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赵匡胤执行「先北后南」而非「先南后北」的政策，则北宋会如何发展？ 第1页

老规矩，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不管柴荣和赵匡胤都没有执行过一个明确的“先北后南”或者“先南后北”战略——虽然怎么看起来“先南后北”都要比“先北后南”更现实……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哪里有机会就去搞一搞，啃不下来就换另外一边啃。

首先以周世宗柴荣为例，954年攻北汉，955年攻后蜀，956-958年攻南唐，959年攻幽州；

再看看宋太祖赵匡胤的，963年灭荆平，964-965年灭后蜀，965年攻北汉，968年攻北汉，969年攻北汉，970-971年灭南汉，974-975年灭南唐，976年攻北汉；

赵匡胤在登基之初的960年，一平定李筠之叛后，就打算是不是趁机搞他北汉一把。然而大将张永德却劝他“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为援，未可仓促取也”^[1]，所以之后宋廷才调转枪头去打了南方诸国。但是晋梁之争始终是五代关系的主线，赵匡胤稍有余力后又总是忍不住回去打北汉；哪怕在对南方用兵期间，也始终保持着对北汉的持续骚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柴荣与赵匡胤前几次进攻北汉，最后都是因为辽国的干涉而被迫撤军的。所以问题不是你愿不愿意灭北汉，而是北汉背靠的宗主国辽国让不让你灭。宋太宗赵光义最后灭北汉之战，前提就是在阻援战斗中击败了辽军主力——当然，这让宋太宗自信心爆棚到觉得可以顺势收复幽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里再整理一下史料记载的“先南后北”理论发展的脉络。

这个理论最早大概是周世宗的谋主王朴与李谷最先提出，其中王朴《平边策》提到：“凡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惟吴易图”，算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先易后难”并且把南方当成软柿子的。不过，王朴的思路很清奇，他认为攻击的顺序应该是：南唐--后蜀--幽州--北汉^[2]，尤其他觉得只要能打下南唐，后蜀和辽国控制的幽州都会“望风而降”。所以对比实际的攻击顺序：北汉--后蜀--南唐--幽州，我们不难发现：周世宗最后还是十动然拒的。

北宋后期流传的故事中有“宋太祖雪夜访普”，姑且不论这个故事是否是宋人根据结果的总结，故事中的赵普则从北方辽国的威胁出发，探讨了“先北后南”面临的风险——“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3]

后来宋太祖的公开定调，则好像是综合了这两种不同角度的最终总结——“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富饶矣。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俟富实则取之。”^[4]

至此，“先南后北”光从理论建设的角度上已经非常完善，基本立于不败之地——至于是否执行、如何执行，那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如本文最初所说，虽然柴荣和赵匡胤实际上没有严格贯彻“先南后北”的战略，而是哪里有机会就去啃一啃，可是单就结果而言，明显在面对南方诸国时的进展更大。所以，事后诸葛亮的来看，我们只能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如果赵匡胤一开始就严格的执行“先南后北”，那么最终结果可能会比历史上的更好。

而另一种相反的“先北后南”理论，则无论从历史事实上，还是理论建设上都给不出强有力的证明，其逻辑自然也就根本不能成立了。

参考

1. ^ 《宋史》卷二五五《张永德传》：时并、汾未下，太祖密访其策。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为援，未易取也。臣以每岁多设游兵，扰其农事，仍发间使以谍契丹，绝其援，然后可下也。”帝然之”
2. ^ 《旧五代史》卷一二八《王朴传》：“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若其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州亦望风而至。惟并州为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
3.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尔。”遂定下江南之议
4. ^ 《东都事略》卷二三《东轩笔录》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