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国民政府根本就没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基本都是左翼,都认同共产主义,不当地下党就不错了。最典型的,就是民国时期80多位老院士,选择和国民党去台湾的只有10个人,60个留大陆,10个选择出国。从这些最顶尖的院士最后的选择,就能看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态度。
二战后亚非拉独立风潮,基本和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大量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都选择共产主义,而中国只是其中之一。那个年代的发达国家知识分子也大部分都至少同情共产主义。那是个共产主义思潮时期,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在那个时期根本就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现象。
集中了,然后被常公杀了。
1927年蔡校长元培公和吴老师稚晖公以KMT监委身份领衔发出清党通电,杀了个稀里哗啦。“自民国十六年清党,到中原大战结束,龙华司令部枪毙之改组派与行委会分子不下百名,彼等枪毙时多高呼三民主义万岁,孙中山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打倒叛徒蒋介石。”除此之外,龙华司令部还枪毙了很多国民党内派系如新国民党,忠实同志会,至于党外的小党如青年党,国社党,社会党更是不在话下。这都还没说到清党的主要目标共产党……杀到后来,蔡校长绷不住要甩锅,说“我革命二十几年了,实在不知清党原来是屠杀。”但是吴老师仍然不忘初心,“(TG)留在世界上是祸水,送监狱是多事,倒不如直接杀了省事。”打算搞个有始有终。
举个栗子,“军事上有许多著名军事院校培养出的人才”,黄埔三杰:陈赓、蒋先云和贺衷寒,三个人早期都接触过共产主义思想,结局各不相同,代表了当年人才的三条出路:
陈赓,北伐时把常公从死人堆里面背出来,够意思了吧,1926年整理党务案被逼得公开退出国民党,1927年清党开始后终于去南昌起义了。
蒋先云,周公常公都非常器重的人才,能文能武,战场上攻城略地,战场外调解国共矛盾,努力维持双方合作北伐。结果被四一二和之后的清党搞得心灰意冷,同时夹在国共中间无法做人,干脆在战场上一死了之。
贺衷寒,25年开始由左转右,对常公忠心耿耿,后来去了台湾,78年去世。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贺衷寒从黄埔军校出来后还去了苏联的伏龙芝军校进修,按说在国府也算排的上号的军事家了(看看伏龙芝校友刘伯承),结果这位搞过党务搞过交通搞过行政,却终其一生未曾带过兵打过仗…………
就算有人才改变立场抱常公大腿躲过了清党,而且人尽其才被放到了合适的岗位上,但光有上层人才,下面的只有一群文盲农民,没有一个有知识有技能的阶层,也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不说发展工业或者科技了,一个政府总要有公务员吧。
为什么没有呢?三十年代,湖南江西有中学教师因为写/教简体字而被当局以共匪嫌疑抓捕,事情闹大传到上海,吴老师终于也绷不住了,就此事向常公提抗议——吴老师再怎么残暴反共,好歹还是个教育家,吴老师想杀的是共产党,没成想把整个教育体系都毁了——广东清党已经到了穿学生装或者梳大背头(当年流行)的都当成共产党抓起来的程度。湖南江西的中学老师因为事情闹大吴老师才知道玩大发了,这还是到了三十年代清党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在这之前被抓起来直接咔嚓掉的中学老师有多少,吴老师不知道,我们更不知道。然而叫停已经晚了,清党后广东省国名党员重新登记,人数不到清党前的35%,某人在三十年代说道海陆丰教育水平时说“前清那会出过不少举人,满街都能看到穿长褂,辛亥以后废除私塾,长褂就没了。前些年清党以后,中学也关了,现在连穿鞋的都要绝迹了。”
因为你对“人才”的定义有问题。学历和人才并不划等号。
国共合作时期,毛教员担任过国民政府代理宣传部长。30出头的他无论是对内管理还是宣传工作都做得非常好,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正是在此期间创作,轰动一时。
后来,关系破裂,毛教员走了,咱看看国民政府之后的宣传部都有哪些人才。
1943国民政府建立了“重庆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合办,英文授课……
虽说这个学校的一大任务是培养外宣人才,可是这种模式也还是有点太不接地气了。
而且,后来大部分毕业生也都留在国内,从事新闻工作或者在大学任教。所以,他们还是成为了国民政府的宣传骨干。
而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在学历上也都相当厉害。比如,45年的时候是吴国桢。
此人中学在南开,大学在清华,博士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获政治学博士。50年代重返美国,晚年又当了二十年教授。
46年,彭学沛代替他的宣传部长位置。彭曾经到日本、法国和比利时留学,回国后担任多年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
从学历上看,这些人比老毛可人才多了,就是放到现在那也是海归人才引进重点。
与之相比,老毛就读的湖南一师当时也就是个中专。刘邓周等人说是去法国、俄国勤工俭学,可事实上主要是勤工,没有一个人完成学业,相比之下个个都是泥腿子。
但是,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人才”?
