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秦晖？ 第1页

秦先生是一个可怜人，这一辈子因为早期的某些经历迅速的转向了批判大一统、批判毛、批判执政党的道路，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越来越激进。

秦先生本人在智识上基本上达到了造派老三届鼓动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那些没有读上高等学府，没有太强的逻辑能力的造反派，基本上可以听懂他在说什么。这也是那个年代造派大佬普遍的状态，说他们不学无术，他们还算有点儿基本的学术素养；说他们研究有术，那可就太高估他们受众的知识水平了。

而秦先生在新世纪被辛德勇先生、被吴思先生捧起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多史学界的后辈，看这个老头太惨了。实在是坚持了一辈子的狂想，但没有任何的收效，所以秦晖在成名之后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利用手上的学术话语权，尽可能的影射和攻击，基本上做到了一个合格的欧美外宣知识分子的本分。很明显可以看到，在秦先生的诸多弟子当中，很多人都走上了了解中国基层政治和中国基层动员模式的道路。这些人有相当一部分去了美国，成为了美帝演变的贴心人，美国少有的知华派。

如果说，第二种忠诚的知识分子是试图在党国体制下对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改变，借机夺权；那些余英时先生的后继者是希望通过社会的全面改造，退回到那个知识分子的或者说士的黄金年代；那么秦晖先生和他的许多学术后继者希望的，则是通过打破秦制，让中国彻底的成为一个适合被殖民的国家。中国历史以大一统为特色，官僚机构虽然有些庞杂冗余，但大体上能够应对各种自然灾害以及社会动荡。在县级和以下江山与闲居的士，能够起到对于社会的稳定和润滑作用，这套东西就是余英时先生念兹在兹的社会结构。但秦晖先生看的很敏锐，如果想真的让中国人变成外国人的奴才，这套体制是非常大的障碍。因为中国在行政治理上的出色，任何侵略者都可以将社会交付给这些官僚，长期之后就会被架空；而秦晖先生希望达到的，是通过对于官僚体制的起底，对于科举制的摒弃，以及对于社会的流沙化改造，达到他欣赏的后学刘仲敬希望达到的局面——一个四处分离、难以统合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对于殖民者来说，就是吃得下的中国。如果这能成真，某敏感词一直希望达到的所谓殖民400年补课，就终于有机会达成了。

我始终觉得，对于像秦晖先生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某敏感词这一代人，要有一种同情和怜悯。这种怜悯不是敬意，而是看他老去的无力和滑稽形成的某种嘲讽不起来的情绪。秦先生在疫情期间上蹿下跳表演自己的立场，已经让他在中文世界当中成为了一个大笑柄。但是，随着现在鼠人的兴起，很多年轻的孩子什么都不要，就想要夺权，想要爽。既然那么想夺权，就推荐各位宣传使用秦晖先生的框架，因为以各位的懦弱、情绪化和急功近利的嘴脸，倘若中国不被殖民，各位是过不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的也成不了中国社会里的人上人。因此，华山一条路，各位多努力哦。

观察秦晖先生，值得同情的还有一点：一位在早期，怀揣政治理想和信仰理想，主动投身到一场混乱当中，试图从中牟利的年轻人，在被现实打击之后，迅速变成为了这个政权最坚定的诅咒者和最阴暗的反对者。这恐怕是很多人心心念念的兔友转神友最好的体现。就在这个平台上也有不少这样的人。比如王姓大V、赵性大V，这些人在大概两三年前都是希望通过引领所谓爱国公民运动实现自己成名立业的爱国青年；结果在被锤了之后，马上一转成为敢于冲塔的大宝贝、自由代言人、社会良心。看看秦晖先生的经历，你就知道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社会的脊梁，他们的转向也不是什么看透了某某主义的本质，而只是被夺取权力过程当中的血腥，和正常人维护社会秩序、过安定日子的决心吓到的，一群可怜又可笑的可恨之人。

祝我们的社会少一些秦晖先生。

祝每个想要夺取权力的野心家，最后都能变成秦晖先生这样的人。

一位领先了时代，非常具有先见之明的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低人权优势”的相关理论。

我为我曾经的无知与偏见向秦晖老师道歉，如果没有他的理论，新冠疫情一年多来发生的诸多奇观我们甚至无法找到对应的理论来解释与阐述。

不说他的立场，就只以治学态度来说此人就很不端正。

秦晖：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

但是在改革前的20多年间，中国农业对印度的优势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中国放弃了城市化，把农民禁锢在农村，靠人海战术增加了产量，却牺牲了劳动生产率。而印度这期间城市化比中国快（当然，大量农民进城也扩大了贫民窟，就像我们这次在孟买和浦那看到的那样），并且靠绿色革命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总产量的增长也快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国世界经济研究领域的一批学者在莫干山举行“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研究讨论会”，会后发表的《纪要》提出以下共识：解放后至改革前，印度粮食年总产量与人均产量一直低于中国（按：这实际上是延续民国时代已经形成的局面），但两项差距都在缩小，即印度的两项增长率都高于中国：1952-1981年间，中国粮食总产增长1.04倍，年均增长2.5％，而印度增长1.19倍，年均增长2.75％。1952-1978年间，中国年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5.2％，年均递增0.55％；而印度年人均增长23.7％，年均递增0.8％。而且这三十年间中国粮食生产商品率在下降，印度则在提高。50年代中国粮食净征购量占总产量17.4％，1982年则降为15％左右。印度同期的粮食商品率却从7％上升到33％。结果，中国从50年代的粮食出口国变成70年代的粮食进口国，而印度则相反，从五六十年代的粮食进口国到70年代破天荒地变成了粮食出口国。（注：王红生：《关于1950-1980年间中印粮食生产状况的一些思考》，2002年北京大学《中国现代化论坛》创刊学术讨论会论文。）
　　至于非粮食作物，这一时期中国棉、油增长快于印度，印度乳产品及水果增长高于中国。综合而论，据印度学者斯瓦米《中印的经济增长：1953-1970》一书计算，也是印度增长更快：1952-1965年间，印度非粮食作物生产年均增长2.9％，中国只有2.3％。合计粮食与非粮食作物，整个农业的纯新增价值增长率，在此期间中国也低于印度。（注：SubramanianSwamy.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India，1952-1970：a comparative appraisal.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最后，在农业方面，甚至不仅关乎农业而且实际上涉及基本人道的方面，改革前中国与印度之比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阿马蒂亚·森提到的那个著名的事实：改革前中国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和平时期大饥荒，而历史上饥荒比中国更频繁的印渡，独立后尽管农业产量仍然低于中国，却在宪政民主体制下成功地消除了饥荒现象。

这是他关于印度和中国前30年农业发展的文章，里面的数据都是真的。但得出的结论我相信，但凡了解印度中国农业状况的人都清楚这是胡说八道。

他根本不敢把人均产量列出来，因为实际列出产量他这套数据游戏就没法玩了。

印度78年人均粮食占有量每天9两半，中国人均占有量每天1.9斤。就这样印度能出口粮食都成了秦晖嘴里印度农业发展更好的证据了（78年中国净进口粮食700万吨）。 还能说什么呢。当然在秦晖看来印度靠着皿煮大法已经有效消除饥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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