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你读过哪些值得推荐的政治、法律类图书？ 第1页

今年把《法的门前》解读了下，这本书严格地符合“法+政”的组合，在“读书会”里面可以听得到音频（此处是硬广，哈哈哈）。

我还想把读《法律与宗教》的感受分享下。手头这本是梁治平老师翻译，中政出版社03年版的 。

有句法谚，大家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法律应当被信仰，否则便形同虚设”，但知晓作者伯尔曼教授大名的可能并不是特别多。伯尔曼教授有两本皇皇巨著《法律与革命》，这两本书有一部书作为导论，就是《法律与宗教》，前面那句法谚就出自这本书。

伯尔曼教授出生于1918年。秩序曾经给这个世界带来繁荣与希望，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崩溃让人们对于旧秩序的信仰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体会到了更强烈的危机感，对于人类生活状况和未来的走向也更加的关注。在一战之前，法律信仰和宗教信仰体现了西方对于共同目的的意识，以及关于社会正义和社会秩序的观念，现在却在根本上丧失了对于基本宗教价值和法律价值的信任，那些让生活变得有意义的超实体的信仰逐渐消失，那个能够带来社会秩序和社会正义的制度和程序也不再令人信赖。

整体性危机的征兆和原因都是宗教信仰的丧失殆尽以及对于法律信仰的严重缺失。而这又源于没有恰如其分地认识到法律制度、宗教制度与基本的法律价值、宗教价值之间的关联，以至于僵化地将法律与宗教截然分离。

多数文化中的法律最初可能都是从宗教中产生的，但是法律中的宗教因素已经被彻底清除，乃至当然无存，现代观念下法律更多地被理解为用来贯彻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工具。这种视角下的法律是世俗的，法律不再关心生活的目的，也不再涉及单个的人和作为整体的人类的终极追求和意义。原因可能是理性主义的勃发，贯彻了理性主义的法律必然将每个个体都是为理性的主体，就像经济学中把市场主体都是为理性经济人那样，每个人都会在计算行为后果和利弊得失后决定是否实施某一行为，原本在自然法中尚且存在的关怀和追求已经被排除在了法律之外。这样一来，人们要遵守法律，便只能是因为他们害怕不遵守而可能遭受的制裁。

然而，即便是斯大林也不能完全依赖暴力威胁来进行统治，其不得不将正义的要素引入苏联的法律，让苏维埃法显得有说服力。上面关于法律的观念过于狭隘，完全忽略了法律中那些超越了理性的要素，尤其是法律和宗教共享的要素：仪式、传统、权威、普遍性。

正义必须被伸张，并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仪式对于法律和宗教来说都特别重要，仪式反映了那些重要的价值，比如在开庭之时，原被告对面而坐代表的是双方当事人的对立，而法官坐在远离二者的中间则象征了法律的中立，中立则是公平的核心特征。仪式也是这些价值的载体，如果当事人不能从直观的感官认知下对于公平有个具象的认识，则可能会对于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公开仪式一旦终止，法律便会丧失生命力。//法律和宗教同样注重传统和权威。所有的法律体系都宣称他们的效力部分地建立在对于过去的延续上，法律对于前后一致性的追求甚至已经成为了追求正义的代言词。穆斯林的执行官要守护名声，不会每次做出不同的判决，甚至希腊神话中的神谕也被假定反映了某种一致性。人在与法律无关的政治、经济或者社会经验方面，可能会随意提出只考虑实际效果的行动方案，而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候，选择的往往是诉诸权威者制定的规则和做出的在先判决，只不过有时候这个权威者是上帝，有时候是国家。//最为重要的是，法律和宗教中包含了那些理性告诉我们道德上是正当的东西，以及所有社会都公认具备法律拘束力的东西，这些东西合乎人性和社会秩序要求，经常被称作为基本的法律价值的原则。比如，摩西十诫中的最后六条（尊敬父母，禁止杀人、通奸、盗窃、作伪证和欺诈）在所有已知文化中都有对应的概念。然而一个理想的社会，不仅需要在理性上认识到基本价值，而且要求社会成员以其全部生命献身于这些原则，后者已经超越了理性的范畴，唯有依靠宗教般的激情和信仰的飞跃，才能够实现理想和原则的普遍与现实化。

