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义和团？ 第3页

全文摘抄引用自我上大学时的近代史课程讲义

同时也是对 @安风你压我头发了 的太监回答进行补充（#滑稽）

山东大学的义和团调查资料【始自50年代，持续到80年代，访问了大量亲历过义和团时代的老人，积累访问资料百余万字。】

1.义和团的主要攻击对象确实不是洋人，而是本国“教民”

“他们光跟奉教的作对，不碍穷人事，也不抢财主，只要不奉教，义和团就不管，他们吃的抢的是奉教的东西。有时候，他们抢奉教的，财主们吓得也给送礼。”【平原县王庙公社郭庄，郭丙富，76岁，1960年2月28日——编辑注：此系受访者受访的时间和当时的年龄、姓名、籍贯，下同】

“参加神拳的都是些劳动良民，他们光找信教的，对老百姓不怎么着。”【东阿县姚寨公社小街子村，王玉理，84岁，1966年2月19日】

“我十二三岁的时候，从平原、禹城传来义和拳，我庄也学起来了。我庄学拳的有十几个人，目的不是为了杀富济贫，而是要忠厚老实，以抵抗奉教的。”【商河县胡集公社谢家村，李元昌，80岁，1965年12月29日】

类似的记载在100余万字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中比比皆是，而提及义和团直接攻击洋人者则极少。 受访时间集中于1960年代，受访者当时大多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因为年龄的缘故，并未经历过官方教科书的洗礼，故其所言，具备相当的可信度——如许多老人提到外国神甫都说好，按当时的官方宣传，其实是不能说好的。

2.教民之所以成为义和拳主要攻击目标，与他们已蜕变成凌驾于普通乡民之上的特权阶层有关。

“教民完粮、完银与非教民一样，但杂税、杂役比非教民少。教民与非教民有纠纷时，非教民怕教民，不敢与教民争吵，处处要躲着点。黄六爷动员孙地主入会信教时说，在教吧，在教后有点什么事也不怕了，有事时我给你应着。在平时孙家也受点教民的挟制，所以也挂了个名。平时教堂里人也向非教民宣传说，信教好，有天主保护，死后能上天堂等。但贫民认为没有好处，一天还要三次去念经，所以不愿在教。”【单县龙王庙公社黄楼，孙福超，81岁，1960年3月4日】

“我有三亩地跟奉教的挨着，他不让从地里过。要从他地里走就得给他点什么东西，不给东西就不能过。逼得没有办法，不卖不行，我就卖给他了，三亩地共卖了240吊钱。那年这里的一般地价是一亩地120吊，咱只得算80吊一亩卖给他。奉教的可欺负人啦，比方说咱地里栽了树，树荫子伸到奉教的地里，奉教的就说：“这树有我的。”就得平半分。打官司人家到衙门里去，拿出“领票”，县官也不敢惹。咱还得站在外边等着什么时候传，才能进去。咱说么县官也不听，光听奉教的话。”【临邑县宿安公社刘家寨村，樊胜德，78岁，1965年12月24日】

“不奉教的小孩到奉教的地里去拔草，他(奉教的)就说你拔了他的绿豆，非叫你请客不可，你请他吃吃喝喝，才算完事。有的奉教的，走路横着走，不奉教的不敢动他，一动他，他就找你的事，打人骂人。奉教的人逢集逢会喝醉了就骂人，别人不敢怎么着他。就说买东西吧，也欺负你，明明这件东西值五吊钱，他给你三吊就算啦，你也不敢吭一吭。你和他(奉教的)在一起种地，两块地紧靠着，你地里的树影在他地里，他就说你的树是他的，你不敢怎么着他，打官司，咱得输。哎，奉教的太欺负人啦，时间长啦，人家知道这些人不好惹，就都躲着他走，没有和他搭腔的。”【临邑县宿安公社张家林村，张文治，82岁，1965年12月24日】