在国民党这帮博士教授们忙着学各国外语的时候,tg的泥腿子们在干什么?
其实他们也在学习语言,人民的语言。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里面有一段讲了新民学会开办工人夜校的事情。
一开始,他们贴出告示好多天也没人来。毛同学反思之后,用工人能听懂的语言又写了一份,如下:
列位工人来听我们说几句白话:
列位最不便利的是什么?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写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呢?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校,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到过的。这个学校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到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时刻需要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求求学的,请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
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校学生就无妨碍了。若有为难之处,我们替你作保,此层只管放心,快快来报名,莫再耽搁。
第一师范学友会教学研究部启
但是,这份告示贴出去后,依然没什么反应。毛同学再次调查反思,发现工人识字的很少,不会主动看这种告示,而且告示由警察张贴,他们有恐惧心理怕惹事。再者,即使看了,免费教学这种好事他们也不信。
于是,新民学会又想了新办法,把夜校广告编排成一出戏,正是大家熟悉的花鼓戏“刘海砍樵”。工人们听到锣鼓声,都涌来看戏,夜校报名人数很快破百。
这部电视剧的情节虽有艺术加工,但大体是符合历史的。那封告示是保存的原文,毛同学的反思也是他亲自记录到《夜学日志》当中的。真实的情况是,连续两次张贴告示都没什么效果,毛同学在反思过后新创作了这份口语化的广告,与其他同学一起,带着印好的广告,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边分发边宣传,细细解释。一连持续了五天,吸引了一百多工人报名。以下是夜学日志的原文:
电视剧中加上的,同学们改编“刘海砍樵”来吸引工人以此达到宣传效果,这段“艺术加工”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延安时期,tg在宣传上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改造民间艺人和传统文艺作品。
民间艺人原来都是下九流,知识分子们斜眼都不看一下。但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毛教员要求知识分子“眼睛向下”,向劳动人民学习,向民间艺人学习。民间艺人成为延安政府的座上宾,毛教员亲自请他们来表演,管衣管饭管住;他们从物质上到精神上都受到极大的尊重。同时,延安也改造他们,帮助这些艺人戒掉烟瘾等,和他们一起改造传统的文艺内容,把宣扬不健康的封建思想的部分去掉,改编成对延安的政策、社会主义新风尚等的宣传。当时,从秦腔、评剧、秧歌、评书到民歌、窗花等等,延安的知识分子们向民间艺人学习,双方互相改造,创造出新的文艺作品。这些新作品既用了人民熟悉的题材乐于接受的形式,又宣传了tg的政策传播了先进的思想。
比如著名说书艺人韩起祥,本人还是瞎子,一直为人所瞧不起。他为了谋生,不仅说书,还兼职算命治病。后来他投奔延安政府,因为这里不仅不歧视瞎子,还有许多盲人党员。他接受改造,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创作出许多反封建迷信作品,比如《反巫神》。朱毛都曾亲自请他到自己的窑洞中说书。
所以——我们以宣传工作为例,一边是满口英文法文日文德文的博士教授,一边是满口秦腔评剧信天游,和农民一起扭秧歌剪窗花的土鳖——你觉得哪个才是人才?
在电影《八佰》里摄像机视角给我们展示了两个世界的强烈对比的画面,一边是四行仓库血与火的战争场面,另一边是河对岸租界灯火璀璨的繁华。
这种反差很容易给人造成极大的错觉——如果没有日寇入侵,民国时代是非常美好的。
这就是现代影视剧给大家造成的错觉,如果你不熟悉历史,你对民国的印象大概就是各种以民国为时代背景影视作品里描绘的那样——
十里洋场,歌舞升平,帅哥靓女,风花雪夜。
加上过去一票公知的吹嘘——民国是大师辈出的时代,是学术最自由的时期。
所以,很多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对民国的印象是非常美好的。
其实,真实的民国与电影中的民国完全是两回事。
真实的民国是最糟糕的时代,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不堪回首的时期。
1 真实的民国
真实的民国鸦片肆虐,全国有1/3的省份主要(或重要)财政收入靠卖鸦片,吸食鸦片人数高达8000万人。
真实的民国老百姓生活非常困苦,卖儿卖女是社会常态,贩卖人口是合法行为,每个城市都有贩卖人口的市场,甚至是民国首都南京也有公开的大型人市;
真实的民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
这是一个低得不可思议的数字,是什么原因让民国人均寿命如此之低?
