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为什么要灭司马家全族？而后其子孙同样被萧道成灭族，这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第1页

祝总斌《晋恭帝之死和刘裕的顾命大臣》一文我觉得说的很清楚了：

从东晋末年刘裕团结北府兵将领起兵反对桓玄的统治起，到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止，统治阶级内部经历了一系列政变和战争[1]。我以为，其性质是逐渐兴起的低级士族借日益腐朽无能之高级士族遭孙恩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之机，向他们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而以低级士族基本胜利，在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原来的高级士族俯首称臣，和新贵合作而告终。低级士族的代表刘裕[2]，代晋后很快杀死晋恭帝，临终前选拔出以徐羡之为首之顾命大臣，以及这些大臣从显赫到覆灭，便是整个斗争的两个重要环节。 一 公元421年，即代晋的第二年，刘裕派人杀死了禅位后的晋恭帝。对于此事，古来激烈抨击的人甚多。如宋王应麟评论:“魏之篡汉，晋之篡魏，山阳(汉帝)、陈留(魏帝)，犹获考终，乱贼之心，犹未肆也。宋之篡晋，年而弑零陵(晋帝)，不知天道报施，还自及也。齐梁以后，皆袭其迹，自刘裕始。”[3]明王夫之说:“恶莫烈于弑君。篡之相仍，自曹氏而已然，宋因之耳。弑则自宋倡之。”[4]一直到清代的王鸣盛还在诅咒:“刘裕首行大逆，„„其恶大矣。”[5]然而究竟为可魏文、晋武不杀前代之君，而刘裕却敢于开此先例呢?王应麟“乱贼之心，犹未肆也”的解释，显然是唯心主义的。王夫之有另一看法。他说:“宋武之篡也，年已耄，不三载而殂，自顾其子皆庸劣之才，谢晦、傅亮之流抑诡险而无定情，司马楚之兄弟方挟拓跋氏以临淮甸，前此者桓玄不忍于安帝，而二刘(裕、毅)、何(无忌)、孟(昶)挟之以兴，故欲为子孙计巩固而弥天下之谋以决出于此。”[6]这一段话虽然没有抓住要害，而且还有不准确的地方，如宋文帝不能算“庸劣”，傅亮在宋武心目中并不“诡险”等，但力图通过分析具体客观条件来探讨刘裕“弑君”之原因，比王应麟就高明多了。

为弄清此事，需先探究魏文、晋武为何不杀前代之君?

如所周知，魏文帝代汉时门阀制度尚在形成过程之中[7]，除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颖川荀氏等少数东汉已兴起之显赫家族外，后来形成的魏晋高门还基本没有定形。所以曹氏家族虽然被骂为“赘阉遗丑”[8]，然跟随曹氏平定北方的将相大臣原来社会地位一般也不高。

如魏文帝代汉前后的三公贾诩、华歆、王朗，出身既非望族，上代亦无显官[9]。其中贾诩“少时人莫知”[10]，华歆早年曾共管宁“园中锄菜”[11]。他们赖曹氏父子拔擢而飞黄腾达，自然感恩戴德，对禅代积极支持。另一些大臣如颖川钟繇、颖川陈群，虽出身著姓，上代为名士，然因汉末战乱，献帝播越草莽，受人摆弄，汉室早已名存实亡;再加这时社会上门第观念还不很深[12]，繇、群均忠于曹氏，舆论也并不以为非。曹操封魏王，钟繇任魏相国，陈群为御史中丞。曹丕曾赐繇铭:“厥相惟钟，实干心膂”[13];代汉后又以他为太尉，陈群为尚书仆射、尚书令(实际上的宰相)。二人之受信任可知。《世说新语》注载，魏受禅，文帝问陈群曰:“我应天受命，百辟莫不说喜，形于声色;而相国(华歆)及公独有不怡者，何邪?”[14]似乎二人还留恋汉室。李慈铭据歆、群一贯党附曹氏之行径指出这并非事实，“不怡”云云，乃出华氏子孙附会[15]。其说诚是。然自汉献帝都许以来，二十多年中，忠于汉室之力量已被翦除殆尽，不仅谋反、公开对抗的董承、孔融、伏完、耿纪等人相继伏诛，而且立下大功、但不支持曹氏代汉的荀彧也未能免死，“百辟”越来越清一色了，所以“莫不说喜”的话，或许还不会假。这些都说明，曹丕代汉所得到的统治阶级中的支持比较广泛。另一方面，到曹丕即位前后，军事大权多掌握在比较有才干的曹氏子弟和心腹手中。如曹仁为大将军，都督荆、扬、益三州诸军事，曹休为镇南将军，曹真为镇西将军，全位居都督，手握重兵。此外和曹氏关系极亲密的夏侯氏，如夏侯楙(曹操女婿)为安西将军，夏侯尚为征南将军，也都任都督，居方面。在京都，“都督中军宿卫禁兵”的则是曹操以来最受“爱待”、“亲近”的死党许褚[16]。这些又说明，曹丕代汉军事上也十分有把握。

在这种条件下，汉献帝几乎成了孤家寡人。据万斯同《历代史表》，到禅位时，献帝周围的三公九卿只设张音一人，政事已全归魏国诸臣。而张音的使命就是以太常行御史大夫的身份代表献帝“持节奉玺绶禅位”[17]。正如一年前陈群所说，这时的汉室，“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18]。正因如此，魏受汉禅后政局稳定，未爆发任何叛乱;孙权也“使命称藩”[19]。刘备虽然对抗，但他借机自立为帝，并不以复辟献帝为号

召。整个形势既然如此，曹丕还有什么必要杀掉汉帝，而不是极力优待，甚至允许“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20]，使极少数站在汉室一边的人无话可说呢?

晋武代魏的条件更加优越。当时门阀制度虽已进一步发展，然司马氏本身就是河内大族，司马防仕汉至京兆尹，子朗仕汉为名刺史，懿仕魏至太傅、丞相、相国等，有足够的声望以代曹氏[21]。特别自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消灭曹爽，随后又相继平定了王凌、毌丘俭、诸葛诞等拥魏势力的反抗，曹魏君主“威权日去”，十分孤立。正如王经对高贵乡公所说，“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因此当高贵乡公率兵讨司马昭时，无异以卵击石，被轻易杀掉后还加上种种莫须有罪名，“废为庶人”[22]。正如后来吴国张悌所说:“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本根固矣，„„奸计立矣。”[23]所谓奸计，便是指司马氏羽翼已丰，代魏只是时间问题。因而几年以后当代魏条件更加成熟时，晋武帝坚信自己统治之稳固，受禅后不但不杀魏帝，而且“比之山阳(汉帝)，班宠有加焉”(如允许“载天子旌旗，„„礼乐制度皆如魏旧”等)[24]，也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刘裕代晋的情况却大不相同。

