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回答几个日常读物
1。Theeke M, Lee H. Multimarket Contact and Rivalry Over Knowledge‐Based Resourc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这个论文可以选作最近我读的最佳厕所读物。
通过对医疗器械行业的诉讼案件内容的统计,验证了知识专利型企业(科技企业)对资源型竞争更倾向于用反抗和报复(撕逼)的手段来保护自身权益,而一些技术门槛较低的行业则同行忍让的更多。
所以,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资本呀各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呀各位。
以及低端劳动力和技术哪个是亲儿子希望各位心里有点(A+C)/2数。。。
2。Zhang, J., 2012, “The Impact of WaterQuality on Health: Evidence from the Drinking Water Infrastructure Program inRural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31(1),
这个文章验证了一个很厉害的现象,水厂私有化反而能够提高居民用水的健康水平(儿童死亡率降低),而且对贫困人群尤为明显(缺乏良好医疗保障的人更容易受到水污染的影响)。。。
嗯读了这个之后我到现在还真就没怎么喝过自来水。。。
3。Fitzpatrick, Anne. 2017. “Shopping While Female: Who Pays Higher Prices and Wh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 and Proceedings 107 (5):146–49.
这是一个战略互黑的问题。为什么呢?
因为女人存在砍价的习惯,所以商家卖给女人的价格要比卖给男人高。也就是说,我们好不容易砍价下来的价格,实际上就是男人得到的价格。
姐妹们,不要开启互害模式了。【马拉个币啊学博弈论的时候我就想过这个问题,结果噩梦成真】
今年我印象最深的经济学论文,不仅可以精确到论文,还可以精确到两个命题。这两个命题是毛咕噜夫妇15年的一篇文章里的命题4和6。它们展示的性质合称“phase transition”。
为了说这两个命题,我需要先铺垫一些基础知识。
银行之间互相欠债。这些债包括拆借来的,各类回购产生的,以及备付金等等。假如这时候某几个银行面临冲击,资不抵债了。这时由于它们既欠别的银行前,也欠储户钱。如果流动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受损银行的银行债主们兜住,那么受损银行储户的利益就几乎不会受损。
如果受损银行的银行债主们因为受损银行没还上钱,也资不抵债了,那么银行债主们的储户也可能受损失。这就是所谓的“风险传染”。
可想而知,如果一个冲击足够大,影响范围足够广,那么风险传染是一定会发生的。我们关心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冲击造成的损失,在银行体系和储户之间怎么分配?
一个不完整答案是,具体怎么分配既跟哪些银行受损有关,也跟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有关。自然地,我们希望考察银行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形状和损失分配的关系。这些债权债务关系具有网络结构,后文也如此简称。同时,为了使损失分配matter,我们假定有某种社会福利函数。
下面给出两个定义:
1.稳定性(stability):给定冲击规模,不同网络结构下社会福利函数的期望。越大的越稳定。
2.扛造性(resilience):给定冲击规模,不同网络结构下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小值,越大的越扛造。
(这里的英文是毛咕噜老湿原文里的,中文是我自己灵魂翻译的,不要用到严谨的学术论文里。)
那么请问,有没有一种网络结构,又是最稳定的,又是最扛造的呢?
这就是毛咕噜老湿厉害的地方了。他们证明了“没有”。
为了理解这个“没有”,考虑两种最极端的网络结构。一种是“环形网络”,即每个银行都只有一个银行债主,也只借给一家银行钱。另一种是“完全网络”,即所有银行欠所有银行钱,所有银行借钱给所有银行。
命题4说:
如果冲击小,那么——
1)环形网络最不稳定也最不扛造
2)完全网络最稳定也最扛造
3)二者的凸组合在稳定和扛造上,介于二者之间
命题6说:
如果冲击大,那么——
1)环形网络和完全网络都是最不稳定也最不扛造的
2)有一些分好几个山头的网络结构,比起环形网络和完全网络,既更扛造也更稳定
这两个结论非常NB。其中一个贡献在于:给定任何一个政策目标,经济学家能做的事情,边界在于找到这个政策目标下,最稳定和最扛造的银行间网络结构。然后propose一些市场机制,使得银行间网络结构在长期尽可能接近最好的网络结构。但是在这个边界之外,经济学家无法告诉大家哪个政策目标是最好的。
这里面的“政策目标”,指得是形如“在XXX的冲击强度下,我希望最小化YYY”的价值判断。
另外,如果不把思路拘泥于银行间市场,这个“phase transition”的性质也可以解释人际关系中的很多traditional wisdom。比如“穷在闹市无人问”啦,“雪中送炭难”啦,“大难临头各自飞”啦等等。很多时候这些现象真不是因为道德水平败坏,而实在是因为想做也没有能力做。
文章:Acemoglu, D., Ozdaglar, A., & Tahbaz-Salehi, A. (2015). Systemic risk and stability in financial network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2), 564-608.
很有趣的问题,楼上 @司马懿 和 @Manolo 都答得很好。我也补充几篇今年让我印象比较深的论文,和各位讨论。这些论文都是今年发表在期刊上,或者是刚刚被期刊接受,尚未发表的。可以说都是比较新的论文了。
就先写到这里吧。如果各位有什么建议或补充,欢迎在评论区和我讨论~
谢谢 @Yichuan Zhang 邀请。今年流行一种论文,就是去找各种看上去完全不相干的数据组合起来,然后用统计方法检验一个神奇的关联,最后发表在顶级杂志上。
Sunder, Jayanthi, Shyam V. Sunder, and Jingjing Zhang. "Pilot CEOs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23.1 (2017): 209-224.