是连年灾害与饥荒无数,是大批人民突然悲惨地死去拉低了人均寿命。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经做出估算,在1949年之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荒。
1920年—1921年华北旱灾与大饥荒饿死1000多万人,灾民超过3000万,直隶800万灾民只有一半活下来,无数妇女儿童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一路上尸横遍野;
1925年川黔湘鄂赣大饥荒,死亡数百万;
1928年—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亡1300万;持续3年的大饥荒让西北成为人间地狱,渭河以北一带各县损失人口40%。
陕西原有1300万人口,死亡300万,逃亡600万,两者占全省人口70%,甘肃人口600万,死亡近300万;
1942年大饥荒仅河南省就饿死灾民300万。
按:以上数字来自于《中国近代史灾荒纪年及续编》。
民国是少数人的“盛世”,是大多数人的灾年,是毫不夸张的万恶的旧社会。
1935年,一个叫薜绍铭的年轻人,沿着当年徐霞客的路线游览,写下一本《黔滇川旅行记》记录了这些地区人民真实的生活。
按:“古人以‘鹑衣百结’来形容人之衣服褛褴者,而威宁人民之衣服褴褛,此‘鹑衣百结’四个字连一半也形容不出,因其衣服非百结,乃系千结万结。
普通人一件衣服是穿终身,或穿数辈,最先是一件单衣,破一洞,加一补,以至补到几十层,有布片,有麻片,形形色色,冬夏全是此一件,昼夜仍是此一件。
而此衣服尚不能普及于每一人,尚有多人穿草衣。儿童十五六岁以下,终年是赤着身,有太阳时,晒太阳取暖,无太阳时则藏于草中,女孩十五六岁时,仍多无破裤可穿,仅用麻片以遮身。
此非少数者,普通大约都是如此。”
(来源:搜狐网)
民国鸳鸯蝴蝶派著名作家张恨水在西北旅游之后,写了一篇风格大变的小说《燕归来》,开篇有一首诗记录了他目睹的现象:
树皮剥尽洞西东,
吃也无时饿越凶;
百里长安行十日,
赤身倒在路当中。
人民剥树皮吃的照片(来源:新浪网)
在张恨水的笔下,人民的苦难不仅有天灾,更有土豪劣绅兵匪的压迫:
红晴恶犬如豺虎,
人腿衔来满地拖。
兵去匪来屠不尽,
一城老幼剩三人。
我在《抗日战争比你想象更残酷》详细阐述了抗战中国家面临的绝望局面,对照上述民国时代老百姓的苦难,有几个问题是必须要解答的——
为什么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接收的同样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烂摊子,为什么却能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
为什么民国时代老百姓生活如此凄苦?
这些问题其实都指向一个答案:
民国的统治集团出了严重的问题。
讲一讲民国统治集团的问题。
2 真实的国民党
民国除了混乱不堪的北洋时代,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执政。
在孙中山时期,国民党还算是一个靠信仰维持凝聚力的团体,特别是孙中山提出的对国民党改造的政策——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让国民党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而颇具活力。
但是4.12政变蒋介石同时向国民党左派以及中共发难,让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迅速蜕变成一个江浙财团以及地主买办的利益代言人,中山先生三大政策被国民党政府迅速抛弃。
所以,虽然国民党打下了天下。但是信仰的缺失让国民党上下缺乏基本统一的价值观来凝聚共识,执政基础的变化让不同派系的军头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言人。
30年代的国民党已经彻底变成一个信仰缺失的世俗利益集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变成用步枪数目说话——谁的拳头大,谁的军力强,谁就是老大。
所以,国民党统一中国后,内战反而连绵不断——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福建事变、两广事变……
在同一面青天白日旗织下,自称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们,将中国打成一片尸山血海!
党内斗争达到这个程度,不要说在中国,放眼世界也是空前绝后。
一个没有信仰的世俗利益集团执政靠什么来吸引追随者?
利益!只能是利益!
所以,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对贪腐的宽容是空前绝后的,同样国民党政府自下而上的腐败也是空前绝后的。
3 洗劫财富
正常情况下政府官员贪腐多少还要偷偷摸摸,但是国民党政府却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纪录——政府出台政策帮助官员去洗劫老百姓财富。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经济上面临主要任务除了接收日伪资产,就是恢复全国的经济秩序。
这里就有一个统一货币的问题。
国统区法币(来源:新浪网)
国统区使用法币,而沦陷区使用中储券。中储券是伪币当然要废除,那么怎样确定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率呢?这个实际上市场已经有了结论——
按照国统区与沦陷区物价比例计算,两者的比率大致是1:40—1:50。
如果参照这个比率再由官方确认一个合理的数值,沦陷区的经济秩序很快就可以恢复.
最后大家猜猜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制定的汇率标准是多少?
1945年9月27日,财政部公布法币与伪币兑换比率居然是1:200!