首先是东晋司马氏宗室还有一定力量。对他们，刘裕在代晋之前虽不断翦除，如公元415年打败荆州刺史司马休之等，但由于当时南北对峙，不少宗室逃亡北方，甚至降附北方政权，这就不能不对刘裕构成一定威胁。如司马休之败后与司马文思、道赐等逃亡后秦。姚兴任用休之等回过头来“侵扰襄阳”。后秦灭，休之等又投奔北魏。其中司马文思直到宋文帝时还在被北魏用来对抗南朝[25]。另一宗室司马楚之因躲避刘裕屠杀，“亡于汝颍之间。„„规欲报复，收众聚长社，归之者常万余人。刘裕深惮之，遣刺客沐谦害楚之(未成)”。楚之后亦降北魏，并且同样被用来构成对刘宋威胁。所以崔浩曾说，宋帝最怕北魏发兵南下，“存立司马，诛除刘族”[26]。再如《资治通鉴》卷一一八元熙元年条:“时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马文荣者帅乞活千余户屯金墉城南。又有司马道恭自东垣帅三千人屯城西;司马

顺明帅五千人屯陵云台”。所有这些，就不能不使刘裕顾虑，如果一旦这些宗室在北朝支持下打回来，晋恭帝只要活着，马上会被重新拥戴，复辟晋室，在长期的司马氏为正统的观念支配下，自己的宋朝就很被动了。

但刘裕顾虑晋恭帝可能复辟的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高级士族对他缺乏真诚的拥戴。固然，东晋末年之高级士族已日益无能和软弱，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和他们占据的要职不相称[27]，但他们毕竟文化水平高，并且积累了一定的管理国家的经验。刘裕很明白，自己手下军事人才济济，但自刘毅、诸葛长民变为敌对势力被消灭，何无忌、孟昶、刘穆之又先后死去，政治人才却十分缺乏，不拉拢高级士族，统治就很难巩固;特别是他们社会基础深厚，思想影响广泛，政治上的向背，对新朝的长治久安关系更大。然而由于以下原因，高级士族真心诚意合作者不多:

第一，东晋初年以来，和魏文、晋武之时有所不同，门阀制度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不仅士族、寒门界限森严，而且士族之间鸿沟也不浅。高级士族垄断军政大权，凌忽低级士族，把他们压抑在官吏下层，已成为一代之不成文法和风尚[28]。刘裕本人就有亲身经历。史称他早年家道中落，“仅识文字，以卖履为业，好樗蒲，为乡闾所贱”;“名微位薄，轻狡无行，盛流皆不与相知。„„裕尝与刁逵(高门)樗蒲，不时输直，逵缚之马枊”[29]。一直到刘裕消灭桓玄，位居太尉后，由于“素不学”，“朝士有清望者”仍宁愿靠拢虽然地位低于刘裕刘裕而气质和他们接近一些的刘毅[30]。谢混与郗僧施便是最露骨的两个。谢混是谢安的孙子，郗僧施是郗鉴的曾孙，均出身第一流高门。《建康实录》卷十:刘裕拜太尉，谢混晚到，“衣冠倾纵，有傲慢之容。裕不平。乃谓曰:谢仆射(时混为尚书仆射)今日可谓傍若无人”。虽然谢混巧于言词，搪塞了过去，但轻视刘裕的态度十分明显。这和后来他被指控党附刘毅，“扇动内外，连谋万里”[31]，是完全一致的。至于郗僧施，他情愿放弃京都的三品要职丹阳尹不当，而外出给镇守江陵的刘毅当助手——四品的南蛮校尉[32]，无疑也是一种反对刘裕的姿态。

除开谢、郗，还必须提到谢方明与蔡廓。《南史?谢方明传》:“丹

阳尹刘穆之权重当时，朝野辐凑，其不至者唯(谢)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混等诛后，方明、廓来往造穆之，穆之大悦。”这决非偶然。谢方明与谢混是堂兄弟，蔡廓出身济阳蔡氏，乃著名高门，而且与郗僧施可能是亲戚[33]，彼此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刘穆之为刘裕心腹(见下)，由于“权重”，辐凑于其门者固然有种种动机，并不意味真心支持刘裕[34]。然方明、廓和混、僧施一样拒绝造访，却只能理解为用另一种方式表示不合作[35]。二人没有公开投靠刘毅，所以在混等诛后能够见风使舵，转变态度，然究其动机，很可能出于害怕被视为混、僧施同伙而遭祸，不得不放下架子，勉强捧场，究竟其中有多少诚意，刘裕心里是不会不打上问号的。而这正是当时高门一般所采取的态度。《宋书?褚叔度传》:出身高门阳翟褚氏而忠心刘裕，“高祖以其名家，而能竭尽心力，甚嘉之”，下诏封爵食邑。这条材料就从另一角度证明，高门一般是采敷衍态度，不肯“竭尽心力”事奉刘裕的。

第二，如在曹魏之时，在“赘阉遗丑”与名门大族之间还有一个缩小差距，消弭界限的办法，这就是用高官厚禄收买。如曹氏对钟繇、陈群等，就是以三公、录尚书事等为钓饵，使之委诚效忠的。当时门阀制度尚在形成过程中，“冯藉世资，用相陵驾”的风气还不严重[36]，名门大族如果得不到象曹操这样的当权者之大力提拔，爬上高位也并非易事。然而东晋的高门却不同了，他们凭门第即可“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晋书?庾冰传》:出身高门颍川庾氏，自称“因循家宠，冠冕当世(得为宰相)”。《晋书?刘毅传》:谢安之孙谢混是“凭藉世资，超蒙殊遇(得为尚书仆射)”。这样，得到高官厚禄在他们心目中是理所当然的，毋须感激什么人。所以，刘裕掌大权以至代晋后，尽管对高级士族化了一番心血，极力拉拢，某种程度上也缩小了彼此差距，但除少数人外，仍换不来他们真心诚意的拥戴。再以陈郡谢氏的代表人物谢混为例，他在义熙六年(410)孟昶自杀，卢循兵逼建康时继昶为尚书左仆射[37]，无疑是刘裕表示对他的信任。后来谢景仁迁吏部尚书，“时从兄混为左仆射，依制不得相临。高祖(刘裕)启依„„(琅邪王氏)前例，不解职”[38]。这又是对陈郡谢氏的特殊优待。《宋书?范泰传》:转度支尚书，“时仆射陈郡谢混后进知名，高

祖尝从容问混:泰名辈可以比谁;对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为太常”。由此可以推测，关于人事任命，刘裕常征求他的意见。《南史?谢晦传》:尝与谢混同见刘裕，刘裕夸赞曰:“一时顿有两玉人耳。”然而对这些提拔、优待、信任、夸奖，谢混并不以为意，还是带着对刘裕的“傲慢之容”倒向刘毅一边去了。再如袁湛，据《宋书》本传，出身高门陈郡袁氏，刘裕先后任以吏部尚书、中书令、尚书右仆射、兼太尉等高官要职，可是义熙十二年北伐后秦时，他奉旨与兼司空范泰拜授刘裕九锡，随军至洛阳，“泰议受使未毕，不拜晋帝陵，湛独至五陵致敬，时人美之”。范泰主不拜晋陵，不能证明忠心刘裕，而袁湛致敬，又恰在授九锡之时，只能表示于晋室未能忘情，对刘裕想通过北伐为代晋造舆论是不利的。

