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什么没有重修宋史？ 第1页

《金史》质量并不一般啊。

唐朝以后的官修史书中，《金史》和《明史》是质量最高的，反而是明朝自己修的《元史》品质相当一般，还不如《宋史》。

《宋史》只是内容庞杂，但是史料庞大详细，作为史料参考是很好的。明朝修《元史》过于草率，史料不齐全，而且内容没有经过长时间的整理，导致史实、人名、时间线错乱，从谢缙开始一直到清朝，很多文人都专门出了针对《元史》的订正和补充，唐代以后史料价值比《元史》更差的，只有《辽史》。

把自己的《元史》都搞砸的明朝，还帮别人修《宋史》？倒数第二给倒数第一讲题目，一个敢讲，一个敢听。

明英宗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

这年明英宗宠信的太监王振重修庆寿寺，“役军民万余人，费钱数十万”；这年英宗发十五万大军渡金沙江，南征麓川思机发，威震西南；这年大明的货币改革进入深水区，为了推行宝钞，朝廷让锦衣卫和五城兵马司每天在城中巡视，发现有使用的铜钱的，立刻逮捕归案，处以重罚；这年大明的两京、山东、湖广等地旱蝗大作、江西、浙江等地大水频发，流民作乱，天下不安；这年也先在大明身旁厉兵秣马，磨刀霍霍；这年于谦被召回京城，任兵部左侍郎。

就在一片暗潮汹涌之中，南京侍讲学士周叙上了一道不起眼的奏疏，要求重修《宋史》。

周叙重修《宋史》的理由非常简单：首先，周叙的曾祖父周以立当年曾在元朝国史馆参与过宋金辽三史的编修，由于他始终坚持尊宋朝为正统，与他人观点相左，因此在多次争论后索性弃官归隐。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重修宋史，是周叙的家族使命。其次，周叙指出元人修宋金辽三史的时候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修成的宋史卷帙浩繁，内容庞杂，其中疏漏讹误之处甚多，既不便流传，其质量也堪忧，因此有必要重修；最重要的是，元朝乃是鞑虏起家，因此修史时就三朝谁是正统的问题争执不休，最后索性各为正统，造成三史分立，统纪不明。眼下我大明驱逐鞑虏，一统河山，“文明声教,比隆唐虞”，因此有必要重新编修，定宋史为正统。

那么周叙的观点对不对呢？

凭心而论，《宋史》的问题确实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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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共计有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世家255卷，合计496卷，可谓卷帙浩繁，其规模在整个二十四史中首屈一指。然而从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下令诏修纂宋金辽三史开始，到至正五年十月, 别儿怯不花和阿鲁图献史为止，满打满算一共就修了两年半，其质量非常一般。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宋史》的评价大抵只有两个字：繁芜。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不过倒不能说元朝皇帝不重视修史这事，自打元朝入主中原之后，元世祖、元仁宗、元文宗等几位皇帝都曾经提出过要编修宋史。可每次一谈到这个问题，朝中准得吵架：宋辽乃是兄弟之国，两国互称南北朝；金朝灭辽，又灭北宋，最后跟南宋打打和和，但南宋却也是实打实地向金朝称过臣的。所以咱们修史没问题，可这正统到底要算到谁的头上啊？

于是大家就宋金辽三国究竟谁为正统的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争来争去，最后大体上形成了四种意见：第一种自然是以宋朝为正统，辽金两史用大宋的年号正朔；另一种比较有市场的观点则是以金统宋，由于金朝儒学发达，元朝国史馆中颇多金朝遗臣，因此这种观点也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第三种观点则颇为小众，这种观点认为自五代开始，南北对立就是常态，因此从“辽——五代”、“辽——宋”、“金——宋”这样的关系来看，应该先修《南史》，记述五代之事，再为辽国修《北史》、再为北宋修《宋史》，由于金灭辽之后再灭北宋，据有中原，南宋偏安一隅，所以要再修《北史》和《南宋史》……

