域，而是“重农学派”，将政治活动归因于对经济利益的诉求本身就是一种极其狭隘的行为，那部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取消选举权财产限制的1793宪法不止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所有人。

在经过上述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解构之后，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于，在剥离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外衣以后，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大革命？在我看来，正如林亨特所说，大革命是现代政治的起源，他创造了新的政治理念、新的话语体系，从此政治不再是国王、贵族甚至革命者的特权，他属于所有人。在1787年，“公众”是那些阅读启蒙著作的社会精英，而在革命之后，“公众”是所有赤诚的爱国者。1789年群众为粮食走上街头，而1795年的妇女们则高喊着“我们要面包和1793宪法”，就像林亨特所说，真正塑造大革命的，不是《人权宣言》，而是革命者的演说。1789年革命者以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勇气参与了这场革命，而在十年以后，他们真的创造了全新的政治传统，即使是路易十八也无法放弃宪章，戴高乐的选择中从未有过第三帝国，无论是好是坏，他所唤起的热情、渴望和神话都无法从人类的记忆中抹去，那个只知道容忍和接受的旧世界，再也不会被人为地重建起来了。

《清平乐》只是电视剧，不能代表宋朝！

1 “最好的朝代”

在传统的历史书中宋朝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群星闪耀史。

有三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有文学大V（欧阳修、苏轼、苏洵、苏澈、王安石、曾巩）、有宏篇巨著《梦溪笔谈》、《清明上河图》、《洗冤录》、还有精忠报国岳飞、铁面无私包拯、忠心耿耿杨家将……

所以，传统的历史记载将宋朝定义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科学高度繁荣的时代。

历史当然是文人写的，历代文人对宋朝的描述不乏溢美之词，林语堂说：“这是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余秋雨说：“我最向往的朝代是宋朝”，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名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某高姓公知也在自己制作的电视节目中将宋朝吹上了天。

但是，文人的话大家听听就好。

2 不可思议

这个被历代文人吹捧的时代却有三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其一，国土面积历朝最小

北宋时期北有辽朝，西有西夏，同时，以横断山自然为界的吐蕃东临，以大渡河为界的大理北接。于是，北宋疆域不及唐朝，甚至不到明朝的三分之一。至于南宋，面积比北宋还小三分之一。

唐朝疆域图（来源：地之图）

明朝疆域图（来源：地之图）

北宋疆域图（来源：地之图）

其二，国际地位最低

汉、唐、明朝都是“天朝上国，万邦来朝”，而到了宋朝则是以“岁币”买平安。

简单的说，历朝中原政权都是打得周围一圈蛮夷喊爸爸；宋朝恰恰相反，对着周围一圈少数民族政权直接下跪喊爸爸——对辽跪，对夏跪，对金跪，对元跪，但凡与宋朝接壤，宋朝就没不跪过。

汉唐元明清，中原政权都是天朝上国，远近四方各国都纷纷朝贡。只有宋是一个奇葩，对四方各国“朝贡”——当然，文人的笔下留情，把这个称为“岁币”，每年拿一大笔钱，换取周边各国不来闹事。

其三、发生了华夏历史上一件最耻辱的事件——“靖康之耻”

对此事，正史甚至拒绝记载，因为太过耻辱。

岳飞以耻明志“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杭州岳王庙岳飞塑像

靖康之耻有多耻？

一耻：大额的赔款

赔款额要多少呢？兵临城下的金国开出的条件是：一亿两金，十亿两银，绢帛一千万匹。

以上数字相当于10年宋朝税赋的总和，当时的国力难以企及，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但是一心苟安的宋庭居然也答应了。

面对天文数字的赔款，北宋朝廷是怎么解决的呢？

首先下令王公大臣、皇亲国戚无条件交出所有金银；怕有遗漏，鼓励揭发，告密者给提成；还不够，开设一个专门的机构从民间掠夺金银。

二耻：卖妻女还债

后宫佳丽三千拱手送与金人，还不够抵债，又收罗皇室宫女、官女、民女等共一万五千多人，运至大金军营，供金人淫乐。

三耻：两位皇帝同时成为俘虏

被虏人员到达金朝京师会宁府时，金人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二帝及其后妃、宗室、诸王、驸马、公主都穿上金人百姓穿的服装，头缠帕头，身披羊裘，袒露上体，到金朝阿骨打庙去行“牵羊礼”（就是把人当做羊）。

朱皇后受不了如此奇耻大辱，当夜自尽了。金人还为两位皇帝起了侮辱性封号，称徽宗为“昏德公”，称钦宗为“重昏公”。这两位皇帝居然还叩谢金人“恩典”，没心没肺地活了下来。

