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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骑兵(含骑射手)打什么年代的西方军队就比较吃力了?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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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部落的骑射手骑射战术的战斗力其实经常被高估。

首先,游牧部落的骑射手装备普遍较差,铁器严重缺乏,盔甲、刀枪都要比定居民族的要差,只有弓箭的制作水平较高。

其次,游牧部落往往纪律性差,互不统属,各路部落首领挂靠在某一可汗的旗下,有油水可以捞大家一块上,碰到硬骨头,谁啃谁傻逼,打了败仗,反正俺们六条腿几匹马轮换逃得快,谁想断后送死大家精神上支持。胜则躁进,败则涂地。和纪律严明的正规骑兵作战其实基本上都是会失败的。

最后,由于武德过于充沛,常常会侧漏,自己人之间经常为了一群牛羊或者战利品或者一块草场打起来,内讧频繁,很容易被敌人收买。

游牧部落战术的精髓在于机动性和突然性。对着敌人防御薄弱的后方大肆杀掠破坏敌人后勤供应,不断骚扰敌人翼侧,乘敌人懈怠不注意的时候发起突然进攻。

骑射一般都是轻骑到敌人阵前大约二三十米的地方射箭,再远的地方射箭杀伤力有限。理论上百步穿杨是可行的,但是能够做到的人百里挑一,而且射了几箭以后人就累的不行了。


罗马和帕提亚的战争中,一开始罗马人没有见识过这种战术,克拉苏惨败全军覆没。等到罗马人对于骑射战术熟悉以后,很快就摸索出了克制的办法,组建了轻步兵,使用弓箭和标枪,在军团重步兵的掩护下保持队形(这一点极其重要)和帕提亚人对射,骑射手和轻步兵对射根本占不到便宜,除非骑射手拿起刀枪发动冲锋,可是罗马人还会在地上到处扔铁蒺藜来迟滞帕提亚人骑兵的冲锋(这招欧洲人一直用到近代),等到帕提亚人攻势衰竭以后,再以纪律严明的军团步兵和骑兵配合对其指挥中枢发起致命冲锋。帕提亚人和罗马人的近两百年征战中,其实帕提亚是处于下风的,首都泰西封几次被攻陷。

总体来说,游牧部落骑射手和西方的军队一直是有来有往。

十字军东征时期,十字军的后方翼侧永远被穆斯林的骑射手骚扰,不胜其烦,如果某个伯爵男爵忍不住一路追击,不小心追进了山谷,那么就只能GG了;而十字军如果在比较狭窄的战场上捕捉到穆斯林军队的主力,铁甲骑士一个冲锋,穆斯林军队就立刻土崩瓦解了;狮心王在行军作战中始终注意保持队形,弓弩手和长枪兵下马骑士混编,严禁无脑冲锋,萨拉丁的骑射手始终拿十字军没有办法,而狮心王也始终在海岸附近徘徊,后勤由热那亚人保障,从来不敢让自己的军队深入内地,大家事实上打了一个平手。

蒙古西征其实并不是光靠骑射手,蒙古军队是当时世界上军纪最最严格的,除了轻骑兵还有不错的重骑兵和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攻城武器,蒙古将领们经验丰富,作战指挥周密,各级将官严格服从命令,再加上游牧民族特有的长途越野生存能力,所以打遍欧亚大陆。

但是,蒙古人的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太多时间,很快蒙古人也逐渐腐化战斗力削弱。阿音扎鲁特战役失败以后,伊儿汗国在和马穆鲁克王朝的几十年战争中始终没有占到便宜。

14世纪以后金帐汗国与东欧国家的疆界基本上就大致定了下来,鞑靼人已经不能够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攻城略地了,只能保持对俄罗斯各公国的宗主权和南俄草原的占领。金帐汗国的札尼别汗被弑杀以后,开启内讧模式,但是鞑靼人仍然依靠骑兵机动性在辽阔的原野上到处掠人为奴。

事实上,光靠骑射手,只能够进行骚扰,解决战斗关键还是要靠重骑兵。在西欧战场一般比较狭窄,多障碍物,不是特别适合轻骑兵作战,但是在相对干旱的东欧大平原上,从德涅斯特河到乌拉尔河,视野开阔,地势平坦,非常适合蒙古、鞑靼骑兵机动作战。

