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能用几十年打败匈奴，为什么宋朝用了几十年都没打败女真？ 第1页

说白了，终宋一朝都没走出晚唐的阴影。

大家看归义军的时候，常常会感慨张议潮明明都已经打通河西走廊了，归义军明明都和唐庭接壤了，怎么唐庭还要分化牵制他们，然后又无力自守导致故地得而复失？

原因很简单，脆弱的唐庭此时已经承受不住任何一点外部实权人物带来的不确定性了。归义军打通河西走廊带来的短暂喜悦过后，是西部随时可能被野心家直捣黄龙的恐惧——你从瓜沙二州一路打穿甘州肃州凉州，我凭什么相信你不会进一步打进脆得跟纸一样的长安？

再后来朱温篡唐，五代更替，最终赵匡胤黄袍加身，这之中有多少领军之将临阵倒戈反叛朝廷？当历史走到宋朝的时候，肉食者们已经见了太多了，见出ptsd了，如果不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搞不好不止五代，六七八九十代都有可能。

中原越乱，契丹、党项、回鹘、吐蕃等等乱七八糟的民族越开心，他们越开心，战乱就越频繁，汉地就越犬牙交错。

所以当我们看到宋朝重文抑武的时候，批判之余应该意识到这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是租佃制经济的基础上，上层建筑最稳定的运行方式。如果没有赵匡胤肢解节度使，我们的节度使制度就会像它在西方的孪生兄弟军区制和采邑制一样，彻底走向割据化、世袭化的道路。

是的，宋朝带来了久违的稳定，但是正是因为宋朝带来了稳定，所以汉人政权在军事上不得不长期处于守势。与过去稳定带来的经济收益反馈军事不同，当这种稳定恰恰是牺牲军事带来的时，经济收益是很难再反馈回军事的。

所以宋朝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基本无解，直到另一个汉人政权在宋朝灭亡约一百年后走上半蒙古化的道路，这个问题才真正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宋朝武将的死亡理由：

岳飞：直捣黄龙，迎回二圣！ 赵宋：杀了岳飞，向金称臣！

狄青：抗击西夏，杀侬智高！ 赵宋：吓死狄青，因为他与士兵们打成一片，有造反嫌疑。

李纲：击退金兵，保卫大宋！ 赵宋：联合百姓，劳民伤财（李纲因为联合百姓抗击金兵，被攻击劳民伤财）

刘整：归附大宋，抗击蒙古！ 赵宋：你一个汉人反叛金朝，也就能反叛宋朝，所以受到迫害。

余玠：山城防御，抗击蒙古！ 赵宋：气死余玠，因为他儿子叫如孙（仲谋）。孙权在历史上做了皇帝，所以有造反嫌疑，被强制召回！

宋朝打不过别人的理由：

没有幽云十六州（我大明从无到有）

没有马（我大汉开国时期连四匹颜色相同的马都没有，而匈奴能够轻易凑足十万匹马）

不适应当地的气候（大汉能够去追击到漠北，大唐直接打到中亚去了，大元郭守敬都去北极了，大清都能够翻越喜马拉雅山去打尼泊尔）

反正没有宋朝自己的原因。

宋朝”经济发达，打仗不行“是一个十分诡异而荒谬的现象。

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打仗十分厉害，而且非常擅于以极小的代价取得极大的战果。不说别的，皮萨罗对印加的征服就是经典中的经典。此时的西班牙，有欧陆数一数二的陆军和海军。

然而如此强大的西班牙，硬是对付不了一个”经济发达“的小小尼德兰，更难以和背后的英格兰较量，在荷兰打了四十年，打的国库空虚，人困马乏，霸权直接给打没了。

原因何在呢？

因为此时的西北欧，是农业，牧业，商业，冶炼业，纺织业，玻璃业，金融业，各种产业全面发展，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人家在打仗时，才能够把所有的资源都充分调动起来，才能够把人的潜力都激发出来，并辅之以精妙的战略和指挥，最后的胜利是必然的。

由此可见，宋朝发达的产业，非但不是”累赘“，更是绝对的大红利。打不过周边，问题在于经济转化不成战斗力。

另外，“因为周边民族和中国的差距不断缩小，所以打不赢了”也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首先，周边蛮夷的发展，并不是一路向上的，而是此起彼伏，有消有涨的，而且绝不是只在唐宋有进步。

周边跟中国生产力的差距缩小没错，但为什么中原就不能重新赶上去呢？

西周末年周边蛮夷同样四起，《公羊传·僖公四年》：“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可见当时的情况是十分危急的，如果蛮夷真的那么“落后”，绝对不可能造成如此大的威胁。

难道蛮夷只攻击大宋，当年就不攻击秦国，不威胁赵国？

人家秦国，赵国是咋解决的呢？

当时，西戎诸部落中较强的是绵诸，绵诸派由余出使秦国。秦穆公以宾客之礼接待并招降了由余，和他讨论统一西方戎族的策略。由余长期生活在戎人中，对他们的情况非常熟悉，他的建议秦穆公很重视。秦国根据由余的计划，逐渐灭掉西方戎人所建立的国家12个。