大概由于以上分析的缘故吧，刘毅垮台之后，高级士族明白，在军事、政治上已不宜再公开对抗了，于是便转向文化素养方面打击刘裕。《南史?郑鲜之传》:刘裕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谈论，人皆依违不敢难。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与帝言，要须帝理屈，然后置之。帝有时惭恧变色„„”。郑鲜之出身荥阳郑氏，虽然过江的这一支位望不太高，不能和留在北方的相比，但毕竟还得算高级士族[39]，他对刘裕附庸风雅毫不容情地揭露，正典型地反映了高级士族对刘裕“不学”之蔑视。只不过一般高门“依违不敢难”，而郑鲜之虽为刘毅之舅，却早年“尽心高祖”，有政治资本而已。就郑鲜之说，或许并非想以此从政治上打击刘裕，而是出于具有文化素养的高级士族对不学者附庸风雅的一种本能。然而在刘裕心目中，却不能不把这看作是代表一股势力对自己正在树立的代晋威望之打击。他对人说:“我本无术学，言义尤浅。比时言论，诸贤多见宽容，唯郑不尔，独能尽人之意，甚以此感之。”[40]很明显，这是认为“诸贤”内心瞧不起自己，郑鲜之则公开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甚以此感之”无疑说得很勉强，而对郑鲜之十分不满却溢于言表。《南史?郑鲜之传》:刘裕代晋，“时傅亮、谢晦位遇日隆，范泰尝众中让诮鲜之曰:卿与傅、谢俱从圣主有功关洛，卿乃居僚首，今日答飒，去人辽远，何不肖之甚。鲜之熟视不对”。傅亮、谢晦因处处关心刘裕，维护其威望而得到信任、拔擢(见下)，而郑鲜之的答飒

不振，我想，最根本原因就在他面折刘裕。刘裕虽心胸并不十分狭窄，但也并非如《宋书》所说的那样豁达大度，特别代晋前面对高门，在文化上正自惭形秽，想勉力文饰不学之时，碰到迫使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本无术学”这种难堪场面，怎能不把此事与政治上的忠诚、支持联系起来，即便没发现其他不轨行为，也要把郑鲜之归入不可大用之人的行列呢?

刘裕之所以会对郑鲜之采取这种态度和认为高级士族拥戴自己出于真心者不多，通过他和刘穆之的关系可以进一步看清。

刘穆之出身东莞刘氏，祖、父两代情况均不明，但从其叔父(或伯父)刘爽为尚书都官郎，从兄刘仲道投奔刘裕为参军，本人早年“家本贫贱，赡生多阙”，起家建武府主簿看，大体上应是低级士族[41]。刘裕在推翻桓玄之后，义熙十三年(417)以前，真正信得过、倚为心腹的只有这个刘穆之。道理有二，一条是刘穆之有卓越统治才干，更重要一条是他对刘裕忠尽耿耿，为巩固其统治，树立其威望效尽犬马之劳，在刘裕心目中和那些虚情假意或冷嘲热讽的高级士族大不相同。这种不同的看法和态度特别鲜明地表现在刘裕几次离建康出征之时。义熙十一年(415)刘裕西伐司马休之，以弟刘道怜“知留任”。道怜忠诚有余，然“素无才能”，因而“事无大小，一决穆之”。第二年北伐后秦，刘裕以刘穆之为尚书左仆射等职“总摄内外”。及至义熙十三年刘穆之病死，刘裕在长安“闻问惊恸。„„本欲顿驾关中，经略赵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虚，乃驰还彭城(《通鉴》作“以根本无托，乃决意东还)”[42]。当时建康百官何止万数，穆之一死就认为“京邑任虚”或“根本无托”，对他们不信任的态度十分鲜明。后来刘裕虽以徐羡之“代管留任”，然“朝廷大事常决穆之者，并悉北谘(刘裕)”。可证到义熙十三年为止，他对徐羡之也还不十分放心，由此也可看到在盘根错节的高级士族势力面前，刘裕感到何等的孤立了。王夫之说:“当时在廷之士，无有为裕心腹者，孤恃一机巧汰纵之刘穆之，而又死矣。”[43]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刘裕这种感到孤立的心理，还有一条材料可以证明。《南史?刘穆之传》:“及帝受禅，每叹忆之，曰:穆之不死，当助我理天下。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光禄大夫范泰对曰:圣主在上，英彦满朝，

穆之虽功著艰难，未容便关兴毁。帝笑曰:卿不闻骥騄乎，贵日致千里耳。帝后复曰:穆之死，人轻易我。”可见，刘裕对刘穆之评价极高，怀念极深。范泰出身顺阳范氏，虽非第一流高门，也是东晋望族[44]。他的“英彦满朝”无疑主要指的甲族高门;而刘裕之回答实际上是对他看法的否定，至少意为这些人均非“骥騄”，不能与穆之相提并论。至于“人轻易我”，没有具体指明何事，很可能还是就文化素养而言。《宋书?刘穆之传》:“高祖举止施为，穆之皆下节度。”可证刘裕一举一动原来一定很粗浴，难登大雅之堂，为高门窃笑，所以刘穆之要把着手教。其中一例是“高祖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但刘裕“既不能厝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仍曰: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势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连批答文件的书法这种小事，刘穆之都想到如何维护刘裕威望，这怎能不使他怀念不已呢?同时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在门阀制度高度发展，经学、玄学为高门垄断并借以骄人的东晋社会里，刘裕出身“寒微”、“仅识文字”，本来在文化素上很自卑，一度附庸风雅，又面招折辱;平时举止粗野，全靠刘穆之节度，方能免遭讥刺。由于北伐南燕、后秦，建立大功，加之手中握有军权，因而得以代晋，然而出身、“不学”已无法改变，刘穆之死后，举止无人节度，一定经常招来轻视的目光，“穆之死，人轻易我”，恐怕便是反映这一背景的。当然，这些只是文化素养问题，但如前所述，高门甲族大多数政治上往往也阴阳怪气，若即若离，刘裕不能不把它和他们内心深处是否不屑于北面事奉自己联系起来，而感到心虚、孤立;不能不担心有朝一日风吹草动，高门甲族会如响斯应，立即把篡立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重新把晋恭帝捧回皇帝宝座。

以上说明，由于东晋末年刘裕面临的客观形势与魏文、晋武之时已大不相同，所以尽管刘裕也苦心经营了十几年，到代晋时其统治巩固程度也就远不能和二人相比[45]。在此条件下，刘裕出自地主阶级狠毒心理，为免夜长梦多，代晋后匆匆忙忙害死晋恭帝，也就可以理解，毫不奇怪的了。当然，王夫之所说刘裕年岁已大，诸子年幼，或许也起了点作用，但决非主要因素[46]。因为如果整个统治比较巩固，仅仅怕诸子年幼控制不了局面，那完全可以通过任命一些忠诚、得力