1380年库利科沃战役,莫斯科大公国为此准备多年,还赢得很艰难,3年后新的金帐汗脱脱迷失大军开到,莫斯科大公国失败再度称臣。

100年后的金帐汗阿合马已经不敢独自进攻莫斯科了,眼巴巴地在莫斯科郊外的乌格拉河边等立陶宛的援军,等不到就只能走为上策。20多年后末代金帐汗被克里米亚人所杀,金帐汗国彻底灭亡。

金帐汗国虽然灭亡,但是分立出来的几个汗国,克里米亚、喀山、阿斯特拉罕、诺盖、西伯利亚还都有一定实力,最强的是克里米亚汗国,16世纪几乎每年从波兰俄罗斯摩尔多瓦等国捕获上万人卖为奴隶,死者更多。

1572年克里米亚汗德夫来特·格来乘俄罗斯政局不稳,攻陷莫斯科,俘虏了15万人,整个莫斯科尸骸满路。但是当沙俄的政局稳定之后,德夫来特·格来汗纠集了更多的鞑靼骑兵想再度攻打莫斯科就注定要失败了。

这个时候,火绳枪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虽然操作复杂,但是能够在100米的距离有效射穿盔甲。一群看上去又蠢又笨的家伙训练几个月后可以轻松杀死身经百战、苦练多年的骑射老兵,火绳枪兵和长枪兵混编,互相配合,游牧骑射手不论在远程射击还是贴身肉搏都处于下风了。而波兰人的翼骑兵或者是hussar已经能够在野战中依靠列队冲锋轻易击溃纪律涣散、装备粗劣的鞑靼人了。

差不多同一时期,叶尔马克远征西伯利亚汗国,800哥萨克把古楚姆汗的上万鞑靼人像撵兔子一样完爆,如入无人之境。虽然古楚姆汗依靠民众支持,打出伊斯兰圣战旗帜,最后靠游击战打死了叶尔马克,但是再也无力抵挡沙俄的第二次进攻。

这一时期的俄国,虽然能够在正面击败鞑靼人,但是毕竟疲于应付,仍然需要建造长城来防范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入侵。伊凡雷帝时期,沙俄在图拉、梁赞、别尔哥罗德、沃罗涅日等当时的边境地带都建造过长城,来抵御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入侵。

到了17世纪,欧洲的枪炮技术和方阵战术越发成熟。土尔扈特部骁勇善战不屈不挠,一路西迁打败了鞑靼人、哈萨克人、巴什基尔人、诺盖人。在1643年土尔扈特汗和鄂尔勒克集中了整个部落的兵力围攻阿斯特拉罕,但是仍然在俄军的枪炮下惨败,和鄂尔勒克战败阵亡,土尔扈特部被迫向沙俄称臣。

1648年开始的乌克兰哥萨克大起义中,克里米亚鞑靼人乘着乌克兰哥萨克大举反抗波兰人的机会,被乌克兰哥萨克人请来当援军,乘机在乌克兰大肆掠奴,这以后克里米亚鞑靼人再也难以做这样的大买卖了。

就在雅克萨战役前,沙俄两次攻打克里米亚汗国。克里米亚鞑靼人根本不敢还击,只能放火烧毁草原,退守克里木半岛入口处的彼列科普要塞,依靠奥斯曼土耳其的帮助,用城墙壕沟大炮来防守,虽然俄军的进攻最后因为后勤补给问题而失败,但是攻守之势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乌克兰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哥萨克人实力越来越强,在大篷车的掩护下,哥萨克人也能够依靠火枪和长矛在空旷的草原上打败鞑靼人了。到了17世纪后期,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奴隶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到了18世纪,燧发枪、纸壳子弹、刺刀普及以后,鞑靼人彻底没有了任何优势。不论是远距离射击还是贴身肉搏,都被西方军队完爆。1735—1739年的第四次俄土战争中,俄军强行穿越了沼泽地带,攻陷彼列科普要塞,在克里木半岛扫荡了一圈。鞑靼人的骑射手只能远远地跟随,偶尔骚扰一下也是伤亡惨重,再也不能对西方近代化的军队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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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火力密度的差异,步兵不被冲垮的话骑兵是永远打不过步兵的。骑兵与步兵交战的变数,不是骑兵有多强,而是步兵有多弱。