国统区官员自然是欣喜若狂,而沦陷区民众则是晴天霹雳!因为一夜之间,大多数民众已经倾家荡产!
试想,假设97香港回归,中央政府突然出台法令,废除港币,人民币兑港币为1:4,估计不出3个月香港就成臭港。
因为大陆人民没有谁会放过这个发财机会,很短的时间内香港除了垃圾什么都不会留下。
国民党政府制定这样奇葩的汇率政策除了方便国民党官员洗劫沦陷区财富没有第二个解释!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紧急增发钞票——法币券料不够,把储备的关金券拿出来流通,关金券也不够,就印发大额关金券——包括面额200、500、1000元关金券。
为啥突然市面有如此巨大的大额钞票需求?
表面上是因为要兑换沦陷区伪币的需求,实际上真正对大额钞票有需求的都是急于赶到沦陷区去套现物资与资产的军政两系的接收大员!
于是国民党官员特别是接收大员带着大笔的法币冲进沦陷区抢购物资——结果沦陷区经济一片混乱。
物价一日三迁,让绝大多数沦陷区民众由对国民党政府的拥护立刻变成对国民党政府的极度憎恨!
最关键的是,由于大量法币与关金券涌入沦陷区去套现物资,直接导致整个沦陷区物价飞涨——
抗战刚刚胜利,国民党政府官员为了洗劫民众财富居然吃相难看地整出一个恶性通货膨胀!
4 偷盗国库
国民党政府内部贪腐泛滥成灾却无人管束,原因就在于政府的高层统治者更是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偷盗国库。
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弄清民国四大家族在美国财产做过一次调查。
光是纽约大通银行和花旗银行两家金融机构,宋子文就拥有7000万美元的存款,宋蔼龄存款则是8000万美元,宋美龄存款则高达1.5亿美元。
当联邦调查局准备继续在其他银行调查四大家族存款时,银行担心吓跑大客户,拒绝提供任何资料。
但是据华尔街金融界人士估计,四大家族在美国拥有的存款至少也有20亿美元。
上个世纪40年代的20亿美元是啥概念?
这就是一笔天文数字!
这些人是怎么弄到这么大笔钱的?
是贪腐吗?严格意义上宋家人已经不算是贪腐,而是直接搬国库!
举个例子。
1945年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院长,执掌国民党政府经济大权。为了稳定国民党政府主权货币法币的币值,宋子文制定了金融自由化政策,以黄金美元按照与法币固定汇率无限制接受市场自由兑换。
因为当时通货膨胀很严重,法币贬值非常厉害,所以大批投机资金就利用这个政策拼命兑换黄金与美元。
这个时候一个稍有经济学常识的政府应该是收紧银根,控制市场的货币投放以稳定政府的外汇与黄金储备。
但是宋子文领导国民党政府却偏偏要反其道而为之,反倒以支持“生产”的名义下令中央银行发放所谓的“生产贷款”。
这些“生产贷款”绝大多数都落到权贵们开设的空头公司名下,这些公司拿到贷款立刻就去抢购黄金。
例如有工厂早晨从中央银行领取所谓“生产贷款”的巨额支票,来不及通过交换所兑换,就直接在市场上抢购中央银行抛出的黄金。
因而中央银行抛售黄金的收款中,竟然发现自己当天上午所发出的生产贷款支票!
这么危险的信号宋子文当局依然熟视无睹,继续自决堤防,大量发放生产贷款,据统计,在1947年仅春节前几天就发放650亿生产贷款!
为啥宋子文当局对市场用生产贷款直接套现黄金的信号熟视无睹?
因为宋子文与心腹时任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自己都在利用生产贷款套现黄金与美元!
一个主管全国经济大权的行政院院长,居然为了一己私利,自己给自己发放贷款来套取国库的黄金与美元冲击自己制定的金融政策,这种官员在中外历史上也算是奇葩了。
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院长11个月时间,国民党政府流失4亿多美元外汇以及370万两黄金,这些黄金与美元绝大部分流入到权贵官员的腰包。
4 私欲大于公心
下面我们来谈谈国民党政府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
这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争议很大的人物,甚至直到现在,因为公知的粉饰宣传,大陆还有一大批蒋介石的粉丝,俗称果粉。
但是我对蒋介石评价很低。
蒋介石(来源:新浪网)
蒋介石上位是靠走捷径,通过与江浙财团联姻才击败了党内竞争对手。
其治国全靠权术,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私德、权术都不是关键——最关键的是一定得有对国家与人民基本的责任感。
用一句大白话来表述就是合格国家领导人一定要公心大于私欲。
你得对历史有所交代。
但是在蒋介石身上除了膨胀的个人私欲,我没看到有哪怕是基本的对国家与人民的责任心。
举个例子。
明末小冰河天气导致陕西大旱,大批饥民纷纷造反。当时朝廷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出兵镇压,一派主张出钱招抚造反饥民,最后崇祯皇帝表态支持招抚饥民的意见。
崇祯皇帝的理由也很简单“寇亦朕赤子”——这是啥意思?意思就是即使造反的“流寇”原本也是我的子民。
这句话表现出崇祯皇帝对老百姓多少还有一点责任感与怜悯之心。
但是蒋介石这方面比起崇祯皇帝也差远了。
1933年8月30日,蒋介石亲自给准备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将领下令,要求军队对苏区人民进行无差别屠杀!
