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对帝辛的评价发生改变？ 第1页

不请自来。题主如果问的是历史帝辛，那我可以多说几句。

事实上这个人绝非什么完人，但公正评价一点倒也达不到疯狂洗白的程度。我个人也不赞同所谓的“爱上了一个人”就是很好的说辞。

补充一点和其他答主，尤其是 和用户@刘超顺说历史 不同的观点。

首先对于征东夷这件事吧，现在利用考古证据基本上能完整梳理出的只有“十祀征夷方”，所谓“十祀”就是帝辛十年，夷方是东夷的一个国家，地望众说纷纭，但大抵不出山东一带（也有说在安徽的）。那么根据卜辞《甲骨文合集》36182我们可以得出释文：

“禺夷方率伐东国，册夷方，妥（绥）一（人，予）其比多侯。”——《甲骨文合集》36182

这段卜辞是什么意思呢？大意就是说，夷方侵犯了商的东土诸国，帝辛册命告知东方的诸侯，宣告夷方的罪责，并准备联合多个诸侯征伐夷方。

可以看出，十祀征夷方这次战争的开端并不是帝辛所为，也决不是什么飞廉、恶来、费仲的谗言所导致的。须知商末方国时叛时服，而商王朝对于臣服的方国负有保护之责。我曾在其他回答里说过，如果帝辛对这些都能置之不理，那才是真正的昏聩。

而所谓的几十年深陷东夷战场，目前看来也是没有根据的。目前一般认为帝辛征伐夷方有两次，一是十祀，二是十五祀^[1]。间或可能有一些小战争，譬如二十祀帝辛在上郚，又如帝辛征伐“阴美方”，这个“阴美方”也被认为在东土的汶水下游。^[2]

那么这样算来，伐阴美方没有时间记录（董作宾先生疑为十五祀伐夷方事），不能确定。而在上郚只有数月，伐夷方更是早已就有排谱，可证明帝辛与夷方、林方等国家主力作战并不困难，前后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3]

这样是无法得出商末在东夷纠缠很久的结论的。

再者，帝辛的改革政策的确有激化矛盾的问题，但其中严重的应该是权力矛盾而非阶级矛盾。比如《商代史·殷遗与殷鉴》就认为帝辛是为商朝做出了努力。而商灭亡的原因是多元的，比如王权的不成熟、族权的庞大、“用人惟旧”的政策，分封制的不成熟、对外过分依赖武力征伐等等。而帝辛所作所为，比如：任用小臣，变更用人制度、加强对外服控制、接收四方逋逃，扩大直接控制人口数量、进行经济、法律、祭祀等多方面改革等等，这些政策其实无可厚非，但因为失之激进而导致了与旧贵族和一些方国的矛盾激化，兼有统治者自己的性格原因与商末的自然条件恶化，加之周人在古公亶父时已有了翦商之志，一直对内发展，对外扩张才导致了商的灭亡。^[4]并非帝辛一人之问题，更谈不上“无脑”。（ @刘超顺说历史 看到您评论区里说帝辛是改革者这话不是社科院说的，这里再艾特您一下，《商代史》系列可是正宗的社科院编著，社科院出版）

事实上帝辛扩张直接统治人口这一政策很可能是有利的，因为我们目前通过考古证据可以看到，在殷墟四期，即帝乙、帝辛时期的殷墟，人口数量可达到14.6万人以上，“其数量超出殷墟第一至三期的人口数量总和”。且在居住方面，各族邑之间的空白地段明显减少，族邑大小明显扩大，且出现了“四合院”式建筑，这种建筑方式的出现当源于人口增多。

在经济文化方面，青铜器的方向也有了巨大变革。有些学者曾以为殷墟二期以后出土的青铜名器样式简单，用料单薄，应该是商朝国力衰落的象征，现在据考古资料应当重新审视这一观点。