对此现象，晚清名臣丁日昌也有深刻洞察，他在办理天津教案时曾说道：

“天主、耶稣各教传人中国载在条约，固不能不照章随时保护；然亦不能任听作奸犯科，以致事机决裂，不可收拾。” 天主教“虽其本心并非为恶”，但传教士所到之处，“不择良莠，广收徒众”，且往往袒护教民，形成“莠民以教士为逋逃之薮，教士以莠民为羽翼”的局面，从而导致民众“仇教”的情绪日益高涨。即使如“天津一口言之，自通商后中外商民相安已久，毫无间言，耶稣教人亦不以为怨。惟百姓言及天主教，则异口同声，恨之入骨，盖缘天津莠民最多，一经入教则凌虐乡里，欺压平民，官吏志在敷衍，但求无事而不求了事，又不敢将百姓受屈之处与领事官力争，领事官又何从知教民如此妄为？百姓怨毒积中，几有‘及尔偕之’之愤。”

3.普通乡民受了教民的欺负，其选择往往是忍气吞声，“办酒席”向教民赔罪了事。

“天主教欺负人，天主教没有人敢惹，打官司神甫去，不在教的有理也得输。给俺村朱子浩扛活的‘马大秃子’奉教，一天听到刘都元在姚屯赶集，路上说了句天主教不好的话，马大秃子到洋楼张庄教堂告了刘都元的。刘都元没敢与马大秃子打官司，结果被罚了三四桌子酒席，请了从张庄来的在教的和马大秃子，这才了事。这就是撑洋劲，撑天主教的劲。马大秃子，是个给人扛活的，刘都元家有一顷多地，是个小地主。那个时候，这个地主都不敢和一个扛活的打官司，扛活的在教，地主不在教。”【茌平县业官屯公社朱庄，朱允泽，82岁，1965年12月12日】

“教民春耕时，向两边的非教民土地扩张，不在教的打官司也打不过，这样，教民就占去别人的部分土地。马庄教民把黄庄人放牧的山羊拉去吃了也没事，黄庄人不敢说话。有一次马庄教民的猪放出来，吃黄庄麦子黄庄人赶猪，马庄人倒打起官司，结果黄庄人被迫赔不是。马庄教头石传雇（石坤辉的儿子）硬要抱走我父亲的羊。我父亲不肯，石传雇就拿出手枪打他，子弹从手心通过手脖子串过去了。结果羊还是被抢走，石传雇把羊宰吃了。”【巨野县（属山东菏泽市，在鲁西南。）黄庄，黄瑞宪，72岁，1960年3月1日】

“万家坊子，原是商河地。本庄有一个姓李的在耿家楼集上卖头绳儿，小张庄有一个奉教的买李某的头绳儿，少给三个制钱(一吊合一毛，五小个制钱合一百，五百个制钱合一吊)。李某就要，张某就不给。小张庄人多，又有势力，就把李某打了。因谢家与万家坊子同宗(此时万家只有一户姓李的，现在绝后了)，就打抱不平，又把小张庄的人打了。小张庄有神甫撑腰，于是便跑到济南告了。把济南的神甫搬到临邑【今属德州，位于山东西北、济南北。】，听说临邑县官刘士成也怕神甫。为了使小张庄姓张的落台，就断案谢家庄在耿家楼集上设宴请小张庄奉教的，第一次是在当年的冬天。设宴这一天，小张庄的大小奉教的都是谢家用牛车接来，有十来个吹唢呐的，放着鞭炮，鞭炮用大簸箩盛着。谢家知道要在耿家楼集上丢人，都不愿去，后来被迫的去了四五个人，四五个人还得披着狗皮咧！倒不是真狗皮，而是反穿着皮衣裳。上一碗菜，叩一回头，伏在桌子底下，小张庄奉教的踢一脚，谢家的人还得噢噢地学狗叫才行。奉教的还说：‘你这是些狗，我不怪你们。’这样把人摆弄够了才算完，真丢人。人家吃饱走了，咱也噘着个嘴来家了。从此以后我庄再没有赶耿楼集的。”【商河县（属于济南市，与临邑县交界，在临邑东边。）胡集公社谢家村，李元昌，80岁，1965年12月29日】

4.乡民和望族受教民之欺后，小部分选择了入教成为教民，更多乡民则是去“请”义和团。

譬如前面提到的“耿家楼事件”