(来源:铁血网)
“匪化已深之区域,非准各部队官兵尽量之烧杀不能铲除匪根。
即推剿匪之剿字,其意义亦必以刀入匪巢杀戮尽净之意,否则不足尽剿匪之义、而乃养匪贻患而已。务令各部烧杀勿论为要。”
堂堂一国领袖,竟然对自己的子民下屠杀令!这种领袖对国家与人民可有半点责任感?
1938年6月9日,为了阻挡日军攻势,蒋介石悍然下令在黄河花园口决堤放水,此举造成上百万百姓被淹死,流离失所灾民上千万。
蒋介石以水代兵不过阻挡了日军三个月而已,日本媒体愤然痛骂蒋介石这是反人类的暴行——能被日本法西斯怒骂反人类,蒋介石也算是历史上独一份。
1948年3月9日,蒋介石在听取了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郭汝瑰的汇报后,蒋介石面无表情地说:“赤化区人民都同情共匪,我军进剿时,可以烧毁房屋,杀戮附敌的人民,以破坏他们的根据地。”
郭汝瑰听后,“顿觉毛骨悚然”。
古今中外可有视麾下人民如草芥如寇仇的国家领袖?
这样国家领袖连封建社会的帝王都不如!
在蒋先生看来,执政一个国家不过是为了满足个人权力私欲以及家族的荣华富贵,对历史与国家则半点责任感是没有的。
至于人民——顺民是草芥,乱民则是寇仇!
蒋介石与宋美龄号称民国时代的神仙眷侣,两人夫唱妇随相携一生。
宋美龄也曾被公知果粉吹嘘是民国最伟大的女性,那么这个“伟大的女性”究竟是什么货色?
蒋介石与宋美龄(来源:搜狐网)
只举一个例子。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对大陆人民百般仇恨,竟然请求美国用核武器攻击中国!
宋美龄请求核武攻击中国的历史记载(来源:新浪微博@天涯浪子觅知音)
不过丢失了一家一姓的政权,竟然迁怒于无辜的百姓,恨不能用核武毁灭中国。
得不到就要毁灭!
宋美龄也算是中国人?
也算是人?
真是有其夫必有其妇!
这对国民党政府第一夫妇对国家与人民的态度何其一致!
一个国家有这样的领袖,能搞得好才是奇了怪了!
所以,民国时代人民的苦难固然有历史积贫积弱的因素,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民国统治集团严重不负责任,国家领袖更是严重不合格。
5 畸形的怪胎
抗战期间虽然有无数爱国军人舍生忘死浴血奋战,但是民国作为一个整体却一直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原因很简单——国民党政府已经烂透了。
说实话,抗日战争如果没有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拖住日军主力,没有无数抗日军人基于民族大义拼死抵抗,没有数亿人民为了抗战破家为国,就凭国民党政府那个烂透了的组织,中国可能早就全部沦丧于日本。
民国是一个畸形的怪胎。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基础是地主与买办阶层,国民党内部是一个世俗利益集团,国家领袖看重的是个人权力私欲以及家族的荣华富贵。
这样一个畸形的政权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屈膝卖国。
五亿国民就被三座大山所压迫——帝国主义倾销掠夺,封建主义地租吸血,官僚资本垄断抽血,老百姓的生活堪称惨绝人寰。
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民国,现在我们的日子可能连印度还不如。
电影《八佰》描述了抗日军人与日军悲壮的战斗故事,但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支孤军隶属于国军88师,其师长孙元良是抗战史上著名的逃跑将军!
本来国军统帅部是命令整个88师留下来组织抵抗,但是孙元良上下活动,居然让国军高层同意只留下一个营做象征性抵抗,最后才有了谢晋元率400孤军坚守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遗址
在四行仓库激战的时候,88师师长孙元良竟然扔下部队孤身逃跑到南京!
有这样的将领,就算是普通士兵英勇百倍也注定是失败的结局。
偏偏孙元良这样的逃跑将军在国民党政府官运亨通,从师长到军长一路升迁,几年之后竟然升任了兵团司令!
6 重新认识
如果你全面了解这些历史,你是不是庆幸自己踏踏实实地活在20世纪的新中国,而不是公知笔下的民国时代?