而近代西方也有纪律性不行,总被冲垮的军队。别忘了,机枪出现前只是步兵变强了,骑兵并没有变弱。不管蒙古骑兵有多水,欧洲总还是有一冲就垮的渣渣步兵的。。。。。

所以,如果遇见被一冲就垮的德意志小邦军队(当年德意志军队的名声可以参考现代阿拉伯)。怕是到德意志被普鲁士蛮子篡国之前都能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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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近代军队打败传统军队的问题,和士兵个体战斗力水平关系不大,近代军队战胜古代军队更多是军队组织上战胜了传统军队。何况,蒙古骑兵横行的时代那都什么年代了,拿破仑那都什么年代了?真以为17世纪以后那些穷的吃不上饭的武装牧民能类比12世纪横行的蒙古帝国??斗兽棋也得按照基本法呀,你咋不让秦军去打有导弹和原子弹的PLA呢。这种明显反智的提问竟然还能有讨论的价值,可见楼里的那些人本质上也是小学生的思维。何况,你提出的问题在语法上就有毛病,强行提出单拿一个兵种去挑战某个时代的军队的问题.................................。这是人干的事?


user avatar   he-miao-11-58 网友的相关建议: 
      

好久没上你乎了,我来强答一下。其他答主说的东西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我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为什么知乎上许多人认为日语引进大量外来语是负面的,是否和母语是汉语有关系?

答:是。

问:为什么?

答:因为汉语长期是“上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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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关双层语言、上位语、下位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把维基上diglossia的定义先抄下来。

In linguistics, diglossia (/daɪˈɡlɒsiə/)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two dialects or languages are used by a single languag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o the community's everyday or vernacular language variety (labeled "L" or "low" variety), a second, highly codified variety (labeled "H" or "high") is used in certain situations such as literature, formal education, or other specific settings, but not used for ordinary conversation.[1] In most cases, the H variety has no native speakers.

简单地来说,diglossia就是“双层语言”,在一个社区中有用于书面、文学、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上位语”H和用于日常口头交流的“下位语”L。上位语是官方的、用于教育的,因此,上位语总是在通过知识分子和政权机构影响着下位语。单就词汇来说,上位语的词汇总是大量涌入下位语中。

在古代历史上,各个文化圈都有各自的上位语,例如欧洲的拉丁语、希腊语;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佛教文化圈的梵语、巴利语;而在东亚文化圈,上位语则是汉语,或者说是文言文。

上位语有这样一些特点:

1. 上位语长期用于书面、科技、政治、教育等与权力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而上位语带有官方、正式、有文化、先进等色彩。

2. 新的学术成果或者政治行为等等概念往往先用上位语表达,再向下位语传播。

3. 在封闭的文化圈内,新的概念用上位语表达时,往往没有可借鉴的词汇,因而倾向于使用上位语本身造新词。

4. 如有来自其他语言,特别是来自其他文化圈的借词,下位语往往是通过上位语辗转借入。

II. 作为上位语的汉语

好了,我们回来看汉语。虽然汉语在历史上一直有文白脱节的问题,但是汉语作为整体是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直到近代,其上位的语的地位依旧有很大惯性。典型的例子包括:日本近代翻译西方的概念时是用汉字造词,这实际上是在用东亚文化圈的上位语(当然汉字已经被日本“内化”)在造新词或古词新用,以对应欧美文化圈的文明成果;越南很多外国的国名是按汉字读的,如俄罗斯叫Nga,是来自Nga La Tư,即俄罗斯,但这个词俄-蒙-满-汉-越一路而来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汉语汉字词是上位语,通常它是第一手的概念载体,即使是在翻译中,它是第一次译文,所以它在同一时代大批量借入同一种非汉语言词汇的情况很少。当然,汉语依梵语借入的佛教词汇是另一个情况,因为在佛教领域,梵语才是上位语。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附加结果。因为汉语有上位语的优势,这使得很多汉语母语者或者东亚文化圈的人士感觉借词,比如日朝越借汉语词,是文明不够发达的表现,而汉语因为是发达文明的载体,因此借词很少。在你乎上,有一次讨论数目字“万”,我说这个词搞不好是突厥语等北方草原语言的借词。我猜到有人会反对,但是没想到反对的意见是:汉文明如此发达,数目词不可能是借词。其实,在这个论调中,直接就把借词和文明程度绑架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的想法,很多中国汉语使用者也比较倾向于外来的概念要汉语义译,不要直接借入,特别是借音。

