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国家的历史对中国有借鉴意义？ 第1页

冷战时期的苏联。

从2020年以来，我一直在观察美国对中国的种种动作。

我相信拜登已经宣布了一场新的冷战，连纳粹（美国）的消息人士都说这将是下个世纪的决定性主题。

而我也终于意识到，2021年今天的事件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与苏联之间事件的精确重演。

想一想：

我们都知道美国是如何资助、训练和武装塔利班的。

那么，美国在新疆也是这么做的。它将隶属于ISIS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除名为恐怖组织。这个有着残暴过去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组织现在是美国在中国的朋友。

美国及其傀儡国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抵制了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

我估计，美国及其傀儡国现在将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一种强有力的方式，虽然是象征性的，但却能摧毁一个国家的威信。

冷战期间，美国的策略之一是试图让苏联的经济增长停滞。这招果然奏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基本上是苏联经济严重停滞的年代。

我们现在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战；对中国官员和公司的四方制裁；对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中资机构的关闭；对新疆棉花等一些中国出口产品的直接禁止；对中国出国STEM学生的限制，以及对华为的遏制。

这一切的目的，都是想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每年6%降到比如1%到2%，最终降到零。因为如果中国停止增长，就麻烦了。我们的GDP还是美国的1/6。我们仍然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我们永远是一个遥远的2号，四面受制。

美国还助长了苏联内部的分裂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当苏联实行"民主"，让每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都可以选择脱离联邦时，最终成功了。

当然，我们早就看到了这种情况，香港、台湾、西藏、新疆，甚至内蒙古。我想不出有哪个国家的民族和政治让美国如此感兴趣。美国绝对是希望极力策划将中国分裂成几个弱小的政体。

媒体战。对苏联的宣传活动非常成功，即使30年后，我们大多数人一想到苏联，就会想到核威胁、西伯利亚的死亡营等等。

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新战争大约始于2017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80%是负面的。中国不再被描绘成一个国家。它的形象和苏联、朝鲜一样，只是一个邪恶的帝国。

这场运动也非常成功，比如，看看它对加拿大公众的影响。

美国卑鄙的总统罗纳德・里根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一直把苏联称为 "邪恶帝国"。他的目标就是要让这个国家崩溃，他成功了。

可喜的是，里根得了老年痴呆症，死前可能连自己排尿的能力都丧失了。

但在2021年，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纳粹人渣：来自阿肯色州的汤姆-科顿参议员。

如果你想确定我们现在正处于新的冷战中，请读读科顿参议员的新《中国报告》，这基本上是对中国的宣战。

"今天我将发布一份报告，标题为《打败中国，有针对性的脱钩和经济持久战》 这份文件详细介绍了与中国竞争的战略。"

"这个邪恶帝国捕食和监视美国人。它把无辜的人关在集中营里。它使用奴隶劳工来为它的工厂提供燃料。它剥夺了14亿人的基本自由。"

"我们需要打败这个邪恶的帝国--把中国，像布尔什维克一样，送进历史的灰堆。"

"但这次冷战将比第一次更复杂。中国比美国曾经面对的任何敌人都要富裕，人口也更多。"

"中国不是纸老虎，我们不能消极地等待它的崩溃。"

这种恶心的、泯灭人性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实在令人不寒而栗。他公然称中国为敌人，用恐怖的暴行宣传，用 "战争"一词来形容中美关系，还说美国的任务是让中国政府崩溃。在科顿的病态幻想世界里，美国基本上就是古希腊，而中国则是电影《斯巴达300勇士》中入侵的变异波斯超级恶棍。

美国官员现在似乎从来不会简单地把中国称为中国，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共产主义中国人"，或者"中国共产党"。

我记得就在几年前，布什和奥巴马时期，美国大谈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国握手言和，派公司到中国发财，还自称是中国人。但你看，中国的发展速度实在是太快了。2010年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中国的GDP从6万亿美元翻番到12万亿美元。到2020年，中国的GDP是14.4万亿美元。在美国人看来，中国超越了主人。而美国的笑容已经变成了露出獠牙的狰狞面孔。

美国的霸权一直是难以置信的混乱和血腥。而它的第一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种霸权。保持领先地位，不管谁受苦，不管有多少人受苦，不管随之而来的是什么样的混乱和破坏。

它现在公开试图设计中国的孤立、停滞和崩溃。对于这个目标，它甚至不声不响。它将试图对中国做它对苏联、对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所做的事情。