有没有感慨背脊发凉,原来广泛流传的民国佳话却是压迫在那一代百姓身上的数重剥削大山,让人绝望?
有没有想过所谓的“大师辈出、学术自由”却是教育资源垄断在极少数人手中,普通人无法参与的镜花水月,不识字不懂法只能被军阀政府恣意蹂躏!
是不是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共产主义”这份伟大的信仰在那个时代为什么能直捣人心迸射出无比强大的感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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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美国知名记者白修德(Theordore White)在重庆访问时也发现了题主提出的问题,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解答(吐槽):
蒋介石政府中这些有着耀眼学历的高官们就象是一台现代电子仪器的面板。每当你按动一个按钮,面板上都会有一盏彩灯发出美丽的光芒。然而那彩灯背后的线路究竟是怎么连接的,天晓得。只有当你反复地按过许多次按钮,发现除了彩灯闪耀之外再不会有别的反应后,你才明白过来,原来那面板后面的操作系统根本就不工作。
不亏是普利策奖得主,再发一段白修德的犀利长吐槽:
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个政府象重庆的国民政府那样彻底地被“美化分子”所渗透。……这种渗透是从政府的最高层,从总统开始的。魏斯理学院毕业的蒋夫人说服蒋介石信了天主教。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有奥柏林和耶鲁的双重学位,外交部长是耶鲁1904年毕业生,教育部长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立法院长孙科博士具有哥伦比亚和加利弗尼亚两所大学的学位。新闻部长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中国银行行长,后来的行政院长宋子文是哈佛1915年毕业生。这份长长的美国毕业的中国政府高官的名单还可以一直数下去,从国家卫生官员到盐务官员,到外贸官员。
外交部的驻外使节更是清一色的长春藤名校毕业生。驻华盛顿的是康奈尔和哥伦比亚的毕业生,驻伦敦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驻巴黎的顾维钧不仅在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叁个学位,而且还编辑过那里的校报,如今他又增加了一份新的骄傲,他的儿子进入了哈佛大学的克里门生体育俱乐部。我本人的哈佛学历在中国比在波士顿还更吃香。我后来组织了一个中国的哈佛俱乐部,其中有一大批蒋介石重庆政府中的高官,即使在华盛顿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这么多哈佛毕业生。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一场悲剧。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弄明白,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简直就是缘木求鱼。这批人生活在英语之中,彼此说的,想的,梦的都是英语,只有蒋介石不懂英语。
你丫就不能承认那群一个月三百块大学里教四书五经各种经典的在现代文明前就是无能吗。再挂两个人
第一个:“一群哈佛名校毕业生” 请问他们干了什么?民国当然有只学四书五经的,也有外国留学的,那又怎么了?
请问,就和大清比。
民国黄金十年识字率升了多少?
人均寿命?
婴儿成活率?
我大清还有江南制造局呢你民国有啥,唯一能吹的侯氏制碱法还是给你自己整垮的。
民国你就是大清换了个皮,有些地方还不上大清呢。还这么认真告诉我国民政府好多人也是外国毕业的,欢迎你统计下民国官员出国留学比例,可民国就是那个烂样。
那个问60年的,有种你拿出个有理有据的证据,造谣多简单啊
更何况
这关你年年饥荒的民国什么事?
果粉跟人互相揭黑料
如果一共是白衬衫上几个黑点
民国就是个煤球
你是有多想不开啊?
