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枢纽·3000年的中国》这本书？ 第1页

相比还停留在故事书层面的《明朝的那些事》《袁腾飞讲历史》《鱼羊野史》，同为历史类畅销书的《枢纽》算得上是“博大精深”了，这本书从多学科维度、多地域视角对中国历史进行观照和分析，很多论述和观点颇有新意。

必须承认，这本书的某些阐述和观点有一股子“姨学”味道，但有“姨学”之形，无“姨学”之核，如书中对豪族社会的兴衰成败进行了详细分析，但并没有像“阿姨”一样将豪族门阀的价值和作用拔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这里就挑选其中的第三章“豪族社会”进行浓缩，将其论述和观点解读给大家。

枢纽一书认为3000年来的中国发生了四轮历史大循环：分别是封建社会，豪族社会，古代平民社会和现代平民社会，当今中国就处在现代平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

《枢纽》认为中国的豪族社会萌芽于西汉，成型于东汉，魏晋时期开始固化，南北朝时期走向衰落，终结于唐末，上承启于周武周公终于秦末的封建社会，下接开端于五代北宋的古代平民社会，绵延千余年。

两汉：豪族社会的萌发与形成

在今人的印象中，西汉是和秦一样强势的王朝，但在刘邦初定天下的时代情况并非如此，前霸主项羽分封诸侯王，但在无力对诸侯王实现有力管辖和制衡的形势下，屡屡侵犯他们的利益，终引得诸侯群起反叛，兵败自刎。

刘邦称帝后吸取项羽的教训，对与自己并肩作战的诸侯盟友采取怀柔政策，并进一步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大肆分封子孙，弱化郡县制的控制范围，封建社会由此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回潮，无为而治也就成了汉初最优也是唯一的选择。

汉朝走出封建不久，官僚系统的发展远未成熟，继承自战国诸侯国的变法后所建的文法吏系统，只能适用于诸侯国的规模，还无法有效应对庞大帝国的治理需求，中央只能进行有限的治理活动，大量的治理要分散到地方上去，因此，汉代的郡守权力极大，一郡的财政权、军事权、人事权、行政权，皆操于郡守，宛如一方诸侯。

为了强化中央对郡守的控制，汉武帝又将天下分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对郡守进行监察，直接向皇帝负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刺史也逐渐走上了摆脱皇权控制以争取更大独立性的道路。东汉中期，刺史发展为州牧，逐渐变成了郡守的上级，地方制衡制度演化成更大的地方分立力量。

汉武帝开启了与匈奴旷日持久的战争，导致对内征敛无度，大量百姓抛弃田园成为流民，未成为流民者，多托庇于豪族，隐匿户口，逃避朝廷的赋敛。为了筹措军费，汉武帝多次改铸货币，面值高于实际价值，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民间开始减少货币的使用，更多进行实物交易，以物易物让大范围跨地域贸易逐渐萎缩，豪族控制的小型共同体社会有了更高的效率。

代西汉而立的王莽一度想扭转王朝滑向豪族社会的趋势，但在地方势力的反扑下功败身死，汉光武帝刘秀放弃了挣扎，将都城从居关中以制关东豪族的长安搬到位于关东平原的洛阳，默认了豪族势力的合法存在，这标志着豪族社会的正式形成，也为中国走向大分裂时代埋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西汉初年，儒家知识分子看到了以秦政为代表的官僚体制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大潮，于是他们开始积极顺应和促成这一趋势，同时又力图使儒术、儒者及其所代表的“礼治”传统，重新取得政治支配地位。

为了让官僚体系由儒生掌握，董仲舒建议武帝完善察举制，由地方察举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等科目，以纳入政府。察举的标准基于“清议”，而“清议”之论多基于地方儒生的口碑，经察举入仕者，获得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力，能够影响所出乡里的后续察举，儒学世家遂逐渐掌握了帝国的人才库，地方豪族也开始学习儒学，与之合流，豪族逐渐演化为士族，随着士族逐渐掌握了官僚体系，它从君主的工具变为对君主的体系化制约。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若不想被士族控制，只能努力扶植自己的内臣，如宦官和外戚，士族面对皇帝的对抗举措，会进一步强化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形象，试图通过天下这一普遍性来压制皇帝的私人性，这种对抗最终发展成了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党锢之祸的对抗双方实质上不是宦官与士族，而是皇帝与士族。

这种对抗和冲突极大的败坏了帝国的治理水准，适逢东汉末年小冰期到来，连年天灾，民变四起，士族在朝堂上高谈阔论，民间疾苦却无人能够应对，最终引发动摇天下的黄巾起义。朝廷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士族与地方豪强兴兵勤王，但豪强们各怀鬼胎，逐鹿中原的诱惑取代了兴兵勤王的道义，大汉帝国随即冰消瓦解，大分裂时代由此拉开序幕。