“谢家吃不了这个气，越想越噎得慌，就到平原、禹城请来了义和拳”。【临邑县宿安公社张家林村，张维田，80岁；张文治，82岁，1965年12月24日】

“原在光绪逃荒前好几年，张举人不在大刀会，张银会也不在天主教。有一年，张举人在村里一个公共的五亩多的大坑里种上了藕，长得很好。张银会觉得自己是乡混官，要收藕。张举人说：‘我栽的藕，你不能收。’从那时起，两家就有了仇。张银会就在了天主教，当上了会长。张举人就在了大刀会，成为大刀会的头子。”【姜庄公社薛屯村，张广聚，78岁，1965年12月28日】

“吕洼奉教的李乐西管事，梁院于三猴管事。那年河西发水，临清以北决口子，梁院人要在吕洼庄头开口子把水放到河沙。吕洼李凤梧不同意，要在梁院后边开，于是两方打官事，打三年，梁院于三猴输了。于觉没脸见人，想以武欺文，想学义和拳。”【夏津县吕洼，王顺，78岁，1960年2月25日】“于三猴和吕洼姓李的(开药铺，教徒)有仇，姓李的家里有二三十亩地，有长工，管了几年公事，是吕洼领头。于三猴与他因管理河堤之事，结下仇，两家去武城县打官司几次，于三猴输。于三猴以后还让吕洼青年学义和拳。”【夏津县（属于山东德州，位于山东省西部平原、鲁冀两省交界处）吕洼，安金才，79岁，1960年2月24日】

5.地方望族在与教民的利益冲突失败后，尤其容易选择引入义和拳。

“庞家林为大刀会大头目庞三杰的家乡，当年庞三杰为该庄最大的地主，拥有三顷多土地。庞家林学金钟罩的人不多，除庞三杰外，还有几家，他们都是有顷把地的人家。学金钟罩目的是为了看家。庞三杰学金钟罩是较晚的，而目的又是为了争湍tuān（水急）地。在庞家林西南方十多里，有一处叫刘堤头，在那里有湍地。所谓湍地，是清朝政府不要的官地，附近谁有势力，就可以霸占耕种，谁种这地就属谁，也不完粮纳税。湍地原属于庞家林附近一个庄的地主庞世均所占有（这人为庞三杰的本家，据说他也是抢来的），庞世均死后，势力渐衰，湍地落到庞三杰手里。刘堤头有一姓刘的地主就想来争夺这湍地，于是就组织人来抢割湍地的麦子。庞三杰想霸占湍地，当然不与罢休，因此出面干涉。庞三杰也曾率领过人几次前去与刘家地主打仗争地，但都没有结果。去的人少，给刘家地主打回来；去得人多势众，姓刘的地主便躲到教堂去。刘堤头设有天主教堂，姓刘的已经奉教了。由于教堂有势力，天主教的人见官高三级，所以庞三杰无法对付。在争地未成的情况下，庞三杰便决计学金钟罩。但本地又没有金钟罩，便在单县【shàn xiàn，属于山东菏泽，位于苏鲁豫皖四省结合部。】请来金钟罩的师父名叫智效忠，拜他为师。庞三杰本人也排刀排枪，但不拉架子打拳。庞三杰学好金钟罩之后，就在单县请来很多大刀会的徒众，到庞家林集合去打刘堤头。”【砀山县（位于安徽省最北端）步朱寨公社庞家林，韩振环，76岁；贾昔令，74岁；刘广荣，69岁，1960年3月12日】

另一些老人的回忆可以对“庞三杰引入义和拳事件”做一些很有价值的补充，这些补充有助于后人更清晰地认知义和团运动。如：

“当时庞三杰的势力较大，南边湍地都让他占去了。庞三杰占湍地有八十顷之多。湍地是清政府扔掉的鹅鸭地，在河南刘堤头，地很多，数不过来，有几百顷。当时谁有势力谁就占地占碍多，占后种地不完粮。大家抢不过庞三杰，都在了洋学，然后就讹他的地。在洋学的穷富都有，穷人较多。庞三杰因此仇视洋学，并开始打洋学。”【砀山县马良集马西队，苏贵房，82岁，1960年3月12日】

