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对民间兵器分别是什么态度？ 第1页

因为作者学识粗浅，对明帝国对兵器的管制毫无了解，清帝国也仅了解一点皮毛，姑且仅尝试写一点，清帝国对民间兵器的看法。

凡民间私有人马甲、傍牌、火筒、火炮、旗纛、号带之类应禁军器者一件杖八十，每一件加一等。私造者，加私有罪一等，各罪止杖百，流三千里。非全成(不堪用)者田，并勿论，许令纳官。其弓箭、枪、刀、弩及鱼叉、禾叉,不在禁限。—《大清律例·兵律·私藏应禁军器》

应该说，在律上，明清是没有区别的——因为这条本来就是照搬的《大明律》:

此乃明律，顺治三年添入。—《读例存疑点注》，（清）薛允升著，胡星天校注，p340

但要注意一点，就像我之前（链接这个回答）说的那样，对清帝国的官僚来说，《大清律例》充其量只是作为他们断案依据的重要参考书，就像《大清律例》里也有不少和律不同的例。

不过先把《大清律例》里这条下的例罗列如下还是必要的:

官员出差、赴任、回籍及商民出外贸易等事,如有携带军器途中防护者，在京取具兵部印票，在外取具该差遣衙门及该地方官印票，注明所带件数，以备出城沿途照验,仍知会所到地方，限一月缴销，如隐匿原票不缴者，照违令律治罪。

各省深山邃谷及附近山居驱逐猛兽，并甘肃、兰州等府属与番回错处毗连各居民及滨海地方，应需鸟枪守御者，务须报明，该地方官详查明确实在必需，准其仍照营兵鸟枪尺寸制造，上刻姓名编号，立册按季查点。如有不报官私造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私藏者,杖九十，枷号一个月。仍各照律每一件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该管地保失察私造者，杖一百，革役。如系知情故纵，加枷号一个月，该管官不行查出，交部议处。如兵丁有借查鸟枪名色扰民者，该管官一并议罪。至私造私藏竹铳及失察故纵之地保，俱照鸟枪例治罪。地方官失于觉察，亦照鸟枪例议处。—《大清律例·兵律》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清帝国是挺想把鸟枪制造和使用都严格的管制起来的（）

不过实际上，仅仅这律里就有很多条条框框可以考量。

比如道光六年的，王四私造鸟铳的案件，枪支没达到“军器”的水准:

私造线枪十余杆，查验线枪系挺长，塘仅可灌注铁砂，堪以打雀，与军械鸟枪身短塘宽能容铅丸者不同。—《刑案汇览》，（清）祝庆琪，卷十一

而得到处罚的极大减免。

例免枷号，并免按件加等。—同上

再一些，靠渔猎为生的地方，比如满洲也可随意使用鸟枪:

东三省旗民用鸟枪毋庸查禁……东三省人等俱赖打牲为业，不但不可禁止私用鸟枪，即民众之私用枪者断不能尽行查禁。—同上

我们还可以从乾隆朝的一次严打上面窥见一二:

乾隆二十五年，

民间制造鸟枪，呈官编号，立法已属周密，若令一概缴销，民间必至私造私藏，动干禁令，徒滋烦扰，应毋庸议。—《清高宗实录》，卷610

这里可以看出来，皇帝本人对政府能从老百姓里缴械是几乎没有信心的。

虽然他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开始严厉限制民间武器的流动:

将民间私铸鸟枪一事，严加查禁。—《清高宗实录》，卷1145

但乾隆五十七年（1793）:

鸟枪为军营利器，是以前经降旨，令各督抚实力严查，毋许私铸，其民间旧有者，晓谕呈缴，并令年终汇奏一次。乃连年以来，并未见各该督抚实力遵办。—《清高宗实录》，卷1419

即使在清帝国较为稳定，国家力量相对而言更加扎入民间的乾隆晚期。

佐贰官（就是清帝国驻扎在县城以下的官员）自康熙时起，雍正时兴，乾隆时盛。—《新史学:清史研究的新境》，p180

其中，“严打在广东”

乾隆四十三年，广东省衙门打算严格执行禁止藏有枪炮的禁令，充公了11251支鸟枪，449门“炮管”。省衙门处理这批枪炮的做法，充分反映出广东枪炮充斥的情况:鸟枪全部发还，炮管447门也获发还。—《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科大卫著，p313
（所以即使是在《读例存疑》里，被称为“直以反叛目以”的火炮，在一些地方也是可以容许的。）

私以为这可以部分反映，清帝国对收缴老百姓的武器，是几乎无力的。

鸟枪为军营利器,民间自不准行用，今既不能一概严禁，则报官制造者一，不报官制造者不啻十百矣。编号查点之法行之日久，即属具文，凡事皆然,不独此一项也。……近则洋枪洋炮到处皆有，贼匪用以拒捕，伤人者亦复层见迭出,禁令俱成具文,殊可叹也。——《读例存疑点注》，p342

