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韩语语境中，如何称呼日本人名？ 第1页

谢邀。古代两国言语不通，但都处在汉字文化圈，笔谈是最常见的交流方式，这使得双方对姓名的认知基本仅限于正式的汉字表记，而不考虑实际发音。要知道，古代两国外交场合使用的正式文字都是汉字，而且主导交流的也都是官僚士大夫阶层。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民间交流，但也因文化程度的原因使得民间交流鲜有文字记载，更难见到直接对对方的姓名的读音进行记录了。所以针对此问，应该来说，古代韩语（注意不是韩文）语境中，一般采用汉字字面读音称呼日本人名。

—————————————————下文试图开个脑洞——————————————

韩国传统上根据中国文献，认为汉字从箕子朝鲜时代已传入半岛，而日本传统上根据「记纪」的记载，认为汉字是405年由王仁从百济泛海传来的。事实上这两个时间均不确，前者失之飘渺，后者囿于保守，但也能反映出一个事实，日本接受汉字的时间应该是晚于朝鲜半岛的。

因此，在日本将汉字视为官方规范文字之前（准确的说是用汉字表记姓名前），半岛与日本的交流历史中，记录姓名时可能会存在一定「空档」，即历史上可能存在单纯用古朝鲜汉字音音译日语人名的时期。推测这段时期大致应处于隋唐前，也就是白江口之战改变东北亚局势，将半岛和日本彻底纳入中华文化圈前。

要找到确凿的古朝鲜以汉字音音译日语人名的记录是比较困难的，这需要注意很多东西：（一）要确定不是日方在外交场合故意选用的汉风姓名，（二）要排除转录中国史书音译的日本人名，（三）要排除沿用日本万叶假名的记录。

（一）的情况有，奈良石上神宫收物部氏武库藏晋泰始四年（268年）制「百济七支刀」，铭文有「先世以来，未有此刀，百济王世子奇生圣音，故为倭王旨造，传示后世。」「旨」应该跟《晋书》等初唐官修史书中提到的倭五王「赞、珍、济、兴、武」类似，仅为大和君主在华夏封贡体系下特别采用的汉风称号。

（二）的例子像《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二·阿达罗尼师今》「二十年（173年）夏五月，倭女王卑弥乎遣使来聘。」「卑弥乎」很可能直接沿用的《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载，疑为汉语对日语「日御子（ひみこ）」音译。

（三）的例子如《日本书纪·神功皇后第九》引用《百济记》逸文：「壬午年（262年），新罗不奉贵国（日本），贵国遣沙至比跪（さちひこ），令讨之。」《百济记》在半岛已佚，失考，稳妥地讲，「沙至比跪」应为百济在国书中直接沿用人名的万叶假名。

排除上述之后，真正可能是完全用古朝鲜汉字音音译日语人名的，目前仅找到一条新罗扬言要征服日本的记录：

七年癸酉（253年）倭国使臣葛那古在馆，于老主之，与客戏言：「早晩以汝王为盐奴，王妃为爨妇。」倭王闻之，怒，遣将军于道朱君讨我。（出《三国史记·列传第四·昔于老》）

「葛那古」今读갈나고（Galnago），疑为日语「葛城长江袭津彦（かずらき の ながえ の そつひこ）」音转，「那古」对应「长江」；「于道朱君」今读우도주군（Udojugun），疑日语「武内宿祢（たけしうちの すくね）」音译，「于道」对应「宇治（内）」，「朱君」对应「宿祢」。

明治22年壹日圆纸币上的「武内宿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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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李氏朝鲜时日本人名的音译远比前代多，尤以壬辰倭乱双方交接频仍，但通事极为稀缺时为甚。去年答者在筛选史料时，由于《朝鲜实录》和朝鲜文人笔记、通信的数量过于庞杂，所以主观上忽视了其中音译的日本人名，现特来修正一下去年不成熟的观点。但又由于实例太多，故不尽数罗列，仅附上典型的一例。

宣祖实录第六十卷·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2月10日

这是明军游击陈云鸿咨询朝鲜官员搜集到的日军的情报时，朝鲜官员汇报南部占领区各日军守将姓名的记录。其中涉及多个知名日本大名的别号、官名，也间接反映出一些中世朝鲜语和日语的对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