的顾命大臣来解决矛盾，而没有必要代晋不久就冒“弑君”之恶名，贻人以口实。刘裕是个极有心计的人。《宋书?傅亮传》:元熙二年(420)刘裕镇寿阳，“有受禅意，而难于发言，乃集朝臣(指宋国诸臣)宴饮，从容言曰:‘„„今欲奉还爵位，归老京师。’群臣唯盛称功德，莫晓此意。日晚坐散，亮还外，乃悟旨，而宫门已闭，亮于是叩扉请见，高祖即开门见之。亮入便曰:‘臣暂宜还都。’高祖达解此意，无复他言，直云:‘须几人自送?’亮曰:‘须数十人便足。’于是即便奉辞。亮既出，已夜，见长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这是一段绝妙文字。把刘裕欲代晋而闪烁其词，以退为进的奸雄本色，以及傅亮善于揣摩、迎合主子意图的戏剧场面，描绘得淋漓尽致。然而通过这个材料也可看出以下问题:第一，刘裕从404年推翻桓玄起，到这时已掌大权十几年，而且北伐燕、秦，建立大功，然而连他宋国诸臣，对拥他为帝也还不很主动，需要刘裕亲自出马，暗示意图。这就再一次说明在东晋的门阀制度下，人们心目中刘裕的门第、声望和代晋为帝之间的差距是何等之大!这和魏文、晋武禅代前诸心腹积极筹划张罗[47]，是大不相同的;第二，刘裕十几年来清除异己，一步步为自己代晋铺平道路，但却始终未向周围的人包括亲信透露内心奥秘[48]，这除了证明刘裕胸有城府之外，恐怕主要原因仍在门第低、文化素养差，不到代晋条件成熟，绝不留把柄于人[49]。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遇事不露声色的人，现在迫不及待地要杀晋恭帝，为此不仅甘冒恶名，而且不惜贻人以把柄。如交毒酒给张伟，使酖零陵王，谁知张伟不干，拿到毒酒后竟自饮而卒;于是又命褚秀之兄弟设法先杀零陵王新生男，然后害死零陵王[50]。在这里，刘裕撕下面具，毫不掩饰地亲自出马布置“弑君”，这事本身就证明当时形势给了他何等大的压力，以至于无暇计较其他后果了。

总之，刘裕之杀晋恭帝绝不能仅用刘裕为人狠毒这一唯心主义观点去解释，而必须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力量对比中去找答案。 二 刘裕代晋后为巩固低级士族的斗争成果，所完成的另一件大事，便是在死前选拔了几个顾命大臣。这些大臣是刘裕十几年中特别是在刘穆之死后，经过考验和比较，最后确立下来的。其成员是:

1(徐羡之:出身东海徐氏，虽非寒门，然上代无显官。据《新

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徐羡之曾祖徐褚，晋太子洗马(七品);祖徐宁，晋吏部郎(六品)[51];父祚之，上虞令(六品)[52]。徐羡之本人投奔刘裕前，官位低微[53]，按其门第，如无刘裕父子提拔，很难爬上司空、录尚书事等极品高位[54]。所以当宰相后仍被琅邪王氏视为“中才寒士”[55];《宋书》本传也说他“起自布衣，又无术学”。均证明东海徐氏在东晋末大概只是高级士族中位望最差的家族，和第一流高门关系不深。再加上徐羡之早在刘裕未掌大权、同为桓修部下时即“深相亲结”;不但有才干，而且表现忠诚，所以刘裕北伐，能以他为太尉左司马，当刘穆之助手，刘穆之死后，又升为吏部尚书、丹阳尹“总知留任”。无疑，除开刘穆之，刘裕最信任的就是他。代晋后，刘裕“思佐命之功”，下诏封爵的第一名也是他。顾命大臣的首席自然也就非他莫属。

2(傅亮:出身北地傅氏，据《宋书》本传，高祖傅咸曾为西晋司隶校尉(三品)，官位不低，然至东晋，似乎没落[56]，直到父瑗方复得为小郡安成郡太守(五品);本人“博涉经史，尤善文词”，然最高也只不过当了桓玄的秘书郎(六品)。所以琅邪王华轻之为“布衣诸生”[57]。而傅亮的族兄傅隆情况更糟，《宋书》本传记他“父、祖早亡”，似均未入仕;傅隆“少孤，„„单贫”，于东晋末投刘裕部下孟昶前，竟年四十未得一官半职[58]。所有这些都证明北地傅氏这一支决非著名高门。再加上刘裕代晋前很长一段时期“表策文诰，皆亮辞也”;特别由于刘裕受禅前是他最先领会意图，衔命回建康，讽晋帝退位，促成此事的，在刘裕看来，这就使他的命运和新王朝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可以放心托以顾命大事。

3(檀道济:出身高平檀氏，上代无闻。从其从叔檀凭之起家骠骑行参军，兄韶“初辟本州从事”看，应是士族，而不是寒门[59]。然檀氏世代为将，和当时轻视武人的高门没有关系;且“合门从义”，很早就制造刘裕;檀道济又屡立大功，有卓越军事才能，“而无远志”[60]。所以也把他列入了顾命大臣。

4(谢晦:情况比较复杂。出身陈郡谢氏，虽非谢安直系，也是第一流高门。他之所以被刘裕看中主要缘故如下:首先，曾为刘裕太尉府主簿，从征司马休之，徐逵之(羡之侄)战死，刘裕怒，将亲自出

战，当时从船上仰攻峭岸，十分危险，“诸将谏，不从，(裕)怒愈甚。晦前抱持高祖，高祖曰:我斩卿～晦曰:天下可无晦，不可无公，晦死何有”[61]。对刘裕生命安全如此关切，这在第一流高门中是不可多得的。其次，从征后秦回彭城，刘裕开大会，“命纸笔赋诗，晦恐帝有失，起谏帝，即代作曰: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62]。又表现了对刘裕声誉的爱护，这正是刘裕当时十分计较，而高门常常以此“轻易”他的地方。再次，为刘裕出谋划策甚多。如征后秦，“入关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练，殆难与敌”[63]。所以这次征伐中刘裕“内外要任悉委之”。然而由于是第一流高门，另一面刘裕和刘穆之对他并不十分放心。刘裕欲用晦为执法的从事中郎，“以访穆之，坚执不与。(晦)终穆之世不迁”。刘裕临死前虽以他为顾命大臣，但仍对太子交待说:“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屡从征战，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64]《资治通鉴》此条下胡注:“帝固有疑晦之心矣。”但“颇识机变”何以就可疑呢?恐怕主要还是因为陈郡谢氏是高门中之高门，是蔑视甚至反对刘裕的主要异己力量之一(如谢混等)，谢晦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否始终忠于新王朝还不能肯定，所以要太子提防。关于新王朝猜疑谢晦，还有一证。《资治通鉴》卷一一九景平元年条:刘裕死后第二年，徐羡之侄徐佩之与侍中王韶之、程道惠，中书舍人刑安泰、潘盛结为党友，“时谢晦久病，不堪见客。佩之等疑其诈疾，有异图，乃称羡之意以告傅亮，欲令亮作诏诛之。亮曰:‘我等三人同受顾命，岂可自相诛戮’”。坚决反对，事方作罢。此事说明，徐羡之对谢晦也不放心，佩之等不过是其耳目，所以佩之可以称其意以告傅亮，而傅亮也不怀疑;如果平时徐羡之常表示信任谢晦，傅亮就会肯定佩之的话是捏造。同时，徐佩之等人除王韶之均非著名的高门[65];而王韶之虽出自琅邪王氏却并非显赫的王导一支，年轻时并未从门阀特权中捞到多少好处，曾穷到“三日绝粮”。所以后来会投靠刘裕，奉命干毒死晋安帝这一极不光彩的勾当;而且又与琅邪显赫的一支王弘、王华存在矛盾，“惧为所陷”，深附结徐羡之、傅亮等[66]。他的命运已与复辟晋王朝相互抵触了。因而徐羡之、佩之等怀疑谢晦，实际上正是刘裕怀疑谢晦的继续。