显然，第三种方案如此繁复，以至于根本不可能被各方接受。所以第四种调和派应运而生——咱们各论各的，三家各自成史，都是正统，好不好？

由于各方争执不休，因此修史进度一再耽搁。终于，至元六年，脱脱与元顺帝逼走了伯颜，重开科举，大改旧政，提倡“汉法”，而为前朝修史这事也被重新提上了日程。脱脱这次充分吸取了之前修史不成的教训，最终采用了调和派的观点：“三国各与正统, 各系其年号”——你们不是总纠结谁是正统的问题吗？这回不用争了，大家都是正统！

在脱脱的强力推动下，三史修纂工程终于走上了正轨。为了确保修史工作的正常有序进行，脱脱特地划拨了江南三省贡士庄钱粮作为经费保障，安排了向来持有“三家各自为书”观点的元代大儒揭傒斯出任总裁官，实际主持修史工作。可惜脱脱虽然有心修史，但却无力回天，当时元朝积弊已深，朝政动荡，大家根本没法专心修史。而揭傒斯由于过于认真负责，竟然在修完《辽史》之后因为“留宿史馆,朝夕不敢休”而着凉病死了！最后三史草草修成，就有了这部被后人诟病不已的《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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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心而论，《宋史》修纂的底子非常之好，说编纂宋史的这些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工作，甚至也不为过——宋朝正是我国传统史学趋于完善的时期，修史制度严谨完善、各类史料呈爆炸性增长趋势，与前朝不可同日而言。用宋人自己的话说，就是“本朝国书，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专行指挥、典故之类，三朝以上又有宝训；而百家小说、私史与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纪”。而元灭南宋时，元将董文炳又认为“国可灭，史不可没”，将临安宋史馆中的“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全部送到了大都的国史院中，据说其中包括了宋太祖到宋宁宗的实录三千卷、北宋到南宋的国史六百卷，编年一千多卷、以及宋理宗和宋度宗的日历、实录共计两百余册。因此在元修宋史的过程中，史官们所能掌握的各种史料是相当丰富的。

可恰恰也正因为史料过于丰富完善，导致了史官们甚至可以直接“移花接木”，大段大段地对这些史料进行摘抄、裁剪，甚至是不假思索地把宋人国史中的内容塞到《宋史》之中。据统计，《宋史》的十五个志中，有十二个都或直白、或隐晦地提到自己取材于宋朝国史之中，比如《天文志》中说“今合累朝史臣所录为一志”，《兵志》说：“今因旧史纂修《兵志》”，而《舆服志》干脆坦言：“今取旧史所载，著于篇，作《舆服志》。”宋史研究会副会长陈振先生甚至认为：“宋代先修实录后修国史，共修国史七部，现行的元修《宋史》，就是在宋代《国史》的基础上，稍加编次删补而成的”。

其实除了宋代的国史等史料以外，《宋史》也广泛使用了墓志铭、宋人书信、笔记乃至私家史料，只不过史料的来源虽多，但元代史官们运用起来却一视同仁，该抄的抄，该裁的裁，怎么方便怎么来。比如《章惇传》中著名的“君他日必能杀人”一段，这段故事在《宋史》中的记述如下：

（惇）与苏轼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横木其上，惇揖轼书壁，轼惧不敢书。惇平步过之，垂索挽树，摄衣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苏轼、章惇来。”既还，神彩不动，轼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杀人。”惇曰:“何也?”轼曰:“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惇大笑。

而在其原始来源《高斋漫录》中的记述如下：

同游南山诸寺……抵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歩以过，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 “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 “何也? ”子瞻曰: “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

两者情节完全一致，《宋史》不过是对个别字句稍作调整，就直接“拿来”使用。而类似的情况，在《宋史》中可谓比比皆是。

不过归根结底，这些史料只是补充，《宋史》的主要框架依然是由宋代的国史给撑起来的。因此宋代国史中存在的问题，《宋史》也一并笑纳了。比如《宋史》中对王安石的评价是这样的：

