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英年早逝的人？ 第1页

任弼时，罗荣桓，张浩，罗炳辉。

任弼时，我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湖南湘阴（今属汨罗市）人，1904年4月30日生。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7月任团中央总书记。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8月7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积极主张土地革命，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5年11月与贺龙率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长征中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战。1938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系统地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

1940年３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并受中央委托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43年3月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

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46年后，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南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工作。

四十年代与毛、刘、周、朱并列，成为领导全党的“五大书记”之一。建国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

开国元勋任弼时同志的嫡孙任继宁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蔡庆新做客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缅怀革命先辈”人物系列访谈，缅怀任弼时同志一生的光辉岁月。

蔡庆新说，毛主席和任弼时的革命情意可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任弼时在附小。在“五四”前后，任弼时知道有毛泽东这个人，后来参加了毛泽东参与组建的研究会，这也是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湖南。当年，任弼时被他们推荐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那个时候又有过交往。

蔡庆新说，早在延安时期就就发现任弼时同志有血压高、糖尿病，身体一直不好。1949年4月，青年团一大召开，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当时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报告作了一半，就做作不下去了。大会闭幕的那一天，经过医疗专家给他会诊，说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书记处从那一天开始，决定让任弼时同志休息。在这之后，他就到了玉泉山有一个干部疗养所休息。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他曾经出现了一种昏迷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就专门送来一缸金鱼，并且有一封短信。信中写道，“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

蔡庆新说，7月份，中央给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发去电报，告诉他任弼时的身体状况，血压到了190以上，可能情况不太好，希望能够协商一下苏联能够派来医生给他诊断治疗一下。大约10月底，苏联克里姆林宫的医院派了一个内科主任来华，给任弼时检查，发现病情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医生建议他去苏联治病。毛主席获悉后，就致电给斯大林商量此事。11月下旬，中央决定任弼时到苏联治病。走前，毛主席、周总理，都去任弼时家中看望，周总理亲自把护照给他带去。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二天，任弼时同志不顾身体有病还与毛主席等人研究军事部署。10月27日，也是第三天，任弼时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阖然长逝。当时开追悼会的时候，毛主席深情注视遗容，周总理朱德亲扶灵柩，全国降半旗致哀。周总理甚至还忍不住失声痛哭，感叹老友逝去，时年才48岁。

　1942年3月6日凌晨1时45分，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病逝，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等轮流为他守灵。3月8日，毛泽东亲自为张浩题写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1935年6月16日,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26曰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开了三天,讨论红军向哪里发展的问题 ,会上发生严重的分歧。

当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要建立川陕甘根据地,首先要夺取甘南,命四方军北上攻取松潘。而张国焘对这个计划不满意,坚持红军南下,建立川康根据地。最后在会上张国焘免强同意北上攻取松潘,但会后又反对,最终发展到闹分裂,带领四方面军南下在川康成立第二中央。

如何解决收回四方面军,使中国共产党免于分裂。怎样使中央的权威得到张国焘的承认,令党中央成为真正的中共中央,这一直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考虑的问题。尤其是四方面军有八万多兵力,是中央红军的四倍,如何安置和统一也是毛泽东的一大心病。

在这之前,张浩刚刚从莫斯科回来,正好使毛泽东有了主意。1935年12月的一天,毛泽东把张浩请进窑洞,要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给张国焘发电报,说明是共产国际派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但起初张浩没有同意,因为共产国际和王明根本不知道一、四方面军“草地分手”这件事,也从未任命他为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解决这件这件事。

1936年1月,毛泽东再次把张浩请来。强调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已迫在眉捷。现在共产国际己批准张闻天为中共中 央负责人,换言之,张国焘的中央就是非法的,张国焘自封的总书记也就是非法的。张国焘自以为他的军队比陕北红军多,因而自认为“大中央”,而陕北中央是“小中央”,长此下去就更难求得统一了。

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张浩最终同意了毛泽东的要求。1936年1月16日,张浩用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给张国焘发电报,说朋”他是共产国际派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的”1936年1月24日,张浩又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批准张国焘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张国焘任西南局书记。所以,张浩为中共所面临的分裂危局面前,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立了大功。

