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土改以前，很多地主的绰号都叫「某善人」？ 第1页

李利娟，又名李艳霞，女，河北武安市上泉村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做服装生意，曾是百万富翁，从1996年起共收养了118个孤儿。1996年，吸毒的丈夫把家里的300多万元败了个精光，李利娟与他离婚。离婚后，为了筹毒资，前夫竟把儿子卖了，她追赶到车站，看见儿子正跟一名陌生男人在一起。男人说孩子是他花7000块钱买的。李利娟花了8000，把儿子赎了回来。

为回馈社会，多年来，她一直坚持收养弃婴。

2011年时，李利娟就已入不敷出，不得已卖掉别墅，在原来的矿井边上，修建了"爱心村"。

2017年12月，李利娟被诊断出患有早期淋巴癌，但仍努力挣钱养活着这些孩子。

2006年，李利娟被评为感动河北人物。

感人吧，看后面

2017年12月15日，总投资1000亿元的格力·邯郸(武安)中原智能装备基础件产业基地举行开工仪式。迁移项目涉及到李利娟的项目，她带着不少人去阻工。

2018年4月3日，邯郸日报一篇报道也称，针对格力项目现场电力线路迁建阻工问题，武安工业园区主管领导多次召集有关部门，协调解决阻工问题，并与白家庄村北铁矿业主见面，解决探矿权问题，保证项目建设强力推进。

而李利娟名下的武安市鑫森铁矿，据天眼查显示，附带的矿业权人勘查开采许可资质证书中，勘查项目名称便是"河北省武安市白家庄村北铁矿"。

2018年4月21日，武安市行政审批局向她下达一份告知书。告知书中称，李利娟所办的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因没有在2014年至2016年参加年检，据此，将对这个"爱心村"作出撤销登记决定，并通知李利娟最终是否撤销，将在2018年5月4日进行的听证会后宣布。在2018年5月4日听证会上，武安市行政审批局最终作出了撤销登记决定。
对于该决定，李利娟并不认同，"一直到2013年以前，我都按时进行了年检，但在2013年以后，是他们告诉我说以后就不用年检了，他们说这是便民简化程序。"李利娟表示，自己曾在听证会上建议邀请证人，让证人证实自己的说法，但对方并未认同该建议。其女儿李丹说，接下来将申请复议，如果仍旧不能留住福利爱心村，他们最终可能会走诉讼的道路，"至少不能让孩子无家可归。"

刑事拘留

2018年5月4日，河北武安市民政局牵头，联合公安、消防、卫计等部门和午汲镇政府，对李利娟福利爱心村依法予以取缔。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将该福利爱心村内74名孤儿弃婴，先安置到部分乡镇卫生院，接受健康体检，再进行集中安置"。
鉴于群众举报爱心村收养被拐卖儿童问题，公安部门当场对福利爱心村内儿童采集血样和指纹，随后将录入全国公安机关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帮助他们寻找家人。为保障这些儿童身心健康，有关部门还安排了专业人员对其进行心理辅导。
2018年5月5日，公安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犯罪对李利娟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现已查明李利娟名下有各类银行账户45个，存有人民币20259846.75元、美元25500元。
2018年5月10日报道，又查获李利娟人民币现金1130000元、美元现金34000元。并在其住处查获医院诊断证明专用章和其他单位公章8枚，其中3枚已经认定系伪造的印章，其余5枚有待进一步鉴定。
经公安机关查证，李利娟已经涉嫌敲诈勒索罪、伪造印章罪、诈骗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等犯罪行为。同时，公安机关又接到多起有关李利娟其他违法犯罪的线索，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在外面，李利娟是知名全国的"爱心妈妈";在武安，很大一部分人称她为"痞子"。村里人视她的福利院为"禁区"，没人敢惹，并流传着很多故事。
"爱心村里的孩子都是李利娟亲戚家的，根本没有孤儿。"有村民说，她利用这些孩子，抢占了一名村民的铁矿，占了部分村民的土地。一位村民说，"占了我们的地，我们去种，李利娟认识黑社会，就找人打我们。"

2018年6月12日，涉案的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负责人李利娟情夫"许老大"已被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2019年5月13日，河北"爱心妈妈"李利娟等16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伪造公司印章、敲诈勒索、诈骗、职务侵占、故意伤害、窝藏一案，定于5月23日在河北武安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
2019年6月14日，河北"爱心妈妈"李利娟涉嫌犯罪一案，将于6月19日上午9时在武安市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该案原定于5月23日开庭，但在开庭前两天，李利娟书面解除了和两名辩护律师的委托关系。5月22日下午，她向法院提出，将另行委托辩护人 。

2018年5月5日，经过查证，武安市民建福利爱心村负责人李利娟涉嫌多起敲诈勒索犯罪、扰乱社会秩序犯罪，已被刑事拘留。李利娟名下账户有人民币2000余万元，美元20000余元，公安机关已查封，案情在进一步侦办中。

2018年5月5日晚间，记者从河北省武安市市长强延峰处获悉，李利娟爱心村被取缔后，孤儿弃婴将由武安市政府出钱解决，将会妥善处理所有孩子的上学就医问题。

2019年7月24日，李利娟及其男友许琪等16名被告人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印章、敲诈勒索、诈骗、职务侵占、故意伤害、窝藏等罪一案在河北省武安市法院开庭，李利娟一审获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

金庸在有自传性质的短篇小说《月云》里说：

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在宜官心底，他常常想到全嫂与月云在井栏边分别的那晚情景，全中国的地主几千年来不断迫得穷人家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千千万万的月云偶然吃到一条糖年糕就感激不尽，她常常吃不饱饭，挨饿挨得面黄肌瘦，在地主家里战战兢兢，经常担惊受怕，那时她还只十岁不到，她说宁可不吃饭，也要睡在爸爸妈妈脚边，然而没有可能。宜官想到时常常会掉眼泪，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传下来的，他爸爸、妈妈自己没有做坏事，没有欺压旁人，然而不自觉的依照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和方式做事，自己过得很舒服，忍令别人挨饿吃苦，而无动于衷。