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评价不高，肉眼可见。而传中所载史实就更是夹枪带棒，阴阳怪气，动不动就来几句“其强辩背理率类此”、“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之类的话。可问题是王安石传的底本是洪迈等人的《四朝国史》，而《四朝国史》又取材于《神宗实录》，现在关键的问题来了：《神宗实录》是谁修的？

事情到这就开始变得有趣了——神宗实录前后修过五次。神宗死后，司马光曾主持修过一次，考虑到司马光乃是坚定的反变法派，所以可想而知，这次修实录司马光算是抓住机会，狠狠地把王安石给抹黑了一番。结果修了没多久司马光一命呜呼，绍圣绍述反攻倒算，章惇表示司马光诋毁改革，罪大恶极，因此神宗实录必须重修，于是大家按照王安石的《日录》又重修了一次，对王安石的定性完全变了个样。结果用力过猛，大家看罢之后普遍认为这有点不太尊重事实，因此徽宗上位之后和了个稀泥，三修实录准备调和矛盾，结果不料靖康之变爆发了！北宋亡国了！

南宋士大夫们对靖康之变中大宋的诸多做法进行了认真地反思，最后得到结论，我大宋原本四海升平，之所以会出现靖康之难，那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王安石变法破坏了我大宋原有的祖宗家法，因此必须予以批判。所以宋高宗时四修实录，又把矛头指向了王安石。这第四版实录对王安石的态度，用一句话就能概括：“又极言王安石变法度之非”。而之后张浚为相，表示皇上这实录改了又改，实也不实，所以准备再修一遍，还原历史真相——这就是第五修了。然而这次修了没多久，张浚罢相了，主持四修的赵鼎重新上位！于是五修到此为止，半途而废，所以最后留下来的实录就是四修版的，对王安石的评价非常之低，对变法行为更是诋毁有加。而《宋史》则毫不客气，基本上是照单全收。

当然，国史中存在的问题不止于此。其实从修史制度上来说，宋代国史编修之严谨，远超前代——宋朝大臣与皇帝讨论政事之后，要形成时政记；皇帝的日常言行要由起居院记录整理，形成起居注。然后由日历所将时政记与起居注汇总整理，形成日历，待皇帝驾崩后再由实承院根据日历修出一朝实录，最后由朝廷统一组织修编国史。国史一般是几朝一修，北宋曾先后修成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一百五十卷；仁宗、英宗《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三百五十卷。可问题是北宋时社会相对稳定，朝廷有精力慢慢修史，而南宋时期战乱不断，仅修成过高宗、孝宗、光宗、宁宗《中兴四朝国史》，内容相对粗糙，理宗之后更是连编修国史的余力都没有了，只有大量的日历、实录这些东西被留了下来。因此编修《宋史》的史官们无书可抄，又懒得仔细搜集整理原始史料，最后索性蒙混过关，能省则省。也正因如此，《宋史》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编纂失当问题——北宋的内容非常详尽、南宋的内容较为粗糙，而且越到后面越糙。清代乾嘉学派代表人物钱大昕曾仔细揣摩过《宋史》列传，指出“《宋史》述南渡七朝事,丛冗无法,不如前九朝之完善。宁宗以后四朝,又不如高、孝、光三朝之详”。

