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土改以前，很多地主的绰号都叫「某善人」？ 第2页

1927年5月中共临时顺直省委成立，北方局因为受到严重破坏而撤销后，在天津的顺直省委由中央直接领导，管理顺直地区（原直隶省和顺天府，即今河北和天津、北京两省一市的区域）党的工作，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打倒新旧军阀、建立红色政权的北方工作方针，1930年顺直省委改组重建北方局。在顺直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原天津地委改组为顺直省委直属的天津工作委员会，之后改组为天津市委1927.8-1928.11，天津特区委1928.11-1929.1，天津工作办事处1929.2-1929.4，天津市委1930.4-1938.9）,天津的革命斗争走出暂时的低潮，进入新的阶段。天津市五村农民反霸斗争就是这一阶段天津革命斗争的典型事例。

天津党组织正在当地几个大纱厂开展工运运动，负责人傅懋恭（又名彭真）经纱厂工人得知当地盐商“李善人”家族强赖佃权的恶行。

“李善人”家族是天津显贵“八大家”的后起之秀。李家的第一代李春城开始只是一个小盐商，太平天国时期，南方战乱，李春城冒险取官方的盐引到南方贩盐，打下家业。他供着四个儿子考取或捐买功名，有两个还放了大官，又花巨资仿苏州修了一个私家园林，称“荣园”。有人说这荣园比乾隆皇帝当年在海河边修的柳墅行宫（已毁，原址在现金阜桥东岸）还要好。民国初年，李家第二代和袁世凯、曹锟结了儿女亲家，在地方上也有官方职务。此时的李家可谓顺风顺水，除了盐业，还投资工商业，开纱厂银行药店米店，投煤矿，在天津的房产就有一千多处，清朝时李家还曾是“揽头”，替旗人经营土地，这时，这些土地都入了李家名下，仅河西小刘庄一片的土地就有15顷，与佃农的土地争端就发生在这里。

现在的李家后人在媒体上说，“李善人”的名号是清庭给封赏的，为表彰李家在老城东南角开粥厂，救济贫民的善举。实际情况是，李家财大，开粥厂等慈善事业确实是挑头的（也有说法他家在组织慈善中得利），但“善人”名号却是自己炒作的。当时李家雇一些知名艺人，把“冰窖胡同李善人”唱到戏曲里，加上李家老夫人信佛，李家做席时不吃鸭子，“善人”名号很快在天津就叫开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落败，“李善人”家失了靠山，被奉系狠狠敲了两次竹杠，为避免树大招风，第三代十兄弟选择分家，避入英租界，而且收入锐减。

这时，为了弥补亏空，李家开始打小刘庄土地的主意。小刘庄周围五村（小刘庄，小滑庄、东楼村、西楼村和贺家口），清初跑马圈地，五村农民沦为清朝贵族的佃户，之后给了佃农一些补偿：佃农有永租权，永不退佃，永不加租。清末和民国天津多次战乱，小刘庄附近农民依赖这个协议，尚可勉强度日。“李善人”家此时受当权者欺压，便转嫁压力，宣称“永佃不加租”协议无效，想赶走佃农，收回土地，改成雇工种地（雇农比租佃获利多，不仅不用养活劳力全家，还能直接干预农业生产），在1926年诉讼初审中获得法院支持。强行收田可称断人活路，附近纱厂的工人有很多是五村农户的子弟和亲属，一时群情激愤。

彭真决定指导这场农民斗争。傅懋恭在当地农民领导人甄元和家的三合院建立“国术馆”，实为农会总部，积极领导斗争和培养农会骨干，顺直省委成立后，农民反霸斗争直接由天津市工作委员会领导，1928年斗争达到高潮，大批农民和纱厂工人举行游行，揭露“善人”恶举，李家只得暂时服软。

1929年彭真被王藻文（顺直省委第二任书记）等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李家第三代李宝诜乘机多次企图反扑，一方面挑起多轮诉讼。在盐商的紧逼下反霸斗争在中共领导下再次达到高潮，1934年，五村农民连同附近裕元和北洋两个纱厂的产业工人6000余人包围天津高等法院示威，发布《五村佃农哀告书》，引发了全国的舆论注意，盐商的图谋被一一挫败。1935年彭真出狱后，担任天津工作组组长（领导天津市委和冀东、冀南特委），在领导天津的抗日就亡运动的同时，依旧关心五村农民运动进展。同年，李宝诜收买谦德庄流氓团伙强行驱赶佃户，在天津市委领导的农民运动打击下，图谋再次失败。

37年日本侵华，李家的盐业被停，银行被解散，因为市场凋敝，李家的工商业也走下坡路。但李家拒绝日本的利诱，死抓住亏损的煤矿不给日方使用，也不出任伪职。因为经济日紧，出让了不少资产，土地争端也暂时平静下来，之后有小的起伏。