张浩原名林育英

是我党的早期杰出领导人林育南（1898—1931）是堂兄弟，张浩是在堂弟林育南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张浩还和林彪是堂兄弟关系，张浩年长林彪10岁，林彪是在张浩的直接带领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堂兄弟之间感情很好，张浩在林家排行第八，林彪等弟弟们都尊称他为“八哥”。

1922年2月，张浩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莫斯科留学；1925年5月回到上海，参与上海地委工作；1927年1月到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官兼特务队队长；1928年4月受命去长沙重建湖南省委；1929年1月调任上海沪西区委书记；1930年4月任满洲省委常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6月任省委书记共2月任全国总工会常委；1933年1月赴欧洲，3月抵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1935年7月25日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即启程回国，向党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1937年2月任中共中央工农部部长，10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1938年2月因病返回延安，一边养病一边工作；1942年3月6日因病逝世。

《吊罗荣桓同志》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鹦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罗荣桓，湖南衡东人。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在山东敌后，因操劳过度，经常便血，有时出血量很大。

１９４３年３月，中央准备让他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要求休养半年，没有获批准。他继续尿血，得不到确诊。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得知后，建议罗荣桓到新四军治病。新四军有位奥地利的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医术高明。经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批准，罗荣桓于４月出发，５月２８日到达新四军总部。经罗生特全面检查，发现罗荣桓的两肾都有病变。

因为没有Ｘ光机，不能确诊，只能采取保守治疗。罗荣桓对夫人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死也瞑目了。

１９４５年春，罗荣桓有时一夜只睡两三个小时，病情日益严重，连续尿血。毛泽东曾来电询问病情。１９４６年１月，已经到东北的罗荣桓病情恶化。在沈阳的军医院经Ｘ光机检查，诊断为肾癌。中央考虑罗荣桓病情严重，让他先到朝鲜平壤的苏军总医院诊疗。

在那里再次确诊为肾癌，院方建议他尽快去莫斯科动手术。２月下旬，罗荣桓到苏军管辖的大连休养，每天仍阅读文电，接待来访。

１９４６年８月，罗荣桓乘火车到莫斯科，切除右肾。术后伤口破裂，引起大出血，又再次缝合。１９４７年３月，复查发现他的左肾也有问题。加上高血压和心脏病，医院建议他到克里米亚疗养。但这时国民党军已占领了延安，罗荣桓决定立即回国。出院证上写着建议疗养三年，又规定每天工作不能超过三小时，但罗荣桓并没有休息。

平津战役后，罗荣桓到天津视察，与干部谈话时突然晕倒。毛泽东派保健医生黄树则为他治疗，并让他安心养病，暂不要随军南下。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出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１９５０年４月，罗荣桓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负责筹建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并兼部长。那段时间，适逢抗美援朝战争，部队精简整编，实行军衔制，罗荣桓的工作很多很忙。

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９日，罗荣桓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１９５６年，由于劳累过度，罗荣桓的心绞痛反复发作，有时一天几次。９月２日，罗荣桓给彭德怀转军委并报中央、主席：请求解除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部部长等职，建议由谭政接替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随后同意。

１９６０年，罗荣桓再次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１９６２年，罗荣桓的病越来越重，血压不稳，心脏也不好。１９６３年９月２８日，肾衰引起尿毒症，罗荣桓住进北京医院，进行腹膜透析。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对他的病情非常关注，指示医院大力抢救。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６日，罗荣桓逝世。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会议。会前，毛泽东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几天后，毛泽东写成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这是毛泽东唯一的悼念元帅诗。

１２月１９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医院，向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罗荣桓的遗体告别。１２月２１日，首都各界６万多人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１２月２２日上午９时，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林彪等吊唁，并轮流守灵。

１０时，人民大会堂举行公祭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朱德、邓小平、林彪陪祭。总书记邓小平致悼词，称罗荣桓是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公祭结束，林彪与邓小平等护送罗荣桓的骨灰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后来，罗家儿女将父母的骨灰合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区

“三湾改编”后，部队只剩下几百人，都是些愿意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革命战士，其中就有罗荣桓。9年后，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这支领导农民起义的小队伍，穿过湖南向南转移。它不得不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遭受多次挫折。当时部队的纪律很差，政治水平很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但是，在这支最早的部队里，有许多人始终忠心耿耿，直到今天还在红军中，例如罗荣桓……”