金庸是比较有良知的，他虽然为自家父母辩护，认为他们没做坏事，但仍然承认，全中国的地主几千年来不断迫得穷人家骨肉分离、妻离子散。还有很多没有良知的地主后代呢，则连这点都不承认了。

正常，现在的企业家不也都搞点儿慈善基金弄个慈善家名号吗？

巧了，我太姥爷（姥姥父亲）的爷爷就是地主，就被称为“李大善人”。原因很简单，压榨佃户和长工没那么厉害而已，属于可持续压榨。比如过年会做豆腐和粉条给佃户长工们分，干活伤人了给点药，死人了给点奠仪等等。放到现代角度也就是最最基本的员工福利而已。佃户借钱比别的地主低那么一两分利息，然而就这，已经被称为善人了。

这都是善人，可以想象不是善人的地主什么样，土豪劣绅又是什么样。

客观的说，他的道德水准在那个年代已经不低了，然而善人也只能如此，他自己都只能逢年过节吃肉，小病一样靠挺过去，还能对佃户长工怎么善呢？

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很简单啊，教科书一样的话：生产力太落后。那为什么生产力落后，还是教科书的话：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啊！你想想，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单一地主财力有限，没办法大规模修缮水利，就没有更多的闲钱，就没法兴办教育，更没办法搞基础研究，然后就既没有先进技术，也没有足够的资金生产化肥农药，自然就是粮食产量低，收入低，没闲钱的恶性循环呗。

为什么要推翻地主阶级？就是因为这个生产关系太低级落后，地主自己都得不少干活才能填饱肚子的制度，要了何用？就算你是李大善人，王大善人又有什么用呢？

想工业化就得有积累，要么你去搞殖民掠夺，要么勒紧裤腰带，中国失去了殖民的机会，那就只有一条路，怎么勒紧裤腰带？还是教科书的答案：集中资源办大事啊！不把地主手里的钱集中起来，能办工厂，学校，修路，修水利？

然而中国的局势已经是积重难返，早就不是几个资本家靠赎买，投资就能完成原始积累的了，只有成熟的政治组织中央集权才能，所以又是一句教科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共产党带领人民去打土豪（把地主手中的沉淀财富挖掘出来集中），分田地（破除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建公社修水利（提高农业生产力以便养活工人），饿着肚子办学校扫盲班（普及基础教育，为培养高等人才和产业工人打基础），买机器建厂（用集中的资源开动工业机器）等等。

这就是共产党所做的，换句话说，如果地主们都主动把手里的积蓄集中起来，修水利，办工厂学校，不怕佃户跑去做工人，还要给他们行方便，然后给佃户长工们扫盲，子女入学……如果地主们都能做到这点，他们还有共产党的组织能力，还需要去革他们的命？

其实，地主本人有好有坏，有“善人”也有“土豪劣绅”，但这跟地主阶级的落后性无关。地主本人死活，也根本不是共产党最关心的问题，消灭地主阶级才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你死或者活对我来讲都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张麻子

实际上，打倒的地主没有血仇的，有几个送命的？要真是地主全整死了，知乎上咋这么多地主后代？

现在有些知乎小资，天天为地主喊冤，要我说不是反共的坏，就是脑残的傻，享受着共产党带领人民打破旧社会构建新社会，努力劳动的成果，坐在那里唧唧歪歪。

ps：虽然我信仰共产主义，但是本文根本没深谈劳动价值论，仅仅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明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共产党做的很多事都是本国资产阶级想做而没做到的），谈什么洗脑的喷子可以圆润的离开了。

———————4月11日补充答案———————

关于地主促进生产的问题。

首先，地主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佃租性地主，另一种是经营性地主。前者是类似于包租婆的角色，不论土地收成如何，都要收取地租，地租通常还不是比例收取，更多的是固定租额。后者是雇佣长工短工为主，地主支付固定的工资。在我国，农业生产力不高的地方多为前者，因为前者可以保证自己的基本收入。在生产力较高的地方，后者居多，因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收入。

土地改良增产有积极性的只能是后者，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农业资本家。

然而，有改良意愿不代表有改良能力。那时的中国跟机械化一点都不沾边，在火柴是“洋火”，蜡烛是“洋蜡”的年代，哪有什么机器？换句话说，单一地主的财力实在有限。而现代农业的发达，依托的是整个工业体系，这不是一两个地主能搞定的。

地主连水利工程都组织不起来，就不要谈机器了。

我觉得有些想当然的朋友可以看看老毛的考察报告，也可以去落后的地方体验一番，比如我所在的非洲国家，非常落后，当地普通首都人一个月收入也就600块钱，一根1.5米长的安卓USB线要50块钱，你觉得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什么概念？在一个纯农业国，机械是比房子和土地奢侈的多的东西。

最简单的，公社成立的时候，都说有几头牛，你听说过有几台农用机械的？那时牛才是主力！

老天几个月不下雨了，早稻欠收一半，晚稻种不下去。家里粮已经断了许久，一天三顿野菜，几个孩子瘦的皮包骨头，孩子他爷爷的新坟刚起来，妻子病得卧病在床，一阵呻吟一阵有气无力的干咳，怎么办？怎么办？大闺女12岁，地主家缺个捶背的丫鬟，让人捎话来说只要让大闺女过去，按个手印，就能换回半袋白面。大闺女也不用天天跟着自己吃野菜了。你说，天底下哪还能找到这么好的大善人？

地主的恶，未必需要做了具体的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