III. 作为下位语的日语

我们再站在日本、日语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脱离了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但汉字和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历史惯性还存在,所以近代日本翻译作品往往仍用汉字造新词,当然,这和汉字在日本已经内化有关系。不过,由于近来以来日本的发展和中国的贫弱,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不断衰落,但并没有确立新的上位语。这个时期的日语借词法语、德语、英语各占一席之地。但到了现代,特别二战以后,不仅汉字汉语作为上位语的地位基本消失,而且英语已经成为de facto的上位语。这以后的日语,借词大量的是英语借词,法德等语言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主要是集中在与国别文化、地域特产等相关的词汇中,新的科技词汇、新概念等,已经普遍是用英语借词。这实际上是上位语变化的原因。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一下阿昌语。阿昌语是一种缅彝语,与缅甸语很接近。历史上阿昌族地区大多是傣族土司管辖,上位语是傣语,下位语是阿昌语。阿昌语中很多古典的政治、科技等词汇,都是使用傣语借词。但现在由于汉语的普及和流行,很多地方的阿昌语口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借词,替代了一些原来的傣语借词,甚至是替代了一些固有词。此外,羌语支大量语言过去奉藏语为上位语,现在也大量转向汉语西南官话作为上位语,也是这种情况。这和日语中大量涌入英语借词有一些类似之处。

IV. 日语中的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

学习过日语的同学都知道日语中有固有词、汉字词与外来词。一般来说,汉语母语者会觉得汉字词更清楚明了或者相较于外来词更“日语”。但事实上,虽然日语中汉字词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汉字词读音的系统并非与日语十分契合。换句话说,即使是现代日语,汉字词的读音体系和日语固有词的读音体系仍有一定区隔。

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日语固有词是没有る打头的词语,但汉字词有,如“留守、類似”等。又如,古典日语少有浊音打头的词语,现代日语因历代音变造成一些浊音打头的词汇(如“出す”)也都很少,但汉字词就比比皆是,如:“学生、雑誌、男子、爆弾、疑問、事実、敏感”等等。再有,日语固有词一般没有拗音,今日=きょう,这样的例子也是历史音变的结果,而汉字词的拗音就实在太多了。

这实际上是说,外来词的概念即使翻译为汉字词,单从音系上来讲,未必有我们想象地那样贴合日语。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语是一种音拍语,词汇是由多个音拍(mora)连缀而成的,比如さかな是三拍,はずかしい是五拍等等。汉字词和外来词如果简单从音拍上来看,并没有像现代汉语的义译音译那么大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日:(漢)哲学てつがく[4 mora];(外)フィロソフィー [5 mora]

中:(汉)哲学[2音节];(外)菲洛索菲亚[5音节]

日:(漢)物理的ぶつりてき[5 mora];(外)フィジカル [4 mora]

中:(汉)物理[2音节]、物理的[3音节];(外)菲济卡尔[4音节]

日:(漢)百貨店ひゃっかてん[5 mora];(外)デパート [4 mora]

中:(汉)百货店[3音节];(外)迪帕特门特[5音节]

尤其是最后一个例子,日语广泛吸收外来语后,形成一些改造的方法,使其适用于日常口语,也就是和制英语、和制外来语。常见的例子还包括プリクラ、パソコン、ワイシャツ、ベビーカー、ジーパン等等。

以上的例子试图说明,如果单看语音结构,日语使用音译的外来语与使用汉字词并没有太大的优劣差别,至少比现代汉语使用音译和义译的差别小。

V. 日本学者对外来语涌入的看法

大家也都观察到了日本国内对大量涌入外来语的批评。为此,日本还设立了国立国語研究所「外来語」委員会。下面抄两段该委员会的公开文书(没时间可以跳过):

外来語・外国語の問題点
近年,片仮名やローマ字で書かれた目新しい外来語・外国語が,公的な役割を担う官庁の白書や広報紙,また,日々の生活と切り離すことのできない新聞・雑誌・テレビなどで数多く使われていると指摘されています。例えば,高齢者の介護や福祉に関する広報紙の記事は,読み手であるお年寄りに配慮した表現を用いることが,本来何よりも大切に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ずです。多くの人を対象とする新聞・放送等においても,一般になじみの薄い専門用語を不用意に使わないよう十分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ところが,外来語・外国語の使用状況を見ると,読み手の分かりやすさに対する配慮よりも,書き手の使いやすさ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受けられ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あります。
伝え合いとしての言葉を
そもそも,どんな言葉を使うのが適切かということは,話し手・書き手の意図,想定される聞き手・読み手,話題,使われる環境など,その時々の様々な条件によって変わります。同じ内容の話をするにしても,大人に話すときと子どもに話すときとでは,使う単語,声の調子,話す速さ,文の長さなどが変わってきて当然です。また,同じ大人でも,相手がその話題に通じ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言葉選びや言葉遣いにおのずと違いが出てきます。相手や場面に応じて,適切な言葉遣いが変わることにいつも留意することが大切です。このことは,私たちの言葉について国語審議会がかねて提言してきた「平明で,的確で,美しく,豊かであること」を実現する具体的な努力の一つと考えます。