1929年6月，在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就党领导军队的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寸步不让。罗荣桓在会上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但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没有被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后来，在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罗荣桓在会上发言，坚决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的工作。在罗荣桓的促成下，会议立即起草了一份“敦请书”，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在上海中央和部队指挥员的积极努力下，毛泽东终于回到了红四军，重新担任领导职务。

1930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党中央，并派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推行王明路线。毛泽东坚决反对。在中央局扩大会议上，罗荣桓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坚决拥护毛泽东关于在中央根据地内部粉碎敌人“围剿”的方针。由于罗荣桓和其他红军高级干部一道据理力争，使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和王明“左”倾路线的首次交锋中取得了胜利，也赢得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1932年宁都会议后，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批评，并被撤消了党和军队中的重要职务，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罗荣桓心情十分沉重，他不仅为红军的前途担忧，同时也为毛泽东鸣不平。罗荣桓因多次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被说成是“宗派主义者”，随之受到排挤，被撤消了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直到遵义会议后，才由毛泽东恢复了他的领导工作。

后来，毛泽东在谈起这段往事时说:在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斗争中，罗荣桓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并且遭到了撤职。虽蒙受冤屈，但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仍旧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荣桓奉毛泽东之命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进军山东，开辟敌后根据地。到达山东后，罗荣桓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正确方针，抗日民主武装力量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巩固，使山东的局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944年8月，罗荣桓等执笔详细答复了毛泽东关于山东十个问题和十大政策的执行情况，毛泽东阅后十分高兴，说:“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对罗荣桓出色的工作非常满意，他常对人说: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起来了；这个地区，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起着重要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仍然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辽沈战役中，罗荣桓坚决抵制林彪的错误指挥，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

辽沈战役开始时，中共中央、毛泽东命令东北野战军首先攻占锦州。对毛泽东这一明确的战略决策，林彪始终未能透彻地理解，迟迟按兵不动，无所作为。后在中央的一再催促和罗荣桓、刘亚楼的敦促下，林彪才不得不进攻锦州。而在战斗即将打响时，林彪却又自作主张，向军委发特急电报，要求放弃攻打锦州的部署，北上攻打长春。在这紧急关头，罗荣桓作为政治委员，挺身而出，加以制止。

他严肃地对林彪说，打锦州的计划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的，这个决心不能动摇，而现在改变主意，会影响整个战局的!中央军委也不会同意的!同时，他坚决主张再向中央发一封电报，说明仍然要打锦州。刘亚楼也赞同罗荣桓的意见，林彪也只好同意。

在向中央发出仍然攻打锦州的电报后，很快收到了毛泽东拟稿的回电。

一方面，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攻打长春的错误想法，另一方面，要求迅速打下锦州。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攻打锦州的战略决策是十分正确的。

罗荣桓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写诗悼念提及了此事，赞扬他同林彪在争论中所采取的正确态度，从而为锦州之战的胜利起了主要的作用。

建国初，高岗和饶漱石结成联盟在党内大搞阴谋活动，想把东北搞成独立王国。一次，高岗来到罗荣桓家，提出搞部长会议制，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罗荣桓大为吃惊，急忙问:这个问题中央议过吗?是不是毛主席的意图?高岗尴尬地说中央没有议过，毛主席也不知道，我们先议一议。罗荣桓立即严肃地说，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来议不妥当，谁干什么要由党中央、毛主席统一安排。高岗碰了个钉子，无趣而归。高岗后来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不敢找罗荣桓乱说。

罗荣桓就是这样，始终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时刻维护毛泽东的声望，所以毛泽东称他为“一辈子共事的人”。

1961年3月22日，罗荣桓回到北京。过了几天，《解放军报》总编辑李逸民带了和谷岩写的一篇关于他和贺龙元帅视察部队的新闻稿小样来到罗荣桓家里，请他审阅。

罗荣桓看了这篇报道的内容，第一段是讲搞好调查研究，第二段是讲学习毛主席著作。报道写道:“对学员提学习要求要区别对象、区别水平，不要作一般化的要求，用一把尺子去要求。对于没有党史知识的学员，可以先讲点党史，以党史为线索去学习毛主席著作……”