2. 有女儿的CEO更喜欢让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Cronqvist H, Yu F. Shaped by their daughters: Executives, female socialization,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7, 126(3): 543-562.
3. 童年受过极端灾难影响的CEO更谨慎还是更冒险?取决于极端的程度!
Bernile, Gennaro, Vineet Bhagwat, and P. Raghavendra Rau. "What Doesn't Kill You Will Only Make You More Risk‐Loving: Early‐Life Disasters and CEO Behavior." The Journal of Finance 72.1 (2017): 167-206.
4. 用创始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公司,效益会更好
Belenzon, Sharon, Aaron K. Chatterji, and Brendan Daley. "Eponymous entrepreneu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6 (2017): 1638-1655.
这些论文都很好看,脑洞也很大,建议茶余饭后阅读。但是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但是这种联系可能是更深层次的因素的表象。单纯的从统计上检验了这些关联的因果关系,然后粗略的通过各种心理和行为的框架来象征性的解释一番,而背后没有一个可能的理论模型作为支撑的话,这种因果关系是站不住脚的。其意义不说没有,也非常有限。
虽然意义有限,但是这种以心理学强行解释经济关联的经济学论文,是近年来的一种趋势,大家如果有机会能想到类似的想法,关键是能凑出用来检验的数据,一定不要错过放过,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是这类文章的集散地,没准就中了呢?
补充一下,这样的文章的主干部分往往都相对比较短,但是稳健性检验非常的多,因为这种神奇的关联往往都有很多其他可能的解释,作者需要在展开自己脑洞的同时,用各种统计检验来封住其他可能的脑洞,这不但是一个辛苦活,还需要运气。
推荐几篇在创新研究领域关于赶超战略(catch-up)的论文,或许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来说会有借鉴意义。
这几篇都来自韩国经济学家 Keun Lee,他以提出经济赶超战略而成为创新经济学领域顶级的学者。他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是,后发国家在赶超先发国家时应考虑技术周期,并首先选择在技术周期短的行业进行突破。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在韩国以及中国现实中的赶超路径上找到相应例证。
这里介绍我今年看的 Keun Lee 的三篇论文,基本上都是在他原有理论上进行的扩展,并对企业和国家的赶超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
Landini, Fabio, Keun Lee, and Franco Malerba. "A history-friendly model of the successive changes in industrial leadership and the catch-up by latecomers." Research Policy 46.2 (2017): 431-446.
作者把观察的时间拉大到25年,来看(手机和半导体)行业在发生变革时,行业领先者和后来者的变化。作者发现,如果一个行业的技术越具有颠覆性,那么先来者和后来者之间发生的市场变革越激烈。行业领先者如果只是关注自己已有的技术,则更有可能被后来者颠覆。技术投资回报率越高,行业领先者越有可能优势不保。作者的贡献主要在于将以上这些行为建立了模型进行了理论化,将一个行业内发生赶超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技术的颠覆程度、锁定效应的程度、技术的具体特征以及行业先行者的技术优势。
Lee, Keun, and Franco Malerba. "Catch-up cycles and changes in industrial leadership: Windows of opportunity and responses of firms and countries in the evolution of sectoral systems." Research Policy 46.2 (2017): 338-351.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赶超”会发生在什么时刻。这篇文章中,作者以“赶超周期”(catch-up cycle)为基础(进入市场、渐进赶超、加速增长、衰落),分析了对于后进的企业和国家来说,行业层面最好的赶超窗口期。主要有三个:技术发生变化时、需求变化时以及制度设置和政策发生变化时。这些窗口期的出现往往难以预料,当窗口期到来,后发企业或国家必须要想办法抓住机遇。具体的窗口期,也取决于具体每个行业和技术的水平。附上一个论文列举的六个行业的赶超周期的例子:
Lee, Keun, and Jee-hoon Ki. "Rise of latecomers and catch-up cycles in the world steel industry." Research Policy 46.2 (2017): 365-375.
之后,作者把以上理论运用到了全球钢铁行业变革的大周期当中,即二战之后,钢铁行业的领先者先是从美国转到日本,再从日本到韩国(从日本新日铁公司到韩国浦项制铁)。其中发生赶超的原因,既有钢铁行业的技术变革,也有需求变化以及政策的推动,对于理解以上理论很有帮助。附上一张美日韩钢铁业格局的变化图。
我认为 Keun Lee 的赶超理论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原因在于:
一、他将理论建立在熊彼特的理论基础之上,重视创新和技术变革,符合今天全球的企业和国家竞争格局;
二、Keun Lee 的研究更加侧重东亚地区,特别是对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分析,而不是像欧美经济学家普遍将关注点放在美国和欧洲,这就使得 Keun Lee 的理论更加符合亚洲国家的发展特点,比如国家的角色和政策的作用;
三、不管是中国的企业还是国家,都处在快速追赶国际领先者的阶段,Keun Lee 的研究很多都是建立在分析80年代前后韩国的成功的赶超战略,以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经验之上,这些对于今天的中国都很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