“一个是明器化方向，即出现了专门用于墓葬随葬的葬器。其具体表现为器形变小，体薄质轻；纹饰简单，或素面，或弦纹，或简化兽面纹；无铭；铸造粗糙，范线多未经打磨，泥芯多残留于器体内，盲芯多暴露出器体等。此类青铜器多出于殷墟第四期的中小型贵族墓葬，故很容易给人造成殷墟第四期青铜文化走向衰落的假象。

另一个是沿着实用器，即祭器方向继续发展，且出现了两种风格：一种风格是沿着传统样式继续前行。其具体表现为器形变化不大，但器壁变得较薄；满身花纹减少，带状纹饰增多，不少纹饰虽有主纹与地纹之分，但主纹多不突出，与地纹基本在同一平面上；有的省去地纹，突出主纹；还有的以疏朗的云雷纹构成兽面纹或夔龙纹的身尾，给人以简练明快之感；多有铭文；虽然出现了角、筒形尊、四足盉等一些新的器形、也出现了较长篇的记事性铭文，但在铸造技术上似乎没有多大进步，甚至有的还有衰退之势。此风格的青铜礼器多与明器化的青铜礼器同出于殷墟晚期的中小型贵族墓。

然而，另一种风格的出现，不但弥补了第一种风格铸造不精的遗憾，而且在铸造技术上有了很大突破和不少创新。具体表现为体大、壁厚、质重，造型新颖、奇特、夸张，纹饰繁缛、地纹细密、主纹突起，铸造精湛、优良。其标新立异的造型，繁缛夸张的纹饰，皆使人耳目一新，精神大振。此风格的青铜器在铸造技术上有不少创新和发展，它们真正代表了殷墟第四期灿烂辉煌的青铜文化。此类风格的青铜器多见于国内外博物馆所藏的传世青铜器。”^[5]

须知这种风格的改变，需要更强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而我国当时处于早期国家状态，人口和经济无疑是评判国家强弱的重大标准。故而笔者认同岳占伟先生的观点，即“不仅看不出殷墟第四期文化面貌的衰落趋势，反而看到的是殷墟在这一时期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大都邑。至于商朝被周人灭国，原因很复杂，并非是因为国力衰败所致。”这也正合前文论述《商代史》中的观念，一个国家的灭亡原因是复杂的。

而关于飞廉、恶来、费仲等人，我也不能信从是嬴姓诸侯唆使帝辛对东方用兵。如前所说，夷方侵略商东部的方国，商作为宗主国自然要担负责任。而根据《孟子》、《清华简》，飞廉积极帮助武庚复辟，在周公东征时被杀于海隅。恶来本称“亚来”，于省吾先生曾说过“亚其官，来其名”，商代的“亚”便是堪比诸侯的高级武将。而恶来死于牧野之战，即《逸周书·世俘》中“太公命御方来”的“方来”，被太公俘虏后，“武王亲射恶来之口”，是忠于商而被周武王处死的。《庄子》中将他与关龙逄、比干、箕子并举，虽不确定，或可认为庄子（或《外物》篇的作者）亦觉恶来乃忠臣，能与关龙逄、比干、箕子相提并论，是“为殷商这个延绵了数百年的王朝的退场增添了一抹悲壮的亮色”的。^[6]

至于费仲，由其名可知，是来源于费氏，根据近出的考古资料显示，嬴姓的“费”或可写作“粊”，“《粊誓》是西周鲁侯伯禽攻打徐戎、淮夷而发布的军事动员号令，按《尚书·粊（费）誓》序"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粊（费）誓》，粊在鲁国都城曲阜东部;而据《史记·鲁世家》"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斛（费、粊），作《粊誓》"，讲的是伯禽攻打徐夷、徐戎时，到达了粊（费）地（国）。粊国为赢姓，本身就是徐夷的一部分，或可以说鲁人在这次战役攻打的淮夷、徐戎可能就是粊（费）国。”^[7]徐国和周的敌对关系相信对先秦史稍有了解的都清楚，兹不赘述。

综上所述，帝辛这个人并不是白莲花，也不是黑煤球，尬黑和过分洗白都是不对的。他有自身的缺点，而商朝的灭亡的原因是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当然，按题主所说的什么“爱上一个人”的论调确实是不可取的。