这一段文字基本上是按照他在长沙政干校讲的原话整理的。罗荣桓又反复看了两遍，然后把稿子放到茶几上，沉思起来。

李逸民生怕这篇稿子因为提到他的名字而被他否定，心中有些忐忑不安。不料，这次罗荣桓却非常干脆，他沉吟了一会，然后拿起铅笔，在小样上只改了几个字，便交给李逸民，同意发表。

李逸民见状若有所悟，他联想起今年2月2日他调到报社不久，罗荣桓在报社副主编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领会精神实质，不要断章取义。李逸民对此讲话印象很深，感到这一提法同林彪提出的背警句、“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等明显不一致。或许正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罗主任这一次才破例同意发表这一篇提到他名字的报道吧。

3月28日，上述新闻稿在《解放军报》头版明显位置发表。

就在这时，罗荣桓接到了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罗东进的来信。在信中，罗东进向父亲汇报了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同当时盛行的做法一样，他在信中也列数了自己读了哪些著作，并不尽适当地引用了毛主席有关的言论。罗东进还就如何进一步搞好毛主席著作学习这一问题向父亲请教。

罗东进这一封信向罗荣桓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林彪那一套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的主张，提出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开始在部队起作用了。对此，罗荣桓不能不感到忧虑。于是，他打开墨盒，用毛笔郑重其事地给儿子写回信。他写这一封信既可以关照罗东进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不要走偏方向，同时也可以起到把问题考虑得更为周到一些的作用。他由于有病，平时批阅文件都是用铅笔或开始流行的圆珠笔，用毛笔荒疏已久，写字时手有点抖。他写道:

东进：

你四月八日来信收到，你所提出的问题，我简略答复如下:

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因为理论是来自实践，而又去指导实践，再为实践所证实、所补充。如果理论离开实践，就会成为空谈，成为死的东西。学毛主席的著作，亦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词句或条文，最要紧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

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决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

罗荣桓又看了一遍罗东进的信，在信中，东进还提到他和同学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于是，罗荣桓又拿起笔写道:

你同同志们对问题的看法有些不一致，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同志们互相交换意见，交换不同的看法，甚至必须经过争论，才会有可能取得一致。

在同学、同志之间交换不同看法甚至争论是很正常的，对林彪又何尝不可以这样做呢?

罗荣桓把信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封信的内容涉及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关系到儿子的健康成长，非常要紧，然而他的字却不可能写得太工整，于是他又在信笺的右上角写了两行小字:“字迹潦草，你仔细看。因我久不写字，手发抖。”

到4月下旬，传来了林彪视察部队的指示:“《解放军报》应经常选登毛主席有关语录。”与此同时，罗荣桓接到通知，军委将于30日召开一次常委会议，其中有一项议程是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会前，罗荣桓审阅了这个草案，看到这份军事文件也套用了林彪“带着问题学”那几句话。他在这几句话下用铅笔画上了粗粗的一道，决定带病去出席会议。

4月30日上午，军委常委第二十六次会议在三座门俱乐部二楼第七会议室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军委常委有林彪、贺龙、罗荣桓、叶剑英、罗瑞卿。列席的有刘亚楼、张爱萍、彭绍辉、梁必业、张令彬、周希汉、封永顺。

会议由林彪主持，前面几个议程很顺利地通过了，接下去讨论到《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的草案时，林彪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停了一会，罗荣桓发言:

“‘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

林彪对这句发明权属于他的话佯作不知地问道:“这句话在哪里呀?”

罗荣桓示意坐在他斜对面的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将“概则”的有关段落读了一遍。

林彪感到十分难堪，可又不便发作，便问道:

“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呀?”

罗荣桓坦率地说:“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

罗荣桓讲完后，林彪半晌不吭声。几分钟过去了，无人发言。林彪只好说:“不好，就去掉嘛!”