说到这里，作者及时解释道，面对现实的问题，并不是要以各种宗教手段甚至回到清教的伦理来维护旧的法律制度从而规避对于根本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变革，而是要找寻新的法律解决方法，当然，这种方法需要法律能够找到有效传达其客观与中立的仪式，需要人们恢复对于法律延续、一致性的意识以及对于法律拘束力的认同感，需要重新发现法律和关于生活目的的普遍真理之间的关联。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便形态虚设。似乎要说的并非对于单纯的、实证的法律规范的信仰，伯尔曼甚至认为就是这种实证主义的观点导致了法律与信仰的分道扬镳，作者更想强调的是把那些原来作为信仰的最高价值准则，那些值得人们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价值重新注入到法律之中来，让实证的法律规范不再是单纯的调整人的行为方式和分配权利义务的模型，让法律规范重新承载着那些神圣的价值，比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让法律的身体拥有神圣的灵魂，才能够获得人的信仰，法律也才能更好地在化解危机上发挥实际功效。

今年难得有机会抽空读完的法律类图书中，最喜欢的当属《吉迪恩的号角》（Gideon’s Trumpet）。这本书讲的是美国宪法经典判例 Gideon v.Wainwright, 372 U.S. 335 (1963)，是一个关于争取「辩护权」的故事。

1962年1月8日，一封从监狱里寄出的，用小学生一样的铅笔字写下的信来到了最高法院，被归类到了名为“杂项”的文件柜里。 写信的人是克莱伦斯·吉迪恩（Clarence Gideon），他十四岁退学，离家流浪，一生穷困潦倒。五十一岁那年，他因涉嫌从一家台球厅中偷走了几瓶啤酒和一把硬币，被判处五年监禁。就是这个人，为了争取自己得到律师辩护的权利，一直将官司打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且胜诉，创下了写进法学院教材的经典判例。

《吉迪恩的号角》这本书，正是描绘这一事件的纪实作品。本书作者是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两届普利策奖获得者，除本书之外还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法律读物《批评官员的尺度》。刘易斯擅长写小人物的抗争，他的作品从不过度使用浪漫的英雄主义笔调，哪怕看到一朵璀璨的浪花，他也会引导读者去看到下面暗流涌动的潮水。拿这本书来说，刘易斯反复暗示读者，司法并不像是热血励志电影，吉迪恩的一封信固然富有感染力，但推动时代改变的还有更为复杂的力量，在孤胆英雄式的维权斗争背后，是不同法学思想流派的大讨论。

在美国刑事诉讼程序中，无力承担律师费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在穷尽了在本州司法系统的上诉权利后，也可以不经律师代理，自行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申诉。当时，这类申诉只有3%的概率得以被法院受理。一方面，此类申诉的数量实在太多了，用伊利诺伊州威廉·谢弗尔（William Shafer）的话说，大法官们要像大海捞针一样，从纸堆里捞出被忽视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由于这类贫困的申诉人得不到律师协助，往往不能很好地表达出自己有哪些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收到了侵害，因此难以让最高法院确信自己具备管辖权。

但吉迪恩在1月8号寄出的这封信有点特殊：这显然不是出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手，充斥着拼写和语法错误，零星夹杂着几个不知从哪听来的法律术语，却又用得不伦不类，让人有种故作老成的感觉。但读到这封信的书记员却不由得浑身打了个激灵：说的对啊，这还真是个值得弄明白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简单：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受到刑事指控的被告人有权获得律师的协助，而这封信的作者主张道，自己在佛罗里达州遭受刑事指控时，法院没有给他指派律师。

事情缘起于四个月前的一场庭审。克莱伦斯·吉迪恩站在佛罗里达州海湾郡法院的被告席上，面临以盗窃为目的实施非法闯入罪名的指控。吉迪恩很坦率地表示，自己没钱请律师，而法官也同样耿直，告诉吉迪恩，那就自己为自己辩护吧。本案中，检方请出了目击证人，作证称看到吉迪恩闯入了一家台球厅，然后大摇大摆拿着酒瓶子出来。证人随后声称，台球厅里的零钱不见了，一口咬定吉迪恩实施了入室盗窃。