赵国则大搞骑邑骑兵建设，并且吸收胡人的军事优点。融合了草原和农耕区域各自的优点，积极建设农业和畜牧业，使其拥有强劲的骑兵部队和步兵方阵。

秦末汉初的时候，匈奴的冒顿单于趁中原大乱，吸收了不少技术人才，在汉初也一度声势浩大。此时的汉朝，严重缺乏马匹，“天子不能具钧驷”，大臣只能乘坐牛车，自然也就很难保证骑兵部队的规模。

但汉朝又是怎样解决蛮夷强盛的问题，怎样解决“马不够”的问题呢？

汉景帝在秦边郡牧马苑的基础上，“益造苑马以广用”。他主持扩大边境游牧地区军马牧场的规模，在陇右建立有三十六 “牧师苑“—每一个都是规模巨大的养马场。

他同时鼓励民间养马，“令民有车骑马者，复卒三人（家里有马，可以免三个人的徭役）这些措施都极大的提高了汉帝国军队的军马数量。

从汉朝的杨家湾骑兵俑来看，汉代战马马耳变短，马蹄增大，口裂更大、胸脯更宽，肩高也明显增加。

宋朝的马，为啥就永远不够呢？为啥不想想自己的原因呢？为啥非要归咎到没有幽云呢？

没有幽云就没有其他养马的地方了吗？难道汉朝只在幽云养马？

西晋的时候，中原大乱，蛮夷又进来了，但那个时候至少还有李矩，祖逖，苏峻，张轨这些人，在乱世中和胡人反复周旋，建立政权，形成对峙，生生把乱世又掰回来，南北朝以后又是盛唐。

看看人家李矩是咋和刘聪石勒斗智斗勇的。

何况，“蛮夷进步说”还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即，对于同一个时代的国家和民族来说，生产力水平基本在同一个水平线（甚至女真蒙古比宋朝的生产力水平还要落后），但为什么会出现一方惨败，甚至被灭国，而另一方大胜的局面呢？这就不能单纯用”因为蛮夷进步了“来敷衍了。

如果说“蛮夷”进步，那进步的也主要是组织力，而且这种组织力的进步并不能笼统解释为“学习中原王朝”的结果，如果蛮夷学习了中原王朝的制度就能变强，为什么中原王朝自己反而落后呢？

何况，辽朝，金朝，蒙元，难道学的是宋朝的官制吗？

我更倾向于，周边蛮夷组织力的进步，恰恰是在和中原王朝长期对峙和博弈中打磨的，如同我们今天也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制度体系，但这绝不是靠单纯从美国学，从苏联学就能学来的，而是在和美国，苏联，欧洲，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区，长期进行战略博弈和市场争夺中，斗出来的，打出来的，摸索出来的，磨炼出来的。何况，在很多具体的领域，我们已经走到了”没有师傅能教“的地步，这种情况下我们更是发挥了自己的创新才能。

学美苏，绝不等于被动接受美苏的国际分工，甘心做美苏的马仔。学美苏最好的方式，反而是要积极争取发展的主动权，逐步解开美苏施加给我们的枷锁。

对于美俄欧日韩的制度，我们有借鉴，但也有反思和改进，最根本的是把外国的制度和本国的具体条件结合起来，并且把人心凝聚成一股绳，共同探索新的空间，共同打造新的模式，共同书写新的传奇，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学过美国，学过苏联，学过欧洲，学过日本。但美国，苏联，欧洲，日本，都逐渐衰落，但我们却越来越富强的原因所在。

这也是为什么，辽，女真，蒙古，也学习过中原的体制，但宋朝却逐渐衰落，周边民族逐渐走强的原因所在。

辽之前有契丹和奚，女真之前有渤海国，蒙古之前有室韦族，这些蛮夷，早在唐朝时，就已经和中原接触。但这些蛮夷在吸收一部分中原体制精华的同时，自身处在强敌环伺，错综复杂的环境中。

一方面，大唐的外交战略十分出色，拉一打一，坚决执行抑强扶弱的策略。契丹和渤海纵使野心勃勃，也会被大唐和室韦联合打击。另一方面，周边的部族，各个都不是好惹的主，时刻都不能放松警惕，一旦稍有不慎就会受到其他部落的夹击。

可以说，9-10世纪的东北地区，就是一个养蛊场。在经年累月的博弈和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蛮夷族群，逐渐具备了出色的战略和外交能力，以及独特而有效的组织技术，可以做到劲往一处使，同时君主的权力也会被一定程度地制衡。因此，辽金蒙的体制，既有”集中力量做成事“的优势，又有”权力相互制衡“的特点。