这里有个问题:既然对谢晦不太放心，为什么要让他充当顾命大臣，相反刘裕的兄弟、同族却一个也没有呢?我以为这正是刘裕不同凡俗，高人一筹之所在。因为如前所述，到刘裕死前低级士族及刘裕诸弟、同族中有政治才干或文化素养的如刘穆之、刘道规等已先后死去，剩下的武将均不足以担当此任[67]，与其勉强把他们塞进顾命班子、随后被人轻易搞掉，不如从高级士族下层中挑选精明强干而又和新王朝利害关系一致的人，委以重任，使之感激涕零，竭诚效力，或许会更好一些。徐羡之、傅亮就是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被看中的。至于谢晦，虽然可疑，但比起其他第一流高门来又是最靠拢新王朝的;由于他们的社会基础深厚，政治影响大，顾命大臣中吸收一个这种类型的人，只要不放松警惕，恐怕只会缓和他们的消极、对立情绪，而没有坏处。因为谢晦“颇识机变”，檀道济或许就是刘裕为防万一，安排从军事上对付谢晦的人;这一着棋，后来果然发挥重大作用，但随着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其性质和刘裕原来估计的却完全不同了(见下)。

总之，徐、傅、谢、檀是经过刘裕深思熟虑，反覆斟酌定下来的。

为了充分了解刘裕的意图，还可看看他对王弘的态度。

王弘是王导曾孙，祖王洽，中领军(三品)，父王珣，司徒(一品)，因为是高门中之高门，很快当上刘裕的太尉左长史，宋国建，任尚书仆射，掌选事。在刘裕代晋后的封功臣诏中名列第二，仅次于徐羡之。但地位虽高，刘裕并不信任他。和徐、傅、谢一直被刘裕留在身边当顾问不同，王弘于义熙十四年(418)即被出为江州刺史[68]。永初三年(422)进号卫将军、开府，品秩第一，比檀道济、傅亮、谢晦高得多，但刘裕临死，却未予顾命。如果说是因为在外地(江州)，则檀道济时为南兖州刺史，也不在建康，可见关键不在这里。王弘之所以不予顾命，恐怕主要因为他一直按高门惯例，“平流进取”，对刘裕缺乏谢晦那样的忠诚表现;同时大概也因为刘裕不愿第一流高门在顾命大臣中占的比重过大。

把王弘的未预顾命和谢晦虽予顾命仍遭猜疑两件事联系起来，我们再一次看到刘裕对第一流高门的不信任和畏忌。同时通过他这一套中立、拉扰、利用高门的策略，可以想象，在安排顾命大臣人选上，

他该绞尽了多少脑汁啊!

历史证明，刘裕心血没有白费，以徐羡之为首的顾命大臣没有辜负刘裕的托付，他们立下的最大功勋便是:在纷乱的政治局势中，以极大魄力和胆略，废黜宋少帝，拥立宋文帝，从而使刘宋王朝转危为安，并建立于巩固基础之上。

宋少帝乃刘裕长子。由于刘裕本人是武将，“轻狡无行”，长期忙于战争和争权夺利，根本不懂也无暇顾及诸子之教育;加以老年得子，溺爱多于管教，所以诸子德才，以封建正统观念来衡量，多不合格[69]。宋少帝更为突出，史称“多诸愆失”。如“居丧无礼，好与左右狎，游戏无度”;“兴造千计，费用万端，帑藏空竭，人力殚尽，刑罚苛虐，幽囚日增”[70]。少帝的愆失又给了内外反对力量以可乘之机。当时北魏取临淄，围东阳，陷虎牢，“河南非复国有”[71];而江南根本之地会稽郡又有富阳孙氏之叛乱[72]。如果原来根基稳固，这种局面本来并不算很严重，或许不致酿成大变，无奈刘宋建国方数年，底子不厚，威信不著，在这时候，碰上这种君主，便不能不使“朝野岌岌，忧及祸难”[73]。作为顾命大臣徐羡之等人，恐怕还得担心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即对刘宋皇室并不心悦诚服之高级士族借机复辟晋室问题。《宋书?傅亮传》:“少帝失德，内怀忧惧。”忧惧什么呢?当时傅亮与少帝没有直接冲突，身家性命并未遭受威胁，无由为之担心，他忧惧的无疑便是和自己的命运已经紧紧拴在一起的刘宋王朝可能颠覆之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挽救刘宋王朝，也为了保住个人权位，徐羡之等经过一番策划，采取断然措施把少帝废掉，应该说这不但未辜负刘裕委托，恰符合刘裕顾命之基本精神的。所以《南史?宋少帝纪》论曰:少帝失德，“危亡不期而集，其至颠沛，非不幸也”。

但废了少帝拥立谁呢?徐羡之等的眼光还是比较远大的。按次序本该刘裕第二子刘义真继位。但史称义真“轻动无德业”。谢晦早就当刘裕之面评论他“德轻于才，非人主也”。对此刘裕并未提出异议，可见大体是符合实际的。正因此故，刘裕临死前对义真也有所安排:一是将他外调为南豫州刺史，以防争夺帝位;二是对少帝及徐羡之等人交待，义真“若遂不悛，必加放黜”。此语出自少帝尚未被废黜时

徐羡之等奏废义真疏。原奏说，此语乃刘裕“亲敕陛下，面诏臣等。„„至言苦厉，犹在纸翰”[74]。看来不可能是捏造，因为当时少帝犹在位，徐羡之等人决不敢把少帝没听到的话强加于他。

刘裕死后刘义真有没有悔改呢?丝毫没有。更严重的是他与谢灵运、颜延之、慧琳等人打得火热，“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75]。谢灵运乃谢玄之孙，第一流高门，原受从叔谢混“知爱”，后又给刘毅当卫军从事中郎(仅次于长史、司马)，无疑属于反对刘裕的势力集团。刘毅、谢混被杀，他虽未受到惩罚，但从此“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予重用。谢灵运大为不满，“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徐羡之、傅亮当权后，由于继续执行刘裕的策略，谢灵运权位没有得到改善，于是他便进一步兴风作浪，“构扇异同，非毁执政”，终于被出为永嘉太守，不得志，„„在郡一周，称病去职”[76]。对于这样一个刘宋王朝的异己力量，刘义真说当皇帝后要以他为宰相，徐羡之等怎能容忍?何况还要侵夺他们个人权位?至于颜延之虽无谢灵运那么多问题，也出身琅邪颜氏，是高级士族[77]，因被怀疑煽动义真与徐羡之等作对，出为边远的始安郡太守，刘义真要以他为宰相，徐羡之等当然也不能不反感，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徐羡之等对谢灵运、颜延之的压制，立即遭到高门的非议。谢灵运称病辞永嘉太守，“从弟晦、曜、弘微等并与书止之，不听”。颜延之出为始安郡太守，谢晦谓延之曰:“昔荀勖忌阮咸，斥为始平郡，今卿又为始安，可谓二始。”殷景仁也说:“所谓俗恶俊异，世疵文雅”[78]。殷景仁出身陈郡殷氏，是著名高门，他的话明显是在讥刺徐、傅。值得注意的是谢晦。他和徐、傅同受顾命，本该三位一体，互相支持，然而他关心谢灵运的进退，为颜延之鸣不平。他与谢曜、谢弘微给谢灵运的信，其内容虽已不可详知，以颜延之事推之，估计少不了要对徐、傅措施加以讥刺。这些说明谢晦第一流高门之烙印是何等之深，虽然他已成为刘裕的顾命大臣，决心为刘宋王朝效忠，但一遇到具体事情，便又会对一些持不同政治态度的高门表示同情，不自觉地站到了徐、傅的对立面。如果再联系前面讲过的谢晦受到徐羡之等猜疑一事，便可看到徐、傅与谢之间存在着不小的矛盾。

