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讨厌民国？ 第1页

积华夏文明5000年之大成。

对，说的是民国，不过是5000年所有糟粕都攒齐了。

1，军阀割据，草菅人命。可比晚唐、五代。

2，外患，对异族不做抵抗。可比靖康。

3，对抗日的人士和TG多加迫害，可比南宋和东晋（东晋划掉，不客观，感谢评论中把问题指出的朋友）；

4，大饥荒人吃人，政府无动于衷还加税派饷，可比明末；

5，大师们媚外自辱，认贼当爹，可比元之大宗师；

6，上层人士纸醉金迷、腐化堕落，视民众如草芥，可比西晋；

7，一味媚洋，毫无自立自强之心。。可比晚清；

还有很多。

看着就很恶心。华夏的谷底。

差一步就是深渊了。

还好亡了。

民国很黑，不要萌它！

民国版本的劝课农桑

1917　年中英会勘贵州禁烟的前后，贵州省当局曾通令各县清铲烟苗，并派各县驻防军协助办理。没有驻防军的县份，调动巡防军前往协助铲烟。如省当局曾调巡防军统带和继圣率军开赴炉山、黄平等县。和继圣至黄平旧州，见到粮田中有稀稀落落的烟苗，跟农作物夹杂一起（烟苗锄掉后，隔年还能成活），不经调查，便断定是农民有意扩种和复种罂粟。

　　和继圣手握“尚方剑”，操有杀生权。他在所过之处，大开杀戒，动不动把人拉出毙了，很多人无缘无故送了命。和继圣因此获得了“和屠户”的称号。

　　贵州省当局在禁烟问题上做了很多文章，在一些县份也着实砍了几斧头。那知时隔不久，省当局态度陡然改变：从半心半意、假心假意的禁烟变为公然主张开放烟禁。原来刘显世虽是贵州的督军、省长，名义上军权、政权集于一身，但在实际上，军权为刘显世的外甥王文华所操持。他要扩充军事实力，就要千方百计筹措军饷。他打主意一下打到了鸦片上来。这本来不足为怪，其他军阀也都是这么干的。鸦片是军阀部队军饷的主要来源。

　　当时贵州虽然禁烟，但吸食鸦片者仍然很多，烟瘾也不见减低。本省鸦片生产受禁烟影响，产量降低，不能满足境内烟民需要，要从云南运进鸦片。烟价自然飞涨，每两售票银5　至10　两。如抽收鸦片税，可得巨额款项。于是王文华提出将军队偷偷摸摸保护烟商偷运鸦片，改为公开征收鸦片捐税。王文华的这个提议，很快由省长刘显世提交省行政会议及省议会讨论，不费周折，就均获得通过。刘显世火速派人到邻省采购烟种，提供给省议会。省议会收到省府拨下的烟种，立即选定议员多人，交给他们的使命有四：一是将烟种分别运往各县；二是向各县知事传达省府关于鸦片开禁密令；三是亲自向农民兜售烟种，价钱为每元一调羹；四是向农民口头宣传省府关于鸦片弛禁决定。贵州省当局为免国人谴责，及逃避历史罪责，采取了圆滑的做法，想不落把柄。关于鸦片开禁，省府不敢公开行文各县，仅给派往各县的议员每人露封密令一件。一议员负责三四个县。每到一县，便将密令给县知事细阅，看毕即收回带走。省议员传达密令、兜售烟种、宣传种烟，造成了严重恶果。鸦片开禁的消息很快传遍贵州全省，贵州省重又出现了种烟的高潮。

　烟贩子从长期贩烟中，研究出了种种偷运鸦片的方法。真是无扎不入，无奇不有。下面试举几例。

　　（1）书籍运土法。

　　先将书籍买来，最好是有布套的。用刀将书籍封面抠一洞，把烟土填装其中。上面放凡本没有挖洞的完好书籍，将布套套上。然后用纸包起来，露出上下两端，以备查验。大量偷运烟土的人，多私刻有书局的发书印戳。用挂号从邮局发出藏有烟土的书籍，据说万无一失，均能如愿以偿。

