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看到鲁迅描写的麻木的底层人民,却没有看到鲁迅描写的“吃人的社会”,以及恶心混账的假洋鬼子和赵老太爷吗?
之所以有麻木的民众,死气沉沉的社会,是民众的锅?还是假洋鬼子和赵老太爷的锅?
如何认识这个事情,和你对世界的认识密切相关,你认为这个社会的基础是什么?是皇帝、士大夫、乡绅、买办,还是底层亿万民众?社会的财富从何而来?是伟大的赵老太爷们点石成金,还是亿万麻木的民众汗滴禾下土的积累?社会的文化又从何而来?是假洋鬼子们出口成章吟风弄月,还是亿万麻木的民众光着脊背喊着号子唱:“硕鼠硕鼠 无食我黍”?
当代天下承平很久,绝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问题,他们没见过太残酷的剥削,没见过吃人不吐骨头的压榨。他们无论什么出身,什么血统,都有机会接触高层次的文化,高水平的科技。于是,许多人产生了幻觉,以为自己也可以高高在上,瞧不起那些蝼蚁一样的劳动人民。
他们读鲁迅,却从不怀着鲁迅悲天悯人的情怀去读,总是执着于在鲁迅的文字里寻找自己对更下阶层的鄙视。他们忘记了,鲁迅对于麻木的劳苦大众,是有着深切的同情的,闰土本是一个淳朴、鲜活、热情的农家少年;毁掉他的,不是他自己,是那个酱缸一样的狗屎旧社会。夏瑜是一个为了理想连命都不要了的革命者,他试着去教育牢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虽然最后,人民不理解他,嘲笑他,老栓用他的血蘸了馒头去治自己孩子的肺痨。但夏瑜直到死,是从来没有怪过这些麻木的民众的,因为确实不怪他们,怪封建专制,怪儒教文化,怪数千年流毒无穷的不平等社会。民众的麻木,是可以治疗的,他们本身是无辜的。
我摘了另外一个人的一段话,这个人的文字,可以和鲁迅并肩而立,都是觉醒的良药。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
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
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和民众走在一起,绝不能自以为是,曲高和寡。更不能媚上欺下,走精英贵族路线。历史证明了,那些眼睛只往上看,不往下看的人,自以为高贵的家伙,都是可耻的狗奴才。
说鲁迅笔下的底层民众愚昧,那或许不错,但是真的麻木吗?
祥林嫂的看客们,听着她的惨剧也会落泪,听烦了,也只是嫌弃她说得太多遍,可不会言语中伤她,也不会瞧不起她。
酒馆里的食客,拿着孔乙己当笑料,但也承认他是读书人,孔乙己一手好字,信守不赖账,旁人也清楚。
老栓的客人,骂着夏瑜是因为他们无知,但对小栓的病,也是关心的。
《一件小事》里最底层的无名车夫,一样能让“影子愈来愈大”,衬的乘车人自觉狭小。
真正麻木的是谁?
鲁四老爷听了祥林嫂的遭遇,没有一点同情,反而把她当作是“不干不净的人”
丁举人抓住偷东西的孔乙己,直接动用私刑,打了一整夜,打折了孔乙己的腿
牢头对进了牢的夏瑜盘剥不成,听了夏瑜的话,直接抽他的嘴巴
更不用说“你也配信赵”的赵老太爷,“革命”时还要抢宣德炉的假洋鬼子和赵秀才,不明不白就判了阿Q死刑的县太爷。
这些自以为是“人上人”的人,才是鲁讯笔下最麻木的人。
鲁讯描述的,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百态。
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底层民众依旧愚昧,麻木的人上人剪了辫子还是人上人。
但当真的革命来临时,愚昧的底层民众终于翻身,麻木的人上人,最终成了革命的刀下鬼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那个采访毛泽东的美国人,在他的《复始之旅》中就记载过这样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