战败不可耻，殉国不可耻，可耻的是宋朝统治者，为获自保不惜将自己的国民卖个干干净净！就这样还被金人百般凌辱，后人读史这是最屈辱的一段记忆。

现在你还觉得宋朝是中华民族“最好的朝代”吗？

现在问题来了——

为什么历代文人都会拼命吹捧宋朝？

为什么这个被文人吹捧的宋朝会有上述不可思议的现象？

3 乱臣贼子

这一切的根源都指向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赵匡胤统率大军出了东京城（今河南开封），行军至陈桥驿突然发生兵变。 部下将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为皇帝，大军反攻开封，轻易夺取了后周政权，这就是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赵匡胤的行为相当于高管干掉了老板，自己当了企业的主人。换句话说，企业不是赵高管自己做起来的，而是通过阴谋诡计抢了别人的家业。 历史书把这种行为叫做“得国不正”！也就是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有巨大的瑕疵，这可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历史上“得国不正”的朝代不是权臣篡位，便是兄弟相戮——反正很难世代传承。

王莽篡汉建新朝；曹丕逼退汉献帝；司马炎废魏建东晋；刘裕取代了东晋建刘宋；箫道成取代了刘宋建南齐，篡来的朝代气数都不长。

权力来得快，自然去得快。可以说，乱臣贼子，最后都没好下场。

宋朝能传承数百年却是一个异数！

原因很简单——为了赵家百年富贵，赵匡胤挖空心思设计了一套空前绝后的统治模式。

这个模式就是“文贵武贱、守内虚外”！

4 文贵

何为文贵武贱？

简单的说就是拼命提高读书人待遇，百般压制武人地位——最后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阉割得干干净净。

首先说说这个“文贵”。

在农耕文明时代，识字率很低，读书人就是天然的意见领袖。赵家天子因为自己的权力来源有重大缺陷，为了获得读书人的拥护，就不得不下血本，给天下读书人开出一系列历朝历代都永远无法企及的条件：

其一，不杀士大夫。

宋朝祖训“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摆出一副开明纳谏的姿态，其实就是给天下士大夫与读书人承诺——只要赵氏当皇帝，天下士大夫不管犯多大的罪，永远免死！

其实不仅不杀士大夫，连读书人也不杀。

宋仁宗时期(电视剧《清平乐》的时代） ，四川有个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中，文人生活不如意，多半就会怪体制问题。 于是这个人写了一首诗送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就是赤裸裸的鼓动造反了！ 在历朝历代，这种人怎么也得掉脑袋吧。 宋朝是例外，宋仁宗不但不治罪，反倒给了这个读书人一个司户参军的官当。

在宋朝是读书人最自由的时代，但凡读书人有点情绪，都会骂体制骂皇帝，而宋朝的皇帝一般都“宽厚仁德”，读书人不管怎么骂，皇帝不仅不会发火，而且还百般安抚。

嘉佑年间，苏辙参加科举时骂皇帝成天在宫里饮酒作乐，不关心民众疾苦，这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诽谤，当时皇帝赵祯却盛赞苏辙是“敢言之士”，破格录取。

在我看来，宋朝皇帝不是什么人品爆发“宽厚仁德”，其实根子还是自己得国不正，不敢得罪读书人，反而不得不要装出一副开明的姿态，落得一个好名声。

其二，优待读书人

为啥历代文人都拼命吹嘘宋朝？

因为宋朝对读书人太好了！

在宋朝读书是个什么待遇？

1.入学条件很宽，农村的、个体的、平民的、甚至还在脱贫线上挣扎的，他们的孩子都有学上；

2.学杂费全部由国家承担，跨区域考试可报销路费；

3.升学率高，分数线低，录取范围广。

历代登科人数（史料）

宋朝累计登科人数是其他朝代的5倍以上，每年录取的登科人数也是排名第二的清代的3.5倍！

这个登科还只是传统的科举，在宋朝读书人要当官除了科举，还有其他的渠道。

宋朝文人有四种当官的途径。

“科举”——相当于传统的高考，含金量高，社会地位强；

“荫补”——专为官员子弟设置，六品以上官员的儿子、孙子、曾孙可通过“荫补”直接做官；

“制举”—— 就是自荐，很多读书人科举考不上，别急，朝廷每年还开“制举”，你可以自荐去考试。考试通过也可以当官，这个“自荐”考试录取数量也很高，我查到的史料，最多时每年“制举”录取上千人！

除了这三项之外，宋朝还有一个皇帝“特招”的制度。这是什么意思呢？

宋朝也有公知，狗屁本事没有，但是会装深沉，动不动就骂体制，但是真让他参加科举甚至制举考试统统歇菜。这些宋朝的公知在民间名气很大，最后皇帝也会慕名特招为官，哪怕什么事也做不了，也要花钱养着。