而同时期的宋朝，又是什么样的组织体制呢？

是”君主专制“吗？宋朝的君主貌似”专制“，但看起来很大可能会坏事，而不能像辽国和金国的首领一样集中力量做成事。所谓的”宋朝加强中央集权“和”契丹女真加强中央集权“，看起来是同一件事，然而效果却有天渊之别。

从宋太宗开始，宋朝的”专制君主“能干成哪件事呢？是高粱河的跑路吗？是君子馆的溃败吗？是自卖自夸的澶渊之盟吗？是五路伐夏的惨败呢？还是靖康的惊人耻辱呢？

是”民主制衡“吗？宋朝貌似是”与士大夫共天下“，然而士大夫里真正想干事的范仲淹，王安石，其境遇又如何呢？如果宋朝的”民主体制“真的那么有效，那为什么庆历新政，元丰改制最后都落得一地鸡毛呢？

因此，我们不能总是用这种非常笼统的概念来看待宋朝的体制，必须要深刻挖掘宋朝糟糕的点。而且宋朝的体制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是失能的，都是低效的，都是做不成事的，都是极度浪费资源的。如果用一些大词去描述宋朝，那么就会陷入困惑。毕竟，秦朝汉朝唐朝明朝清朝，都实行中央集权，为何到了宋朝这里，中央集权就如此失灵呢？

我们不禁要追问，宋朝，真的解决了五代的骄兵问题吗？

宋朝朝廷动辄的赏赐, 或是无故的优赏, 带来了不良影响。这种企图以财钱换取统治安全的政治交易, 除加重财政负担, 募兵也变得骄肆起来, 形成了“兵富则骄”, “兵骄而益厚其赐”的恶性循环。赏如行贿、受如诈取。“兵之得赏, 不以无功为愧, 乃称多量少, 比好嫌恶。小不如意, 则群聚而呼, 持挺欲击天子之大吏。“

用钱来解决骄兵的问题，就好比用割肉来喂老虎一样。难道教员的三湾改编，是靠给军队赏赐来解决的吗？

教员解决问题，靠的是帮他们树立信仰，搞好分配，发扬民主，官兵平等，确立目标，认真训练才做到的，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系统性的过程，但就是不需要，无端地给赏赐。宋朝一样的赏赐，长此以往，只能在军队内部形成”劣币驱逐良币“，能闹的兵痞子占上风，认真做事的官兵被排挤。

更何况，宋朝可不仅仅是喂养骄兵，而是喂养所有的既得利益群体。五代是这个群体的飞速增长期，掩盖在所谓“军人乱政”底下的，是官僚地主群体日渐扩大的政治经济特权，以及日益固化狭隘的思维，导致最后解决问题的手法越来越单一，越来越僵化。

”军人乱政“，我就把军队弱化。底层兵痞流氓闹，我就给钱。

看看20世纪以来欧美国家的变化就明白了。

如同等会要批判的neoliberalism一样，实际上，那时候的人们对于1929大萧条的恐慌让他们变得僵硬与死板。这种僵硬与死板，被自动逆周期调节的——福利政策与工会所裹挟——在下面的第三第四点中进一步放大。

欧陆的选民们是有粘性的，欧陆民社党们要获取选票，就不得不顺应这种粘性——一味地扩大福利开支，扩大工会权利，丧失政府在经济上的自主性，政策被选民意志与一些工会的私欲所裹挟——以至于最后把经济推向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粘性彻底丧失的状态。

实际上，在大部分欧陆国家在73年后的民主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改良，还是一种对选票的妥协，他们那时所做的也不是把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化——他们给了工会分子过大的社会生产权利——把工会变成了凌驾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股势力，而且也变成了另一种去社会化生产的动力。

作者：Larry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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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统治阶级对于工人运动的处理，和宋朝统治者对于”骄兵“的处理，真是如出一辙的烂。这种处理方式，只能暂时平息局势，但长此以往，势必造成彻底的按闹分配，并且导致了如今极端自由化的横行无忌，胡作非为都可以”有理有据“，为非作歹都可以明目张胆。当初还有进步性的欧美工人阶级，时移势迁，如今却变成了反智愚昧，腐朽排外的代表。

同时，这种简单僵化的处理方式，也会使得统治阶级自身逐渐丧失应对变化，灵活处理挑战，寻找新的发展目标，积极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只能躺在祖宗的老本上坐吃山空。

在这种体系里，纵然有罗斯福这种人想挽回局面，但他们本身也和统治群体里的其他成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关系，导致其”新政“和”改革“本身很难有彻底性，只能将问题延后，并且反而会增强保守势力的地盘。

罗斯福政权所使用的政策网络-包括智库、基金会、高校研究院所和政策顾问、新政各新设机构负责人等机构与个人，全都与垄断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机构干脆是由大财团投资成立的。换句话说，新政大部分的政策建议，其实都是产业界内部酝酿的直接或间接结果（比如企业办工会，这个1920年代洛克菲勒集团就已经在试点了）。