-----------------2021.3.20更新回复-----------------

被朋友告知 @刘超顺说历史 先生曾回复过，说我的回答没有论述牧野之战帝辛为什么会失败。我觉得我有亿点点冤，因为我的这个回答有很多论题都是按着刘先生的论点反驳的，而他的回答中也并没有论及牧野之战为什么会失败。不过既然提到了，那也可以作为一个补充稍微说说。

根据我前文提到的商灭亡的原因以及帝辛的改革政策我们可以得知，商的内外服中有比例重大的旧贵族，帝辛的失之激进的改革政策很大程度地损害了这些旧贵族的利益，所以这些被分封于商王畿周边的旧贵族并没有对周人的东进采取抵抗措施，甚至可能主动为周人开道。

比如《韩诗外传》中记载“商容欲伐纣而不得，遂去，伏于太行山”，这里的商容就很可能是为周人开道的旧贵族的其中一员。而《吕氏春秋》中对于微子启、胶鬲等人曾与周人盟誓也有详细记载：

"昔周之将兴也，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偏伯焉，似将有道者，今吾奚为处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于岐阳，则文王已殁矣。武王即位，观周德，则王使叔旦就胶鬲于次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于四内，皆以一归。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股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醉，血之以牲，埋一于共头之下，皆以一归。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曰'嘻!异乎哉!此非吾所谓道也。昔者神农氏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折福也。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正与为正，乐治与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库自高也。今周见殷之僻乱也，而遽为之正与治，上谋而行货，阻丘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为信，因四内与共头以明行，扬梦以说众，杀伐以要利，以此绍股，是以乱易暴也。吾闻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乱世，不为苟在。今天下暗，周德衰矣。与其并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行。^[8]

那么这段话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名鼎鼎，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两兄弟听闻西伯昌，也就是周文王“有道”，便想要去到周地。结果走到了岐山，却发现周文王已经死了，周武王即位，他们观看着，发现周武王命令周公旦与胶鬲盟誓于四内，说使胶鬲“俸禄增加三级，官居一等”，并且非常隆重地准备了三份书辞，用牺牲之血凃之，将一份埋在四内，二人各持一份回去。又命令召公奭和帝辛的兄长微子启在共头山盟誓，许诺微子启累世做诸侯之长，奉守商的祭祀。也如法炮制地用牺牲之血凃书册，二人各持一书而回。伯夷叔齐俩人觉得这并不是自己所要追求的“道”，认为“周德衰”，故而离去，最后北行，饿死于首阳山。

从这里我们已能对牧野之战的情况看出一些端倪，周人在用人制度上是重用旧人，如《尚书·大诰》称“尔惟旧人，尔丕克远省”。这种用 人 思 想 恰 恰 与 商 人 旧 体 制 和 旧 贵 族 的 利 益 相 符 合 ， 更容易使商的旧贵族认为周人是可以联合的力量。实际上，在商末，周人那里聚集了一个由反对纣王的原商王朝的高官和贵族组成的集团， 而这个集团 的主 要 人 物 都 曾 经 有 过 “同 事 ”关 系 ，其 中 文 王 和 微 子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9]旧贵族的代表微子启等人与周人盟誓，希望借周人的力量推翻帝辛，这就导致了之前所说的，商王畿内的旧贵族很多对于周人的东进都采取了默许，甚至并没有向商王禀报，更加没有抵抗。

于是牧野之战就在这样仓促的状态下开展了。对于商周史稍有了解的应该都会知道一个概念，即商周时期我国还处于早期国家阶段，社会的主体为氏族，也就是说，无论是农耕还是军旅，其中的基本单位也是族。那么此时在商都的旧贵族手下的族军是否愿意为这个损害了他们利益的君王作战呢？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战斗失败出现溃逃是常见 现 象 ，但 是 ，阵 前 倒 戈 引 导 敌 军 攻 打 本 方 ，则 是 没 有 预谋很难实现的行动，所以牧野之战中的阵前倒戈， 应该是商人内部早就有预谋的。 而且，按理而言，周 人攻商只是一次偷袭，牧野又在都城外围，纣王在兵 败 后 ，还 可 以 后 退 据 守 都 城 ，或 者 撤 退 到 其 他 地 方 ， 东山再起。 但商纣王却一败即完全失去一切控制能 力 ，被 迫 自 焚 ，这 也 很 可 能 是 因 为 遭 到 众 人 叛 离 ，已 经没有机会退走。所以《荀子·儒效》说： “鼓之而纣卒 易向， 遂乘殷人而诛纣。 盖杀纣者非周人， 因殷人 也” ，即是对这种情况的描述。^[9]