所以，在宋朝文人当官的渠道比历朝历代多得多！

按：因为宋朝读书人太容易发达了，这种氛围催生了印刷术的发明，目的就是降低知识的传播成本，让更多的贫民也能读书。

在宋朝读书人一旦当上了官，那待遇绝对是杠杠的。

宋朝官员薪水极高。除了发放正常的工资和奖金，还有咖啡饮料洋酒补贴、差旅补助、误餐费、服装费、保姆费。

总之就是变着法子，给你发钱发物。比如素以清廉著称的包青天包拯，其在开封府尹任上的年薪相当于一个州的赋税收入！

所以，在宋朝干公务员，就是一句话：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如此好的福利待遇，放眼上下五千年，谁不眼红？

5 武贱

与“文贵”相对应的就是“武贱”。

在宋朝当兵不但薪水低，还要承担各种繁重的劳役。不仅如此，当兵还要在脸上刺字，用这种侮辱的手段形成整个社会鄙视军人的氛围。

武将地位低下，在文官面前唯唯诺诺，被视为奴仆。

宋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用各种手段压制军方力量，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对外战争中，谋和是压倒一切的手段，甚至是在自己取得局势优势的情况下——

宁愿屈辱的用岁币谋和，也不愿军方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从而提高军方的力量。

宋真宗时，宋辽作战，在我方军事有利之下，不战而降，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定下“每年向辽国送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奇葩协议。

在敌弱我强的情况下，举手投降？是不是很无语，更奇葩的在后面。

宋高宗时期，岳飞第四次北伐取得连续胜利，最后在朱仙镇击破金军主力，正待乘胜追击的时候，却突然收到皇帝十二张金牌，强迫岳飞退兵，大好局面毁于一旦。

然后宋金谋和，在风波亭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岳飞。

按：现代文人为了给宋朝涂脂抹粉，大搞历史翻案风，各种“考证”朱仙镇大捷“存疑”，以及“十二道金牌”另有原因等等，还是那句话——文人的东西你看看就好。

6 守内虚外

下面我来谈谈，宋朝为了维护统治的另一个奇葩模式——“守内虚外”。

宋朝是篡周得到的政权，赵家皇帝最怕后世有人学习宋太祖的先进经验，在某个年代也把宋朝的天下给“篡”了。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宋朝不但大搞“文贵武贱”笼络文人压制武人，还在体制内设计了一套层层制衡的碎片化权力运行模式。

首先是将最重要的行政权（相权）一切为三，搞了一个三省六部制。

三省六部制（来源网络）

这是啥意思？

就是将最重要的决策权力碎片化！

中书省只有草拟决策的权力，然后门下省审核，门下省有不同意思就去与中书省扯皮，等两个部门意见达成一致后，还不能直接给办事部门传达意见，这个执行与传达的部门是尚书省。

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就是办事部门（六部）根本无法与决策部门勾结！

比如六部平时打交道的只是尚书省，但是这个部门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决策权又被中书省与门下省分割成两块，就算这两个部门与六部勾结在一起，但是什么时候执行，怎么执行的权力又在尚书省。

在决策权之外，又设立“二府三司制”进一步分权。

二府三司制

宰相（很多个）执掌行政权，枢密院分割军权，三司分割财政大权，将政务、财务、监察权分开，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而大权握在皇帝手中。