垄断资本本身在大萧条中也深受无秩序竞争之苦，为了规范上下秩序，回复到资本主义的日常，它们也迫切需要政府强势地作为主导人和仲裁者介入到经济运作中，这些类似统制经济成分的政策，也很难说有多少左派成分。

其次，FDR本人至少在当选的头两年，对劳工政治其实谈不上如何上心。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让经济尽快恢复日常。 他的一位经济顾问Thomas Corcoran 是这样说的：“ labor’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dawned on Mr.Roosevelt’s brain trust slowly” (罗斯福以及他的智囊们接受劳工的政治意义的过程是很慢的)。

一系列改革政策的目的主要在于让民众恢复购买力拉动消费，而不是做出政治意义上的动员。新政初期的重头戏《全国工业恢复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of 1933）尽管在section7.a里规定了劳工的结社和集体谈判权，但是并无强制执行的规定，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更是被企业掌握条款的解释权，执行力度非常可疑。

最终在官方明里暗里各种手段的推动下，全美各大工会基本完成了对内部激进派的清洗，把政治上的领导权拱手交给了政府，战后的赤狩风暴，劳联-产联合并以及臭名昭著的塔夫特-哈特萊法案 (Taft–Hartley Act)的通过其实在战前就已经有了前奏和伏笔。

而如果我们把视线放的更宽广一点的话，其实可以发现罗斯福新政体现的更多的是美国历史上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性。

产联领袖与创始者约翰刘易斯是一个激进派，他一度考虑在1936年之后组建第三党，在主流政治场域发出劳工自己的声音，但是他始终在产联内属于少数派，更多的人满足于FDR的善意，不愿意进行这种极度不确定性的政治冒险，就算是刘易斯这种激进派，在对民主党政权失望后，做出的反抗姿态居然是转而支持共和党，这种啼笑皆非的举动实际反映了美国两党体制强大的吸附能力。所以，一支足够强大但又足够听话的工人阶级是罗斯福政权可能是得以屹立不倒的最大前提。

作者：破恶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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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刘易斯这种激进派，在对民主党政权失望后，做出的反抗姿态居然是转而支持共和党“。

这就是既得利益群体的影响之深所在，连反对都不知道如何找出路。五代时期的华夏，就处在这种窘迫和困惑之中。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缺少”圣主贤君“的问题了，而是整个社会逐渐被固化锁死，不知道未来如何走，最终只能走向最简单，最保守，最僵化的道路上去。

那么，为什么20世纪的中国，和11-12世纪的契丹，女真，蒙古，就能走出一条与之不同的道路呢？

引用教员的话。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

而对于9-10世纪的东北地区来说，反而更加符合文中的条件。

一方面，这是大唐间接统治的地方，受原有体制的束缚有限。

另一方面，这片地区又有多股不同的族群势力，各派新旧部族在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战争。

因此，此时的东北地区，就成为了孕育新政治结构和组织方式的发源地。

对于11-12世纪的欧洲，上述条件依然成立，并且因为欧洲各国各领主各城邦各主教各商人的关系，比之东北地区更为复杂多样，博弈过程持续更长更艰难，因此进步和发展的时间也就越长，从而诞生了更新的社会体系，为后来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作好了铺垫。

而到了20世纪，历史的轮回再次发动，只是如今又换了大洲。

另外，宋朝前期当然有很多科技创新。但是，这些科技创新，很多都来自于唐朝和五代的积淀，并非完全由宋朝独创。此外，宋朝的科技进步，在11世纪中期以后，也大幅停滞了。

事实上，早在“靖康之变”——导致北宋灭亡的悲剧性事件前半个多世纪，宋朝的科技创造力已经在明显下降了。按照金观涛等的科技成果计分统计，在11 世纪上半叶的科技高峰过去后，11 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科技成果计分直接跌落了几乎一半，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继续迅速下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女真族入侵的12 世纪上半叶，这个计分下跌的幅度比之前和之后的承平年代相对还要缓和一些，而蒙古族在13 世纪后半叶的入侵和征服甚至看上去还带来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又一个小高潮。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难道是因为宋朝的工匠和学者就更差吗？不是的，宋朝同样有沈括苏颂这样的科技大师。

问题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既得利益群体的空前膨胀，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错配和浪费。

宋朝的三冗问题，在开国的时候，就已经由宋朝的妥协体制所注定，但主要在宋真宗时发酵，在宋仁宗时迅速恶化。

冗军问题，宋太祖时期禁军不过20多万人，宋仁宗庆历年间就增加到120多万。

冗官问题，宋真宗年间官员9785人，宋仁宗年间官员增加到17300人。

冗官和冗军问题，自然造成了冗费问题，使得宋朝的财政问题，愈加严重。

以交子为例，其产生的原因是北宋征服四川以后刻意在四川实行歧视性和掠夺性的经济政策，禁止四川人用铜钱，只能用价值密度更低的铁钱，川人没办法才发明交子。

交子被北宋政府拿过去之后不到二十年就毫无信誉可言了，仁宗庆历年间，益州交子务便在陕西无钞本发行交子六十万贯，以支付对西夏作战之粮草费；宋神宗熙宁年间，“时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致价太贱，既而竟无实钱，法不可行。”不得不“罢陕西交子法”；哲宗以后，宋廷发交子连脸都不要了，直接抛弃准备金，““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之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到了宋徽宗崇宁年间，交子完全成了废纸，不得不废除，改换名头曰”钱引“。