呵呵,这个回答看来真的很招人恨。
阶级斗争已经远去,很多人已经忘了这个游戏的规则。
阶级斗争正在回潮,所有人总得想起所有的流程。
明白这个游戏的一切规则和流程,就明白了南京国民政府为什么会失败了,历史总是一个必然趋势下的许许多多偶然组成的。
现在是2018年,阶级斗争这个东西早已不再流行,但是不流行不等于它就是错的。社会学规律有时候跟物理学定律一样,只有适用范围的不同,没有对与错。南京国民政府很明显没有“集中国家最优秀的人才”,而只是集中了“某个阶级最优秀的人才”,这个阶级最优秀的人才是不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是值得商榷的。
人才是个宽泛的概念,有政治人才、军事人才、经济人才、文化人才、科技人才,国民政府手里的各方面人才,说老实话真的远远算不上这个国家最优秀的。
政治方面,国民政府的昏庸有目共睹,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永远处在一塌糊涂的境地,能够预见的形势判断绝对超不过半年,对大势几乎是毫无判断。直到国民政府跑到台湾去,也没有能够完成中国大致核心领土的统一,没有完成政府机构的集中统一,没有实现基层政权的有效覆盖。也就是说,国民政府终其一生(不包括在台湾),连个基本的框架都没有拉全,更没能覆盖到每一个国民,跑路到台湾去的时候,中国都还有不少老百姓过的是“皇权不下乡”、“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原始生活。西藏、新疆、蒙古基本上处于半统一不独立的状态,控制力度远逊于清朝。全国税收到底该收多少,不知道,绝大多数老百姓处于只晓得缴税、不晓得政府服务是个什么鬼的状态。
军事方面,简直没法提,同是黄埔初期生,一个林彪就能撵着满大街的国民党将领跑。需要着重说明的是,知乎有一种风气,把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归结于蒋介石个人的微操,归结于蒋介石军事运输实力的强大,这只是一种戏谑的说法。蒋介石个人真的没有那么大的能量,高级军官的迂腐颟顸,中层军官的唯利是图,底层军官的见风使舵,才是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的根本原因。整个来说,国民党军队就是一群“军事商人”指挥下的强行抓来的乌合之众。军队的纪律性甚至还没有华为、联想这些现代化企业高。想一想,华为跟解放军来个两军对垒,那个画面简直不要太酸爽。
经济方面,除了创造历史奇迹与世界纪录的通货膨胀,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什么成绩了。
文化方面,是最容易被人吹捧“民国大师”的领域。问题是,一方面,我不知道一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都一无是处,文化怎么可能强大得起来?另一方面,民国大师真的有那么强吗?一个国家,四万万国民,民国的文化设施覆盖到了多少人?占了多少比例?被吹上天的民国大师,降低了多少文盲比例?没有群众基础的所谓文化,真的可能有生命力吗?民国大师们堆砌的辞藻,跟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有什么关系?
国民政府不远处就是鼎鼎大名的秦淮河,民国大师的气质实际上是秦淮河的气质,吃喝嫖赌抽的气质,昏暗戏台上戏子咿咿呀呀、怀里美人辗转温软、鸦片烟土氤氲芬芳的气质,虽然很吸引人,可惜天一亮就索然无味了,还伤身体,更是你我不大可能进得去、摸得到的东西。玩儿这种气质需要大把的票子,没有票子,没有民国大师,人家失魂落魄的时候一个月工资也顶普通工人十几倍。
秦淮河名气大,很多人以为是一条大河,实际上秦淮河小得不能再小,年轻人火气旺,站高一点一泡尿都能滋过去。
秦淮河以及旁边的勾栏,恐怕真的承载不起更多的东西,承载不起这个国家,更承载不起这个民族。
科技方面,民国反反复复也就那么几个吹点,其中大部分人才还不是民国自己培养的,是留学回来的。
纵观整个民国,包括现在风雨飘摇的台湾国民党,根本算不上集中了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反而最优秀的人才在民国政府里面是受到极大排挤的,政治上有毛泽东、周恩来等等卓越领袖,军事上有共产党这边一众将领、国民党自己内部一干“反贼”,经济上、文化上、科技上,同样的事情比比皆是。
因为国民政府代表的是买办阶级。
利益决定了它不可能容纳下其他阶级的人才,它唯二能够容纳的只有自己阶级的人才,和为了利益跑来混饭吃的其他阶级中的二流子。自己阶级的人永远在桌子上吃香喝辣,二流子人才们蹲在桌子下啃骨头,就这个配置,你指望它能跑出多高的分?
买办阶级成不了国家的主流,长期来看,这个国家的主流只能是这个国家的人民。
所以,终南京国民政府一生,你给它一万个历史机会,它也只能在秦淮河氤氲水汽中、在“福寿膏”靡靡烟火中、在婊子戏子温柔软语中、在勾栏画舫光影摇曳中,像个躲在土洞里的耗子一样,胆战心惊、得过且过、混吃等死。
一旦触及到大漠孤烟、黄沙汉关,乃至于1公里以外真实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就会像个美丽的肥皂泡一样破灭得无影无踪。
难道就没人提国民党逼反了自己早期的一大代表、黄埔政治主任、教授部副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第四军参谋长、四军军委书记以及同盟会时期的元老、一干黄埔师生和踏踏实实干基层工作的党员等人?最开始这批人造反还是打着党国的旗号,不过不久就想通了,既然反就反彻底,反正这块牌子都被玩臭了
对了,末了党国还欠着几个月的工资没发呢
再给你们个故事,某日,共军指挥部接到一个请示汇报,主要内容如下:报告首长,有一支队伍找上门来说他们是共产党,要求我们接受他们
蛤?会不会是上级派来的?
不可能,我们这地方根本进不来,上级也联系不到我们,怎么派部队。
那是原本打散的队伍?