　　（2）糖包运土法。

　　购买几十包或几百几千包糖，在一部分糖包中放进烟土。装运时，没有烟土的糖包放在底下和上面，检查人员一般只查上下的糖包。即便抽查中间的糖包，因糖多烟土少，也难以发觉。

　　（3）油篓运土法。

　　购猪油若干篓，将烟土用质量好、不透油的油纸包好，置于油中，复将油篓盖上、封严。即使遇到能手检查，也很难被查出问题。

　　（4）冒充“五倍子”。

　　有一个惯于走私的商人，用铁皮精心作成五倍子的形状，外面涂上颜色，看上去就像真五倍子一样。然后将烟土塞进假“五倍子”中，跟真五倍子混合包装，检查的人即便使用铁钎，也探不出货物有问题。这个走私商人用他“发明”的这个办法，一批批偷运烟土，获利甚巨。

　　（5）藏于汽车部件中。

　　公路一条条开辟以后，烟贩子想出了一个既迅速又安全的偷运烟土的方法，即将烟土藏入汽车部件和油桶中。

　　（6）灵柩运土。

　　有的烟贩盗掘新墓，取出棺材，将烟土藏在尸体的下面。每个烟丸直径3　寸多。棺长6　尺余，宽2　尺，棺底铺一层烟丸，起码有100　多个，数量不可谓不多。通过关口，到达目的地，取出烟土，棺材、尸体则弃之而去。灵柩运土还有一法：备棺木一口，将烟土藏入棺内。在出发地假报某人死亡，运灵柩还乡，请官府发给证明。为迷惑检查人员，特将死狗或死猫一只放入棺内烟土旁，并故意不把棺盖盖严，让恶浊气味外溢。运至目的地，夜间将烟土取出。

　　（7）死婴运土。

　　有的烟贩觅得死婴，将其内脏挖去，把烟土塞入腹内。用线把死婴腹部缝台，然后穿上衣服，用包被包好。如无人告密，通过检查哨所时，是不会被检查出来的。（8）游鱼运土烟贩买通船主，将装满烟土、封好口的洋铁罐，用绳子系在船底上。因绳子很短，检查者无论如何也查不出。

　　（9）月饼运土。

　　买通月饼师傅，将罐头烟土（每罐重几分至一钱多）藏入月饼馅内，外加饼皮，烘制成月饼。装入盒内，即可运走。

　　（10）竹杠运土。

　　私贩烟土者多以烟土藏于抬货物之竹杠中，将两端巧妙伪装，使之不露破绽。即使检查者“如虎如狼，狂事搜索”，私贩者也不着急。垂手站立一旁，待检查毕，不慌不忙拿起竹杠，便抬着货物赶路。用此法，可“稳渡难关”。

　　（11）食品运土。

　　先购糕点若干匣，或食品罐头若干听。将盖子取下，拿出食品一半，把烟土放置匣中或听中，上以食品覆盖，然后将盖封固。此法多用于偷运小宗烟土；而用于运吗啡粉者，不可胜计。检查者一般用手摇匣（听），不会打开盖子。听摇动声音，检查者不致怀疑匣（听）内装有烟土。

　　（12）马桶运土。

　　先特制马桶一只，底做成夹层，以烟土置其中。用油漆将马桶漆过，不使漏水。大小便时照可使用。准备停当，便可带着家眷上路。携家眷出门，随带妇女溺器，这也是情理中事，检查人员不会顿生疑窦。到达目的地后，即可取出马桶夹层里藏着的烟土。