与此次严打相同，嘉庆十七年，政府责令地保收缴“凶器”也遇上了一样的困境，

不少鸟枪杆枪仍有私藏之人…私造私藏多系潜匿林僻，地方官一时耳目难同，易至疏纵。—《刑案汇览》，卷九

火器在民间的流动还体现在团练之类的社区警卫上:

乡勇……鸟枪不精，则临阵手颤而发必不中，一发不中，势必弃枪而走，刀矛手亦因之而惊，故必精鸟枪以收刀矛之用也。—《牧令书辑要》，徐栋辑，卷九，《练兵修寨四事》

团内人家，凡有防夜鸟枪，素习施放者，即多备绳、药、砂子，专成一队，或另制营枪更妙。—《牧令书辑要》，卷九，《筹办团练章程》

下游四府滨海，海徼无险阻可守，且又兵力所不及。宜令居民筑土堡，多备长枪鸟铳，习为团练。—《清史稿》，卷31

在《荒政辑要》里也记载了清帝国平民广泛使用火器进行捕蝗活动:

又畏金声炮声，闻之远举，鸟铳入铁砂或稻米击其前行，前行瞥奋，后者随之而去矣。—《荒政辑要》，陆曾禹，《捕蝗八所》

蝗之所畏服者火炮彩旗金锣及扫帚栲栳筲箕之类，乡人一时不能备办。有司当为广置，给与各厂社长分发多人。—同上，《捕蝗十要》

道光年间，一位御史的调查（江南地区）也表明了民众所持武器的火力是惊人的:

一村之地，私藏竟可对放连环，平日地方官所事何事?—《刑案汇览》，卷十一

还有一位巡检的调查:

大梁巡检沈绎堂先生云，近访各属地方，有种浪子游棍不胜耕作，专事班游，或持鸟枪入城市，或纵鹰犬入山林。—《牧令书辑要》，卷9

另外从清帝国的一些笔记小说（一些事情的记载很有意思，而那些鬼神故事虽不可信，但仍然可以看出作者在日常生活的经验。就比如我们现在看盗墓笔记、十宗罪的小说电视剧，里面就很少出现枪械同时还不否定持有枪械的普通人。），也可窥见一二。

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

佃户孙某，善鸟铳，所击无不中。—卷12

戒仆借鸟铳以俟，夜半果复见影，乃二虎对蹲，与仆发铳并击，应声而灭，自是不复至。—卷8
（物 理 驱 鬼）

还有记载了家乡的土人用鸟枪驱散雾气的习俗:

土人多以为恒业，枣未熟时，最怕雾，雾瞗之则瘠而皱，存皮与核矣。每雾初起，或于上风积柴草焚之，烟浓而雾散，或排鸟铳迎击，其散更速。—卷13

还有下面这个故事

雍正壬子六月，夜大雷雨，献县城西有村民为雷击。县令明公晟往验，饬棺敛矣。越半月余，忽拘一人讯之曰：尔买火药何为？曰：以取鸟。诘曰：以铳击雀，少不过数钱，多至两许，足一日用矣。尔买二三十斤何也？曰：备多日之用。又诘曰：尔买药未满一月，计所用不过一二斤，其余今贮何处？其人词穷，刑鞫之，果得因奸谋杀状，与妇并伏法。—卷4

在这个故事里，县官对一个人购买数量巨大的火药却没有责备的意思——没有因为持有鸟铳受罚，也没有追究销售他大量火药的工匠，足以看出即使在接近京城的献县，对枪支火药的管制，也基本等于空文，官员对民众持枪几乎是默许的，而作者纪晓岚，作为帝国的高官，在其作品里也看不到对持有鸟铳的人的否定态度。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提到:

北直界有堕龙入村，其行重抽，入某绅家。其户仅可容躯，塞而入。家人尽奔。登楼哗噪，铳炮轰然。龙乃出。—卷2
（物 理 驱 魔 ）

遣人四出，各假弓矢火铳，又诣邑借巨炮二。—卷9
（这里是说一个叫崔猛的人被土匪掠夺了，他带了二十多个村里人去报仇的事。）

综上所述，清帝国对民间武器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的。当然，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乐见民间有大量武器，但基于种种现实原因，清帝国对民间火器的政策往往在“允许、鼓励”—“禁止、 控制”的两极之中徘徊。

另一方面，因为对工匠失去控制（明帝国的匠籍制度在清帝国已经崩溃）、自治社区（例如宗族）的发达与帝国在县以外驻扎官员数量的缺乏（到嘉庆晚期，平均过去一个县可能还没一个佐贰官…），也为清帝国无法实行有效的管制提供了基础，禁令也往往无效——帝国上下也对此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