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二月河去世，代表作《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如何评价其系列皇帝作品和一生艺术成就？ 第1页

一、个人的奋斗与历史的进程

二月河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四十岁以前连个豆腐块、火柴盒大小的小说也没有发表过”，但是《康熙大帝》甫一出版，就迅速走红，赢得无数赞誉。

这一成功颇有一番励志的味道，二月河将其归结于早年的深厚积累，自称“在部队的十年期间基本上把《二十四史》读完了”。

不过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帝王小说”本就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的。

同为南阳作家，姚雪垠与二月河的所谓“恩怨”我不感兴趣，不过他们二人的作品确实是是很适合拿来比较的：

前者写农民起义领袖，后者写皇帝；

前者写明末乱世，后者写清初“盛世”；

前者写阶级斗争，后者写治国安邦。

这些区别，背后折射出的是时代的变迁。

《李自成》第一卷出版于1963年，当时也颇受读者欢迎，还引起了最高领袖的关注。十年中此书的创作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第二卷（1976年）、第三卷（1981年）的问世，再次引起了一股“李自成热”，并于1982年获得茅盾文学奖。

而《康熙大帝》第一部出版于1985年，随后一发不可收拾，十余年的时间内，二月河先后写出了三部五百余万字的“帝王系列”，名扬海内外，改编成电视剧之后更是成为现象级的热播剧。虽与茅盾文学奖失之交臂，作品流传却更为广泛。

相比之下，《李自成》的第四卷和第五卷则一直到1999年姚雪垠去世后才出版，也并未引起太大的波澜。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编辑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收录了18部历史小说，除《李自成》之外，基本上都是帝王将相的传记。时代的风向，非人力所能扭转，或许后两卷的难产，不只是作者“身体不佳”的原因吧。

二、传统的笔法与现实的影子

二月河的作品继承了传统演义小说的章回体形式和写作笔法，遣词造句亦颇见古典文化功底，营造了很好的历史氛围。但是归根结底，其内核仍然是属于这个时代的。

正如《李自成》中的农民起义几乎就是翻版土地革命一样，《雍正皇帝》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写新时代的改革之路，与其说是帝王小说，倒不如说是“官场小说”来得更恰当一些。其中的政治斗争，除了宫廷夺嫡之外，查账、反腐、派系，都是官场永恒的主题，权谋心术同样脱不出“办公室政治”的范畴。而同样来自传统小说的江湖术士斗法和色情描写，则由于与现实过于脱节，一直是为人诟病的。

总之，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形式，较之现实题材有着更大的自由度，同时又贴近大众的观念（比如“明君”、“青天”），应该说，是二月河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不过二月河笔下的“明君贤臣”也与传统小说有着很大的区别，一方面人物形象不再脸谱化，另一方面则更多的带上了现实的影子。

君还是明君，但不再是高高在上、垂拱而治的儒家“圣王”，识忠辨奸的裁决者，而是口含天宪、雷厉风行的法家“雄主”，高瞻远瞩的掌舵者。

臣则未必是贤臣，有的结党，有的贪污，有的庸碌，形象较为正面的大抵分为两种，或是铁腕执行，贯彻圣意的“能吏”如田文镜，或是运筹帷幄、地位超然的“帝师”如伍次友。前者在当代不乏实例，后者则是一些知识分子的理想。

刘复生《从“新权威主义”到“文明的冲突” ——当代历史小说的帝王形象谱系》认为：

二月河小说是“新权威主义”的形象教科书。······很多人从“启蒙主义”的角度批评“清帝系列”是为封建帝王树碑立传，是反现代的历史倒退。其实，二月河并不反对现代，它只是呼唤强力人物保证改革能沿着既有方向进行下去，至少是保住改革成果和现有利益格局。

则他的作品“深得中央领导的喜爱”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三、“皇帝作家”的逝去与“改革盛世”的延续

1999年写完《乾隆皇帝》之后，二月河未再有新的作品。进入新世纪以后，虽然名气依旧响亮，但他的作品也不再独领风骚。

二月河的读者中，应该有相当一大部分是与他一样从“前三十年”走过来的。其中的佼佼者，或官或商，又在随后这个历史机遇期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也正是他们最为推崇二月河的作品。

谭文辉《中国百年流行小说：1900-2010》将二月河的作品与《曾国藩》、《胡雪岩全传》共同视为那个年代的“集体无意识”之体现：

官商之道是市场经济体制开始不久之后两个最重要的进身之道，而长期生活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中的国人对此二道早已不再熟悉，读《曾国藩》和《胡雪岩全传》，既是适应新环境的现实需要，又是对自身缺陷与不足的反思。

随着二月河的去世，他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而孕育、捧红其作品的这个时代，以及其中涌动的暗潮，又会向何处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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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有删节，见帝王小说与改革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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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年轻人读二月河的已经很少了，但是在网文界流行的历史类小说中，“乾纲独断”的“明君”并不少见，而士大夫、儒生、文官，则几乎完全成为了欺上压下、阻挠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就连大字不识的魏公公都能被捧为“治国能臣”“大明救星”，较之被他们认为是美化满清的二月河，又有什么区别呢？

书写过去的历史小说，必然也同时展现着当代的思潮与观念，并且将要接受历史的考验。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二月河的“盛世之作”是否能经过大浪淘沙而成为流传经典，其飘散的种子与结出的果实都仍然会伴随我们很长一段时间。

“奴才文学”时代的结束

皇帝是永远高高在上的，英明无比，毫无私心。

大臣都是包藏祸心，腐败叛乱，祸害百姓的反面形象，或者一见到圣上就仿佛瞬间失去膝盖骨，一秒升华的好奴才形象。或者换个说法“坏事奴才做尽，好人主子来当”。

平民百姓，市民也好农民也罢，士族也好，佃户也罢，永远是只能被“皇帝”“老大哥”“先锋队”救赎的，毫无自我和灵魂，毫无观点和欲望的客体。至于民间的艺术和生活？或者是屠刀下的人头，不情愿的辫子？无关紧要，一切都看上去理所当然。

如此的“历史正剧”，真名应唤为“奴才文学”。无论是讲诉哪一朝的故事，都仍然是主子和奴才的二元童话。

这些年大家都会拿本世纪初的正剧来踩恋爱剧或者宫斗戏。我得说，奴才文学较宫斗更低许多档，后者至少追求自由和爱情批判礼教和深宫，追求个性和人物的丰满。而在奴才文学里我只看到了脸谱化毫无血肉的君臣，和主子永远的“光荣伟大”。

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我们有王小波；民国时代，有鲁迅和五四文学；晚清有《二十年》《孽海花》各种世情讽刺小说；明代有那么多讽刺当局批判皇帝的文化笔记，那么多《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等反映世情人心，生活细节的小说……

这些文学的特点无非描绘民间世情，批判褒贬至高无上的皇帝当权者——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本世纪初，我们只有二月河和他的小伙伴们的奴才文学呢？？？

祸根并非始作俑者，如此的才子只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他只是一个时局推动下的受害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