（13）暗仓运土。

　1937年,广东省主席吴铁城跟广州湾（湛江，当时属法国殖民地）的陈学谈勾结，数次贩运私烟出国。利用陈学谈拥有的大司马和天成两艘轮船，运载鸦片赴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以较低价格，向这些国家倾销（据说印度烟膏用薄锡装的每两售当地纸币10　元，广州湾老陈福记烟膏每两售价只4　元）。吴铁城、陈学谈第一次贩烟出国，各分得利润60　万元港币，第二次分得100　万元港币（当时港币一元等同于当今港币一百元），第三次获利跟第二次相差无几。三次贩烟，所以大获成功，是因为大司马和天成二轮都设有暗仓。它位于轮船尾端，近船舵两旁，成扁方形直通船的底板，有两个仓门。船满载货物时，暗仓即沉入水中，从水面上消失，不知内情者无从察觉。船卸完货，暗仓即浮出水面。一艘船上的两个暗仓，可藏烟膏300多万两。第四次偷运烟土时，因大司马船上冲洗厕所的工人对赏金分配不满，愤而向菲律宾海关告密，贩烟船被查获。大司马船被扣两星期之久，后罚港币20　万元，没收船上全部烟膏，才将船只发还。如不是内部人员告发，暗仓运烟的秘密，检查人员是难以发现的。（不简单，民国仅仅二十五年，就实现了鸦片的自产自销，甚至还能出口创汇，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染上鸦片烟瘾的，有男女老幼（婴），有各行各业的人们，甚至连蚊蝇鼠虫四害都未能幸免。

　　穷苦的劳动者受鸦片毒害的，也为数甚众。他们因抽大烟，不仅耗尽了仅有的、可怜的一点钱财，而且耗干了自己的精力。

　　四川瘾民有多少。

　　解放前，吸鸦片在四川很是普遍。有烟瘾的人不用说了，就是跟鸦片无缘的人，家中也必备灯盘和烟膏，为的是随时招待来客。用鸦片待客，就像给客人沏茶递纸烟一样，是一种起码的礼节。如不摆灯盘，不烧鸦片，会被认为是怠慢客人。

　　四川吸食鸦片成风，还可以从两首打油诗得到说明。30　年代，重庆白象街住着一名律师，名叫吴学礼。不仅他自己吸鸦片，而且他的妻子，他的父亲、母亲，他的舅子，都吸鸦片。一家五口，无一例外。每天上午11　点，全家人仍高卧不起。有位小学校长叫刘锡安，与他同院，见此情景，诗兴大发，口占打油诗两首。一曰：“律师吴学礼，日高犹未起。川膏与云膏，一天几两几？”一云：“一家五个人，个个点烟灯。神仙吹玉笛，香雾帐中腾。”像吴学礼家人人抽大烟这样的事，在四川并不罕见。

　　四川有一些地主、资本家，就怕子弟嫖和赌，而不怕子弟抽鸦片。因出去嫖会把身体糟蹋了，赌会把家财输光了。抽鸦片虽然也耗费钱财，但他们确信，像他们那样大户人家，不会因抽鸦片抽穷了。例如：重庆有个有名的地主叫胡敬六，家住绣壁街550　号，每年可收7000　担租子。他仅有一子，名叫胡静云。胡敬六很溺爱这个独子，为把儿子圈在家里，便怂恿他抽鸦片，还请族人、亲戚出面，引诱自己的儿子抽鸦片。胡敬六以为，染上烟癖，就不会出去嫖和赌了，他的家业也就守住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儿子始终没有上瘾。为此，胡敬六还老大不高兴，认为：胡静云是不肖之子。重庆还有一个叫杨少武的人，他跟人谈过，自己幼小时，父亲千方百计要他抽鸦片，甚至许愿说，谁引诱他儿子抽鸦片，并且成瘾，他将重重答谢。四川瘾民有多少呢？民国时期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的文件曾公布过一个数字。1917　年至1934　年，四川由军阀分防割据时期，该省瘾民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19。当时四川省人口有六千几百万，按这个比例计算，全省瘾民至少有310　万。这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而不是夸大了的数字。本书《前言》引用《盛京日报》的材料说，1930　年时，四川有瘾民4000　万。