此三冗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连环反应，使得宋朝巨大的经济资源，被浪费在了无数既得利益群体低效的奢侈活动中，谈何投资再生产？谈何有效利用社会资源？谈何盘活财富存量？

宋朝所谓“发达的金融体系”，不如说是“发达的聚敛体系”，这种体系搜刮财富的能力很强，但对有效利用财富却有极大的损害作用。如同把钱财飞快地扔到无底的黑洞中。

其中一个典型的表现，便是宋仁宗时期的差役问题。

宋朝的差役严重到了，只有你有点钱，你就得服衙役，但士大夫可不给你钱，你得自己准备，结果就是百姓只要稍微有点积蓄，就得被政府剥削，最后没人敢发展小产业，经济也就越发凋敝。

汉武帝利用天下财富的能力也很强，但汉武帝能把这些钱财，用到远征西域，北伐匈奴，攻取朝鲜，收服闽越，开拓丝路上去，其实和近代法国路易十四的财政-军事体系有类似的地方。

而宋朝的“与士大夫共天下”，则根本谈不上近代英国的议会制民主。须知，英国光荣革命以后的议会制民主体制，是经过了欧洲中世纪500多年的国际斗争，结合了乡村富裕约翰农，工商业资本家，海外拓殖势力，军事贵族等各种能征善战，纵横捭阖，积极扩张的新生力量，并配合以荷兰的国债股票运作经验，而锻造出的，讲求实用，执行高效，进步飞快的国家体制。远非宋朝这种统治集团合谋分肥的体制能比。

英国在18世纪发行的国债和税收，比17世纪相比，增加了十几倍，但英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却能不断上升，经济却能越来越繁荣，同时在国际上能够战胜法国，吞食印度，在科技上能搞出第一次工业革命。

靠的是什么？就是每一笔国债和税收的去向，都要用到刀刃上，有实际效果，有切实收益。投去打仗就必须打造好武器和战舰，投去科技就必须要有效率的提升，投去民生就必须要有道路桥梁运河的修建，投去贸易就必须把荷兰人在西印度的种植园产业全部抢到手，投去商业就必须要把法国人葡萄牙人从印度市场上挤出去，投去殖民就必须把孟加拉的沃土膏腴控制到位。

这叫会收钱，会花钱。

而宋朝的收税，也比唐朝增加了十倍以上，但换来的是什么？

是定川寨，好水川，永乐城？

还是大批农民彻底土地沦为债务奴隶，不得不逼上梁山？

还是北边的敌国被喂得越来越肥，胃口越来越大，最终干脆蛇吞象？

整个宋朝，钱币，尤其是铜钱很缺乏，盐钞茶引（销售许可证）、和尚度牒（出家避税许可证）都充当货币的角色，绢帛也并未完全退出货币领域。

缺银缺铜，需要出去找。宋朝的组织力根本无法支持它出去寻找。

而宋朝的海外贸易，只是从外面拿到一些供上层人享受的奢侈品而已，相反其他周边国家却从宋朝拿到了宝贵的生产资料，并且铜钱大量外流严重损害了宋朝经济。

《宋史》志第一百三十三 记载：“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

也就是说，宋朝的贸易量越大，反而越赔本，这和近代欧洲列强的殖民贸易以及工商业资本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直接决定经济运作的模式。

欧洲中世纪的时候，白银也不是很够，所以西班牙这种国家就去海外殖民掠夺，其他西欧国家又借助经济和抢劫手段从西班牙手里拿到白银。

经济问题是需要注意的，但为什么长久以来无法解决，才是背后的根本因素。

因此，宋朝出现的种种症状，非但不是“资本主义萌芽”，反而是“晚期资本主义”病入膏肓的体现。如同今天的美国一样，防疫一团糟，党争恶斗不止，军事上在阿富汗花了流水一般的钱，还让塔利班又起来了，经济上遇到问题就只会继续印钱。

咱们没有要求宋朝搞出来工业革命，但你至少要把钱好好利用利用吧？至少能让钱继续生钱吧？至少别像打水漂一样到处乱撒钱吧？

第二点，就是由此衍生出的社会文化畸变，风气恶化，做学问也越来越不求真务实。

中国火药较早的记载见于唐代。当时的炼丹者们记载了当时的配方：

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密烧之。

配方虽然简单，但黑火药所需的硫磺、硝石已经齐备。再加点木炭，就是黑火药的标准配方。

但是到了宋代，这个配方就变成了这样：

晋州硫黄十四两，窝黄七两，焰硝二斤半，麻茹一两，乾漆一两，砒黄一两，淀粉一两，竹茹一两，黄丹一两，黄蜡半两，清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十四两，浓油一分。