建国后，李家选择与政府合作，让了地，将商铺与政府合营，并把已经破败的私人园林捐献给国家，该花园经修缮后改为公园，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将这件事讲给毛主席。毛主席提笔给取名为“人民公园”，意为昔日供资本家和富豪们游乐的园子，改而作为公园为人民服务，另一个隐含的意思，李家总体为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既然事情最终解决了，以前的那些不是，也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

如今的天津地委（市委）各历史阶段的旧址在平房改造中相继拆除，原仁爱里旧址展馆移展到山西路的天津建党纪念馆新馆，五村反霸的事迹我最早就是在那里看到的。人民公园是天津市的市级公园，公园内山水环绕，园内有游乐场和许多文化设施，市民悠闲地游园，当年李老太太念佛的祠堂改为圆通显密殿，再次香火缭绕，公园西南角的藏经阁改为三联书店，毛主席题字的“人民公园”在南门口牌坊上金光闪闪。出了南门一千米，是五村反霸总部的故地，原来的三合院在95年危房改造中拆除，周围都改为楼房，故址原地辟为街心公园，叫西苑公园，园内修有红顶四方亭。名为‘怀翁亭’，为纪念彭真而建，亭边有一个棵五六层楼高的臭椿树，已有百年树龄，是近代津门风云的见证者。

我在另一个回答里提到过：

《飘》，都看过吧？你觉得主角一家是善人吗？

那当然是善人。

但这不妨碍他们蓄养和使唤黑奴，是奴隶主。

奴隶主和“善人”的身份并不冲突。在远古时代，屠杀敌对部落时，留下幼崽不杀，充为奴隶，这就是善了。在封建时代，皇帝治臣子的罪，主犯斩首，无辜被连坐的留个全尸缢死，这也算作善了。在北美种植园时代，奴隶主们骑着马，挥着马鞭，强迫黑奴们种植棉花，晚上给奴隶提供一所马棚住下，每月给口肉汤喝，这都算作善了。

不过，各位觉得，他是“善人”，就不该把他所代表的阶层扫进历史垃圾堆，实现黑奴的解放吗？

他顶着“善人”的头衔，不妨碍他到奴隶集市去买卖黑奴，不妨碍他扒开黑奴的嘴巴看看牙齿，不妨碍他购买女奴给奴隶“配种”，不妨碍他豢养恶犬阻止黑奴逃脱。在当时，这都是天经地义的行为，不算作恶。在《飘》里，北军即将打过来让黑奴得到解放时，黑奴们的举动，反而要被视为“恶”了。

所以，善与恶，真的是绝对的善与恶吗？恐怕只是相对的善与恶，要看道德标准在哪，看法律准绳在哪，看社会当时的制度体系是什么。

很多人给民国和地主还有乡绅们翻案，嘴上说这个是善人，那个是“乡贤”。

这就如同现在给种植园的奴隶主们翻案：这个是富家公子，那个是楚楚动人的淑女小姐，还有善良可亲的种植园主大人……

可是，若是说得不客气一点：退一万步来说，他有一万个好，也抵不过他囚禁和强迫黑奴工作这一个恶。

这就是社会制度使然。

我们回到题目，切题地讲：土改之前的地主，他被称为“善人”，他善在哪？他可能大方地买下穷人家的孩子回家做工，他可能给包身工吃顿饱饭，他可能让包身工住在柴棚里，而不用和马跟驴子睡在一起。

但更先进的社会制度要到来了，更广泛的自由要到来了，劳动人民要住在瓦房里了。

他的善行，同样的行为一模一样地不变：买卖他人的自由权、让包身工住柴棚……这些行为原本可以叫作“善”的，在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道德准绳下，全部都可以叫作“恶”。

他是不是善人，重要吗？正如《飘》里的奴隶主，那些奴隶主们是不是好人，重要吗？

他是奴隶主，他买卖和强迫奴隶工作，这就够了。

那些给善人还有乡贤招魂的，恐怕本意也不在于他善不善，他更想招的，是可以蓄养奴隶的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吧。

再多说一句：

原题所引用的，所谓“善人”，是乡间称呼。就比如说，解放前你到山道上跑货，遇到一群土匪抢劫，你心中一万个MMP，嘴上还要说：各位好汉，小的无意间冲撞了贵宝地，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他真的是好汉吗？他那土匪窝真的是宝地吗？不过形势比人强，不得不服软。

所以我这回答说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当下，他自己真觉得自己是善人的，这种人，在新的社会制度到来时，他也应当和他的阶层一起退出历史舞台。第二种，是在当下还明确地作着恶的，不过形势如此，别人不得不服个软，称他一声善人。