曾任国民党重庆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主管四川禁烟的杨永泰，家中就常点着烟灯。一次，有人去找他，他摆着烟盘，点着烟灯，躺在榻上，边吸边对人说：“烟有百害，吸上了瘾，就等于废人。但利害是相循的，最坏的事，亦有好处可取。烟的功用，有几个字，就是：‘却小病，伴寂寞，助思考。’人患伤风咳嗽小疾病时，吸几口烟，立时可愈，比服药还见效一些。当无聊时，感觉苦闷，尤其是风雨之夕，故人不来，一榻横陈，挑灯作伴，有无穷乐趣。要用脑筋，研究问题，如思想滞湿，吸一点烟，神经受着刺激，立即心花怒发，左右逢源，可助思维。这是烟的功用，不过功用很小，害处太大，我们应该把它禁绝。”杨永泰口称鸦片“功用很小”，“烟有百害”，实际着力渲染的是一榻横陈的“无穷乐趣”。禁烟大员对鸦片这样欣赏、这样嗜好，“禁绝”云云，不过是骗骗人而已！

青少年成老枪。

　　《民国春秋》杂志1987　年第4　期封三，刊登了一组题为《罂粟遍地种，烟馆随处见——民国时期丑恶社会现象之一》的照片。其中有一幅的文字说明是：“青年女子也成了老枪。”照片上，两个剪着齐耳短发，眉清目秀，大约十七八岁的女子，手执烟枪，斜躺在一张烟榻上，如痴如醉地吸着鸦片。今天的读者看到此景此情，对这两个深受鸦片毒害而不能自拔的女瘾客，一方面会“怒其不争”，另一方面，恐怕会多少表示同情，因为她们也是旧社会的受害者。

　徐铸成《报海忆旧》一书中讲到了一件事，更是触目惊心。

　　解放前湖北省教育厅有一位姓向的视学，一次去鄂西最大的一个县城视察。上午9　点早过，这个县城还沉睡未醒，一片寂静。若不是有一名更夫，一面敲着锣，一面穿街过巷呼叫“9　点敲过了，该起床了！”这个县城简直如同死了一般。而这个更夫，也不断打着呵欠，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姓向的视学去视察县城最大的中学，学生、教师9　点半才懒洋洋地踱进教室。因为省城来人视察的关系，只得强打精神，但他们仍然呵欠连天。姓向的视学检查完学生的上课，又去巡视学员的宿舍。只见每张床铺都铺着白色的新被单，显然校方对他前来视察，早有准备。走近一张床仔细一看，发现被单上有焦洞。掀起床单一角，原来床下藏着一副烟盘。又查了几张床，差不多都有这套家伙。负责管理学生宿舍的舍监先生很是尴尬，讪讪地说：“这是多年留下的恶习，我们正在设法劝戒。”这哪里是学堂，简直成了烟馆。省教育厅视学来视察尚且如此，平日抽鸦片更是要抽得昏天黑地。

国际禁毒日特刊：那年民国，那些毒品

我是江西吉安人，井冈山就在吉安。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有个东固乡，1927年至1934年，东固革命根据地在这里建立。

1931年7月到9月，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了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蒋介石丧心病狂，多次亲自下令对苏区进行大烧杀。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陆军第十六军第五十三师剿匪纪实》记载了蒋介石1931年9月初给国民党军五十三师的命令：

