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政治学家亨廷顿的著作 《我们是谁》（另译《 谁是美国人》）有什么看法？ 第1页

看见这个问题，缘分啊。

本科的时候选修课正好做过此书的读书报告，因此结合目前实际做点修改贴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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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911事件后写书《我们是谁？》，这本书延续了《文明的冲突》中的基本论调，但是视线焦点由世界转向美国。

（同时也如《文明的冲突》，十几年后再回头看看啊呢，发现一个恐怖的事实，亨廷顿的预言很多都实现了。那么如果不加干涉，是否会真的如预言所说呢？）

一、《我们是谁？》写了什么？

该书有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提出了美国国家/国民的问题，并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了特性/身份的界定及其来源。
第二部分，分析了美国特性的主要内容。亨廷顿认为，美国特性主要有两种来源：

1、美国信念（我个人认为，“美国梦”即是美国信念的一种表达），即个人权利、政府统治要需被统治者的同意等基本原则；

2、文化认同，主要是指语言文化的认同（是对英语的认同，保持美国社会主流语言是英语）、宗教以及自由的观念等。

亨廷顿同时认为，就美国特性的形成而言，文化认同的重要性远超美国信念。

第三部分，讨论了美国特性面临的挑战：

1、对于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新浪潮，美国信念是否还有效？对于大规模的移民潮，英语是否还是必要的？母语文化是否对新移民对美国的文化认同产生负面影响？（PS.特朗普总统的移民改革提案中特意提到英语水平是打分考核的重要部分，应该是受这个观点的影响）

2、学术界和政界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理念，这个无需多言，看看现在泛化的“多样性”问题就好。

3、美国社会中出现的拉美裔化、双语化、双文化的倾向。大量新移民在接受了“美国人”的身份同时并未放弃对自己原生文化的认同，双语、双文化。

4、一些群体强调立足于人种和民族属性及性别的身份/特性，愈演愈烈的族裔政治。（PS.说实话，换做6年前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时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后来BLM等愈演愈烈地时候我幡然醒悟，原来这事早有人提醒过了。

5、移民社群及其原籍国政府对美国社会施加影响，不可说。

6、精英人士日益强调其世界主义的和跨国的身份/特征等，经济全球化后，跨国集团为了更加轻易地攫取资源，而故意淡化自己“美国公民”的身份，而且对“造福美国社会”等过去天经地义的事并不放在心上，而且危险的是美国对这些人的控制力正在不断减弱，大有跨国集团成为“国上之国”的危险趋势。

第四部分，这些挑战正在影响着美国特性的未来实质及其重要性。随着种族属性不再重要，盎格鲁－新教文化又受到冲击，“美国信念”的重要性增强了，但仅靠信念或意识形态立国，将是脆弱的 。因此，美国应该重申其历史性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宗教信仰和价值观，重振美国特性。

二、决定美国特性的因素：是信念？还是文化？

处于美国特性核心地位是“文化”还是“信念”？

一部分美国学者认为：民族文化就是由一个种族集团或者种族决定的生活方式，它要求所有其他人都顺应它；但国家信念只是一套关于美国应该是什么的观念――它是向所有人开放的：无论其信仰、民族或者种族如何。在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精英变得缺乏进取精神时，它可以通过吸收新的移民团体，而增加其活力。

这一派坚信，移民和多样性是积极的因素。开放且富有活力的美国能够吸收和同化任何一个种族团体。同时认为，美国是一个立足于自由和公正的“美国信念”的意识形态国家，而非种族国家；美国在文化上越是变得富有多样性，那么在确立美国人的共性时，“美国信念”的政治价值就越重要，而多样性的重要性也可以体现出来。

另一部分认为：盎格鲁-新教文化对于界定美国特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美国信念”只不过是这一文化的产物。

这一方也是亨廷顿所支持的。

亨廷顿认为：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民主化浪潮的推进，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已经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它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个人主义等信念似乎已为普世价值观，不再为美国人所独享，因此，美国信念已不能作为界定美国特性的决定性因素了。

其次，亨廷顿是一个盎格鲁-新教文化至上者，以保护白人本土文化为己任。其在前言中表示：“我强调的是盎格鲁-新教的文化重要，而不是说盎格鲁-新教的人重要，只要美国人能够致力于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以及我们前辈所树立的美国信念，即便是创建美国的那些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后裔在美国人口中只占很少的、无足轻重的少数，美国仍会长久地保持其为美国。” 亨廷顿在文化方面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要保守乃至发扬光大的就是盎格鲁-新教文化。

三、美国的核心文化是什么？

亨廷顿认为，美国的核心文化至今依然主要是17－18世纪创建美国社会的那些“定居者文化 ”，即盎格鲁-新教文化。

在论证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时，亨廷顿把北美大陆早期的殖民开拓者定义为“定居者”，而非“移民”。其区别：“定居者是离开一个现有的社会，通常是成群出走，以便建立一个新的群体，其位置是在一个新的、通常遥远的疆域。他们充满了一种集体目的感。他们或明或暗地恪守一个协约或章程，它构建他们所建立的群体的基础并界定他们与自己祖国的关系。移民并不是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是从一个社会转移到一个不同的社会，这种人口流动通常是个人采取的行动，涉及的是个人及其家属，以个人的方式界定他们与原居国和新居国的关系。”