《宋史》“重北轻南”问题之严重，远超常人想象，比如说被收录进《文苑传》的近百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北宋人士，南宋只有11人，仅占总数的九分之一；《循吏传》就更过分，里面一个南宋的都没有，全都是北宋人士。对南宋末年的人物来说，想要在《宋史》上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传，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说南宋末年文坛领袖之一、号称“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的著名词人刘克庄，就没有自己的传；又比如在钓鱼城下击杀蒙哥、为大宋成功续命二十年的名将王坚，竟然也没有自己的传。不过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有人没传可写，却也有人一人两传，比如说靖康年间的显谟阁待制、提举醴泉观李熙靖，在列传第一百一十六中露了个脸，然后在列传二百一十二中又杀了个“回马枪”。然而问题是传虽然有两个，可事却只有一个，完全就是“低水平重复建设”。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晋陵人，唐卫公德裕九世孙也。…… 既拒张邦昌之命，忧愤废食，家人进粥药宽譬之，终无生意。故人视其病，相持啜泣，索笔书唐王维所赋“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年五十三，与世勣同赠端明殿学士。——宋史·列传第一百一十六
李熙靖，晋陵人。提举醴泉观。邦昌使直学士院，熙靖固拒，因忧愤不食，疾且笃，谓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泣数行下。邦昌又命礼部侍郎谭世绩权直学士院，世绩亦称疾坚卧不起。熙靖寻卒。后并赠延康殿学士。——宋史·列传第二百一十二

除此之外，《宋史》中编次失当、体例不纯，一事数见、前后矛盾，议论失当、褒贬不公等问题更是数不胜数。今人学者仅就《礼志》便提出了十几类缺陷，包括沿袭旧史致误、改元不统一、人名及时间错误、混淆史事、史事重复、脱字错字、记事自相矛盾、删改错误等等。虽说历代修史总不可能完美无缺，但错成这样，也确实足以令人震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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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故事上来：既然《宋史》的问题如此之多，而周叙又家学渊源，那么他在正统十三年提出来的这次宋史重修计划成功了么？

他成功了一半。

英宗皇帝同意了周叙重修宋史的请求。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英宗拒绝给周叙派助手，而是要求“叙其自修”，让他一个人把活给干了。因此周叙不得不硬着头皮开始了自己漫长的宋史重修之旅，此后周叙屡次上疏要求朝廷为他增派助手，却始终没有得到批准。终于，景泰三年十二月，周叙病死，这次宋史重修工程无疾而终。

不过没关系，明代士大夫重修宋史的热情，正在熊熊燃烧。

周叙死后十八年，刘定之的《宋史论》刊刻成书。此后相关著作开始呈井喷式发展，数量越来越多，篇幅越来越长：成化十三年，程敏政著《宋逸民论》，十五卷；嘉靖二十五年，王洙著《宋史质》，一百卷；嘉靖三十四年，柯维骐著《宋史新编》，两百卷；天启三年，王惟俭著作《宋史记》，两百五十卷！这还仅仅是刊刻成书的，动了重修宋史的念头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成书的人就更多：归有光、赵贞吉、汤显祖、钱谦益、顾炎武……这么说吧，这场重修宋史的热潮几乎席卷了整个中晚期明代儒林。身为大明士大夫，你要是不想对宋史做点什么的话，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明代士大夫如此热衷于重修宋史，主要是受到三方面的影响。首先，自然是宋史成书草率，也确实质量堪忧，讹误之处数不胜数，给后人留下了重修的巨大空间；其次，土木堡之变后“华夷之防”忽然成为了大明士大夫心头上的一根刺，而宋金辽三史并列，各为正统，在这些明代士大夫们看来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因此借重修宋史的名义，重新厘清“华夷之辩”、强调我大明的正统观念，自然很有必要。而最后，则是成化版宋史的出现，让许多人有了真正接触宋史的机会。

正如前文所述，《宋史》卷帙浩繁，在整个二十四史中首屈一指，而且成书时元朝已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了。因此虽然至正五年成书后元顺帝要杭州路雕版刻印百套，但最终印出来的数量却非常有限，这就是最早的宋史“至正本”。此后“板本复毁,散在四方甚少,至有号称为儒没首不及见者”。这一版的特点是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二个字，部分版心刻有工名，鱼尾上有‘纪’、‘志’、‘表’、‘传’等字样及字数，形制严谨，传世数量极为稀少，别说是今天了，就算是明清两代，见过至正本初版宋史的人也是寥寥无几。