这两种，且不说谁更可恶，都是旧制度的产物了，就让他们被彻底地埋葬了吧。

地主就像西方神话里的魔鬼，你和魔鬼做交易，也许可以救你一命，但牠会拿走你珍贵的东西，你活下来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凄惨了。

古代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农业体系非常脆弱的，产量低/无法抗拒天灾，动不动饿殍遍地、吃树皮、卖儿女都是常态。

我请问，在你家里没有一粒粮食，只剩几亩地一头老牛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只能把值钱的生产资料低价卖出去，卖给谁呢？地主呗。

所以一到饥荒，土地、牲畜、人口都会变得极端便宜，因为粮食的价格贵如黄金了。

那时候，粮食=生命权，谁握有粮食谁就是予取予夺的神。

所谓的地主都是手里有余粮的，在饥荒年景，就是一大笔购买力无限升值的储备资金，他们会拿陈粮廉价收购周围农户的人口、财产。

劳工价格降低到一把糠干一天——招募大量穷人，修房子起楼；（还可以对外说我以工代赈了）；
美少女价格从20元降低到20斤小米——买10个，当小妾和奴婢；
田地价格从10元降低到100斤小米——有多少买多少；

每次饥荒，都是地主实现财富升级的机会。

或者说，

每次饥荒，都是整个地区的财富、土地、生产资料朝地主手里集中的机会。

结果就是：富者愈富，贫者更贫；下次饥荒，贫者更惨，直到被淘汰（家族全灭）。

单次饥荒中，对于还有财物来交易的农民而言，你是失去了一切，但是获得了活下去的口粮啊。

《清季一个京官的日记》是清末京官李慈铭写的，此人特别喜欢在日记里记账，因此从这本书里可以窥见清末官员的消费与生活。
他有一次特别记录到：河南大饥荒，大量用于贩卖的人口涌入北京人口市场，人口变得特别便宜，于是他趁机买了两个美女当小妾，因为便宜拿了好货而沾沾自喜。这是典型的抄底行为。

以杨白劳为例，遇到饥荒，粮食颗粒没有，也买不起，只能卖掉喜儿活命，黄世仁一袋小米接手喜儿，转手40银元卖给人贩子；人贩子带着喜儿去北京又卖给京城批发商，60元；然后喜儿被窑子买走，80大洋。

这件事里杨白劳会怎么想呢？不卖女儿，是父女二人齐齐饿死；卖掉喜儿，自己能活，喜儿也能活（虽然不知道会不会被卖进窑子里或者被东家凌虐）；

而且患得患失、紧张的不得了的是杨白劳，他担心买家看不上喜儿，卖不出好价钱来，那样大家得一起饿死；那黄世仁就随便砍价呗。

你说交易后，杨白劳啥心情，只能抱着黄世仁的小米哭着叫：“您真是大善人啊！”

当然饥荒过去，杨白劳真的一无所有了，只能卖身为奴为黄世仁赚法拉利了，不过在那个世道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呗。

但是地主成为“善人”是有前提的：你得有值得抄底的有价值之物：田地、牛马、儿女、自己的力气等等；

若是你的东西他看不上或者你没有，你等着活活饿死即可。

现在不也这样，很多人寅吃卯粮入不敷出，找到一个快捷网上放高利贷的地方，还感激的喊人家爸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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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说我们那里的地主吧。

解放前，我们那里的耕地拥有十分悬殊。大地主有上千亩耕地，中农一户几口人有三十亩左右，贫雇农很少或没地。当时田地产量是一个成年人完全吃饱需要5亩地的粮食。地主不是黄世仁那样用恶霸行为，欺压长工佣人，逼得人卖儿卖女。他们的土地拥有是很多代人不断地从灾荒年破产的自耕农手里买来的。当时地主经营的方法是，耕地、种子、工具等所有生产资料都是地主家的，给地主种地的人付出劳动力，生产出来的粮食三分之二归地主，三分之一给种地人。

我们那里，地主家大量的土地不是使用黑恶行为从贫苦农民那里巧取豪夺来的，是在灾荒年通过资本优势以低廉的价格从破产农民手里买来的。地主家的长工一日三餐都是可以吃饱的，过年过节也会发福利。地主和长工只有贫富差距和雇佣关系，没有人格尊严上的差距欺压或人身控制。地主经营耕地的方式也是完全和平的状态下商谈好的。

地主有时候接济很穷的人，在饥荒年，多数人严重挨饿，地主开粥厂让所有穷人来吃，当然也不是免费的，地主会启用一些土木工程，让饥荒中的人干活换取食物和报酬，这种报酬当然不高。但是很多人不怎么好好干活，吃完粥就溜了的大有人在，地主也不追究。

