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权威主义大概是什么意思？ 第1页

之前因为担心某些不可知力的影响，没有多花心血在这篇文章，现在看来暂时安全，就多做些修改，以飨读者。

和隔壁新自由主义的提问相比，这里真是分外寂寥。

想理解什么是新权威主义，得从“主义”的落地讲起。

东亚模式，亚洲四小龙，这些人们心目中的发展样板，在他们崛起的过程中，在政治范式上几乎都是偏重权威的。现如今常有人拿汉江奇迹这样的事件去证明强政府的合理性，权威政府也被认定是发展中国家发扬后发优势的最佳路径之一。

一般认为，“东亚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宏观调控之外的行政力量的干预，行政引导与市场调节的结合；

第二，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最优先发展的产业，以政府为窗口吸引资金，推行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第三，地区经济的互补性梯级发展，联系紧密，即著名的“雁形模式”（以日本为“领头雁”）。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的供应链条。

该模式首先强调的是“政府主导”。作为掌握行政权力的实体机构，以技术官僚的权威，提前敲定有发展前景的行业，投资资本实现后发优势，通过承接转移技术参与进全球化进程。所以，“东亚模式”的通常都是开放型经济。

那新权威究竟新在哪里？为什么它作为一个看起来压抑的体制，却能同时激发市场活力呢？

对此，吴嫁祥曾有精彩的论述，“它不是在剥夺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专制的权威，而是用权威来粉碎个人自由发展中的障碍，以保障个人自由。剥夺还是保障个人自由，是新旧权威主义的分水岭。”

新权威主义的拥护者认为，先于市场化到来的政治多元化往往导致分裂混乱、帮会政治或军阀割据。在现实有有迹可循的改革样本之后，新权威可以避免弯路，不必再重走法国大革命，而是搞“硬政府，软经济”。和发达国家的内源式的现代化相比，这种选择是这些国家在现代化初始阶段面临的发展经济、健全法制、整合社会、维持社会稳定等诸多因素决定的。

直白地讲，新权威主义是一种在认定，由于经济文化水准落后，绝大多数民众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法直接管理国家后实行的制度，实质上是一种贤人政治，精英政治。

而这样排他性较强的集团之所以能聚拢人力，获得权利，在于这些人标榜自己的统治代表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标榜自己的目标是国家的崛起与强盛，使国家的迅速现代化。他们宣称自己代表国家和全体国民的最高利益，现代化则是压倒一切的总目标。

以韩国为例，朴正熙的合法性（或者可以称作“民意基础”）在于他带领下的韩国超常的发展速度，在于韩国现代化的迅速实现。因为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和GDP的高增长率是它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韩国政府必然用一切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也正因为如此，它并不排除自由经济，也会向微观领域转移相当的权力，期望以此来增进经济“活力”。

亨廷顿（Huntington）的学说也和现实政治相呼应，成为了新权威主义的理论渊源。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书中，对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和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历史，指出两点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第一，除美国等少数国家外，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开始之初，都经历过由新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联合或单独实行专制的阶段，这种专制促进了自由经济的发展；第二，几十年来，一些不发达国家由于过早模仿西方的现代民主，造成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甚至反而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

当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人民政治参与程度却很高时，就容易出现政治不稳定，为了保持政治稳定，必须集权于精英，而限制政治参与，以便通过专制实现经济现代化。亨廷顿甚至说，”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

但就这句话立马可以提出一个直白的问题，我们有什么理由把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这样简单地对立起来？南韩的“光州事件”，台湾的”高雄事件“，发生在新加坡、菲律宾的种种思潮，都说明人民在权威体制下也不是温顺的，新权威主义者假设的那个慈祥又严肃的父亲并不一定能完成扮演他。即使像朴正熙这样看起来符合该形象的人，也颁布了”维新宪法“加强独裁，后又遇刺身亡，继任者把整个韩国体制拉向更深的深渊。

现如今发展研究的目的是要弄清什么样的政治形态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社会的发展，而不是去解答“人类最理想的政治形态是什么？”这样的研究通常都是以现实为导向的，唯结果论的。必须承认的是，参与民主生活其实也是一种需要培养的能力，而体现民主政治的竞选、试图改变现行政策的游说运动、民间组织的政治活动等等，往往会引起混乱，造成纠纷。因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建设上都较薄弱，缺乏组织良好的、多元的利益团体和能发挥作用的政党和有效的政府机构，此外，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需要的桥梁、公路、电网这样的大型项目都需要强有力的手去推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维持有效的发展，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权力来总揽大局。

上述民主落地过程中产生的“乱象”都是客观存在，但必须面对的。可如今韩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新权威主义者认为放权产生的混乱是非失范性的，也即，如果逐步放权出了问题，那不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或是改革的阵痛，而是放权根本不应该发生！也就是所谓的“枣钙灌灌了”，而1980年代韩国的新权威主义者通常的共识是，新权威是通向现代民主路上的妥协。

彼时的韩国人很好奇，我们的新权威主义最后会走向何处呢？

和着当年韩国人的殷殷期盼，我们把目光放到汉江奇迹萌动的年代，对着他们，对着历史，我们如今可以提出几个浅显问题了——彼时追随朴正熙的人们是否真的具有现代民主的理想？这些治国者到底能否按照他们美好的意愿来完成预定的历史任务，即推动国家现代化后平稳退出历史舞台？答案似乎不言而喻。

从长远一些看，新权威主义者等人所规划的现代化道路，很可能是一条充满暴力的现代化道路。在道路伊始，那些具有纯粹理想的权威者还能做铁面无私的慈父，用铁腕手段推动国家机器前进，但随着发展的快速进行，权威者和其继任者占据了现代化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既得利益者，即使现代化在它发展地进程中同样养育了权威的掘墓人——它推动了经济发展，扶持了中产阶级，具备了实现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些条件。但谁也无法保证既得利益者能主动把巨大的权力交给人民，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我们能做的似乎只有祷告。

权力是指通过意志的运用以达到某种目的的能力，放在国家机器里可以简单理解为掌握国家意志实现目标的能力。我们当然可以想象掌握意志的是些无私的人，但在权威体制这样同时掌握了生产和分配权的体系中，中产阶级在发展的同时，既得利益阶级也只会更膨胀。经济学中存在理性人假设，理性人在整合为阶级行动时，就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不会有背叛利益的阶级了。

自此，回到写这篇文章的初衷，为何权力只会对其来源负责，为什么它会无休止地增长？或许上面这段黑字可以解答一二。

新权威主义幻想的是，存在一位全知全能的父，教会我们开车、做饭、工作，又最后把钥匙交到我们手里。显然，这是荒谬的，不过这也没差，因为无论这些人怎么辩，怎么跳，当初朴正熙照旧安稳地坐着，他不是依照这些人的幻想行事，说难听一些，所谓新权威主义，不过是今人附会罢了。

私以为，“反正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