罗荣桓接着说:

“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

“好吧，散会!”林彪没等罗荣桓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宣布散会，接着便站起身，拂袖而去。

(本文摘选自《罗荣桓传》第二十九章 第一、二节)

与会者面对林彪的突然发作，都怔了。罗荣桓对于林彪如此粗暴无礼，非常生气。他尽力克制自己的怒气，手有点发抖地将文件装进公文包，然后步履沉重地离开了会议室……

回家以后，罗荣桓心情十分不好，他几天来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散步时还不时自言自语:“讨论问题嘛，为什么这个样子!”“难道学几条语录，就能把部队建设搞好?”林月琴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又摇头不语。

5月1日，按照林彪的指示，《解放军报》开始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要求内容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大家“活学活用”。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报社抽出专人每天查找语录。但有时把毛选从头翻到尾，也找不到合适的。语录一连登了几天后，就难以为继了。李逸民感到这是林副主席交代的任务，不选又不行，选又选不出，十分为难，便又去向罗荣桓请示。罗荣桓立即明确答复:办报纸主要是贯彻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精神，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真理，要有生动、鲜明、尖锐、毫不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至于毛主席语录，找几条可以，找不到也可以。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像和尚念经，敲破了木鱼，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里呢!

听罗荣桓这么一说，李逸民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地走了。但罗荣桓仍沉浸在思考之中。

对这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既然林彪听不进不同意见，那就只好向中央反映了。于是，罗荣桓拿起了电话机，要通了总书记邓小平的电话。

去年12月，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后从国外归来，当时罗荣桓身体很不好，但他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仍然去机场迎接。由于机场人很多，他只是同邓小平匆匆握了一下手便回来了。平日，他知道总书记日理万机，工作异常繁忙，不便去打扰，但现在已经同林彪在原则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只好向他报告了。

邓小平接了电话后，感到罗荣桓所反映的问题十分重要，便拿到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大家赞成罗荣桓的意见，此事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的1975年，他从江西返回北京，住在招待所里，便约见了林月琴和她的三个孩子。经过九年动乱，孩子们见到这位罗荣桓的挚友，历尽磨难依然健壮的邓叔叔，都含着热泪。

邓小平满怀感情地对罗东进等说:要记住你们的爸爸，他是真正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他反对“活学活用”完全正确，我和他的观点是一样的。1975年9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回忆道:“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

1977年5月，在需要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提起这件事。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做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邓小平这几段话对1961年他和罗荣桓同林彪的这场斗争的意义作了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林彪的报复

林彪自从4月30日怒气冲冲离开会场后，一直十分烦躁，他在算计要对罗荣桓进行报复。

一天，海军一位干部来到林彪住处向林汇报工作。此时，毛家湾林彪住宅正在修缮，林彪全家暂住在西郊新六所。林彪在起居室内接见。这间房子很大，但是只摆了几个沙发和一张写字台。窗户都挂了厚厚的窗帘。屋里既显得空荡荡，又显得阴森森。林彪埋坐在沙发里，眯着眼在听汇报。中间，罗瑞卿来到，林彪示意罗瑞卿在他旁边的一张沙发上就座。海军那位干部在汇报中说到罗帅在福建前线曾对部队指示，1961年工作的中心是“四抓一调查”时，林彪打断了他的话，大声说道：

“什么四抓一调查!这种话哪年都不犯错误。但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

“四抓”就是抓思想、训练、作风和生活，这本是林彪自己所提“创造四好连队”的内容，“一调查”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是毛主席当时的号召。这究竟有什么错，会惹得他发这么大的火。他们哪里知道，这只是一个由头。果然，接下去林彪就咬牙切齿地说:

“罗荣桓的思想可不对头呢!他躲着我，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这不是反党吗?”

听到林彪给罗荣桓扣“反党”的帽子，罗瑞卿等都以沉默表示不同意。

林彪见他们两人都不表态，突然转过脸来对着坐在他身旁的罗瑞卿说:

“听说你也是这样主张，我就反对你们!”

风暴突如其来，罗瑞卿毫无思想准备。但是他看过总政给中央的报告，那根本与“开炮”风马牛不相及，便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没有。”

林彪咄咄逼人地反问:“没有?怎么没有?有文件为证。”

罗瑞卿只好说:“要是查到我有此主张，我就承担责任。”

海军那位干部见此情景，因为不了解情况，也不便说什么，便起身告辞。林彪一面同他握手，一面说:“就照我刚才说的搞，别的都不要听，一个新生事物，总是有人反对的。”

后来，罗瑞卿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林彪陷害被监禁，于1972年所写的揭发林彪的材料说:“当时，我感到他对罗(荣桓)和我的意见大了，今天一棍子打两人，无非借题发挥，可究竟为什么，却摸不着头脑。”那么，林彪所说的“新生事物”究竟指什么呢?现在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可以想见，林彪的所谓“新生事物”就是指“带着问题学”那一套。而他所以大发脾气，则是借题发挥，对4月30日的事情进行报复。