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徐羡之、傅亮下决心，不但废掉少帝，而且要设法不让义真继位。这不仅因为义真本人品德不够格，而且还因为他如果上台，加上谢晦等人之同情，谢运等人便有可能一步步爬上要位，掌握大权，后果将不堪设想。怎么办呢?徐羡之、傅亮大概抓住谢晦虽同情谢、颜，但当年又曾批评义真“非人主也”，害怕义真继位后会报复的心理，拉他共同决策，在废少帝前，利用少帝与义真的矛盾[79]，先废义真为庶人，后废少帝，并先后加以杀害。这样，少帝废了，义真当立的危险也消除了。大概以此为起点，徐、傅、谢三人的命运也就紧紧地拴在一起。后来宋文帝杀徐、傅，讨谢晦，晦上表辩解，对徐、傅推崇备至，一字未涉及彼此过去的矛盾以推卸责任，根本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总之，徐羡之等人在当时形势下，为了挽救刘宋王朝，废少帝、废义真，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听任少帝胡作非为，或让义真继位，刘宋王朝或许早已覆亡，即便晋室没能复辟，也会出现宋末后废帝、齐末东昏侯的暴政导致萧道成、萧衍篡代那样的局面。谢晦曾就此事辩解说:“废昏立明，事非由己。”[80]要说未考虑个人权位，那是瞎说，但重要着眼点是新王朝的长治久安，却是不错的。这从新君的选择上也可得到证明。少帝废后，徐羡之等最后选中、拥立了刘裕诸子中年龄较大，比较符合君主条件的刘义隆继位，是为宋文帝。《宋书?文帝纪》史臣曰:“太祖幼年特秀，顾无保傅之严，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禀君人之德。”又傅亮亦赞文帝是“晋文景以上人”[81]。“天授”云云当然是鬼话，但联系后来的“元嘉之治”看，文帝比较有才干却可以肯定。当时徐羡之等如果单纯从个人权位着想，不是不可以选立一个刘裕幼子，自掌大权(时刘义恭、义宣均十二岁，义季更小，见《宋书》本传)。正如谢晦所说，“若臣等志欲专权，不顾国典，便当协翼幼主，孤背天日，岂复虚馆七旬，仰望鸾旗者哉”[82]。应该说，这个辩解是有说服力的。当然，话又说回来，徐羡之等选立宋文帝也有其不得已之处。第一，宋文帝是刘裕第三子，按次序当立，越过他，必得提出充分理由。第二，更重要的是，废少帝前，为求第一流高门的支持，徐羡之等拉拢了王弘(见下)，而王弘之弟王昙首便是宋文帝镇守江陵的主要辅佐——镇西长史，如果越过

宋文帝不立，也无法向王弘兄弟交待。甚至可以这样推测，徐羡之等在拉拢王弘，废少帝、废义真之时，便已决心拥立宋文帝了。不过，无论动机如何，徐羡之等“废昏立明”，确未辜负刘裕顾托，刘宋王朝存在了六十年，和他们这一果断措施是分不开的。 三 然而徐羡之等把有统治才干的宋文帝推上皇帝宝座，使这一为高门所轻视的刘氏家族转危为安之后，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因为以他们(主要徐、傅)的出身经历来掌握大权，高门很不服气。琅邪王华所说徐羡之是“中才寒士”，傅亮是“布衣诸生”，就反映对他俩门第、官历的轻视。《南史?王秀之传》:祖琅邪王敬弘，“性贞正，徐羡之、傅亮当朝，不与来往”。亦是一证。又《宋书?蔡廓传》:征为吏部尚书，曰:“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也”。录尚书事徐羡之说:“黄门郎以下，悉以委蔡，„„自此以上，故宜共参同异”。廓曰:“我不能为徐干木(羡之小字，此处有轻蔑意)署纸尾也”，遂不拜。众所周知，魏晋以来录尚书事权极重，“职无不总”[83]。官吏任免是极重要的一项，岂能由吏部尚书独揽而不过问,怪不得有人不以蔡廓为然，批评他“固辞铨衡，耻为志屈”，“不知选、录同体，义无偏断”[84]。蔡廓曾与谢混等一起不登刘穆之之门(见上)，刘裕对他有戒心[85]，现在又给刘穆之的后任徐羡之出难题，只从不懂制度上怪他，远非要害所在。廓“博涉群书，言行以礼。„„朝廷仪典，„„(傅亮)每谘廓然后施行”[86]。“选录同体”之制他怎会不懂,很明显，就象当年不登刘穆之之门一样，蔡廓不过是有意炫耀自己门第高贵，表示对徐羡之的轻蔑和不合作而已。《宋书?王惠传》:出身琅邪王氏，蔡廓不肯拜吏部尚书，“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尝接客，人有与书求官者，得辄聚置阁上，及去职，印封如初时。谈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虽事异而意同也”。一个正面拒绝，一个消极怠工，其不合作的态度则同。

当然，从刘裕掌权以来，士族高门由于无能与软弱，虽不甘心，也不得不俯首听命。如无其他变故，他们也只得听任徐羡之等把大权继续执掌下去。然而当中出了少帝“失德”问题。本来他们袖手旁观。如果因此出身低微的刘氏家族垮台，他们只会高兴，在另一新王朝中定不会失去富贵。他们根本无意于用废黜少帝去挽救刘宋王朝。这一

冒极大风险之事，他们既不愿意干，也没胆量干[87]。但当徐羡之等干了，文帝上台后，他们却感到赶走徐羡之等人的机会到了。因为徐羡之等不但废除少帝、义真，而且杀了二人，这种“弑君”行径是攻击徐羡之等最冠冕堂皇的口实。他们达到了目的。宋文帝正是在这些高门的蛊惑下终于杀掉了徐羡之等人。

徐羡之等既废黜了少帝、义真，为什么还要加以杀害,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害怕夜长梦多，有人会复辟少帝或拥立义真[88]。第二，更重要的还是为了讨好宋文帝。因为在他们看来，留这二人给文帝登基后亲自处理，将使他处于困境:不杀吧，会影响他皇位之稳定，杀吧，以弟杀兄，有干礼教名分。所以不如由自己事先杀掉，除去文帝心病。用谢晦的话就叫“不以贼遗君父”[89]。《南史?傅亮传》:少帝废，傅亮去江陵迎文帝，“及至都，徐羡之问帝可方谁?亮曰:‘晋文景以上人。’羡之曰:‘必能明我赤心’”。这里“明我赤心”大概涵义有二:一是废少帝、义真之动机在于挽救刘宋王朝;二是杀掉二人乃为了给你新皇帝除去祸害。

当然，徐羡之等在迎立文帝前后为了保住权位也作了另一手准备:

第一，在宋文帝到京前任命谢晦为荆州刺史、都督，“欲令居外为援，„„精兵旧将，悉以配之”。同时檀道济仍镇广陵，与晦“各有强兵以制持朝廷;羡之、亮于中秉权，可得持久”[90]。