旋奉层峰电令，以东固匪巢人民匪化已深，无法挽救，着以东固为中心点，纵横二十五里一律平毁殆尽，格杀无余。

时任国民党军五十三师宣传分处第一分队中校分队长的李荩萱（后升任国民党军六十四军军长，1949年1月被解放军俘虏）对此事的回忆如下：

蒋介石对东固人民恨之入骨，约在9月间，他密电第五十三师师长李韫珩，令他在放弃东固前，以东固为中心，将其附近村民一律平毁，格杀无余。李韫珩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立即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在东固镇上师部开会，秘密指示烧杀抢掠等办法。李韫珩向各团下达代电，大意是：奉总司令蒋密电……必须将东固附近老百姓格杀勿余，焚毁务尽，电仰遵照，并将执行情况具报。
……
我当时是派在第三一四团工作的，团长欧阳律卿从师部回到团部，将我和中校团副贺湘涛二人找到他的房屋内，将上述电令交给我们看过后。他说：“这是蒋老板的电令，东固一带老百姓，我们非杀他个一干二净不可，看他们去哪里闹革命。你们从地图上看，本团烧杀区域周围30华里左右，以到达什么地名为止，然后下命令给第一营营长刘宝吾去执行。”
……
第三一四团第一营部队在次日早上5时左右才出发，到达南垅村已是10时左右。老百姓见部队来，都已逃到山林里去了，一个老百姓也没有看见，只抢掠一些东西回到东固驻地。团长欧阳律卿接到刘营长电话后，对我说：“老百姓好狡猾，远远看见我们部队就都逃走了，一个人也没有枪杀掉，这样怎能向上报告呢？”我停了一下说：“明天再去，假装从右翼回击，一面派一部分队伍埋伏在要口上；一面将南垅村的房屋点火烧起来，老百姓看见部队走了，就会出来救火，等他们救火时，包围射杀之，这样一定收效很大。”欧阳律卿认为很好，就打电话给刘营长照办，并规定在天亮前就出发。
这一天，老百姓出来奔向南垅村救火的就有100多人，都被枪打死。以后部队每天天未亮就出发。据陈孝康对我说：“有一个亭子里，老少几十口人都睡觉了，部队去了还未醒，就被打死在铺上。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孩还在哭他的妈妈，又补一枪将他打死。这次执行命令很彻底，不过太惨了。”我说：“这是总司令的电令，有什么办法呢？”
这次大屠杀，共有七天之久。据第一营营长刘宝吾报告，在第三一四团区域内，共格杀老百姓有300多人，烧毁房屋500多栋。以后听到团长欧阳律卿说：“全师共杀害老百姓2000多人。”至于警戒线以内打毁的稻谷，我不完全了解。仅我率宣传队官兵打毁水田的稻谷就在50亩以上。房屋则是在各部队离开驻地之时，一律放火焚烧的。我到达九寸岭山顶，还看见东固镇附近都是烟火，火势冲上10多丈高。

在江西，当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大肆烧杀屠戮的地方，又岂止东固一处？！

请看看这组数据吧——

1933年，江西人口数：约1863万。
1936年，江西人口数：约1539万。
1937年，江西人口数：约1328万。

减少的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死于国民党反动派之手。尤其是1936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这段时间，江西损失的200多万人口，更是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政策脱不开干系。

国民党反动派在江西，组织“还乡团”“暗杀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准军事组织，在“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大乱三天，大杀三年”等法西斯口号的指引下，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捅肛门、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把竹签子从指甲缝里砸进去）、仙人弹弦子（用铁丝穿过睾丸挂在耳朵上）……甚至连活埋都玩出了花样，强迫父母埋儿女、丈夫埋妻子。

国民党反动派在江西的大屠杀，手段之残忍，与抗战时期的日本鬼子相比，不相上下！

我的曾祖父，就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

“讨厌”一词，程度太轻，作为一个在井冈山下长大的江西人，我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是厌恶，更是仇恨！

好物推荐：

陈纳德，飞虎队的，采访他女儿还是遗孀来着

说：当年蒋公劝陈纳德投资金圆券

陈纳德就真的买了

你品，你仔细品……

这放到古代，就是一个皇帝智戏蛮将的故事

可问题是，时代变了啊

民国的问题其实就是世界已经发展到了现代社会

可人的思想还是封建社会，

一个歪曲别扭的社会

这就是民国的问题，他出生是伟大的，推翻了千年帝制，虽然没出多大力。

可没多久，又重回到封建社会那种腐烂的样子了

大家看民国总感觉别扭，其实就是我们作为数码相机，看胶卷相机的感觉

看古代史，我们知道那是古代，

可民国时候，已经是现代了，是数码相机的时代，可你看着领导人一群胶卷相机，你也看着别扭╯﹏╰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民国的开眼看世界的人，他们的同胞是欧美，不是国人