这正是旧贵族对于帝辛的激烈反对而导致的后果。至于倒戈者是否为奴隶，这一点颇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是，有学者认为不是，鉴于我本人更认同其为有预谋的倒戈，则我赞同倒戈者为贵族族军这一观点。

上一世纪中期，前辈史学家曾从分析纣兵身份 角度，提出了至今仍在广为流传的两种说法：一说 纣兵由奴隶“众”及自由民身份的小人组成，他们“阵上起义，欢迎周人对自己的拯救”一说纣兵由东夷俘虏“臣”即奴隶组成，因“殷纣王用 俘虏兵对敌，卒致前徒倒戈”。上述二说之实质是将组成纣军的“众”、“臣”均视为奴隶，认为奴隶主对奴隶的阶级压迫是导致倒戈事件发 生的根本原因。然而，“众”、“臣”身份为奴隶之说，主要是从甲骨卜辞文字构形上得出的推论，难以作为认识倒戈事件的直接依据，且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又否定了其为奴隶之说!
胶鬲配合周人军事进攻灭纣的史实，可从下述周军反常活动的记载中得到印证。第一，《尚书·泰誓》载盟津会盟，周军渡河时有"白鱼跃入王舟"，渡河之后又有"火流为乌，王动色变"，武王遂以"未知天命，乃还师归"，终止了第一次讨伐商纣的军事行动。此事说明武王本人较为迷信。然而，《荀子·儒效》载"武王之伐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迎太岁，至汜而澈，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兵出三日而五灾"，按理武王应如前次一样退兵，实际上武王一反常态，"选马而进，朝食于戚，幕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此事说明武王急于实现"朝要甲子之期"的约定，以便与胶鬲配合对纣王构成内外夹攻之势。第二，《史记·周本纪》载"十一年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按行军时间推算，从盟津渡河至到达牧野前线共计行军6天，行程约 400 里左右，平均每天至少急行军 60 多里。考虑到气候恶劣、交通不便诸因素，按理周军到达牧野时已疲惫不堪，不宜速战。但《国语·周语下》载伶州鸠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即到达牧野的当天晚上，武王不顾天气变化，连夜布阵。第二天清晨，又在"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的情况下，仍令周军直冲敌阵。此事说明因有胶鬲作为内应，武王有恃无恐。第三，《尚书·牧誓》载临战之前，武王曾事先叮嘱周军将士"不御克奔，以役西土"即"不得暴杀纣师之奔走者，当以为周之役也"此事说明未曾交战，武王对纣军来投已成竹在胸。《荀子·儒效》则说周军"鼓之而纣卒易向，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这种情况，若不是出于事先约定，则难于解释。
综上，根据先秦文献有关记载来看，纣军倒戈为殷商贵族的临阵反叛无疑。^[10]

顺便再提一下，牧野之战中帝辛发兵绝没有《史记》中的七十万，之前的回答里已经提到过了，根据宋镇豪先生的研究，商末殷墟一带的人口大概在14万人以上，即便加上其他卫星城市，总归也只有二十多万，这还是总人口，并非可以参加战斗的人口。所以真要论兵力的话，恐怕七十万倒过来写十七万也还是太多了。