第二，文帝入京后，徐羡之要以宋文帝镇江陵时之主要心腹武将到彦之为雍州刺史，把他调开，“上不许，征为中领军，委以戎政”[91]。中领军统率皇帝的警卫部队。所以这一事件实际上是徐羡之等企图限制文帝力量，和文帝反限制的一场斗争。

第三，文帝即位后，按儒家经典，因刘裕丧事三年未满，大权仍交宰相徐羡之等掌握，实际上是为了稳住他们[92]。徐、傅也采取积极态度，元嘉二年，上表归政，“表三上，帝乃许之”。这是他俩企图表示自己并无野心，以求文帝宽恕，保住权位性命的一种手段。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了。第一流高门找到了赶走门第不高的徐羡之、傅亮，重新夺回刘裕平桓玄以来自己所丧失之大权的大好机会，是绝不会放弃的。《宋书?王华传》:与另一南土高门会稽孔宁

子，原为宋文帝镇江陵时属官，“并有富贵之愿，自羡之等秉权，日夜构之于太祖。宁子尝东归，至金昌亭，„„曰:此弑君亭(因徐羡之派人杀少帝于此)，不可泊也。华每闲居讽詠，常诵王粲《登楼赋》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骋力。出入逢羡之等，每切齿愤咤，叹曰:当见太平时不?”反映二人不遗余力地在造舆论，陷害徐羡之等人。由于此故，卷末史臣曰:“元嘉初，诛灭宰相，盖王华、孔宁子力也。”但如果深入一分析，就会发现，王、孔二人出力固然不小，然绝非主要人物。真正出谋划策，起主要作用的是王弘、王首兄弟，特别是王弘。

前面讲过，刘裕对王弘并不信任，临危也不以他为顾命大臣，但琅邪王氏各支的潜势力和影响比较大，当时已在官的有王弘、昙首、华、琨、惠、球、敬弘、淮之等，见《南史》各传。所以徐羡之等欲行废黜少帝这一大事时，便对王氏作了一个妥协，召弘入京(时弘仍为江州刺史)，“以废立之谋告之”[93]。加上檀道济，至少形式上由五人一起发动这次政变。当时王弘似乎并无任何异议，所以外人也以为“五人同功并位”[94]。这正是东晋以来第一流高门处理非常事变的一个特点。参与废立当然要冒极大风险，但少帝无能而徐羡之等掌握实权，成功的可能性大，这一份功劳何必推掉。何况如果拒绝或许立即会遭迫害。退一步讲，万一政变失败，主要风险也在徐羡之等人身上，自己只是附和者，罪责较轻;甚至还可用被胁迫参与为借口完全推卸责任。正因为王弘打着这一套如意算盘，所以后来当宋文帝的左右王昙首、王华陷害徐羡之等人时，他从其高门的本能出发，立即看风使舵，大概通过弟王昙首不但向文帝洗刷自己，而且可能还揭露了徐羡之等废立内幕，也许还包括原来五人商定如何对付文帝的策略(如以谢晦镇江陵，调开到彦之等)。由于史料阙如，以上所说当然只是一个推测，但绝非主观想象，是有以下蛛丝马迹为依据的:

第一，《通鉴》卷一二?元嘉二年条:文帝即位，徐羡之进位司徒，王弘进位司空，“弘自以始不预定策，不受司空，表让弥年，乃许之”。所谓不预定策，表面指不预迎立文帝之策，实际暗示不预杀少帝、义真之谋。王弘大概看到形势不妙，所以采用这一极其巧妙的推托罪责之法。后来谢晦在上文帝表辩解中攻击王弘说:“弘于永初

之始，实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让，自谓任遇浮浅，进诬先皇委诚之寄，退长嫌隙异同之端”[95]。所谓元嘉之让，即指此“退长嫌隙异同之端”，倒确是事实。王弘正是在“任遇浮浅”的借口下，巧妙地把废少帝、义真之责全盘推给徐羡之等人。这是王弘与徐羡之等决裂，进而落井下石的第一步。

第二，《南史?檀道济传》:“素与王弘善，时(弘)被遇方深，道济弥相结附，每构羡之等，弘亦雅仗之。”据上下文时间就在王弘让司空的这一年。可见不但王弘本人落井下石，而且连檀道济也被他拉过去提供材料。檀是掌握军权的，檀被拉走，徐羡之等人的命运便已决定。只不过王、檀勾结很隐秘，外人不知道，所以后来少帝、义真一案公开，徐、傅被杀，一方面王华等人还坚持要杀檀道济;另一面谢晦在江陵上表，也以为他“不容独存”[96]。殊不知檀道济为保住权位，早已把他们出卖了。

第三，《宋书?王昙首传》:徐、傅、谢被杀后，“上欲封昙首等，„„因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无复今日”。昙首推辞，事乃罢。所谓“卿兄弟”，当指王弘、王首和王华。有三个根据。首先，《宋书?王弘传》:元嘉九年死，文帝奖诛“三逆(徐、傅、谢)”之功，下诏首先增封王弘，其次追封王华、王昙首为开国县侯。上次没有生封，这次实行增封、追封，两件事是呼应的，可见上次应包括王弘。其次，《王弘传》又称，文帝将诛徐羡之等，“弘既非首谋，弟昙首又为上所亲委，事将发，密使报弘”。依此文，事先王弘对杀徐羡之等并不知情，更未出谋划策。然同传下文又称“羡之等诛，征弘为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给班剑三十人”。这就很奇怪了。按理，由于昙首之故，又非首谋，王弘顶多不受惩罚，为何反而加官、班剑呢,而且如前所述，王弘元嘉二年自以“不预定策，坚拒司空之授，那么这次如果也不预定策，照说对加官、班剑也不应接受，为什么却慨然拜领，毫不推辞呢,证以同传元嘉九年诏称杀徐羡之等人时，王弘、华、昙首“抱义怀忠，乃情同至，筹谋庙堂，竭尽智力，经纶夷险，简自朕心”，王弘肯定不是毫不知情，而是大大出了力，所以论功行赏时才会有当之无愧之气概。再次，王昙首与王华亲属关系较远(同曾祖)，如无王弘在内，似不得泛称“卿兄弟”;谢晦上

表“王弘兄弟”与王华并举，即其一证。

第四，《宋书?谢晦传》:为废杀少帝、义真辩解的上文帝三表，是在徐、傅已死，从江陵起兵时先后发出的。当时谢晦对京师杀徐、傅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但在此三表中担心檀道济“不容独免”，却肯定这一事件是“王弘兄弟”、王华等“奸回潜遘”，甚至说，“奸臣王弘等窃弄威权，兴造祸乱”，每表王弘均列在前面。由此可见，檀道济之背叛他虽不知，而王弘之出卖早已不是秘密，所以一见徐、傅被杀，便毫不迟疑断定王弘是主谋。

总之，在元嘉初年杀害徐羡之等人的重大事件中，王弘不是不知情，而是大大知情，很可能就是整个阴谋的幕后策划者，所以事成加官、班剑、增封，超过别人，只不过有的事干得很隐秘(如拉檀道济这关键的一招等)，历史上没留下材料，详情已不得而知。