要不说这是火药，你肯定以为这是治什么病的中药吧？

咱们再说中药。

唐.孙思邈《千金方》里面，什么病用什么药方组合都是言简意赅。

结果到了宋朝，就变成了什么君臣佐使。

如果一个社会，风气不正，政治腐朽混乱，军事上充满了求和退缩的思想，社会上的守旧势力愈发猖獗，那么这种思维作风一定会被带入到科研里面。如果连基本的事实都可以被歪曲，那这样的土壤，怎能产生出来科学呢？

其实，这就是李约瑟之问的答案。

还有说宋朝是所谓“平民社会”的，问题在于，近代晚期的欧洲也是“平民社会”，人家咋就能动员出总体战呢？

此中奥妙，如同知友 @沧溟宗 所说，

表面去贵族化的同时，士人借助科举崛起，农民沦为佃户乃至奴隶制的人身依附关系。这就倒回去西周至春秋时代的国野之别，国人经常出城去，监督野人为他们种地，但国人至少还承担国家的军事义务。士人有佃户给他们种地，却大多为了利益集团站队，去结党营私和争权夺利，却又不承担军事义务。而战国时代打破国野之别，全民都是国家的国人，各国都在改革提高国民的组织能力和军事能力，能动员出数十万的战士，而国民军事能力提升，又加强遭遇利益侵害时的自卫能力。这就是战国至西汉的组织能力看上去远大于宋明的原因。所以，十万游牧骑兵，是入侵大多数人实为野人的宋明容易，还是大多数人实为国人的战国西汉容易？

因此，是否为奴隶制，必须要看实际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不能只盯着表象。

接下来，轮到宋朝堪称人间惨案级别的军事了。

咱们先不说和辽国的战役，毕竟”辽国是一个强大完善的帝国“嘛（狗头）。

就说宋朝和西夏的战争，这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暴露出了宋军的大问题。

在1034年，李元昊就在宋朝边境发动小规模骚扰。从1040开始，宋朝和西夏开始大规模作战。

但是三次大战，宋朝三次惨败。

1040年宋夏爆发三川口之战。起初西夏李元昊假意和宋朝鄜延路主帅范雍通好，随即突然率领军队攻破金明寨，直接围攻宋夏边境的延州。范雍派刘平、石元孙、黄德和、万俟政、郭遵帅一万人前去救援，宋军至三川口，遭遇李元昊的埋伏，宋军本来力战，结果黄德和临阵脱逃，宋军大败。

1041年宋夏爆发好水川之战。三川口大败后，宋朝以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负责鄜延路，三人负责防御西夏。1041年，李元昊再度南侵，韩琦命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数万负责抵御李元昊，李元昊故意诱敌深入，结果任福中计，带着军队来到好水川，被埋伏于此的西夏军队攻击，宋军惨败。

1042年宋夏爆发定川寨之战。好水川大败后，宋朝再度改变关中格局，将陕西分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以便防御西夏。在1042年，李元昊再度南下欲求一举攻下关中。他的首攻目标是泾原路渭州，当时葛怀敏负责防御，结果葛怀敏轻敌冒进，被包围在定川寨，西夏军截断水源，一举击垮宋军，宋军再度大败。

宋朝连续在野战败于西夏，并不是西夏有多么强大，西夏当时人口不过几十万，核心地域不过银、夏、绥、宥四州加河西走廊，李元昊由于国力弱小，每次出兵基本上都是举国和宋朝相争，如此弱小的国家能够三次击败宋朝，迫使宋朝接受和议。

志在恢复汉唐的神宗，又亲手制造了永乐城之战的惨案。

当西夏得知宋军在永乐建城，立刻发兵三十万前来攻打，将永乐城围得水泄不通。然而统兵将领徐禧简直把莽夫的气质发挥的淋漓尽致，他意气风发道：“西夏若真的敢来，正是我立大功取富贵的好时机！”

大战还未开始，军中就已意见不和，作为最高指挥官的徐禧依旧独断独行。当时永乐城的大将高永亨忧虑的说：“永乐城小人寡，又无水泉，恐怕守不住。”徐禧一听瞬间大怒，认为高永亨是在动摇军心，立即将他械送延州。

此时另一大将曲珍自知不可能守得住，劝徐禧趁着还有一战之力突围而出，徐禧却说道：“此城占据要地，为何要抛弃！你身为将军若逃跑了，军心大乱，更加守不住。”

结果宋军在此役之中的损失数万战斗部队，还有不可计数的留在城内的厢军和保甲等。

徐禧不是禁军，更不是武官。本不过一介布衣，进士都没考上。只是在新旧党争中阿附吕惠卿，加之口才极佳，收到神宗的赏识，长备以顾问，是个马谡式的人物。神宗关心边事，徐禧便以边事自任。神宗着力培养徐禧，让徐禧相助大科学家沈括建造永乐城，这本是让徐禧增加经验，有机会实地了解边事情况的任务。然而，徐禧却不这么认为。