我能说什么呢？让我们亲眼看着中国真正对抗这个怪物，并把地球从它的魔掌中解放出来。

不仅是中国人希望看到美国全球霸权的终结。还有拉美人，中东人，还有很多人。甚至还有一些欧洲人。所有这些不幸的人，他们只经历了美国的噩梦，而美国佬却沐浴在美国梦中。

这不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这是一场正义对邪恶的战争。虽然在这种情况下，邪恶的力量总是通过其优秀的宣传机器来宣扬其道德上的优越性，这是纳粹梦寐以求的。美丽的美国，自由的国度，山丘上闪亮的城市，"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好莱坞、百老汇和拉斯维加斯。同时，过去215年72次血雨腥风的 "政权更迭行动 "很容易被人遗忘。

无论如何，中国都要打好这场仗，如果能最终打破这个怪物对整个地球的扼杀，全人类的未来将完全不同。

我们一定要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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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

前言

人们时常认为自己有预判部分未来的能力，这种自信通常来源于历史经验。

然而，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意味着历史都是不可重演的；那么经验的准确程度就来自于现实与历史的相似性，如果有着足够相似的背景、动机和逻辑，那么就有可能被大多数人所信服。

在经历了两年网上冲浪的洗礼之后，我选择逐步目光从臆想的高位撤下来，关注个人或者是与我处境相同的这个年龄群体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现实，经济大于政治。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各具特色，但又具备值得研究的相似性，上议员老师说过一段话，概括的很精辟：“思考东亚发展问题，看日本是提前预习，读韩国是随堂练习，识香港是中国卷附加题，品越南是巩固复习。”

个人没那个能力把每个国家都摸得门儿清，所以最近只看看日本相关的论文。我认为对中国草民来说，了解这个国家的某些事态远比揣测白宫的心思重要得多。

相似性

高柏（2006）^[1]虽然主要说明了中日发展模式的差异，但也指出了中日同属发展主义经济模式。

熊名奇，米运生（2010）^[2]认为：

日本的经济崛起历程与中国十分相似, 主要体现在 “贸易立国”, 即以物美价廉的商品为国家创造大量的贸易顺差；

日本 80年代的泡沫经济为目前中国的经济走向带来前瞻性的启示与借鉴的意义。过去日本曾经发生的问题, 很可能在我国出现, 有些甚至已经出现, 亟待解决 。

孙早，王文（2012）^[3]认为：

中日两国的相似之处表现为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与现阶段中国都积极推行外向型发展战略；

日本在 1985年到 1991 年间，以及中国在 2003 年到 2009 年间的经常项目余额占 GDP 比重均与同期美国经常项目余额占 GDP 比重之间呈现出反向变化关系。与美国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往往导致中日两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与美国产生摩擦；

实施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现阶段中国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的又一相似之处。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本币升值带来的资本流入，使得中国出现了与 20 年前日本类似的流动性过剩。房价的大幅上涨致使房价收入比居高不下^[4]，大量资金流向股票及房地产市场，使得资产价格暴涨，泡沫积聚；

在人口结构变化方面，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在当前中国同样存在。由于曾经实施“一胎化”政策，未来几十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将比日本在上世纪 80 年代表现得更为迅速；

在国家( 政府) 干预方面，中日两国也有着极为相似的传统和经历。日本的主流发展观强调政府在
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应实行集权发展主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就不曾彻底改变过。在经历了 30 年的市场化改革后，政府也有很强的宏观调控能力。

任浩冉（2014）^[5]认为中日之间在经济战略、政府主导方式、金融主导方式和企业制度方面存在相似性。

陆旸，蔡昉（2014）^[6]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他们认为：

中国正在经历与日本世纪年代相似的人口结构变化。中国在2010～2015年期间的人口变化特征与日本1990～1995年非常接近。从日本的经验来看 , 即使总人口还在持续增长 , 由于人口结构发 生了变化 ( 而不是人口总量 ), 其 潜在增长率也会直接受到影响。通过对比中国和日本的人口变化 特征及其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 , 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然，这些论文中普遍提到中日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阶段差异，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相似的表象下有很大的结构性差异，中国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是实现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彼时日本已经是一个十分富裕的国家，城市化现代化程度很高，而当时中国人均 GDP 还比较低，科技技术不是很发达，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还十分落后，中国还将经历长期的城市化进程，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替代率不断提高，这决定了中国经济不会步日本后尘。