魏晋南北朝：豪族社会的固化与衰落

大乱之世，小民越来越多的向豪族寻求庇护，豪族的坞堡规模越来越大，俨然形成一个以军事、经济、行政为一体的小型割据单元，坞堡内部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这导致整个社会层面，货币经济逐渐退回到自然经济，没有了市场过程，就难以征税，中央财政能力越发减弱，曹魏时期的中央政权不得不从货币财政向实物财政退化，这对中央集权是很不利的。不可货币化的财政体系让皇权转化为政策的效率变差，朝廷无法压制世家大族的反集权力量，帝国内部的均衡点继续向非集权方向大幅偏移。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让本应进取有为的士族堕入建制化的窠臼，功名利禄唾手可得，豪族世家的风气变得浮华虚伪，无人有兴趣处理边疆问题，一切交由内附的胡人来应对，终至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中原陆沉。部分士族南下长江，而留在中原的豪族世家已经不再是这片舞台的主角，中原的历史开始由生命力旺盛的北方游牧民族来书写。

东晋的格局是高等士族与皇权共天下，次等士族与流民共军力，这意味着国家的政治重心与军事重心并不重合，导致东晋一朝的秩序均衡点在远离了集权秩序后，落在多重均衡当中稳定性非常差的一个点上，不断有权臣试图取司马氏而代之。

最终，次等士族刘裕率北府兵击败了在建康篡位的高等士族桓玄，不久又取代司马氏，建立刘宋，帝国的政治重心与军事重心终于合一，皇权较之东晋获得了伸张，但豪族的大庄园经济根深蒂固，不是皇权能克服的了的，所以南朝各代的中央财政仍然很有限，必须与豪门士族之间形成均衡、合作的关系。

而在北方，帝国的统治者同样受制于豪族和他们的坞堡经济，但从北魏开始，中央政权开始了对地方豪族势力的反攻：

在北魏冯太后的主持下，朝廷推行了均田制与三长制改革，成丁皆依规定亩数授田，至年老方归还国家，受田者有完成租庸调三种赋役的责任，于是大量受田者从豪族的庇佑下吸引出来，成为自耕农。为了均田制的运转更加有效，又设立三长制，五家为一邻，设一邻长，五邻为一里，设一里长，五里为一党，设一党长，负责检查户口，征发租庸调，三长制逐渐取代豪族主导的宗主督护制，基层政权逐渐为国家所掌控。

同时，整顿吏治，对官员进行考核，规定其俸禄由国家统一筹集支付，不许自筹。加强了皇权对官僚体系的控制，种种措施让北方帝国的秩序均衡点开始往中央集权方向回摆。

隋唐：豪族社会的衰亡

隋一统天下后，中央的集权努力在隋炀帝的主导下依然在继续：隋炀帝迁都洛阳，以摆脱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约束；巡幸江南，在江南寻找支持力量以平衡北方军事贵族集团的压力；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开创进士科，在贵族之外发掘人才。

但隋朝的军事力量府兵还是掌握在关陇贵族手里，屡征高句丽失败，天下骚然，他们成为了隋末大起义的主角，李唐父子就是其中之一。

与刘邦吸取了项羽的教训一样，贵族出身的李唐王朝与柱国大将军们达成了妥协，接受了军事贵族的制衡，而这种制衡的结果则被史书表述为太宗的宽宏大度、开明纳谏。但太宗同样在努力用皇权来重新定义贵族，如决定修天下谱牒时，改变依血统排序的传统，仅看当下的官爵高低来决定氏族的位次。这意味着身份的高低不再取决于门荫血统，而是取决于君主的意志。

武则天掌权后，迁都洛阳，摆脱了关陇军事贵族的钳制，关陇贵族虽然很不满，但因府兵制衰败，已没有办法实质性阻拦她了，周武一朝放宽了科举取士的规模，大量庶族出生的人才进入朝廷。

而给豪族社会致命一击的则是安史之乱，战乱让大量人口逃至江南，这次南迁与西晋末年不同，魏晋的动乱持续两百年，豪族有时间组织起其部曲、附庸一同南迁，所以小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并未遭到太大破坏，甚至显示出比江北更大的影响力。而安史之乱之前，豪族经济已濒临解体，安史之乱的突然发生让南迁者无法有组织行动，只能零散南奔，他们到了江南所建立起来的基本属于平民社会。这使得成为帝国经济重心的江南能够被朝廷直接控制，也让豪族社会的瓦解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安史之乱之后，在杨炎的主导下，朝廷废除了因均田制崩溃而早已运转不灵的租庸调制度，改行两税法，规定将一切赋役皆折为货币，纳入户、地两税，每年夏秋分两次征税。两税法的税基从人变成了土地，原则上规定必须缴纳铜钱，这意味着帝国财政自东汉末年以来，历经数百年，又从实物财政转成了货币财政，这使得皇权的意志转化为行政的效率大幅提高，让秩序均衡点进一步向集权方向偏移。

虽然社会结构已经朝向平民化转型，但官僚体系当中依然有大量的老贵族世家占据重要位置，这一矛盾由一项技术的进步所化解：五代时期，冯道主持了国子监对《九经》的印刷工程，前后坚持了22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财力印刷经典，开启了印刷术大规模使用的先河，知识传播的成本大幅度下降，知识不再被豪门士族所垄断，平民阶层有了参与科举体制的实力和财力，从此，豪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过度基本完成，中国历史开始了第三轮大循环的周期。

后记：《枢纽》一书过于强调汉武帝的内外政策对豪族社会兴起的推动作用，而对文景时期，过分迷信无为而治的教条，放任社会贫富分化，土地兼并，为豪族社会的兴起创造了经济条件的历史背景只字不提，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从全书类似的表述中，也不难看出作者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