综上所述，牧野之战以商的失败告终，但也并非周武王兵不血刃，具体可以看我另一个回答：

这里只简单说两句，血流漂杵的形容并非凭空而来，根据《逸周书·世俘》的记载，帝辛死后，周武王的部下又征伐了许多商的同盟国，可知当时并非没有国家忠于殷商。而商都也有亲近帝辛的新贵族，比如飞廉、恶来、费仲等人，他们的军队也会为维护帝辛而作战。只是并不能撼动大局罢了。

战后的旧贵族恐怕也没有想到，自己原本只是想要借助周人的力量来“兵谏”帝辛，如今却被周人夺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微子启出城迎接周武王时“肉袒面缚”，被学者认为是一种谢罪的仪式，既是向已然夺得大位的周人表示臣服，也是向商的神灵、祖先表示谢罪。^[9]而后，因为商人旧贵族的势力并没有被太多地损耗，故而周武王对于商之贵族极尽安抚之策：

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 命毕公释百姓之囚， 表商容之闾……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周本纪》

并且依从商人旧贵族的要求，恢复了“用人惟旧”的政策：

武 王 胜 殷 ， ……命周公旦进殷之遗老，而问殷之亡故，又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殷之遗老对曰： ‘欲复盘庚之政。 ’武王 于 是 复 盘 庚 之 政 ” 。——《吕氏春秋·慎大览》

通过《尚书·盘庚》我们可知，“盘庚之政”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人惟求旧”，这是周武王肯定了旧贵族的利益，安抚旧贵族的政策。于是周武王在位的两三年中，旧贵族们并没有过分的举动，直到周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即位，周人自己不满周公旦，武庚和其他殷遗趁势想要复辟商朝，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武庚之乱”（三监之乱），由周公旦和师尚父亲自花费三年才得以平定。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2021.9.1更新--------------------

没想到一个“惟妇言是用”都能扯出这么多争论，我错了，我以为这个事情没啥异议的。补充一点资料吧还是。

首先贴一下“惟妇言是用”这一段的翻译：

武王说：“古人有句话说：‘母鸡没有早晨打鸣的，如果母鸡早晨打鸣，这个家就要败落了。’现在商王受，只是听从妇人的话，轻蔑地抛弃了对自己先祖的祭祀，不闻不问；轻蔑地抛弃了自己的同父、同宗兄弟，不予任用。却对许多因犯罪而从四方逃来的人，那样地尊重、推崇，那样地信任、使用，任命他们作大夫卿士，使他们残暴地虐害民众，在商都犯法作乱。现在我姬发奉行上帝的惩罚命令。今天的征伐战斗，每前进不超过六步、七步就停下来，整齐一下队形。勇士们，努力啊！刺杀时，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就停下来，整顿一下队形。勇士们，努力啊！就应该威武雄壮，像虎豹，像貔，像熊，像罴一样，在商都郊外决战。不要杀死前来投奔的人，使他们帮助我们西方国家。努力啊，勇士们！你们如果不努力战斗，你们将会有杀身之祸！”

这里提到了“只是听从妇人的话”，但妇人并不知道是一个还是一群，又是哪一个或者哪一群。如果按照古史层类的观点来看的话，可以说这时其实并没有妲己这个形象，而妲己的形象是根据这些记载层类出现的。

其次，评论区里有的用户提到了商周对待女性干政的态度的问题，我就这一点贴一些资料：

从以上 31批件铜器铭文，可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1）31批器中，商代晚期器有 15 批，几乎占到总数的一半; 西周早期器有 8批，约为商代晚期的一半，其变化显著;西周中期器更降至两批 5 件，西周晚期只有一件器。很明显，为"妣"所作器，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呈明显下降趋势。

（2）在商代晚期的 15 件器中，有13 件器是专为"妣"所作;在西周早期的 9件器中，尚有 7件专为"她"所作，而在西周中晚期的 3 批6件器中，没有一件是专为"妣"所作器，她们均附祭于"祖"之后，是为男性祖先受祭时的陪衬。显然她们独立受祭的资格在西周早中期之交发生了重大变化，标志着其地位的下降。