当时学者做出的相对统一的结论或许可以作为当时对本问题的定论，也是当时中国主流意见采取的立场，即中国不会——至少不会马上出于和日本一样的原因而走向危机。但如今，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了将近十年后，在中国经济进入一种已经被定调的“新常态”^[7]中，我们完全有理由站在新的经济数据基础上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了。

总之，中国拥有大量富有的临近先发国家，可以低成本的获取技术、产业经验、资金甚至是贸易市场。例如通过进口日韩商品或者引进专家获取了先进技术和产业经验，而且日本可以提供大型的市场，通过投资渠道又获取了香港、台湾、日本等国的资金。中国以及现在崛起的部分东南亚国家，本质上还是学习日本当初设计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临近先发国家会通过贸易活动和经济交流，来传递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技术和产业经验等因素，而先发国的投资和产业转移也必然选择对位于本国的企业更有效的地区——往往是邻近国家，所以造成的结果是东亚、东南亚，以及最近的南亚的产业逐步变得趋同了。^[8]

前文已述，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在历史时间轴^[9]对比上存在相似性，尤其是日本作为先发国家，在各种进程上比以中韩为代表的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提前了几十年。中国当前的城镇人口比例相当于日本1960年代；中国当前的人口抚养比正在与韩国一样处于黄金时代而日本的黄金时代在1991年；中国的科技投入规模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而日本几十年前的投入产出的诺贝尔奖正在井喷。

这意味着，日本作为一个与中国存在相似性的先发经济体，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事态对中国的未来状态存在比其他几乎是任何国家都更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借鉴并不意味着完全因袭，中国经济显然存在着相对日本的巨大差异，但是身处其中的中国人至少应该有能力排除这些“噪音”寻找真正有价值的对比案例。

案例

a：人口结构变化与（区域）房价

赵杨，魏冉（2020）^[10]根据1975-2015年日本郡县级数据阐述了人口结构变化对日本房价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人口结构的自然变化对房价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其中人口结构高龄化对房价的负相关程度，从经济繁荣地区到经济萧条地区逐步增加，这显然是由于萧条地区老龄人口占比更多;除了最萧条的区域之外，出生率的提高对房价都起到显著的负作用，这种影响由繁荣地区到萧条地区递减，其原因是在发达地区抚养孩子的成本覆盖了当地居民的房地产需求。人口集中度（密度）在日本最繁荣的地区对房价起到了令人意外的负作用，其原因是日本政府的治理中心集中在以东京都为首的大都市区，通过各种发展战略将首都人口和产业疏散至周边，促进了城市商业和房地产的衰落。日本相对中国远为发达的房屋租赁市场，弥补了很多收入不足以买房的打工人的需求。

洗案例：

1. 中国城市化进程比之日本慢，因此这条经验需要排除中国人口正处于农村向城市高速转移的地区；尤其是区域内将长期存在迅速膨胀的大城市、且较少受到老龄化影响的地区，比如合肥之于皖北、郑州之于中原、成都之于川西。
2. 中国不存在如日本一般完备的房屋租赁制度，因而应该排除这方面对房价的降温作用。
3. 日本的城市-城郊通勤能力强于中国，应排除这方面对房价的影响。
4. 日本子女择校需求不及中国，对学区房和婚房的需求并没有像中国这样高涨，应在中国考虑到这方面因素的影响。

b：非正规劳动者与整体劳动者福利

郭云蔚（2020）^[11]利用日本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JILPT)于 2010 年发布的《关于多样化就业形态的实态调查》数据说明了日本非正规劳动者的扩大对企业内劳动者待遇水平的影响。

此前已有日本相关研究^[12]发现：

以非全日制劳动者为代表的非正规劳动者主要集中于批发、零售、餐饮与服务业 ， 。当企业工会影响力较弱时，职场中的非正规劳动者的比例较高。

另一篇论文^[13]指出：

关于正规劳动者与非正规劳动者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雇佣非正规劳动者较多的职场通常容易被认为不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因此雇主缺乏赋予其高工资的动机。正规劳动者被纳入企业部人事管理体系，其工资往往由年龄、学历、工作经验等因素共同决定，而非正规劳动者的工资与所在企业内部工资制度联系薄弱，其收入水平一般根据所在行业和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价格决定。非正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并非以相同职业的正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为基准，而是被假定为并非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其收入仅供补贴家用，因此其收入水平往往被压低至当地最低工资水平。