以亨廷顿的观点看：美国的核心文化就是这些早期的定居者创造的，后来的移民只是顺应和接受了这种文化。
四、拉美裔移民：是对美国的威胁吗？

亨廷顿认为，当前“对美国传统的国家特性的唯一最直接、最严重的威胁来自拉丁美洲，特别是来自墨西哥的大量持续不断的移民，以及他们远比黑人和白人高得多的出生率。墨西哥移民的持续不断地涌入美国会降低文化同化的动力。墨西哥裔美国人不再视自己为必须适应处于支配性地位的群体并接受其文化的一个小团体的成员。随着数量的增加，他们变得更加坚持他们自己的种族认同和文化。长此以往，美国将会被分裂成为一个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国家。美国转变成这样的一个国家虽然不一定是世界末日的到来，但这将是我们所熟悉的已存在了三个世纪的美国的终结。美国人不应该让这种改变发生，除非他们能确信新出现的国家会更好。”

书中提到，在工业化时代的移民过程中，欧洲移民成为信奉盎格鲁-新教的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来自进步政治家、知识分子以及像亨利•福特这样的工业界领袖等组成的庞杂联盟的压力。这个联盟努力对移民在语言、道德观念以及市民观念等方面进行教育。移民还面临来自移民社会内部的压力，他们的种族和宗教领袖――主教和犹太传教士，政治人物和老板――经常带头鼓励同化，顺应美国的文化，颂扬美国的民族主义。”即，伴随着移民的流入，整个美国从上到下地推动“美国化”进程。

但最近数十年，美国社会出现了一些阻碍同化的因素：

1、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主义在知识界和舆论界的盛行，使次国家特性/认同得以强化。至于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看第二段。

2、拉美裔移民的大量涌入并集中聚居，使得他们的同化更加困难。移民速度超过美国社会同化的速度，大批新移民来到美国，却扎根于其本土文化中，造成“美国认同”的缺失，给美国分裂埋下隐患。

3、在政党政治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有的政客和政党出于胜选之需求，也迎合这些移民，鼓励他们保留母国文化和语言。（现如今的民主党的政策）

但移民同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批评者认为：

1、同化是双向的：移民团体一方面顺应美国的主流文化；另一方面他们通过贡献他们自己的文化，重新解释和丰富了美国的主流文化”

2、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移民的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肯定是会发生变化的。

3、移民能够同时接受不止一种文化 ，拉美裔移民也是非常渴望同化的。

4、针对拉美裔移民，特别是墨西哥裔移民的涌入可能导致美国南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分裂”的担忧，美国是要为追求个人自由和机会的人，无论其祖先、种族或者宗教派别，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园。“没有证据可以让人相信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及其后代将会继续保持他们的对其祖先国家的政治忠诚。大多数墨西哥裔美国人是非常愿意按照诸如正当的法律程序、言论和集会自由、宗教自由、政教分离以及通过监督、制衡和分权的限权政府体制等生活。很多人愿意为这一制度斗争甚至献出生命。”

五、美国国家特性/认同与美国的国际地位

亨廷顿从《文明的冲突》开始就体现了他一直重视美国国家特性/认同、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之间关系等重要问题。

亨廷顿认为，“国家利益来自国家特性。要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就得首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

美国一般公众和很多精英对国家特性/国家认同的看法差异很大。公众关心比较多的是确保居住环境安全、社会保障、国内经济发展与维护国家主权等；而“精英”关注更多的是参与并主导全球经济、支持国际贸易和移民、强化国际制度、推动国际安全与和平、向外扩展美国式民主以及在国内鼓励少数族群的认同和文化等。

显然，在美国的精英阶层和公众之间存在巨大的裂痕。

亨廷顿在书中提出了美国与世界交往的三种模式 ：

第一种，全球主义的方案。

持全球主义的态度，向其他人民和文化敞开大门，多样性成为其最重要的价值，像种族的、人种的、文化的等次国家层次认同应受到鼓励；美国的“内务”将愈来愈多地受到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的影响，而不再完全取决于联邦和州政府。

第二种，霸权主义的方案。

就是用美国价值观来改造世界。

但是，在亨廷顿看来，前两种都将会降低甚至消除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差异，使美国丧失其特性。

因此，他提出了第三种方案：

民族主义模式，保持和促进美国的宗教和文化特征。在亨廷顿看来，美国精英阶层的全球主义倾向可能会侵蚀美国的特性；一个开放的、多样性的美国，配合着听命和受制于国际规则的精英阶层，将会破坏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团结的特性。

六、总结

《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廷顿在论及西方文化受到的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时说，“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同时还特别强调，多元文化主义是“对美国更为直接和危险的挑战”。《文明的冲突》关注的是国际事务，而《我们是谁？》一书就近似是《文明的冲突》国内版。

《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忧虑的是：由于其他文明的复兴而导致的西方文明的相对衰落。他认为，为挽救日益相对衰落的西方文明，应对来自非西方文明的挑战，应该加强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并且认为“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能推卸地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如果美国放弃了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

《我们是谁？》中，亨廷顿担心的是：由于未同化的移民的涌入、次国家认同的强化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而导致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文化中核心地位的动摇。那么为应对来自其他文化的挑战，他积极倡导强化对盎格鲁-新教文化的认同。在他看来，美国能否重振国家特性、捍卫和保护盎格鲁-新教文化的核心地位，攸关它的国际地位能否得以延续和维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