第二天一大早，林彪又给罗瑞卿打电话说，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他昨天对罗荣桓的“批评”现在不要公开。他关照罗瑞卿不要向任何人讲。

所谓“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这显然是一个幌子。由于罗荣桓在党内有崇高的威信，林彪实际上是怕整罗荣桓非但不会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弄不好还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果然，后来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提出发扬党内民主之后，毛泽东曾两次表示，他并不赞成林彪禁止军队向地方反映意见的主张。

第一次是在1962年麦收之后。一天，罗瑞卿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和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一块聊天。大家都认为这一年的麦子长得很好，超过了前两年。许世友等一方面为农村形势的好转而感到高兴，一方面也对地方某些干部前几年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如今又太悲观的现象，有一些议论。

由于林彪有不准对地方工作提意见的“禁令”，罗瑞卿便打招呼说:“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但是这些事就在小范围议议算了，不要扩大。”事后罗瑞卿到杭州时向毛泽东谈起这件事，毛泽东立即指出:“为什么不能议论?他们都是华东局委员，有的还是中央委员，他们有意见，你说，为什么不能提?我就不同意林彪的那个意见，说军队干部对地方干部有意见不能提。”

第二次是在1965年，罗荣桓业已逝世。毛泽东在武昌又讲了一次不赞成林彪这个意见。罗瑞卿按照林彪要他经常通气的要求，将毛泽东的原话记录送给林彪看了。这又引起林彪的不快，从而成为促使当年年底林彪向罗瑞卿下毒手的原因之一。

林彪一面嘱咐罗瑞卿等不要“公开”他对罗荣桓的“批评”，一面继续攻击罗荣桓。他在同另一些干部谈话时，除了给罗荣桓扣上反党的帽子外，还说罗荣桓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他也同样关照这些干部，为了照顾罗的健康，不要告诉任何人云云。当时，罗荣桓病已很重。那些听到林彪攻击罗荣桓的干部自然不便于也不忍心向他提这件事。因此，罗荣桓直到去世也没有料到，林彪竟在他背后向他施放那样恶毒的暗箭。

由于罗荣桓挺身而出，首先反对了林彪把毛泽东神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的那一套，而由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又明确表示支持罗荣桓的主张，林彪深知这将成为他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极大障碍。因此，他对邓小平、罗荣桓便耿耿于怀、恨之入骨。到十年动乱开始的时候，邓小平遭到严重打击，罗荣桓尽管逝世已近三年，林彪对他仍不放过，而叶群在其间又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在策动大整贺龙夫妇、罗瑞卿夫妇的同时，也把毒手伸向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1966年8月25日，她让空军司令吴法宪带头给林月琴写了一张大字报，以林月琴喜欢钓鱼为由，给林扣上“意志颓废”的帽子。接着，林彪办公室支部贴出大字报表示支持吴的“革命行动”。

1966年12月，在叶群授意下，有些人在总参谋部的一个批判会上，无中生有地说林月琴组织了一个“寡妇集团”。接着，林月琴被软禁，她的弟弟、民航局的一位一般干部林宁被诬陷为特务而被迫害致死。

1967年2月14日，由叶群导演的这一幕闹剧发展到了最高潮。她亲自出台，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总政治部一次会议上指名攻击罗荣桓“反党”、“反毛主席”；并通过全军文革小组工作人员之口在向群众解答问题时，把罗荣桓和已被贬黜到福建的谭政并列为在总政工作做得较少、较差的主任。接着，罗荣桓长期领导的总政治部被林彪一伙打成了“阎王殿”而“彻底砸烂”。

时间是最公正的审判官，林彪一伙早已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而罗荣桓的高风亮节，随着岁月的推移，越发显现其璀璨的光辉。人们在十年动乱中见识了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丑恶嘴脸之后，在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之后，便更加怀念罗荣桓这一位曾经挺身而出，同林彪进行原则斗争的先驱者。

罗炳辉（1897－1946），1897年出生在云南彝良一个彝族贫苦家庭，从小过着牛马不如的农奴生活。1915年入滇军当兵，作战勇敢，从士兵升至营长，参加了讨袁护国战争、东征战争和北伐战争。