（3）就器制而言，商代晚期为"妣"所作器，遍及鼎、簋、爵、觚、解、尊、自等器种，其中二祀如其直、簋虽然不是器主专为其女性祖先所作，但从铭文中可看出"妣"的地位。二器均为商代晚期的重器，前者铸铭 45 字，后者铸铭 35字，是商代晚期少有的几件长铭铜器。西周早期为妣所作器涉及鼎、爵、觚、解，已不见尊、直等大型酒器。到了晚期，便只有鼎、簋而已。致祭铜器种类的多寡，体现了受祭者"妣"受重视的程度。

（4）由以上三点可以清楚地看出变化最大是在西周早中期之交。此时正是旧有的商文化消褪，新的周文化全面确立之时。女性祖先"妣"的受祀权的强弱，反映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西周早期有 9 件为"她"所作器，并不表明那时对女性祖先的祭祀与商代晚期一样，因为这 9 件器中没有一件可以证明是周氏族人所为。相反，从日名与族徽的角度，可以证明这 9 件器均为殷商后裔所为。西周中期的两件器中，或方鼎是东方国族（录国）后裔所为，宰兽簋的族属不能确定。西周晚期只有不燮簋一件，而李学勤先生已多次著文，证明其为秦庄公所作 1问。秦乃赢姓，祖先来自山东，后虽居西方，但与东方国族多有交往，秦文化中有东方文化因子，正在情理之中。

西周之后，为"妣"所作器尚有，其中春秋器3 批，战国器两批 4 件。但这 5批器分属齐、莒、宋三国，齐为姜姓，取代齐姜的田氏为妫姓，莒为赢姓，宋为子姓，5
批铜器都是东方国族的器物，深受殷商文化的影响，与姬周贵族没有关系。
从以上实例与分析可知，女性祖先"妣"的受祭权在商代晚期虽然不可与男性祖先相比，但毕竟有少数女性祖先可独立地受到祭祀。到了西周早期，这一点在殷商遗民中还顽固地保留着，而在周人那里却看不到（至少从目前所知资料来看是如此）。正是由于观念上的差异，导致西周中期之后，单独祭祀女性祖先的礼俗悄然变化，女性祖先"妣"不再享受单独祭祀的权力，顶多只能随其夫君一同受后辈的祭祀。所以东周时期女性祖先虽然偶尔受到祭祀，但毕竞时过境迁，不可与殷商时期同日而语了。

以上女性为"父"所作器，当包括为其舅（即其公公）所作器，二者有时不易区分。由上述 9批11件器铭可知，为父母作器以商代晚期为多，共4 批6件，约占半数，考虑到商代晚期铭文较短，其中还会有为父母所作器，所以比较而言，商代晚期女性为父母作器数量稍多些。而且龚后为父亲作的一套祭器，包括两件鼎 1件瓢，由于器已散失，组合不完整，当另有其他类祭器，可见规模之大。西周早期女性为父母作器当承继商代而来。西周早期仅有的一件器也非周氏贵族所作器。到了西周中晚期，女性为父母作器日益减少。值得注意的是，在数钟和慧叔鼎铭中。女性不是单独作器.而是依附于其丈夫之后，可知其地位的下降。
具体而言，商周女性地位变迁的轨迹可划分为五个时段。第一时段为商代晚期，不仅女性受祭和致祭的次数较多，而目女性在祭祀中具有基种程度上的独立受怒和致祭权。这一时段可谓中国古代女性地位的巅峰时期，过去的论著对这一点估计不足。我们说此时女性地位稍高也只是相对于后世的女性来说，与同时期男性相比，仍然相去甚远。只要看看商代晚期数以千计的为男性祖先所作祭器，这一点就很清楚。第二时段为西周早期，情况大致如商代晚期，但女性受祭和致祭的次数大为减少，受祭和致祭的规格也有所降低。第三时段为西周中期，此时变化尤为明显。不仅数量锐减，更重要的是女性独立受祭和致祭权被严重剥夺，她们更多地是依附男性去受祭或致祭，即所谓"附祭"。第四时段为西周晚期，女性受祭和致祭权被进一步削弱，如作为"妣"的受祭和致祭铜器总共只有1件。另一方面，作为"母"的受祭铜器略微超过中期，女性自作而祭祀对象不明的铜器是西周中期同类器的两倍，数量超过西周中期同类器，所以也有学者指出此时女性地位有所提高。有这种可能，但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在这些器物里，作器目的表现不明确，其中可能包含有不少非祭祀用的器物。同时可以看到此时媵器大增，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固然媵器中也有用享孝于宗庙祖先的，但大部分是出于政治目的，用于沟通和加强两国（族）的关系，而这正是礼乐制度衰退的表现。^[11]