“庞三杰打教堂，原因当时湍地（刘堤头庄附近）很多，而庞家很有势力，庞喜君（庞三杰的侄）做官，庞家在磁山说一不二，所以强占着湍地。刘堤头庄的刘广兄和刘广志兄弟俩【刘是刘堤头的地主，有几顷地。】也想争地，因怕庞家的势力，所以就在了教堂，并对神甫说了这些事情。神甫劝刘说，现在庞家有势力，不要和他争等，但刘不听，就叫着本村和附近几村的人到庞家地里去割麦，并且他俩亲身在这块地里割几把一丢，又到另一块地里也是割上几把就丢了，并且说你们随便割吧，谁割了是谁的，出了事有我们。庞家知道后就气极了，一号召就是十八个村子的人就去刘堤头打仗。去的人很多，刘就联合了各村进行抵抗，并把庞三杰的哥的脸上打了一铅弹，后来受风死了。这样庞家更气，就联合了人要打教堂。”【丰县（属江苏省徐州市，古称凤城，相传远古时期曾经有凤凰落于此地而名；汉高祖刘邦故乡。）戴套楼，程立斗，88岁，教民，1960年3月15日】

6.大部分选择成为“教民”的乡民，并非因为信仰，而只是出于现实利益考量。

同时天主教当年急于发展教民数量而忽视教民素质。《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里大多数受访老人提及民、教矛盾时，所指向的恰恰也正是天主教；而对其它教派如耶稣教，则观感甚好。

“当时奉教的穷人，有两种人：一种是饥饿的穷人，为了吃教堂‘放赈’的粮食入教的。一种是犯点罪为了逃避官府的搜捕而入教的。”【南宫县(属河北邢台)梨园屯公社小里固村，刘万衍，53岁，1960年3月7日】

“当时入教的没有多少是老实庄稼人，都是一些小偷、贼、土匪、有罪作案的，入教后就没事了。光绪二十四五年间（1898-1899年），曾有过这样一回事：有一个老实生意人(卖洋油的)叫张先烈，在街上叫卖‘卖洋油！’教民无中生有说他是喊‘抗洋楼！’于是教民让他拉鞭炮，摆席赔礼。张先烈被迫摆了三四座席，让村内教民吃了，磕头赔礼才算完了事。”【南宫县梨园屯公社邵固村，张绍贞，84岁，1960年3月9日】

“天主教神甫叫人们学好，真正在教的好教民是不会仗势欺人的。但谷有粃谷，人也有坏人。天主教后来发展大了，法国神甫来后，天主教势力更强，这难免有的教民做了些错事。这些人不多，也不少，但这不是天主教让他们做的。”【魏村，李昌杰，70岁，1988年5月5日、9日】

“听说闹神拳时我才14岁，俺庄上分两派，前边是天主教，后边是神拳。其实俺村高、赵是一家【兄弟二个，一个姓外祖母的姓，一个姓本姓】。前面是姓赵的，后边是姓高的。东头有个大庙，庙里有一顷二十亩地，赵家种着，后来高家人多了，腰板硬了(高家有当村长的)，两家就争庙里的120亩地。姓赵的不让，两家子打官司，打了七八年，赵家没有打赢，但120亩地高家也没争去。高家不服气，光打赵家，男女老少不论。这个时候了，赵家就在教了。在教后，官司也不打了，高家也不敢争地了。”【茌chí平县（属山东聊城市，地处鲁西平原。）韩屯公社玉皇庙村，赵登顺，80岁，1965年12月14日】

“大刘庄人多地多，是富庄，有很多地主恶霸，老欺负李庄，因李庄太穷了。李、刘庄中间有大水沟，李庄妇女在水边洗衣，刘庄青年人故意光旋子在水里洗澡，并且故意立起来，侮辱李庄妇女，李庄人打不过他们。有一年中间大水沟发水，水从李庄岸上开口，流进李庄，李庄人要堵口，刘庄人不许，打官司，李庄人穷，打不过。这样，李庄李道洛从西姚楼引来天主教。此后，官司打胜，刘庄也不敢欺负李庄了。到庚子年李庄只有四五家不奉教。”【巨野县李庄，李文奎，78岁；李星齐，58岁，1960年3月7日】

