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不说民主党没有办法多数弹劾特朗普,如果民主党真的可以的话,我觉得可以参考加拿大多伦多市长罗伯特福特。
罗伯特福特是多伦多第64任市长,他出生的福特家族是加拿大有名的上流社会,他老爸老德格·福特是当地一家标签公司的创办人,这家公司年度营业额约为1亿加元(5亿人民币左右)。罗伯特出生后不久,家族生意的利润足以让一家在多伦多富人区修建一座有六个睡房的大宅,后院足以容纳近千名访客,并设有泳池。福特豪华的出身背景也可以算得上是低配版特朗普了。
他爸爸老德格不安于做富豪,积极从政。很早就加入了安大略保守进步党,然后从1995年到1999年开始担任怡陶碧谷-含伯选区(多伦多富人区)省议员。在他死后,罗伯特仍与安大略进步保守党和联邦保守党的要员保持联系。成年后的罗伯特有钱任性,没怎么找工作,跑到足球队当足球教练去了。但是因为和球员处不好关系,所以被家长投诉,因此被教育局撤职了。然后福特就开始走家族老路,开始从政。2000年,他在家族老区怡陶碧谷选区竞选为市议员。他的主张也和特朗普差不多,主要就是减税,减少开支。当市议会讨论2001年度财政预算案时,罗伯特提出减少每名市议员的办公室预算,包括废除租用轿车和俱乐部会员费用的补贴;之后罗伯特也经常拿减少议员开支作为讨论中心,同时他自己也以身作则。进行市议员职务时的花费多数是以他自己的薪金支付。他出任市议员后首年只申报了10加元开支,第二年更是减到了4加元开支。
同时罗伯特也还算比较亲民吧,就像特朗普喜欢在推特上和选民互动一样。罗伯特也很喜欢回应选民的留言,2005年,多伦多本地电台一名记者在市政府办公时间过后致电多名市议员,举报街上的路洞;该记者只获得三名市议员亲自回复致电,其中就包括在一日之内回复留言的罗伯特。因为他的减少开支方案和亲民作风,在2003年和2006年的市选中,罗伯特分别以80%和66%的得票率顺利连任第二选区市议员。后来在2010年罗伯特宣布竞选多伦多市市长,罗伯特的竞选政纲包括废除前任市长引入的汽车号牌登记费和土地转让费,以及将多伦多公车局(TTC)旗下的公共交通服务列为必要服务,以免公共交通雇员罢工。他还承诺在削支的同时不会削减市政府所提供的服务。罗伯特竞选的主调为终结市政府不必要的开支,并以“尊重纳税人”和“终止肥缺”为口号。他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还真是和特朗普很像呀,然后罗伯特在当时以压倒性优势当选多伦多市长。
市长任期内,大部分的承诺还是兑现了的。包括取消的汽车号牌登记费,制止了ttc增加收费,公共交通方面,罗伯特取消了前任市长在地面建交通线的方案转而发展地下交通线。但是因为遭到了ttc主席的反对,所以只完成了部分项目。因为项目改变导致资金缺口变大,罗伯特开始增加一部份的物业税来抵消花费。然后罗伯特这人一直以来作风都比较不羁,上任以后丑闻不断。包括2013年,美国网站曝光罗伯特吸毒短片,片中罗伯特一手持着玻璃管,另一手持着点火机,然后点着管筒并呼入气体。另外罗伯特也闹过地理笑话。他问一位美国年轻女士是否到过多伦多。女士回答她到过加拿大,就是美国底特律对面那座城市。罗伯特回答说:哦,那是Manitoba,是Winnipeg。有一名记者忍不住大叫:是Windsor。 (美国底特律挨着安省中部,离Manitoba的Winnipeg有1千多公里。)同时呢,还喜欢辱骂记者,有一次记者拍到他随地大小便,结果被他威胁要打死他。所以很讨人嫌。
虽然他事情做的还算可以,没怎么加税,对纳税人的每份钱也没有乱用。但是因为他太不拘小节了,所以还是被议会弹劾。当中包括于2012年11月被法庭裁定违反安大略省的市政利益冲突法,遭到免职;罗伯特就裁决提出上诉,并于2013年1月25日获判上诉得直,保住市长一职。此外,他于2013年陷入吸毒和酗酒丑闻后原先否认所有指控,但在多伦多警方介入调查后,罗伯特于同年11月公开承认曾吸食与购买可卡因。但是他拒绝就此辞去市长职位,而多伦多市议会则于同月18日经投票决定将其大部分市长权力转交予副市长诺姆·凯利。
(诺姆凯利)