另：

由这几条卜辞可见，妇井不仅仅拥有自己的田产，还亲自躬耕，以求粮食的丰收。
除了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女性的经济地位之外，有关的墓葬资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商代女性较高的经济地位。 1976 年安阳小屯村西北出土了妇好墓，陪葬品种类丰富且齐全，总数达到 1928件。其中，殉葬者有 16 人，青铜器有 468 件，青铜礼器占半数，另有玉器 755 件及大量石器、宝石器、骨器、牙器等。这些都说明妇好手中拥有大量可以支配的财产。
除了土地之外，奴隶也是当时衡量财富的标准之一。受当时生产力水平制约，奴隶是保证生产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因此拥有奴隶越多，一定程度上代表其经济水平越高。甲骨卜辞中虽未明确记载商代贵族女性是否拥有奴隶，但根据她们所拥有的大量田产来推测，商代贵族女性除了拥有田地，还拥有田地上的平民及奴隶，通过这些奴隶来保证土地上的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这说明了商代贵族女性相当高的经济地位。
宋镇豪先生指出：“由于她们大多来自各地的血缘大家庭，或由之裂变而扩大的强宗大族，有的还来自周边方国，她们中持有领地领域者又通常属于商王朝基层地域组织，故其行为或出入往来的频繁程度往往成为商一时统治稳定与否的晴雨表。”
正如宋先生所指出的，这些商代贵族妇女因为拥有大量田产，才受到商王的尊重并拥有较为独立的地位与权力。
虽然武王克商时对殷商“牝鸡之晨”的现象加以否定，但在西周早期，妇女干政现象依然存在。从墓葬资料中，我们也能窥见周代早期女性的较高社会地位。在河南地区发掘的一座大型墓：“墓室上口长 6.3 米，宽 5.1 米。下口长 5.7 米，宽 4.5 米，深 11.6 米，墓道接南壁处宽 3.5 米。”
就其规格及形制来看，该墓可与同时期诸侯墓葬相当。同时，该墓葬中葬品也非常丰富，有铜戈、铜铃、铜管等物品，这与文献中记载的西周时期夫人的墓葬规格类似，因此张应侨先生认为此墓应为卫国夫人之墓。从其墓葬来看，该夫人生前地位极高。
但随着宗法制的不断完善，西周中后期女性的地位便不复辉煌，女性参与政事的记载鲜有所见。《礼记·曲礼》曰：“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正义》云：“外言，男职也。男职在於官政，各有其限域，不得令妇人预之。内言，女职也。女职谓织紝。”而《诗经·小雅》亦云：“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这就表明了只有男性才能参与政治事务，女性只能负责家庭内部的家务活动，这极大地限制了女性的活动范围，从而使女性的政治宗教地位一落千丈。即便周初女性尚有一席政治地位，但这仅限于王后及贵族妇女，就平民妇女而言，是没有政治地位可言的。因此周代以来，女性的政治与宗教地位是一路走低的。^[12]