徐羡之等顾命大臣的被消灭，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在一个高级士族日益腐朽无能而基础又十分深厚的社会里，由于腐朽无能，所以刘裕等人有可能从他们手中夺取大权，并建立起他们不很情愿事奉的刘宋王朝;然而又由于他们基础十分深厚，刘裕从一开始便不得不和他们作某些妥协;当徐羡之等人遇到难题时，为了挽救新王朝，也不得不拉拢他们，减少废杀少帝、义真的阻力。徐羡之等人本来以为此事王弘参与，不容反悔;宋文帝因此得了好处，坐上皇帝宝座;而宋文帝的主要辅佐王昙首、王华又是王弘之弟或从弟，投鼠忌器，旧账总不至于再算了。谁知这时的高级士族代表人物，治国经邦无术，争权夺利的阴谋诡计却很有一套。王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恰恰利用了王昙首对文帝颇有影响的地位，先来一个“不预定策”，洗刷自己;接着耍了一手釜底抽薪，把徐、傅的军事支柱檀道济暗中拉走，并且从檀那里进一步获取大量用以陷害徐羡之等人的材料，促使宋文帝下决心。而且很可能起用檀道济以制谢晦(见下)，也是王弘、王昙首的献策。这真可谓“筹谋庙堂，竭尽智力”。于是徐、傅、谢“三逆”之首级也就不得不献于阙下，而原来参与废杀少帝、义真政变的王弘也就成了惩办这一政变罪魁祸首的第一功臣。从此，“王弘辅政，而王华、王昙首任事居中”[97]。通过种种历史的机缘，第一流高门又从低级士族刘裕安排的顾命大臣手中，把失去的大权夺回来了。“百

足之虫，死而不僵”这句谚语，它的某些真理性由此再一次得到证实，何况晋末宋初的高级士族根本还没有死，只不过躯体变得越来越衰弱而已～

但是徐羡之等顾命大臣从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失败。因为通过宋初一系列斗争，给刘宋王朝带来覆灭危机的少帝被废黜，比较有才干的文帝登上了皇帝宝座;而且在搞掉徐羡之等人的过程中，以王弘为首的高级士族由于本身软弱无力，不掌握军权，为了争取胜利，不得不以忠于刘氏君主，痛恨“弑主”罪行的姿态出现，并大造舆论(如前述王华、孔宁子之所为)，进一步推崇文帝，倚靠文帝手中的军队(原为到彦之，后又加上檀道济)来压倒对方。而所有这一切，不以高级士族意志为转移地反过来又促进了宋文帝和刘氏家族统治的巩固。刘宋王朝因此脚跟站稳，东晋复辟或为另一王朝代替的可能性过去了。而这正是刘裕赋予徐羡之等人的使命，也是徐羡之等人力图完成的使命。不过这个使命不是径直地、单纯地，而是通过曲折复杂的形式最后完成的，这正反映了历史本身的复杂、多样，是不容许我们把它简单化的。从此，高级士族打消了别的念头，一心一意在这原来被十分轻视的刘氏家族统治下谋求富贵，保住家门。这也就是说，以王弘为首的高级士族从纸级士族手中夺回的只是相权、辅政权，而君权则恰恰相反，在这一次次斗争中进一步加强了。东晋以来相权压倒君权，实际高级士族独揽一切的日子再也回不来了。也正因如此，王弘兄弟好景不长，当宋文帝弟刘义康长大，得到信任，他们便不得不把从徐羡之等人手中夺回的相权拱手让出，“自是内外众务，一断之义康”[98]。这里浸透了高门甲族的悲哀，也反映了他们的没落无能，历史规律就是这样无情地开辟自己的道路的。

现在让我们附带看一下檀道济的下场。

《宋书?谢晦传》:“及太祖将行诛，王华之徒咸云道济不可信”，然文帝却“诏道济入朝，授之以众，委之西讨”。王华之徒不知檀道济早已暗中归顺，特别是他有卓越军事才能，非他不能敌谢晦(很可能是文帝、王弘先争取了檀道济，方敢杀徐、傅，讨谢晦的)，杀了他怎么能行呢,果然，在西讨中，宋文帝的心腹大将到彦之稍战即败，檀道济继至，由于威望素著，谢晦军队一听说他到来，“人情凶惧，

遂不战自溃”[99]。这件事本身就表明宋文帝、王弘高出王华之徒一筹。如果杀了檀道济，元嘉历史也许要向另一方向发展了。

平谢晦之后的十年里，在南北对峙中檀道济又屡败北魏军队，为刘宋王朝效尽犬马之劳。

但刘宋王朝进一步得到巩固之后，檀道济的历史作用也完成了，元嘉十三年(436)，连同诸子及心腹一并被处死。其原因除了彭城王义康和刘湛的构陷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文帝这时连年寝疾，害怕死后无人控制，檀道济会行篡夺。至于当年参与废杀少帝、义真一事，文帝在诛檀道济诏中虽未明确列入，但却提到“檀道济阶缘时幸，荷恩在昔，„„曾不感佩殊遇，思答万分，乃空怀疑贰，履霜日久。元嘉以来，猜阻滋结„„”[100]。所谓“空怀疑贰”、“猜阻滋结”，恐怕不完全是捕风捉影之词。刘裕的顾命大臣共四人，三个已处决，檀道济事先又参与了各项谋划及行动，尽管后来立功，但无论如何很难不忐忑不安的;即便本人不以为意，妻子、左右腹心也不能不忧虑，而形成一股“疑贰”之势力，使宋文帝、刘氏皇族“疑畏之”[101]，最后导致下决心除掉他。

檀道济的下场，可以说是徐羡之等三人被杀的余波。只不过这次杀害，主要已不是出于高级士族的挑拨、陷害，而是进一步巩固了统治的刘氏皇族自己的意思，是属于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性质。从此再没有一个异姓大臣、高级士族的权力、威望能威胁刘宋王朝，于是以宋文帝与彭城王义康的矛盾为起点，统治集团间的斗争主要转到君主与皇族、皇族与皇族之间进行了。 最后，还要明确一个问题，尽管经过东晋末年以来的动荡，低级士族与高级士族的多次较量，低级士族出身的刘氏代替了司马氏为帝，巩固了统治，但刘宋王朝的阶级本质和东晋王朝比起来，仍基本相同，即都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专政;并且同样由士族地主特别是高级士族垄断统治大权，着重保护高级士族的政治经济利益。只不过士族地主特别高级士族的构成上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即一些原来的寒门变成士族，一些原来的低级士族升为皇族和高级士族[102]。这些新成员的加入，多多少少延缓了封建士族地主的腐朽过程，给王朝的政策注入了一些活力，

这些都有利于南朝社会生产的发展。

[1] 主要为刘裕推翻桓玄楚朝，刘裕消灭刘毅及司马休之，刘裕代晋杀晋恭帝，徐羡之等人废杀宋少帝，宋文帝杀徐羡之等三人，以后又杀檀道济。

[2] 刘裕出身参看拙作《刘裕门第考》，载《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3]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三。

[4]王夫之:《谈通鉴论》卷十五宋武帝之二。

[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四“宋武帝胜魏晋”条。 [6]王夫之:《谈通鉴论》卷十五宋武帝之二。

[7]唐长孺:《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载《武汉大学学报》1959年第8期。

[8]《三国志》卷六《魏书?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 [9]见《三国志?魏书》卷十《贾诩传》，以及卷十三之《华歆传》、《王朗传》。

[10]《三国志?魏书》卷十《贾诩传》。

[11]《世说新语》卷上德行“管宁华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