这里面主要说的意思是大量外来词比较难理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全社会的交流。他们因此提出了语言的“简明、准确、优美、丰富”的目标。该委员会还提出了外来语替换的提案(具体可参看pj.ninjal.ac.jp/gairaig)。

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用汉字词就更加“简明、准确、优美、丰富”呢?这实际上就是前文几次提到的“内化”。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已经成为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论汉字词的音系与固有词有没有区隔,汉字词已然成为其语言的基石之一。汉字和固化的汉字读音已经是日语内在的一部分,即“内化”。从这个角度讲,外来词改汉字词也是用自有文化消化外来文化的方式。

但是针对这点,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1943年出生的著名日本国宝级日本语专家山口仲美就认为:和制汉语(汉语词)是与中国文化浸淫的时代相称的方法,但现在日本则浸淫在美国文化中,因此也许可以看到用片假名照搬的外来语其含意固着下来。

和製漢語は中国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た時代に合っていた方法なのであって、現在の日本はアメリカ文化が浸透しているのだから、片仮名の外来語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て意味の定着を待つべきではないか。

山口仲美的这条看法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包含前文所说的上位语变换的问题。

以上这些争论说明,即使在日本国内,对外来语的排斥,主要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感情的问题。

VI. 汉语古典音译词的内化

另外一个比较次要的方面就是汉语自身的音译词问题。实际上汉语的外来音译词很多,但是由于借入时代久远,当时的音译已经参与到后来的汉语音变历程中,变得很“汉化”了,因而让人不觉得是借词了。特别是有关佛教的词汇。

比如,说到中国传统建筑,很多人都说到“塔”。但是“塔”是明确的梵巴借词(梵stūpa,巴thūpa)。再有,刹那(梵kṣaṇa),这样的词是随佛教传入的概念。甚至很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都是外来语译作汉语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觉得它们“异质”呢?

现代汉语以普通话为音译标准。普通话音系的特点是声母缺少浊音,辅音韵尾仅有-n和-ŋ,因此音译一些外来词的时候,会拆出多个音节来。但古代汉语的音系更丰富一些,声母有清浊,辅音韵尾有-p, -t, -k, -n, -m, -ŋ,一些音译相应使用较少的音节。这点在佛经翻译上就很明显。一些现代翻译的上座部佛经是用普通话作的音译,与古典汉译对比,往往音节偏多,或者用字明显就是现代欧美音译词的感觉,例如:

Mahāmaudgalyāyana (Moggallāna) 古译:摩诃目犍连;白话译:马哈摩嘎喇那

Mahākāśyapa (Mahākassapa) 古译:摩诃迦叶;白话译:马哈咖沙巴

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有关佛教的词汇,不论是义译的世界、轮回,还是音译的刹那、劫(万劫不复)、涅槃,亦或变形了的音译词罗汉、菩萨、修罗,都成为汉语日常使用的一部分,异质感在历史中已经消失。因此,可以说这些佛教相关的词汇在汉语使用中,没有“外来词的感觉”。

如果剔除了佛教相关的音译词,汉语的外来语直接借词就很少了。即便是现代融入的外来词,所占比较也很低。这也是汉语母语者对直接标音的外来词下意识感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补充两点:


前面有同学提到外来语的涌入在日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个问题从语言发展的长期轨迹上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汉语词汇大量涌入日语时,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仅因汉语词造成的语言断层不可谓不大,在历史发展中也渐渐弥合了。这也是山口仲美上面评论的来源,要知道山口老师可是研究平安时代日语文学的泰斗,同时还研究现代日本青年人的日语。


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语言净化”运动,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东亚世界一些语言放弃汉字词而使用欧美语言音译词的行为又可能带有去中国化的色彩。考察类似外来语这样的问题时,这两个方面的色彩都应当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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