当时有的人穷得很厉害，没有田地，没有房子，常年靠给人干活寄住在别人家里。有的人欠钱还不起，过年时就跑到外地，或者躲进家里柜子里。这些穷人，有的是种地破产的，有的是家里人有病有灾造成的，也有不勤劳造成的。中农常年也只能吃个半饱。当时大多数穷人对于地主的经营和生活方式没有觉得是不合理的，很多人认为是地主的帮助他们才能度过灾年。

我认为，我们那里地主经营土地的方式是类似一种没有任何政府调控和社会保障下的土地资本主义，地主和种地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人格上平等的雇佣关系，地主拥有大部分生产资料，种地人有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权利。这种耕地经营关系是一种完全的市场经营关系，劳动力价格是双方谈好的。同时，大地主由于拥有很多耕地，所以少数几个大地主就成了垄断甚至寡头，他们依靠土地资本的市场力量对于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有很大的议价权，灾荒年尤其如此（这种控制当然也不是完全的），所以会维持或者扩大贫富差距，而当时政府没有控制贫富差距扩大化的行为，更没有保障穷人不饿死冻死的行为。除了这些以外，这些地主拿出一小部分财产来接济穷人也是真的。

我觉得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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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他带恶人的人基本都没机会留下记录甚至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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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阶级是落后反动的，但人是呈正态分布的，哪里的哪个阶级也有好人。看到很多知乎说地主也是省吃俭用的，我只能说看来每个人都只能看到事物的一个侧面。

我姥姥祖上是相当大的一个地主，当时我姥姥还和当地国民党县长家儿子是娃娃亲。

当时家里好几进院子，其中整整一进是专门放货的，里边有数不清多少筐的花生、枣什么的，永远都有成缸的油、数不清多少坛的酒，在县城还有成串的铺子，根本没听过省吃俭用这一说。

我太姥爷就是当时远近闻名的一个大善人，每天都操心乡亲们谁家粮食不够了，谁家结婚没钱了，谁家小子挺聪明但没钱上学了，从来都是能帮则帮。前些年回老家，村里老人还提起他，感觉像是说什么久远的传说一样。大家印象最深的是每逢过节过年都拉出来十几辆大板车，上边都放上白面馒头，怕来要饭的吃着不好吃，居然还给馒头都刷上酱。所以慢慢流传出来：X乡东家不仅给白面馒吃，还刷酱。

家里长工更是没说他不好的，一提起来老东家都非常感激。

当时局势兵荒马乱，经常有不知道哪派军队过路，用家里人话说，不管哪家军队来了，你太姥爷都能糊弄的服服帖帖。有次村里的村痞恶霸带着不知道哪路军队回来了（估计是伪军），可能以前在村里被人看不起太久，回来要报仇，提着枪点名杀光一家人，谁也拦不住。我太姥爷过去给他说：孩子，你听你大爷一句劝，这家大小子、二小子是跟共产党干的，三小子是跟国民党干的，前几天刚骑大马村口过去，你今天把人家爹妈杀了，以后不管谁得了天下，你有活路吗？

这个村痞一听有道理，连声道谢，马上带人撤了。（看似粗糙，实则委曲求全加兵不血刃啊！）

抗日胜利后一年农历年前，我太姥爷把乡亲们都集合到家里，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账本全烧了，还主动提出来要把地分了，当时大家都觉得他疯了，简直是大善人到了一定地步。后来土改时候，只是分了分家里的桌椅床凳，加上在乡里威望高，乡里乡亲极力掩护，评了个富农。

现在想想细思极恐，当时国共内战，国民党还处在攻势。

建国后各种运动来了。

村里人依旧保护有佳，尤其是上边提到的差点被杀那户的三个儿子，大儿子已经是军队干部，二儿子回家务农，但是参加抗美援朝还立过功，在村里说话比谁都好使。每次村里运动前都通风报信出去躲一躲，实在躲不过去也就走个过场意思一下。当时我姥爷是一所中学校长，被打成右派回乡下，处境非常不好，也因为我太姥爷被优待处理。大跃进时候大家都没饭吃，但是村里人还是能帮我太姥爷吃上一口就吃上一口。

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太姥爷有文化，被市里聘去参与编县市志，又把一家人带到城里。如果把在20世纪的中国当地主作为一款游戏的话，这款游戏几乎是地狱极的难度，但我太姥爷不仅关关闯过，还最终变成城市户口，实乃地主界少有的人生赢家。

前些年我姥姥、姥爷想回村里盖房子，大家都非常帮忙。盖好之后很少回去住，就把房子让村里很穷的一家住，后来这家在院子里养了只羊，把院里的一棵果树苗给咬死了。村里人都背后骂他，当面躲着走。虽然这件事非常小，但村里人还是觉得老东家为人至善，咬死他家东西，实在是很不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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