郭的论文指出：

1、非正规劳动者与正规劳动者的作用正在或者已经趋同。

从工作年数来看，正规劳动者的工作年限虽然显著高于非正规劳动者，但是非正规劳动者的平均工作年限也长达 8 年，说明非正规劳动者在职场中不仅是满足工作量变化需要的短期劳动力，而且是较为稳定地参与到工作过程中。在各种企业福利中，企业年金与公司宿舍、房租补贴的适用率最低。正规劳动者平均可享受 3.5 种企业福利，而非正规劳动者平均仅可享受 1． 26 种企业福利。对于非正规劳动者来说，奖金的适用范围最大，其次婚丧补贴与企业疗养有部分人可以享受。非正规劳动者中大约有 12% 的人以现场领班等形式加入管理层，可以看出非正规劳动者不仅仅是局限于固定工作内容的劳动力，更成为主力成员参与到职场中。将正规劳动者与非正规劳动者进行区分，也可以看到其各自所在的事业所的业绩之间并不存在较大差距。

2、增加非正式劳动者的比例不仅是救急手段，而且已经发展成为日本企业的一种常用的节流方式。

大企业中的非正规劳动者的比例要略高于中小企业。但是，在对平均值之差的检验中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值并不显著。
营业额增加与营业额维持不变的事业所雇佣的非正规劳动者的比例更高。回答营业额较 3 年前减少的事业所中雇佣的非正规劳动者的比例较低。一般而言，通常认为营收业绩不佳的企业出于现实困境需要雇佣较多的非正规劳动者来降低成本，但是该观点并未在本研究中得到验证。
在进行 Tukey – Kramer 多重比较之后，发现营业额增加与维持不变的企业之间非正规劳动者的比例并没有显著差异，但与回答营业额减少的事业所相比较高。这也说明营业收入增加的企业可能是通过雇佣大量低报酬的非正规劳动者起到降低劳动成本作用，进而获得更多的营业收入。

3、非正规劳动者的比例对全体劳动者的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相比个人收入较高。正规劳动者的增加会对全体劳动者收入水平带来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服务业中的整体工资水平低于非服务业。然而，在加入其他组织层级变量后，非正规劳动者的比例对个人年收入影响虽然有所降低，仍存在显著的负效应。
......
可以观察到正规劳动者与非正规劳动者相比，可以利用的企业福利种类要多 1． 62个。工会成员与非工会成员相比，可以享受的企业福利要更多。

从1980年代开始的日本雇佣关系领域改革已经深刻的影响了劳动力市场，正式职员“高福利、高收入”假设只是在与非正规劳动者进行比较中具备合理性，正规劳动者事实上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稳固。在非正规劳动者比例较高的企业中工作的正规劳动者，其在收入和福利方面的地位也愈发不稳定。换言之，非正规劳动者的扩大不仅带来了低收入群体的扩大，同时非正规雇佣作为企业压低劳动力成本的手段也抑制了其他劳动者群体的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

非正规雇佣规模的扩大导致了日本社会中低收入群体不断增加，成为拉大日本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正规劳动者内部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14]，并不是所有的正规劳动者都能得到理想中的全面保障。

日本政府已经发现并开始正事这种由非正式雇佣带来的贫富差异问题，但是在谈判中日本企业往往通过以“同工同酬”的名义变相降低劳动分配率，通过拉低正规劳动者的待遇水平实现所谓的“平等”，如日本邮政集团曾经与工会就改善正规劳动者与非正规劳动者之间的待遇差距进行过磋商。企业方面虽然同意对非正规劳动者发放年初勤务补贴，但是却提出要废除以正规劳动者为对象的住宅津贴制度。虽然对该项制度的调整时间在协商后达成妥协，但最终也有约 5 000 名正规劳动者的住宅补贴被废止^[15]。

c：人口结构及社会保障困境

王彦军（2016）^[16]研究了日本公共养老保障体系及其改革方案，指出了日本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的困境，并评述了其改革方案。

他指出：

1、对人口结构和变化趋势的长期乐观预期，指导了日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对养老保障体系的设计思路。

以公共年金制度为核心的日本公共养老保障体系在 20 世纪 70 年代基本形成，并不断扩充和完善。但是随着日本高龄少子化的日益加剧，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同时，日本经济自泡沫经济解体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财政收支状况恶化，国债负担率居高不下，现行依附于财政支持的养老保障体系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可持续性面临考验。
20世纪70年代正是日本人口结构的（前）黄金期，15 ～ 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 60% ，较大规模的现役在职人口成为公共养老保障体系坚实的基础。日本政府基于对人口形势的乐观判断，对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可持续运营充满了信心。