吉迪恩显然不知道如何进行交叉质询，他像一名律师一样对检方的证人抛出问题，但只是将自己越描越黑；他请来的证人还帮了倒忙，例如，吉迪恩请来一名出租车司机证明自己当时没有喝醉，而如果是有经验的律师，巴不得有人证明被告人当时处于醉酒状态，因为当时的佛罗里达州法律允许将醉酒作为一种否定存在犯罪意图的辩护理由。另外，吉迪恩显然也不知道自己能够排除可能具有偏见的陪审员，在庭审一开始，当法官问他是否接受这几位候选陪审员来审理此案时，他只知道茫然地点头。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吉迪恩都是检察官砧板上的一块肥肉。当然，肥肉这个词仅仅是比喻意义上的，现实中的吉迪恩虽然当时只有五十一岁，但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长得像是个年近七旬的老头，皮肤干瘪，眼眶凹陷下去，当他艰难地站起身来的时候，两只手都控制不住地在颤抖。说他是案板上的一块肉，在于他的四次犯罪记录案底给了法官从重判决的理由，尽管这四次前科都不是暴力犯罪。最终，吉迪恩被判处五年监禁，这是佛罗里达州法律理论上能够为非法闯入罪名给出的最高刑期，而没有律师协助的吉迪恩，并不知道如何在法庭上主张从轻判决。

在监狱里的吉迪恩思前想后，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他愈发觉得，自己本来应当依据美国宪法获得律师的援助，所以他写下了我们之前提到的这封申诉信。然而，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个“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并不这么简单。这就需要我们去理解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背后的争议了。

要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首先要明白一点：这是一个联邦法律和各州法律双核驱动的二元体系，联邦和各州的法律各有各的自留地，在不同的领域分别具有最高权威。看美剧的朋友可能会发现，美国有联邦调查局FBI，但也有各个州的警察，比如经常在洛杉矶街头追车和枪战的LAPD。前者管的是触犯联邦法律的犯罪，后者管的是违反各州刑法的犯罪。这本书里面，吉迪恩犯下的非法闯入罪是佛罗里达州法律中的罪名，因此要在州法院里面接受审判，适用佛罗里达州的诉讼程序。

这就导致，本案不能想当然地适用宪法第六修正案中“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美国宪法修正案的前十条，包括第六修正案，约束的仅仅是联邦政府的行为，要想适用到各州，不能直接搬运，而要通过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来实现，这个过程被称为“合并”。

举个例子：大家还记得周立波吗？当年他开车在马路上走S型，被警察拦车搜出了毒品，而周立波的律师依据第四修正案中禁止非法搜查的条款，以纽约州警方搜查不合法为由，排除了相关证据，导致检方撤诉。而如果周立波穿越到七十年前，恐怕就没这么幸运了。虽然第四修正案1791年就有了，但只能管联邦警察，管不了各州，直到1961年才被认为是正当程序所必不可少的一环，通过判例给合并到了各州法律之中。

同样是基于这个道理，当吉迪恩在佛罗里达州法院接受审判的时候，第六修正案还没有全面合并到各州。当时管用的判例是 Betts v.Brady, 316 U.S. 455 (1942)，在这个判例中，联邦政府认为只有当存在一系列“特殊情形”的时候，各州法院才有义务给被告免费指派律师。这一系列特殊情形包括不识字，未成年，有精神疾病，或者是指控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超出普通人理解范围等等。按照本判例的标准，贫穷，并不属于上述特殊情形之一。

Betts案在当时的美国极具争议。有学者批评道这种基于特殊情形的判断标准在实践中容易引发混乱：就拿案件的复杂性这一点来说，一起刑事案件到底有多复杂，法官在开庭之前根本无法确切知道，很多时候需要先有了律师才能知道有没有被外行人所忽略的门道。例如，吉迪恩的案子看起来很简单，不过就是他涉嫌闯入台球厅偷了东西而已，但辩护律师在庭审过程中，通过交叉质询证人，可能会有一百种方法来层层设防。譬如说，通过发掘证人的不良记录来削弱他的可行性，排除掉道听途说的传闻证据等等。这些方法要怎么用，有没有例外情形，在法学院要上大半个学期的课才能给出个大致框架。很多时候，除非有律师在场，不然大家可能还不会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这就导致一个自相矛盾之处：案件的复杂程度，要靠辩护律师来发掘，但法院却需要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基于案件的复杂度来决定需不需要辩护律师，这在逻辑上就说不通了。