美帝记者贝尔登在重庆的时候，国民党一些留洋的官员在一起说话都是英语，谈起来纽约比中国熟悉的多。

国人是素质差，儒家千年愚民，衍圣公那个县一堆文盲，素质低，随地吐痰不卫生脏乱差

而留洋的人，他们看到了欧美以后，自己就把欧美当成了同胞，当成了一类人。

这才是民国最恐怖的。底层素质差，中层不把自己当国人，都是精神洋大人，高层还是封建余孽。

所以只有扎根基层的土共，打到了无数个衍圣公的土共，开展底层教育的土共，让农民干活都得去识字的土共……

一个土字，才成了中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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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民革党员，我本不讨厌民国。但是……

（这不是我的书房，是我常去的一个民革活动中心）

我被一些民国粉逼得，活活厌恶了民国。

例如：我的朋友圈里，从前有位女作家，后来被我拉黑了。

她的一大爱好，是在上海的各种民国遗迹自拍，然后自恋地表示：自己最适合生活的年代和地方，就是民国时的上海。

在她眼里，当个活在那时代的女性，就会是名媛，是林徽因，是张爱玲，是胡蝶，是上官云珠……

这样的人不是个例，甚至可以说成群。

但事实呢？

我们打个比方：在《红楼梦》里，是小姐多，还是丫鬟多？还是生活还不如贾府丫鬟的女子多？在那个时代，是贾母多，还是刘姥姥多？

真转生到民国，你不会是大堰河？不会是小福子？ 或许是几斤白面就能卖掉的娃？是成为她们的几率大，还是成为名媛的几率大？

学术圈有些教授，热捧民国的大师们，捧得他们一个个像活神仙，好像那才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黄金时代。你别说，还真就拍出了一部叫《黄金时代》的电影。

“一切都是自由的”，呵呵。

但事实呢？

那时有多少文盲？邵飘萍、史量才、闻一多先生们是怎么死的？左联五烈士被你们忘却了吗？上海秘密警察的电刑、烙铁、辣椒水、钉指甲缝，都忘了吗？就国学而论，民国的学术大师如陈寅恪、王国维，真的超越了乾嘉的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戴震……们了吗？

就文学而论，鲁迅、周作人、老舍等少数还不错，其余的，冰心、朱自清、郁达夫、叶绍钧们，比莫言、贾平凹、张炜、陈忠实、韩少功、王安忆强？

歌颂国军抗战业绩的人，忘记了那年代可耻腐败的一幕幕？国土在丢失，官僚还在发国难财，“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都不足以形容其惨了！

埃德加•斯诺在70年代初重来中国，文革年代，还很穷，很落后。但斯诺很受震撼，因为，他回想起了民国时所见的一幕一幕，毕竟，他不会做那些老上海的繁华梦，因为他看到过真正的民国。

他写了一段话，排比句，每句的开头都是“忘不了”，全文我记不住了，就还记得两句，这两句，已经足够触目惊心：

“……我忘不了，被丢在战场上，不能动弹的伤兵，成群的老鼠在吸吮他们伤口里的脓……我忘不了，饥饿的少女，抱着孩子，乳房干瘪得像七八十岁的老妪……”

国民党溃败后，陈寅恪先生写过一首诗，结尾两句道：

“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

我外公，是国民党人。民国后期，他在某县城当财政局长，因为灾荒，到省城去催救济粮，一次次吃闭门羹。悲愤交集，大病一场。

淮海战役结束时，他写了首诗道：

“木落霜天雁阵哀，寒潭照影此徘徊。英雄已去空残垒，词客同来吊废台。冷眼又看秦失鹿，焦头漫夸楚多材。思归陶令家何处？愁对黄花一举杯。”

民国完了，没戏了。解放军渡江时，外公选择了主动起义，因为民国让他彻底心凉了。

中国要崛起，民国绝对不是答案。无论果粉如何去美化它。民国最可怕的，不是贫穷和落后，而是散沙般的肌体，和这肌体上早早腐化了的统治阶层的灵魂。没有凝聚力和希望。

新中国，也算是风风雨雨，历史上有过许多问题，现在的中国，依然也存在不少问题。但是，这绝对不是美化民国的理由。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进步的历程，看到一切在变好，看到未来。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当年的民革成员，有几个不讨厌民国的？不然，压根也不会有“民革”存在了。