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出现了第一次生育高峰，即战后“婴儿潮”，1947 年日本人口总和生育率达到 4.54，1947—1949 年期间人口出生率在 3.3%～ 3.4%左右，总人口快速增长，至1967年，日本总人口超过了1亿人。195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有意识地通过“家族计划”控制人口规模，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1970 年后，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年代中期，日本人口生育水平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总和生育率基本维持在 2．1 的更替水平上下。如果这种生育水平能够一直维持，日本将保持静止人口状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对未来人口变动趋势的判断较为乐观，于 1974 年公开发表了《人口白皮书:日本人口的动向———静止人口》。
静止人口状态下，总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保持不变。理论而言，如果以静止人口为特征的人口态势能够长期维持，将成为日本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有力支撑。这是因为公共养老保障制度的本质是代际扶持，即现役在职人口通过保险、赋税等方式来缴费，赡养退休人口，这种制度要以现役人口与退休人口的合理比例为基础条件。如果二者比例合理且稳定，现役人口负担较轻，制度可持续性才能实现;反之，如果二者比例失衡，退休人口比重过大，现役人口负担会过重，收支不平衡将会加剧，制度运营难免出现困难。

——插一句，日本政府的这个态度不禁让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篇国内论文（2014）^[17]，这篇论文把中国人口在2011-2050年之间的自然增长率设定在1.6-1.94之间。

2、日本人口结构和变化趋势的迅速改变直接形成了对日本社会保障支付体系的根本性威胁。

但是此后日本快速进入少子老龄化阶段，生育水平持续下降，20 世纪70年代后半期，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90 年代以后长期保持在 1.5 以下，同时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老年人口快速增加，这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也同步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大幅上升，老年抚养比快速上升，破坏了公共养老保障体系赖以维系的人口年龄结构，对公共养老保障体系形成了巨大冲击。
2014 年日本总人口为 1.27 亿人，老年人口所占比重达到 26.1% ，少年儿童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分别为 12.8% 和 61.1% ，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根据日本有关研究机构的预测，日本少子老龄化的趋势仍将长期延续，至 2060 年日本老年人口比重将高达 39.9% ，少年儿童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将分别下降至 9.1% 和 50.9%。

3、人口结构性问题带来的养老金短缺事态构成了日本在该问题上的背景，日本社会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寻求最优结果。但即使除去人口问题带来的结构性困境之外，该体系同样存在两个缺陷。

（1） 年金制度高度依赖财政补贴

目前在日本中央财政中，对国民基础年金的补贴额度达到给付额的 1 /2;对各种医疗保险的补贴额度根据保险种类不同有所差异，对参保人数最多的国民健康保险的补贴比例占给付额的41% ～ 47% 。
根据日本财政省一般财政决算数据计算，2014 年日本社会保障相关支出达到301，709亿日元，占一般财政支出的 30.5% ，社会保障相关支出中近一半用于支付国民年金补贴。

（2） 养老保障体系加剧了代际利益冲突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呈现出不断减少的趋势，2014 年日本经济活动人口为 6 587 万人，虽然出现了连续两年的增长，但仍比 2007 年减少了 97万人 。
同时，65 岁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大幅增加，2013 年达到 3207 万人，这意味着平均 2.46 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 1 个老年人。而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个比例还将进一步降低，2060 年将达到 1．28 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 1 个老年人。

同时，日本非正式员工增加，收入稳定性下降，缴费能力下降。日本自营业等非雇佣就业者按月定额缴费，而受雇员工则按收入的一定比例缴费，因此就业模式直接影响到参保人员的缴费额度和整体保费收入。
1990 年，日本受雇员工总数为 4369 万人，其中正式员工为 3488 万人，所占比重为 79.8% ，非正式员工仅占 20.2% 。而 2014 年，受雇员工总数为 5645 万人，其中正式员工为 3291 万人，所占比重降至 62.0% ，非正式员工所占比重则上升至 38.0% ，比 1990 年大幅上升了 17.8 个百分点。

代际分配不公平还导致现役世代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前景悲观，缴费率下降。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国民年金缴费率基本维持在 80% 以上，但 90 年代以后缴费率大幅下降，2002 年降低至 62．8% 。从缴费人口的年龄结构看，未缴费人群主要集中在年轻人口，以 2013 年为例，缴费率最低的为 25 ～ 29 岁年龄段人口，仅有 49. 88% ，其次为 30 ～ 34 岁，为 51．15% ，49 岁以下人群的缴费率均在平均水平之下。