我们查了,没这路人
那一定是我们的同志自己在外面发展的
有可能,但这支队伍的领导人没一个是党员。他们说起义一年多一直在到处找我们
天降奇兵,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最骚的还在后头
这只起义部队的首领叫王国兴,出生于海南岛黎族一个奴隶主家庭,抗日战争时期海南岛国民党政府把大难临头不忘剥削民脂民膏的嘴脸发挥的玲离尽致,不仅对当地黎苗同胞加重赋税,还大肆屠杀少数民族。王国兴的父亲作为黎族人一个有名望的小头目就是因为抗税而被国民党以通共为名杀害。黎族百姓最终受不了,团结在王国兴旗下于1942年发动起义。起义后王国兴一想党国都说我是共产党了,不投共怕是不给党国面子吧,于是派人到处寻找海南岛的共产党部队,主动投共。而其本人真正入党那还是建国后的事。
看完这份史料我能怎么说
恭喜冯总喜提黎族义军一支
还人才,都被逼反了。
工农无产阶级投共,你说共产党主要争取的是泥腿子。
富农地主投共,你说共产党专注农村运动二十八年。
资本家投共,你说资本家本身就是逐利的,谁给好处谁强大和谁混
这回连奴隶主都跟党走了,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这么骚的对手给己方送人送物资,共产党的挂再牛逼也没用
在民国时期只要你不是统治阶级的直接获利者,比如说四大家族、各路军阀以及腐败官僚,活是活不下去,死你又不甘心,只有投共这样才能维持做人的真正意义,共产党那边超好玩的,他们个个都是人才。
南京民国政府并没有集中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
看来大家对我党早期高层人员的轶事很感兴趣啊,现补充前组织部长罗亦农的一个故事,夹杂着悲愤、壮烈、谍战和畸恋,周佛海的后面再补充。
讲几个人的经历,可以说明最优秀的人肯定不在国军中,至少不全在。
第一个人是王明。王明在1931年被共产国际任命为中共中央代理书记,时年只有27岁,选中他的人是米夫。
米夫选中他的理由与后来我党清算他的理由是一样的,教条主义,唯书,唯圣。
而王明之所以能有这种评价,是因为他具有一项牛逼的天赋-过目不忘,出口成颂。
据说,只要有人引用一句马列的话,他可以迅速给人指出来自哪一本第几页第几行,别人让他说那一页的内容,他也可以流利的用汉语和俄语背诵出来。
而且,口才极好,可以滔滔不绝演讲几个小时不带喝水,马列理论结合个人经历,听过他演讲的人很多都会折服。
建国后一件事更是能够说明他的才干。1950年,因政治失势,王明被打发到统战部门主管妇联工作,中央委托他起草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王明花了几天时间,回顾我党妇女工作的成果,通读美国英国苏联东欧地区的婚姻法文本,融会贯通后,花8小时由他口述,秘书写作的方式给出了中国婚姻法的草本,全文共计23000多字,囊括了我党婚姻妇女工作的各个方面。提请人大委员会审议时,一字未改。
这部婚姻法一直用到1982年,需要注意的是,王明不是法律专业出身,而他制定的法律却可以通行三十年,这是何等天才。
这样的天才,还是敌不过我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想必大家能够想到毛爷爷的厉害。
即使是在弱小的初创阶段,我党也集合了一批天赋秉异的牛人。我一个同学曾说,“自从知道我党初创人员的经历,我已经把造反从我的职业规划中拿掉了。”
再讲一个人,罗亦农。
罗亦农出生于1902年,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出任我党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组织部历来都是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毛在总结我党革命成功的经验时,曾总结为:“组织工作有力,宣传工作到位,统战工作全面。”直到现在,组织、宣传和统战仍是我党工作的核心(当然,目前统战部门有所式微)。
罗亦农1927年11月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并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时年仅25岁,是我党最为年轻的高级领导之一。需要注意的是,那个时候虽然正值四一二反革命后的低潮期,但我党仍有超过2万名党员,而且经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高潮,我党在国内声望显著,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罗亦农以25岁的年纪出任组织部长,领导全国重要的政治力量,可见本人才干之高。
罗亦农的被捕牺牲是带有传奇性的悲剧。他出任组织部长后,被国内外反动势力当局悬赏5000大洋买他人头(当时4000大洋可在北平买一四合院,参见鲁迅先生故居)。
罗亦农的秘书姓霍,垂涎这5000赏金,而且他要这钱也是有急切的需求,那就是为了他的情人。霍某想拿到这钱与情人远走异国他乡,于是出卖罗亦农,导致罗于1928年四月份被捕,六天后被害。霍某拿到钱想跑,但事情传到中共高层那里,极为震怒,周恩来同志亲自组织锄奸队,于霍某家中将其击毙。
霍谋的情人没有丧命,这也事出有因,因为这个情人,正是我党ZHU老总的第三任妻子。。。关系有点复杂
霍某死后,这个女的去了乡下生活,中共一直没有除她的行动。
周佛海同志继续留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