————补充：

曾经有个台湾学者，很爱看《人间正道是沧桑》，说那片子渲染南京没落政权的气氛渲染得很好。我问他，怎么看待民国的失败。他说：“得人心者得天下，还用说吗？”

另：本答案所指的民国，时代坐标是1911至1949。这一点，朋友们应该都清楚。至于那几个在本答案下扯台湾地区的，纯属故意装傻，实则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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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le-tian-5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还用为什么？黄泛区居民的身份一亮，还能对民国有好感的都是背弃祖宗被幻想中的民国洗脑的213。

1942之前盘剥百姓，种十亩地交八亩的各种税，亩产二三百斤的民国，剩下两亩不够一家人吃的。1942中间地里没收成了收不到税了，派兵挨家挨户搜抢粮食，一千多万百姓饿死数百万，然后一枪未发决堤跑路，又淹死近百万百姓。这种情况由家里老人口口相传的事，看再多“美好的民国”也转变不了对民国的厌恶。

水旱蝗汤，水是刮民党决堤的，旱蝗是天灾加刮民党制造的人祸，汤是刮民党高级将领，民国末期河南死亡数百万的四大灾全和刮民党有关，自己家族爷爷辈四人仅存两人，全是刮民党造成的，我怎么才能不厌恶刮民党？

评论里有睿智果粉说国民政府不等于民国，为刮民党洗地的，真是为了洗地脸都不要了，也就现在刮民党滚台湾祸祸湾湾去了，放国民政府时期，你敢公开说这话，都不用等第二天，当天就被你亲爱的先总统 蒋公枪决了。

我好像突然明白为什么有果粉了。TG让祖上五六辈贫农的人也能成为小知识分子，他们想当然的认为到了刮民党时期他们也能成为小知识分子，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是精英，是特权阶级，当官发财不是梦。从本质上，他们想要的不是民国，而是要能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特权啊！

挂个不敢露脸的，麻烦你露个脸让我拉黑你。我确实不是历史专家，也不是历史专业的学生，我对当时也没啥研究，甚至没有扒过学术资料，我对民国印象的来源，听我爷爷奶奶说的，饿死了多少人，逃荒多少人，我爷爷的父亲为了混买丁钱和粮食，在国民党军队五进四出，当然是逃出来，可惜第五次没能逃出来，至今没有音信。然后是我爷爷的哥哥主动投军，安家费是半袋小麦和可以买两个烧饼的钱，我爷爷还在的时候提起来就哭，他的哥哥为了母亲和弟弟妹妹能活命卖了自己，让他吃一个烧饼然后背着半袋小麦一个烧饼带回家给妈妈。后来就是花园口决堤了，在家饿的半死到最后家也不能呆了，娘仨只能跑，跑到平顶山要饿死了没办法，把年幼的妹妹卖给了当地人做童养媳换了点粮食。一家五口，死的死散的散，到现在还有人告诉我，你不能恨民国，因为专家说民国是好的？？？然后拿个两个所谓的“专家”说是大部分专家都这么认为，我可去你的吧！求求您了，别@我了，麻烦您，露个脸，咱俩互相拉黑得了，正好您看我烦，我看您也恶心。

最后说说他所谓的照片，他自己都知道是决堤之前，为什么拍照片呢？美国记者深入灾区的照片在美国登报，引起光头的美国盟友不满，光头才拍了几张照片。因饥荒逃荒已经十室九空了，这叫疏散安置民众？光头为了洗白拍了几张照片，这几张照片就是全部历史了？饥荒的近千万亲历者、黄泛区的过千万亲历者，他们的经历都因为不是专家不可信？

求求您了，拉黑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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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g-ke-75 网友的相关建议: 
      

凡是在人员和组织上继承民国较多的系统，能力和作风都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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