7.而如果外国神甫拒绝为教民提供诉讼特权的话，教民往往会选择脱教。

“修教堂时，西边有个黄庄。一个姓黄的在教后不正经，霸占人家的闺女。人家明着不敢惹他，杏熟了的时候，姓黄的他爹在树底下看杏，闺女家一个人把姓黄的他爹砍了。第二天姓黄的拿着斧子到神甫那里告状，神甫不见他。姓黄的不见神甫不走，神甫见了他的面后，问他：‘你来干什么？’姓黄的说：‘人家把我爹砍了。’神甫说：‘你怎么不到城里去告状去？’神甫把姓黄的赶走了，以后姓黄的就反教了。后来别人问他：‘反教干什么？’他说：‘信教干么，连人砍了都不管。’”【茌平县韩屯公社玉皇庙村，赵登顺，80岁，1965年12月14日】

据回忆，入教，其实是一条规避当局暴政的捷径

“张安业家有三四十亩地，后来县里出了监案，有人招出和他是同伙，差点出官司。他害怕吃官司坐狱，就奉了教啦，要不然，准关进去啦。……俺家奉教还是叫张泽逼的，他当里长，我和俺爹都有个不巴结富人的脾气，和张泽和不来，就派了俺家一匹官马，凭俺家底是出不起的，没办法，就奉教吧!奉教后，请人去衙门里疏通，弄了一年多才去了官马。”【郭庄公社北堤，张安道，80岁，1960年2月20日】

“咱县英庄的穷人刮地碱烧盐土。当时官家禁止私自烤盐。县盐官发觉英庄人烧盐，便捉了几个关进县衙门里。后来神甫把他们救出来。不仅如此，而且从此以后英庄可以合法烧盐，只要奉教就准。所以英庄的人几乎都入了教。”【茌平县胡屯公社刘庄，董子乾，78岁，1965年12月9日】

8.在政府力量未介入前，义和拳局限于在本乡本土活跃，其纪律相当之好。

作为一种民间结社组织，义和拳（团）的前身如梅花拳、大刀会等，在华北平原上早已存在了许多个世纪。在这许多个世纪里，这些组织实际上起到了一种护卫乡土的作用，所以直到1899年，地方政府和这些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仍然相当友好；乡民们对其接受程度也相当高，这也是很多乡民、望族在受了教民的气后，第一选择就是引入义和拳的缘故。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北京紫禁城介入运动之前，义和拳自发活跃于本乡本土时，其纪律性得到了民众的高度认可。

“年轻的在拳的多，义和拳不要地主的粮，地主也不给钱粮，义和拳不抢不掠。以前各村的义和拳组织是连着的。”【常屯乡北常屯，孟繁明，76岁，1988年4月24日、27日】

“碧霞宫一带只有两人没有参加义和团（王九信、路均满）,其他都参加了。……义和团员都是本地人，里边也有提篮子的小商贩，穿便衣，包红头，丝毫不扰百姓，吃的东西向商会、洋行、县官要。”【临清（属聊城市，于鲁西北 。）城关碧霞宫，王九信，75岁，1960年2月15日】

“义和团不抢别人的东西，是老百姓抢的。义和团打吕洼的时候（庚子年五月），打下了，跟着去看的妇女、小孩没有吃的，义和团就把天主教的一些东西分给他们。”【夏津县（属山东德州市，位于山东省西部平原、鲁冀两省交界处。）梁院于恩庆，64岁，l960年2月27日】

“义和拳的纪律：不打人不抢老百姓的东西，就是和在教的闹。”【武城县（属山东德州市，在鲁西北边陲）小杨庄，杨顺堂，80岁；杨高堂，76岁，1960年3月1日】

“打十二里庄时，听说义和拳拿着口袋、家伙，准备收红薯，拾掇 shiduo东西。他不跟不奉教的闹。义和拳在胡官屯村，对老百姓说：‘你给我烧水吧？我们不跟你们不奉教的闹，别害怕！’烧水后，还给黄瓜吃呢！”【武城县十二里庄，周金和，75岁1960年3月3日】

9.而当义和拳受到朝廷的号召，开始脱离本土四出串联时，其成员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