最后是“官称”和“实职”的分离。

宋代一个人当了官，至少有官（品级）、职（职务）、差遣（承担任务）三个官名，还有各种虚衔。

官表示等级，用于定薪，领相应的薪水；差遣表示实际干的事情，名称复杂，很难懂。官只是一种等级，职不是职务，是一种虚衔，只有“差遣”是实际的职务

比如，太师，正一品，但属虚职；宰相品级不定，但掌握实权；六品尚书，正三品，实权不定；开封府尹，从三品，亲王兼任；亲王， 正一品，不参政。

是不是很烧脑？

目的是什么？

一方面是权力碎片化，互相掣肘，另一方面宋朝对读书人太优厚，当官的人数太多，没有足够的职位来安排，只有将“官”虚职化。

宋朝统治者很懂读书人心理，所以，虚职一般都定得比实职高，满足没有本事但是脾气很大的公知读书人的自大心理。同时，对实际担任职务的官员也是一种制约。

宋朝这种权力制衡模式将文官系统造反的可能性基本降为零，这就是“守内”的内涵。

但是这种模式同时导致机构臃肿，官员众多，办事效率极为低下——满朝文武，真正干活的没有几个（干活也是扯皮），散官居多。

到了宋神宗时期，冗官现象十分严重，同样是中国，宋朝的疆域只有唐朝的一半，但是公务员编制却是唐朝的3倍+！

至于“虚外”就很简单了，国际交往一律以跪为主，只要不打仗啥都好商量。岁币十万够不够？不够就给二十万，还不够就给五十万！量中华之物力，结蛮夷的欢心。

7 收税与货币

现在问题来了，宋朝这套奇葩模式“文贵武贱、守内虚外”——不管是对内笼络读书人、士大夫；还是对外花钱买平安都是超级烧钱的模式。

那么，钱从哪里来？

两个办法：收税与货币！

宋朝虽然外战外行，但是搜刮民财却很有一套。

首先是税赋。

宋朝号称群星灿烂的时代，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却是税负最沉重的时代。

宋朝税制传承于唐代，但是比唐代更重。

唐代实行两税法，简单的说两税法=租庸调+杂派

宋实施役钱法，同样用数学公式表达就是役钱法=两税法+杂派=租庸调+杂派+杂派

对比公式，宋朝税收沿用了唐朝的两税制外，还增加了一系列杂税。

讲其中两个最有代表性的案例：

1.“支移”税，很直白，支付和移动，农民用粮食交了税以后，还要将粮食运往指定的地方，什么地方呢？有可能是隔壁村，有可能是1000里以外的前线，路途中费用自理。在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的古代，难度可想而知。 2.“折变”税，交税时，本来应该交粮食，政府却要你折成钱；再把钱折成布；折换率由政府决定，往往折换几次后，应纳10元的税折成了100元。游戏规则由政府制定，赢的都是朝廷。

宋朝税负虽然很沉重，但有一个群体不用交税，

就是士大夫和他们的家族，这个群体有多少呢？大概上百万。

读书人也不纳税，而且不参军、不受刑、当官薪水还高，是其他朝代的十几倍，再加上丰厚的福利和补贴，成为一个庞大的吸血群体，对财政造成了严重的负担。

宋代捞钱的手段除了税负然后是货币。

说出来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宋朝是历朝历代唯一使用纸币作为通用货币的朝代。

相对贵重金属作为货币，用纸币简直不要太爽。后面的元、明两代都想学习宋朝的先进经验，也发行纸币，但是这两个朝代管理者金融水平太差，发行纸币很快就贬得一钱不值。

宋代的纸币叫“交子”。

在发行交子的初期很规范，和现代货币一样，有规定的面额，有货币制度、有准备金，2年发行一次，到期后收回，发行新币。

不久就乱来了，随着财政困难，国库吃紧，国家为缓解经济压力，开始大量印钞，且旧币不回收。这就导致纸币超发，远远超过准备金数量。

在皇令大于法令的封建王朝，没有法律约束，拼命的印钞，稀释了备用金，百姓的财产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财政混乱，受伤的终是百姓。

沉重的税负+纸币收铸币税为宋朝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

历朝历代都会有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宋朝也不例外。但是历朝历代都是在王朝后期爆发农民起义，但是宋朝才立国三十年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之后，农民起义一直贯穿整个宋朝。

原因无他，朝廷对农民压榨太狠了！

文人吹嘘宋朝是藏富于民，但是这里的民，指的是士大夫阶层、读书人阶层。

杯酒释兵权后，为安抚将领，宋太祖鼓励他们广置田地。在补偿的心态下，完全不抑制“土地兼并”。

土地乃是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国家不出手，让很多百姓无地可种、无粮可吃、无家可归，所以宋代农民的负担极为沉重，爆发了无数次的农民起义。

宋代的农民起义口号是“均分田，吾疾贫富不均”而不是其他朝代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反对的是贪官污吏而不是皇帝，起义不是为了夺天下，而是为了生存。

宋朝是文人的天堂，却是农民的噩梦。

8 何为最好的时代？

宋朝是什么？

这是一个畸形的朝代，为了赵家天下权力传承做到极致的政治设计；在这个极致的政治设计中读书人成为最大的受益群体。

这是一个文人最扬眉吐气的时代，但却是中华文明最憋屈的时代。

农业文明生产力不发达，在财富产出有限的情况下，文人阶层扬眉吐气的背后是无数老百姓的苦难，也是国家与民族的苦难。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不要相信文人的吹嘘——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总是读书人！

文人很多都是有奶就是娘的德性。在历朝历代，由于教育普及率太低，让文人掌握了舆论的话语权。所以，历朝历代统治者都不得不用各种手段笼络读书人。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随着自媒体的兴起，文人精英的话语权逐渐被平民所替代。

随着文人地位越来越边缘化，有些文人的思想就越来越偏激，以指责社会阴暗面（甚至用编造的事实）来博取舆论的曝光率，观点越极端，措辞越尖锐就越能获得一票抱团取暖的文人群体叫好。

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那些大言炎炎，实务屁事不懂的文人终将被社会所淘汰。

我从来不觉得文人阶层意气风发就代表着时代的进步，只有普通老百姓衣食无忧扬眉吐气才是最好的时代。

在这个意义上，当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正是一步步迈入最灿烂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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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原创 | 理科生眼中的历史：《清平乐》中的宋朝真的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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