与此同时，支持Betts的一派也有他们的道理。在美国的司法和政治中，有一种价值观历来得到重视，就是保护“州权”，也就是各州的权力。要始终记得，美国自建国之初就不具备大一统的传统，而是强调各州基于共同利益所形成的联合。其逻辑是：各州为了国防安全，贸易的便利和经济秩序的稳定等利益诉求，放弃了一部分自主权，将权力部分让渡给了联邦政府。各州的政治家在做出这些让步的时候，一个两个都像是吝啬的守财奴，不断地考虑有哪些能让，哪些不能让。而制度的设计师们，也在精心计算着，美国到底多大规模的联邦政府，到底允许联邦政府插手去管理哪些事务。

这种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争论，构成了美国政治两百多年来一个不断重现的主题。譬如说，奥巴马政府当年大力推行“奥巴马医改”，所遭到的一个有力批评就是联邦政度的一揽子医保计划侵害了各州管理自身事务的自主权，忽略了各州财政状况的不平均。等到特朗普上任，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之一就是宣布废除奥巴马医改，这也体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对于“联邦政府可以管什么”问题的不同回答。

具体到获得律师协助这一点，主张维护各州自主权的一派，以联邦最高法院弗利克斯·弗兰克法特为代表的保守派就认为，各州应当有权决定自己的刑事诉讼程序。在他们看来，涉及违反各州法律的刑事案件，理应由各州决定如何审判，给予被告人怎样一套审理程序，联邦政府既然没有宪法的明确授权就不应当指手画脚。弗兰克法特大法官还有一点非常现实的顾虑：如果贸然推翻了Betts的判决，全盘赋予所有请不起律师的人得到免费辩护律师协助的权利，会不会导致各州不得不敞开监狱大门，让所有之前没有辩护律师的犯人都以先前的审判程序不合法为由，要求重新审判？各州的财政会不会不堪重负，无法找来这么多的律师为千千万万名穷人进行辩护？

两派的观点，注定要通过一场诉讼来解决，而这场诉讼中，吉迪恩不必再孤军奋战了，因为案件已经进入联邦司法系统，所以他可以免费获得辩护律师。而法院为他免费指派的这位律师，绝不是等闲之辈，他正是赫赫有名的亚伯拉罕·福塔斯（Abraham Fortas）。

福塔斯是一间知名律所的合伙人，在当时，1962年，他还在忙着带领三十多号人大把赚钱，但日后，他即将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名大法官（再后来，他因为深陷权钱交易丑闻迫于压力辞职，人的命运啊。。。）

为什么这种级别的人物会欣然接受法院指派，免费投入几个月的时间准备吉迪恩的案子呢？作者并没有假模假样地提及福塔斯的理想主义，而是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登上联邦最高法院，对于任何一名律师来说，都是日后可以在业界大吹特吹的一块金字招牌。

福塔斯的团队人才济济，他调动了自己律所里面的精锐力量。而坐在被告席上的佛罗里达州政府，却显得捉襟见肘了很多，派出的是当年只有27岁，从法学院毕业不久，名不见经传的布鲁斯·雅各布（Bruce Jacob）。

雅各布为了准备这个案子费尽了周折。在六十年代，查询判例远不像现在这样动动鼠标就能从在线数据库下载，而要一部部翻开汇编了每年各个法院判决书的大部头。财大气粗的律所，可能会有自己的法律图书馆，但雅各布只能每天开车几十英里去借用一所法学院的图书馆；福塔斯的团队几乎是清一色的耶鲁法学院出身，笔杆子还包括日后的著名法学家约翰·伊莱，而雅各布的团队只有两个人，他自己每天在图书馆抓紧时间摘抄判例，他的新婚太太晚上帮忙用打字机打出来，汇编成备忘录。