永乐城兵败，徐禧的选址不当有很大责任，永乐城没有水源，按说大科学家沈括不会犯如此错误。于是就牵出了神宗时期的问题，一个沈括是经验丰富的边帅，但制不住一个皇帝身边的给事中，一个没有任务经验，本是相助监造的徐禧一开始就成为了永乐城项目的主事人。最后还成为了永乐城战役的实际指挥，指挥一大群宿将和元昊对决。全是仗着是神宗身边的人。神宗一身勤政，慨然有恢复汉唐之志，无奈非常缺乏选贤任能的才华，对夏作战，用人屡屡失误。

而徽宗年间，名将刘法的死，就更令人叹息。

镇守西部边陲30年，刘法身经百战、战功无数，在北宋末年武将中拥有崇高声望，有“时论名将必以法为首”之说。然而，虽然立下赫赫战功，刘法的仕途并不顺畅。在权臣当道、朝纲败坏的污浊官场下，他坚守正道，绝不做阿谀逢迎之人，曾因朝廷颁乐未亲自出迎，被罢免熙河经略使一职。不过，因为战事频繁，缺少勇将，宋徽宗后来只好再次起用他。公元1115年，因为西夏屡犯边境，宋徽宗委任宦官童贯带兵攻夏，刘法奉命随从作战。 刘法所率领的军队，在当时诸军战斗力最强，于次年攻占了西夏仁多泉城，斩首数千级，并依山沿河修筑了震武城，作为下一步前进的堡垒，西夏举国震惊。震武城修筑后，西夏多次集中重兵发动反击，镇守震武城的主将不幸兵败被杀，在万分危急之时，已任熙河经略使的刘法率兵及时赶到，夏兵被迫解围而去。然而，历经数十年沙场拼杀的刘法，最终没能逃过宋朝“以文御武”瞎指挥带来的恶果，更何况，这次指挥他的还不是文人，而是臭名昭著的大宦官童贯。

童贯求胜心切，不顾战场形势变化，一再逼迫刘法出兵攻击西夏，而刘法坚持认为西夏军队虽经宋军重创，但是元气未伤，贸然出兵胜数不大，不愿冒险进兵。童贯后来怒了，抬出宋徽宗的招牌来威胁刘法：“君在京师时，亲受命于王所，自言必成功，今难之，何也？”刘法无奈之下，只好答应出兵作战。公元1119年3月，刘法在率兵攻打西夏统安城时，遭到西夏重兵包围，一番激战后损失惨重，率兵突围时不慎连人带马掉下山崖，双腿折断。

孤立无援下，受伤的刘法被一个西夏士兵杀死，一代名将就这样血染河湟，为国捐躯了。然而大战之后，童贯上报朝廷时，竟指责刘法违反其“节制”，让他承担了败军丧师之罪，无端蒙受不白之冤。为此，北宋名臣李纲愤愤不平，撰写《吊国殇文》为刘法鸣冤，然而昏聩的宋徽宗麻木不仁，拒绝为刘法平反冤屈。

刘法战死8年后，中原发生了著名的靖康之变，都城汴京被金兵攻破，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掳五国城，北宋王朝灭亡。

宋朝在害死岳飞前，已经害死了刘法。

两次自毁长城，这个操作简直刷新了统治阶级无耻无德无能的下限！

宋军的问题，都不配用战略和战术来讨论，从选人指挥上，就存在根本问题，赵宋官家任用的一群糊涂蛋，脑子根本不转弯！

汉唐也有人想混个边功，捞个业绩，甚至抢个名号。但从来没有像宋朝的宦官和无耻之徒一样，瞎干预，乱指挥，几次三番，造成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总的来说，宋军跟kmt一个样。

战报永远是击毙x匪多少万。

永远离不开堡垒。

靠着小股部队偷袭一下还可以，但要是上升为战略级别的战役，指挥完全就是一笔糊涂账，友军有难不动如山是基操。

宋朝还觉得自己搭堡垒攻西夏是”一步一个脚印“。我真奇怪，只有南北朝的士族防御起来要铸邬堡，中世纪的欧洲贵族为了抵御外敌才铸城堡，铸堡垒都是为了防守和反击的。未听说过有人进攻还要靠堡垒的。

宋朝进攻西夏，结果被西夏打到要铸堡垒的地步，简直是千古笑谈。

由宋朝军事问题，带来的衍生问题，则更是令人五味杂陈。

作为辽国重点攻击的河北地区，在澶渊之盟前，河北的丝织业受辽国的蹂躏，损失惨重。而澶渊之盟后，宋朝向辽国赔付的丝织品，竟然还要让河北人民来出！真是往伤口上撒盐。

如此的屈辱，竟然被宋真宗恬不知耻地吹嘘，还要去泰山封禅。

可见，在宋朝统治者的眼里，河北人不算人，其他的百姓，同样不算人，靖康时竟然全部抛弃。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