虽然丑闻连连,罗伯特仍坚持在2014年市选中寻求连任市长,但于同年5-6月请假并暂停竞选活动,前往戒毒所接受治疗。同年9月,罗伯特得了恶性脂肪肉瘤,不得已退出市长选举,并改为竞逐北怡陶碧谷第二选区市议员,在同年10月举行的市选中当选。结果好不容易当上议员,2015年5月进行肿瘤切割手术。同年10月初罗伯特公开表示他的恶性肿瘤已全部清除;然后数星期后他又发现自己膀胱患有另一恶性肿瘤。这次他没有挺过去,2016年3月22日,罗伯特去世,享年46岁。
罗伯特不算好市长,但是做的也不错吧。在他之前09年垃圾工人大罢工,无论是多伦多市民家里的垃圾桶还是路边的垃圾箱都无人清理,时间一久不免臭气熏天,苍蝇蚊虫满天飞。多伦多市民如果想要丢垃圾,则需要将垃圾袋直接送往垃圾处理站。垃圾工人在处理站前设立纠察线,每15到20分钟放一辆车进去,而且多伦多市民还不能直接将车开进站里,需要顶着烈日手提着沉重且肮脏的垃圾袋,一步步地走进去丢掉,而垃圾工人则悠闲地轮流坐在树荫下的沙滩椅上,目睹着市民的窘态。而2010年罗伯特当市长之后,就开始向这些机构开刀,先是将TTC变成了“必要服务”,永远杜绝了他们罢工的可能,然后将全市一半的垃圾收集服务外包。他当政的那几年,生活上确实方便了很多,消费水平也降低了不少。
特朗普如果被弹劾应该会和他一样,先上诉再死扛,最后白左也没办法拿他怎么样,估计不犯大错的情况下,可以熬到四年任期结束。
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正确的。
这个问题下面,每个人都在讨论对错,互相甩锅。
然而这个社会上,没有任何一个角色的人,可以帮到这个家庭。
没有人可以帮助孩子,也没有人可以帮助父母。
人们反对语言暴力,反对肢体暴力,反对禁闭管教,
人们几乎反对所有“极端方案”,却没有人任何人给出正确的解决方案。
这个案例里,父母的行为,已经做到了一个正常父母,甚至高素质父母能做到的一切。这个故事在一次“长记性”的暴力殴打之后得到了控制。
然而如果这样都控制不住呢?
比如打过之后,依然没用,女儿开始逃学,抽烟,夜不归宿;家里人没有办法,把她锁在家里关禁闭,她用床单当绳索从3楼爬出去,离家出走几天不回家。家长该怎么办?
这其实不是一个假设,
这是豫章书院事件中,那个“只是有点早恋”的当事人,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口诉的故事。
实际上不管是送去杨永信还是送去豫章的孩子,他们的故事和这个新闻都类似,甚至有过之而不及。
在从爱的感动,到灵魂交流,再到科学教育法,最后到心理咨询师;
当“正确”的方法都无效之后,还有谁能帮助这些人?
这些人是少数,可能只有千分之一;
同时也不是少数,千万人口的城市,儿童近百万,千分之一就意味着数千家庭需要面对这种极端情况。
在豫章书院之后,我也在试图寻找这件事的答案。
我对话了豫章书院当事人sona的心理咨询师,她告诉我sona不该送去那样的地方,但同时也认为有些人需要在那里管教。
我找了浙大的儿童心理学教授,他告诉我心理辅导和更好的教育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但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我们的讨论中,出现“驯服人类的方法”这样极限的闭门话题。
一位在工读学校工作了14年的高级教师,他给出的答案更令我惊悚。靠”管“能解决的问题不会送来工读学校。工读学校的作用是把这帮人关到18岁,等他们出去了就能判刑了。
这段时间我看了大量教育学的书籍。但我发现,整个社会对正常儿童的教育信息非常丰富;对于异常儿童和家庭的帮助方案近乎于玄学;而对极端状况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回到主题,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这件事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对叛逆少年研究和帮助的空白。我们有海量的关于对错的讨论,有海量政治正确的讨论,却没有任何一个方案禁得起“如果这样做无效呢?”的反问。
父母无处求助,孩子无处管教。声称能给出帮助方案的机构,全部诉诸暴力而被网友围剿。
如果学术上不解决这个问题,社会角色不能良好的补位,这样的悲剧永远不会是最后一次。
而这个问题下,现在所有的争论其实都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