不过幸运的是数量虽少，但明初时总归还是留了几套下来的，明英宗时的两广总督朱英四处寻访，终于被他从浙江找到了一套善本，校对之后刊刻出版——这就是著名的“成化本”。“成化本”与“至正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至正本”每行是二十个字，而非二十二个字，刊印质量也比“至正本”粗糙不少。但由于“至正本”难得一见，因此“成化本”基本上成为了日后所有《宋史》版本的底本。

“成化本”问世之后迅速大行其道，让许多学者得以一窥宋史全貌，也激发了不少人的重修宋史热情。而这种热情究竟是好是坏，却很难说。钱谦益曾经在《跋东都事略》中对这种风气狠狠地吐槽了一番，道是“今吴中谀闻小生耳食《长编》,偶见书肆撮略残本及一二零断小说，便放笔删定《宋史》，此不足承损仲余气，而馆阁大老拱手荐撙为宝书”。

平心而论，钱谦益的说法很有些道理。今天宋史学者所必备的北宋基本史料之一——《续资治通鉴长编》乃是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录出来的。换而言之，前文中所提到的许多重修宋史的明代学者，可能压根就没看过这部书！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都仅凭着《东都事略》和一些宋人笔记，就开始了自己删修《宋史》的伟大征程，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对大多数明朝学者来说，重修宋史本身是一个“态度问题”，而非“学术问题”。借重修宋史的机会定名正统、阐发义理、尊华夏而攘外夷才是他们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因此一些人甚至在重修宋史的时候搞起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把戏，千方百计地诋毁元朝皇帝，并往明朝皇帝脸上贴金。比如说前文中提到的王洙，他《宋史质》中有一半左右的内容都是史论，书中更是把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祖追称为“德祖元皇帝”，让他直接继承了宋统，彻底否定掉了元朝的正统地位。后来四库馆臣对这种行为大肆批评，甚至说出了“荒唐悖谬,缕指难穷。自有史籍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其版可毁,其目本不宜存”的话。金毓黻先生后来在《中国史学史》中对类似的问题进行了总结，认为明清两代虽然有不少人要重修宋史，但“后来改撰之宋史,皆不能满人意者”，究其原因，乃是“非谓其不能剪裁,正以其详不如旧史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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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跟赵翼认为《宋史》“繁芜”的观点不同，金毓黻先生却认为“《宋史》之佳处,正在详不在简”，两人各有各的道理，但现代学者赞同金先生的肯定更多一些——不为别的，修纂《宋史》时所使用的原始史料在明代就散佚了不少，曾经多达数千卷的各种宋代实录、国史，除了20卷《宋太宗实录》以外剩下的今天已经难觅其踪迹。而宋史却因为做了“缝合怪”意外地保留下来了大量的原始史料，其中志的部分更是叙述详尽，内容全面，是了解北宋政治文化社会的最好渠道之一。所以虽然明清以来学者们对《宋史》多有诟病，但大家静下心来一看，却发现它竟然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完整而系统记述了两宋三百余年历史的史籍，你想做点什么都绕不开它！

对今天的学者来说，《宋史》让他们又爱又恨。爱的是它体例完备、内容充实、又保存了大量的原始史料风貌，其中很多史料今天已经无法再现，因此它在宋史研究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而恨，则恨得是它内容“繁芜”，错误实在太多，往往是几代人订了又订，依然会发现错误。以《宋史·职官志》为例，1943年宋史巨擘邓广铭先生写了《宋史职官志考证》，1991年龚延明又出版了《宋史职官志补正》，这期间还一直有学者不断对《职官志》中内容进行订正，然而到了今天，大家竟然还是能在《职官志》中不断发现新的问题！龚延明先生甚至为此而感慨道：“古籍整理一如秋风扫落叶,随扫随落,难以划上句号”，颇有些“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味道。

跟二十四史中的其他正史比起来，宋史更像是一扇紧闭的大门。虽然门上也有繁复的花纹和图案，但真正的奥妙，只有当你推开门后才能发现。

本文首见于《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1月上第1期。本期《国家人文历史》为二十四史选读专题，其中新旧五代史、宋史两篇由我撰稿，建议购买。（疯狂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