朝廷的号召（扶清灭洋）与乡民参加义和拳的现实逻辑其实并不合拍。当乡民退出，游民成为运动的主体时，其抢掠性也自然随之增强，譬如：“义和拳从北边来了两三个人，与本地金钟罩结合在一起人更多了，这些人都是无知的人，土匪，企图烧洋房发财，但没发着。”【临清城关，查古堂，92岁，1960年2月20日】——所谓“从北边来了两三个人”，显然都是些游民而非乡民。

运动晚期，大饥荒造就大批流民游民，为活命加入义和团，制造了许多打砸抢烧事件。此一时期，“义和团运动”的主体已不再是普通乡民，而是小部分社会游民和大饥荒造就的大批流民。当日的灾荒状况，许多老人都有回忆，譬如：

“光绪廿六年（1900年）是贱年，庄稼收成不好，七月初十下雨，后八月下霜，棒子长得真好，可是霜下早了，都打坏了，刮大风把穗粒刮没了。当年，一斤河南高粱400个制钱。穷人拿衣裳与小商贩换粮食吃，吃糠吃草的很多，饿死不少人。要饭的人也很多，要饭还没处要，只得吃棒子芯、柳树叶。当时全村有二百来户，要过饭的就百十家，村内要不到，就扶老携幼到外村四处要饭。”【南宫县梨园屯公社赵村，马玉明，76岁；马灯迎，74岁，1960年3月7日】

“光绪廿六年是歉年，那年是旱。‘六月初四日下雨，八月廿三日下霜，头春没下雨。挨饿的人多，生活不好过，净吃红高梁。’‘吃树皮、卖孩子的很多，西边的多，东边的逃出的多，饿死了不少。’又说：‘挨饿的抢推粮食的，见推的人就抢，人多就不敢抢’；‘有钱的也买到外来的白面，没钱的吃树叶树皮和糠，城市的生活还好一点。’”【临清城关古楼周围，刘凤山，84岁；张宗尧，73岁；何明山，77岁，1960年3月3日】

即便没有义和拳（团），面对饥荒，流民四出求食，打砸抢烧事件也肯定少不了。只不过1900年的这些打砸抢烧身上，蒙上了一层“义和拳”的面纱罢了。有了这层面纱，加之以朝廷的鼓励，打砸抢烧的对象更多地向教民倾斜，也不奇怪。但说到底，这些饥民并不是什么“非理性暴民”，面对饥荒，求生是最大理性。

10.义和拳的本质，是乡民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为维护自身利益的不得已之举。

一些学者、媒体非常喜欢渲染义和拳（团）“杀得最多的是本国同胞”、“面对八国联军贪生怕死”以及“盲目排外”等“缺点”。但却似乎从来都没有兴趣去关注这些“缺点”背后真实的历史逻辑——真正与乡民存在利害冲突的是教民而不是神甫；后期响应朝廷号召加入义和团的大部分是求生的饥民，并无满腔的“忠君爱国”热情；攻打教堂、进攻教民等行为都源自极现实的利益考量，既非“盲目”，更非“排外”；这些都是极简单的事实，但许多学者和媒体习惯性视而不见。

事实上，当日山东地区的地方官员，对义和拳的本质，已有非常清晰的洞察。1899年12月21日，署济宁知府汪望庚在一份给上级的禀报中如此写道：

“教民倚势欺凌，借端讹勒，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或罚钟，或罚席，或罚油，不厌不休。其款数之多寡，视力量之丰啬，虽父兄子侄不顾也。今略一询问，卑职耳闻目睹所及者，仅卑州西北一隅受其罚者，已不下百数十家，而此外所未及知者不知凡几、良懦饮恨，求泄无从，求避无门，年复一年，日不聊生，稍有身家者，咸凛凛焉惧无以自保。……习拳者本为保卫身家起见，并非利人财物，其所以向教民索还前罚之物，求一平衡天之冤气而已。……”

而即便是当年对义和拳态度并不友好的袁世凯，面对山东境内层出不穷的“扰害教民案件”，其定性也相当清晰：

“实由民、教积怨构成，而巨盗奸民，因而从中煽惑”

——前半句是实话，道出了义和拳运动的本质；后半句是处理方式，抓几个头目就算了结。换言之，乡民们之所以在1899年选择义和拳，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而政府又软弱无能不能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