4、该论文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来解释人口结构性问题与社会保障完善的关系。

但鉴于该解释思路在知乎上已经受到了专业人士的质疑，因此我选择把王的逻辑贴在这篇想法里而不是放在本文中：

“在传统代际利益模式下，家庭作为基本单…

5、在这种长期的压力下，日本政府终于选择通过改革来缓解社会保障机制的各方面问题。

2012 年日本政府出台了《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草案》，其主要目的在于进一步稳定财源，提出 2014 年将消费税率提高到 8% ，并最终达到 10% ，增加的消费税收入将全部用于支付包括年金、医疗等在内的社会保障费用。这次改革引进了“瑞典模式”，是从当前的代际扶持模式逐步向全社会共济模式转变，通过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加大财政对养老保障给付的负担比例，降低对保险费收入的依赖程度，实现从保险模式向税收 － 财政模式过渡，即缴费群体从现役在职人口扩展到全部人口，从依赖于部分人口群体转变为所有人口共同承担，缩小代际间及代际内的不公平，构建“全社会共同应对型”社会保障制度。

这种制度改革仍是应激性的和不全面的，且受制于老年民意和政策刚性，继续推进改革的难度巨大。

就先写这么多吧，2021.4.29，下次读相关论文的时候再更新，想看更新建议追更和收藏，不然木有正反馈啊。

另外，评论限制不是我设的（ ）

参考

1. ^ 高柏.新发展主义与古典发展主义——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的比较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01):114-138+0.
2. ^ 熊名奇,米运生.日本泡沫经济与中国当前经济对比分析[J].商业研究,2010(12):87-91.
3. ^ 孙早,王文.中国正在重蹈日本的覆辙吗——一个基于经济学文献的比较分析[J].经济学家,2012(04):95-104.
4. ^ 中国房价收入比偏高的一个可能原因是，该指标的分子和分母都有严重的数据问题。分子所使用的平均房价主要是基于新建商 品房的销售均价，而没有按房产质量和地段进行调整，分母的问题更严重，即购买住房的并不是拥有平均收入的家庭。
5. ^ 任浩冉. 中国经济是否会重蹈日本经济覆辙：中日之间的比较分析[D].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4.
6. ^ 陆旸,蔡昉.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比较[J].世界经济,2014,37(01):3-29.
7. ^VW001.014 习近平论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2年11月8日至2013年12月31日） 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11467906736556228277&item_id=11467906736556228277
8. ^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17451473/answer/1200117135
9. ^ https://www.zhihu.com/pin/1363900798083235840
10. ^ 赵杨,魏冉.人口结构变化对日本房价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J].现代日本经济,2020,39(03):54-64.
11. ^ 郭云蔚.日本非正规劳动者的扩大对企业内劳动者待遇水平的影响[J].现代日本经济,2020,39(03):81-94.
12. ^ 本田一成． パートタイマーの量的基幹労働力化［J］． 日本労働研究雑誌，2001(494):31 － 42．
13. ^ 森ます美． 日本の性差別賃金―同一価値労働同一賃金原則の可能性［M］． 東京:有斐閣，2005．
14. ^ 如限定正社员等制度，由于将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地点、时间等指标的其中一项限定，因此虽然 名称仍为正规劳动者，但其收入往往低于一般正规劳动者。
15. ^ 土屋亮． 正社員の待遇下げ格差是正 日本郵政、一部の住居手当廃止へ［N］． 朝日新聞，2018 － 04 － 13．
16. ^ 王彦军.日本公共养老保障体系困境及改革方案评价[J].现代日本经济,2016(02):77-86.
17. ^ [1]陆旸,蔡昉.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比较[J].世界经济,2014,37(01):3-29.

如果相信高层的智慧，那么这个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

2006年有部著名的纪录片叫做《大国崛起》（当时在C站2套播放，现在在B站上也能看到全集），基本全国中小学生必看，老师各种推荐，里面讲的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和美国这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崛起和衰败。

《大国崛起》的重点，是在探索历史规律的过程中，找到如何作为后发国家实现稳妥而彻底的和平崛起的方法，并为改革和创新摇旗呐喊（为政策建立理论依据以及面对国人的科普向的政策解释），增强中国自身的道路自信，给自己励志鼓劲儿，即“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一步寻找镜鉴”，“让历史照亮行程”。

所以它本质上是一本对所有人公开的学习笔记。

但这是从国家的角度。

如果是从个人角度，个人感觉重点看日韩和苏联的近现代历史，或许越了解越有既视感和代入感，有些东西甚至可以提前预判，因为客观规律不会因国家的不同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