势单力薄的雅各布想要获得更多的外部帮助，他通过佛罗里达州政府向美国其他各州发出求援信号，呼吁各州向法院陈情。在美国司法程序中，与诉讼结果利益相关的个人或组织可以给法院写信发表观点。而雅各布的心思是，推翻了Betts，迫使各州向穷人免费提供辩护律师，会侵害各州的政策自主权，增加财政负担，因此各州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肯定会拉佛罗里达一把。

但出人意料的是，有23个州不但没有帮佛罗里达说话，反倒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吉迪恩一边。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明尼苏达州当时的检察长，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蒙代尔写道：“我相信各州的权力，但我更加相信《权利法案》”，他根据多年从事刑事诉讼的经验，论证了为更多被告人提供辩护律师的可行性，并呼吁以吉迪恩案为标志，将获得律师协助这一权利法案中赋予公民的权利，全面合并进入各州的法律之中。

蒙代尔并不是在拍着脑袋开空头支票。在六十年代的美国，随着二战后美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法学教育的平民化，社会各界涌现出大量法律援助机构。虽然这些机构的服务质量也就是“管饱不管好”的水平，但至少能确保最基本的辩护权。在一些州还出现了由政府提供自己的公共辩护律师，而一些法学院则致力于提供“法律诊所”服务，让在读法学生协助请不起律师的刑事被告人进行辩护，从而积累学生的实践经验。这些新变化，都让法院为穷人无偿指派律师这一目标看上去不再遥不可及。

虽然局势颇为有利，但对于吉迪恩和他的辩护律师福塔斯来说，要想取胜，还必须扫清大法官们的一个疑虑：将第六修正案施加到各州，会不会侵害各州的自主权，从而违背建国先贤们的制度设计？这个问题，被留到法庭辩论中回答。

1963年1月15日，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吉迪恩的案子终于迎来了最重要的庭上口头辩论环节。双方都提交了自己的答辩状，而九名大法官也准备了一堆问题。果不其然，约翰·马歇尔·哈兰大法官提出了自己关于州权的问题：如何看待联邦和各州分权这一美国宪法的基本框架？

而福塔斯的回应十分精妙：

如果沿用Betts标准，要考虑被告人的文化水平，身体和精神状况，考虑案件的复杂程度和其他各种各州法院依据自身判例所规定的因素，那么联邦最高法院要频繁地应对上诉案件，逐一审查这些考量过程是否符合宪法要求。这边有一个新的要素就审查一下，那边有一个分析方式就审查一下，到头来，九名联邦大法官将会频繁地窥探各州法院的办案过程。难道这种对个案的窥视过程，不是对各州司法权力更加严重的侵蚀吗？

一语中的。一方面，在全国实行统一标准固然侵蚀了各州的自主权，但另一方面，如果各州所执行的标准并不明确，势必会导致最高法院在一起又一起的上诉案件中不断矫正各种不当的标准。福塔斯列举了近年来一系列围绕第六修正案的最高法院判例，证实了这一现象所造成的不利后果。

福塔斯在回答问题时可谓左右逢源侃侃而谈。在论及律师对于审判程序的必要性是，他还不忘那自己的同行开玩笑：“哪怕是像克莱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这样的传奇律师，当他因为涉嫌贿赂陪审员而被提起指控时，第一反应也是去请个律师帮帮忙。” 相比之下，佛罗里达州代表雅各布的表现，称得上是被问题淹没，不知所措，这名27岁的年轻人用一种最为残酷的方式接受了最高法院的洗礼。

（插播一句：关于 Darrow 律师的故事，可以看看这篇回答：顶尖律师之间的高手对决是怎样的？）

1963年3月18日，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了判决，吉迪恩胜诉。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一致认为，是该实现全面的「拨乱反正」了，从今往后，任何请不起律师的刑事案件被告人，都能够获得法庭所指派的律师协助。让福塔斯喜出望外的是，这一次他不仅赢了，还取得了一场意外的成果：判决宣布，目前正在被关押的，先前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被定罪的犯人，也可以得到重新审判的机会。