而宋朝统治者的虚伪腐朽，早就被百姓看得一清二楚。

其力推的官方儒学意识形态，在基层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呢？

咱们看看方腊起义就知道了。

方腊性情豪爽，深得人心，有较强的组织才能，自身又出身贫苦，所以能号召很多生活困苦的农民。他还参与传教，吸收了大批教徒，这些人后来成为起义军的骨干力量。摩尼教主张“是法平等，无分高下”，信教者都是一家，同时还主张吃素断荤，节省钱财，教友中实行互助。在起义军内部，政治上彼此平等，不分上下尊卑，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经济上凡钱财物用一概公共享受使用，没有你我之分。

方腊和梁山的起义军，组织形式反而类似辽金蒙，至少在内部更为平等，让人有斗志。

而宋朝的官家们自己呢？

宋儒对儒家的改造，其实类似于宗教化。理学除了没有偶像崇拜，没有搞拟人化的神明，本质就是一神教，他所谓的天理，其实和上帝比，就缺一个人形的外皮而已。

所以宋朝不是文艺复兴，而是基督崛起。

宋朝对儒家的绝对化推崇，反而是扭曲了儒家，误读了儒家，把儒家当成迫害人民的工具来使用。却忽略了儒家起源的春秋，恰恰是华夏大地上最有血性最有风采的时代。

正如战略学者王鼎杰所说：

先秦时代，士兼文武。孔子也佩剑，儒家也打人。礼乐射御书数，本身就是文武合一。所以有汉唐出将入相、王霸互用的传统。

另外，也不要再说什么”都是法家的过错“了。法家用在秦国，是赋予它扩张能力的。从秦献公迎击魏国，到孝公商鞅变法，到昭王大杀四方，到祖龙混一宇内。人家八代人一步一个脚印统一中华，你赵家八代人一步一个后退败坏华夏，竟然还把责任归到一千年前的古人身上，何其无耻耶。

因此，宋朝朝廷在表面上宣扬的，和背地里做的，完全是两张皮。由此造成整个社会的精神分裂极其严重，宣传和实际根本不协调，人们遇到问题根本无法参照空洞的理论来解决，只能自己摸索，但也很难积累传承。并且，没有公开渠道去讨论，没有公开场合去辩驳，自己琢磨，很容易走入歪门邪道。

有人说王安石变法时，也有舆论斗争。但那种舆论斗争最终的效果如何呢？解决问题了吗？对社会有推动作用吗？特朗普和拜登也吵得很激烈，但对于美国的现状有任何改善吗？还是加剧了美国的撕裂呢？

相比来说，中世纪以来，西欧所形成的议会辩论，大学讨论和法庭上的争锋，则起到了切实推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我国如今的知乎讨论，也能解决很多实际的问题，并且能引起关注，发人思考，在来回的博弈交手和”口水战“中，实现了对于社会各方面的综合了解与认知，这都是有益且珍贵的。

宋朝的统治者，反复挨打，反复沉沦，没有丝毫长进。咱把它们和祖宗比比，就知道差哪了。之前的时代，蛮夷的势力此起彼伏，但总是有人成功力挽狂澜，而赵家的统治者呢，根本无法组织起基层群众，空有”潜力“而无法释放，空有”经济“而无法转化，空有”人才“而无法运用。结果必然是为他人做嫁妆，积攒的财富，全部帮了辽金的忙，积攒的技术，最终给了蒙元建功立业的资本。

再充足的资源，再繁荣的经济，再先进的技术，如果统治阶层腐朽溃烂，组织僵化落后，既得利益群体无耻无能，战略博弈能力低下，不充分发动群众的力量，那么最终都只能沦为别人的财富。

守着世界上最好的经济，最高的科技，最充裕的人口，不把文明推向另一个高峰，反而堕落沉沦，啥都干不成，造成经济崩溃，科技落后，社会解体，文化颓废的局面。后代被人辱骂懦弱，祖宗被人辱骂”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科学“，罪责全都推给唐朝，过错全都留给明朝，问题全都出在五代，功劳全都归到自己，赵宋官家，你好不要脸啊！

某种意义上来说，宋朝的失败，比晚清的失败，更值得我们深思，更值得我们警醒。

晚清的失败，我们可以说”蛮夷有大炮“，但这依然不是根本原因。

而宋朝的失败呢？我们能用同样的理由搪塞过去吗？

还是说，宋朝的失败，其实早就预示了晚清的遭遇呢？

终宋一朝，不仅比晚清还要屈辱，并且两次被灭国，华夏黎民被惨无人道地屠杀，损失远比晚清更严重。这必须深刻反思。

把宋朝的问题彻底弄清楚，把历史惨案的真相挖掘的干干净净，才是真正对历史，对祖先，对后代，对自己负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