1929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在江西吉安领导靖卫大队士兵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长、第六军第二纵队长、第十二军和第二十二军军长等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任红9军团军团长。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10月罗炳辉率部参加长征，途中屡担重任，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北上，表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中央军委赞誉红9军团为“战略轻骑”。

抗日战争初期，罗炳辉曾以八路军副参谋长名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从事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任新四军第1支队副司令员、第5支队司令员，率部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40年后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5支队司令员、第2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等职，为巩固和扩大淮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虽身患重病，他仍亲临前线部署作战。1946年6月21日在兰陵时突然病情恶化，不治逝世，年仅49岁。罗炳辉用毕生的精力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人生最快慰的是真正勇敢地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最热诚努力地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尤其要为劳动大众的解放和利益，以真理、正义、公道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

罗炳辉在新四军中威望很高，是个智勇双全的将军，还是个能双手打枪的神枪手。他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美国著名记者尼姆·韦尔斯称赞他为“神行太保”。毛泽东称他是“追求真理的将军

1947年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军83师一部占领鲁南时，曾掘开罗炳辉的坟墓凌辱其遗体后丢弃于沂河沙滩，事后当地两位渔民收殓罗的遗体秘密掩埋他处，直至1948年10月临沂解放后，华东军区派出的调查小组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找到遗体掩埋地，将其暂厝于青龙寺中，并于1949年4月将罗炳辉将军遗体正式移葬于临沂革命烈土陵园。

抗战时期的江淮一带多为平原和水网地形、要对付武装到牙齿的日寇、伪军和顽军得有多种办法。罗炳辉根据皖东（淮南）和洪泽湖一带的实际，创造了一套诱敌、迷敌、扰敌、纠缠、迟滞、阻击、伏击、奇袭、反击、歼灭等为内容的游记战术，诸如“火烧野牛”、“四两拨千斤”、“狼牙签与滚雷西瓜战”、“梅花战术”等等。尤以梅花战术最为有名，其主要内容有：

（一）“梅花构成的分驻”。部队宿营按三角形摆布，指挥机关在中心，敌袭击任何一部，指挥中心都可命令机动出击，相互呼应，使敌优势火力难以发挥作用，减少我方伤亡，或对敌实施反包围。

（二）“梅花桩”式的布阵。对来犯之敌可实施多点打击，当敌进至“梅花桩” 阵地时，可从侧面、两面、三面同时向敌开火，以至用手榴弹、刺刀、大刀杀敌；如敌取守势，我可诱敌出据点牵着敌人的鼻子到“梅花桩”内聚歼。

（三）“梅花点式纠缠术”。用于敌强我弱，梅花点式便于部队疏散隐蔽，易于袭敌。在实施夜袭中，事前准备好梯子、绳子、火药、汽油、柴草实施火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巧”胜敌。若敌数路进攻，我可避强击弱，集中力量各个击破，不能打大仗就打小仗，兜圈子与敌纠缠，一点一点把它吃掉。

皖南惨案发生后，日寇趁新四军整编之机，加紧向华中各根据地“扫荡”，叫嚣要“完成皖南事变未竟之功”，顽军李长江等部又公开投敌，一场艰苦而残酷的战争在华中展开。敌人以各据点为“点”，以公路、铁路、水路等交通连成“线”，实行“点”、“线”结合的“囚笼政策”，从1941年春节开始，历时数月，日伪顽合流对淮南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清乡、蚕食和伪化，罗炳辉指挥军民运用“梅花战术”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歼敌数千，金牛山反击战尤为著名。

打破了敌人“点”、“线”结合的罪恶计划。得到华中局和军部的首肯和赞扬。在1942年3月的华中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强调在华中“梅花战术”是首创，“罗炳辉同志在这方面的发明努力是一个模范”。

陈毅代军长说“有这种求进步的创造精神的还是第一个”。罗炳辉先后撰写了《淮宝战役的战术诸问题》、《指挥员熟用手册》、《民兵战术》、《关于三角式据点构筑和守备之要领》、《碉堡作战》等小册子；还写了不少有关的日记，提出“发挥火力，隐蔽身体”的十个要点；“如何做到百发百中”的七个要点；提出“冲锋时机”有“五冲”、“五不冲”。对战略战术与技术进行高度总结和概括，以指导作战和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