但吉迪恩不高兴。他很奇怪，明明赢了官司，为什么自己还不能给放出来。福塔斯解释道，这一判决仅仅是判令佛罗里达必须为他提供律师重新进行审判，但想要洗刷罪名，还需要回到佛罗里达州的法庭，再获得一场胜利。

这时候，我们的主人公吉迪恩有些顶不住了。从1962年初的第一封信，到1963年三月宣判，期间不管是学界还是业界，还是普通公众，都兴致勃勃地讨论着第六修正案，但吉迪恩所面对的，仅仅是日复一日的铁窗生涯，和他唯一的武器，用来给法庭陈情，和律师通信的一张纸，一支铅笔。当他被带回佛罗里达州海湾郡法庭，那个因为他涉嫌偷了几瓶饮料，二十多块零钱，就判了他五年监禁的法庭时，他觉得自己受到了玩弄。而这时，福塔斯律师又将辩护的工作转交给了一名佛罗里达州当地律师，更加让吉迪恩感觉受到了背叛。

在法庭上，两年前给吉迪恩定罪的法官，按照最高法院的判决，询问他要不要接受律师的协助。出人意料的是，吉迪恩拒绝了。作者翻开当时的法庭记录，发现上面用全部大写的字体写道，“我不需要他们！”。在英语表述中，大写的方式，一般表示人物当时在大喊大叫。

最终，吉迪恩还是平静了下来，对自己的失礼表示道歉，这一次，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铅笔写下的字条，说要提交一份申诉状。在这份申诉中，他声称自己因为同样的罪行被审判了两次，所以宪法权利受到了侵害。

读到这里，我笑了，只要在法学院上过半学期的刑事诉讼法课程，就知道这样的重审程序在法律上完全没毛病，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但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有什么资格嘲笑吉迪恩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的法学教育，说得直接一点，只有相当于初中的文化水平。他或许在以往作为被告孤立无援地出庭时，听到了几个法学术语，或许是在监狱里听到其他的犯人提起自己的审判经历，于是记下了几个词汇，然后一次一次地组织语言去申诉。之前是为了获得律师的帮助，这次是为了拒绝在他看来违法的审判过程。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去战斗，但他面对着一次次将自己打倒在地的对手，依然勇敢地吹响了号角。

最终，吉迪恩的律师还是想尽办法说服了他，接受了自己的代理。在庭审中，训练有素的辩护律师轻而易举地指出了检方证人证词的前后不一之处，并且将嫌疑指向了另外一名在场者，成功构成了合理怀疑，令让陪审团作出无罪判决。

当吉迪恩走出法庭时，有记者问他，“你觉不觉得自己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而头发花白、双手发颤的吉迪恩只是回答道，“我觉得是吧。”

1972年，吉迪恩病逝，年仅61岁，四处流浪的生活，牢狱之灾，和不断的诉讼，已经透支了他瘦弱的身体。他的墓碑没有任何装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组织之后在墓碑上刻了一行字，“每个时代，法律都在为人类的幸福而进步。”

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面有一句特别扎心的台词：“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而吉迪恩可能会说，他只有一种罪，就是穷罪。本书作者刘易斯提出了一个观点：司法是对民主政治的一种制衡，它能够保护在少数决定多数的民主政治中，那些最不受欢迎的群体，那些最难以发出声音的群体。其中包括向吉迪恩这样请不起律师，而无法得到公正审判的穷人。

《吉迪恩的号角》这本书并不是英雄主义视角的人物传记，在绝大部分的章节中，我们看不到吉迪恩本人的所作所为。作者为我们展示的，更多是一些相当抽象的法律概念，例如关于判例的讨论，权利法案和各州自主权之间的取舍等等。甚至，您可能会觉得，这本书里面吉迪恩是个无关轻重的角色，觉得这场诉讼的推动力量，是像福塔斯这样经验丰富的律师。

但不要忘记，一切都有一个最初的起点。律师，法官，学者，政治家，听到了嘹亮的号角声，于是集结了起来，讨论人们的基本权利。而这一声号角，就是1962年1月8日，一封由吉迪恩从监狱寄出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