另：

西周春秋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与商代相比是十分低下的。自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孔子 ，把女子与小人放在一起等而看待∶"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 ，远之则怨'"《论语。阳货》）而作为整个封建社会妇女纲常信条的"三从"在周代的礼数中也产生了∶"男忡女，女从男 ，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牲》）从妇女的称谓及其解释也可见妇女的地位∶《论语。季氏》谓"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礼记。郊特牲》说"妇人，从人者也"《说文》言"妇 ，服也 从女持帚洒扫也"等等。 这些称谓及其解释就规定了妇女卑下与从属的地位。
周代妇女卑下与从属的社会地位在周礼中有明确的规定。 周礼，认为男先女后、男刚女柔 。这与天在地之先 君在臣之先的意义是一样的∶"男子亲迎，男先于女 ，刚柔之义也。 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义一也"《礼记。郊特牲》）男子娶妻，"多多益善"，而要求女子要有从一而终的"美德"∶"信，妇德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郊特牲》）儿媳侍候公公婆婆要求勤谨孝都、温柔、和气∶"妇事姑，如事父母;鸡初鸣，咸 漱，栉 纵、、总 ，衣绅。…以适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 ，问衣燠寒，疾痛苛痒 ，而敬抑搔之。 出入则或先或后 ，而敬扶持之。 进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 ， 卒 ，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 ，柔色以温之 …...父母舅姑必尝之而后退"《礼记°内则》） 儿媳总是吃公婆吃完剩下的饭菜 ，如果不是吃剩的饭菜则不敢饮食∶"父母在 ，朝夕恒食，子妇佐 ，既食恒 。 父没母在 ，冢子御食 ，群子妇佐 如初"，"敦 牟卮、 ，非 莫敢用，与恒食饮 ，非 莫之敢饮食"《内则》）" "是指吃剩下的饭菜 孔疏曰∶"以父母食不能尽，故子妇佐助，食之使尽 ，勿使再进也。"儿，媳要孝都公公婆婆 ，不敢违命 ，不敢懈怠，即使不愿做的事也不敢抗命∶"子妇孝者敬者 ，父母舅姑之命 ，勿逆勿怠。若饮食之，虽不耆 ，必尝而待∶加之衣服，虽不欲，必服而待"《内则》）儿媳不管是嫡庶，大小事均应请示公公婆。
与商代妇人女子从政参政的"牝鸡之晨"现象相比，周代妇女在政治生活中也直是"牝鸡无晨"，默默无闻了。 她们在家族中无地位，无权力 ，含辛茹苦 ，逆来顺受;在政治舞台上更是地位低下，无权涉足《礼记。内则谓"男不言内 ，女不言外"，周代礼仪制度已把妇女拒之于政治生涯的大门之外。 在周代等级、名分制度森严的宗法社会中 ，妇女很难步入政治舞台。 唯一参与周代朝政的女性大概只有文王之妻 武王之母∶ 太姒《论语。泰伯》∶"武王曰∶'予有乱（"乱"为繁体"司"的 文—— 笔者按）臣十人。'孔子曰∶'才难 ，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 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孔子谓辅佐武王治理天下的十位贤臣中有一位妇女 ，这位"妇人"据《论语。泰伯》邢疏谓即武干之母、文王之妻太姒 那么 ，太姒参政是以母后身份参与朝政的 ，她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 这是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 ，旧的遗风流俗还存在 .新的礼仪制度还未完全形成，太姒干政现象的出现也就很自然了。但从文献与全文资料看，太姒参政的影响甚微，根本不能与武王时期的其他辅政大臣太公、周召二公相提并论。至于西周春秋时期其他妇女从政干政的则更是名不见经传了。^[13]

另：

另：

从商代的祀典中也可反映出这一情况。商人对祖先的祭祀中，既包括有殷先王，又包括其先妣。对先她的特祭是殷代祭祀的一个突出特点。反映在商代周祭祀谱中，从示王妻妣庚开始，到文丁妻妣癸，共有 22 位女性受特祭，进入商代周祭祀典。对女性的祭祀在商代祖先祭祀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不多见的。
当然上述材料反映的都是商代上层妇女的情况，商代的普通妇女，其地位如何呢? 这方面先秦文献和甲骨卜辞都很少涉及，可供我们用于研究的材料很有限。好在近些年来商代考古工作的深入进行，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些重要信息。据研究，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组织较广泛地存在于商代贵族和平民各个社会阶层。反映在慕葬方面，商代的墓葬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单人葬，即夫妻不同葬，这种葬式占商代墓葬的大多数，仅以 1969 年到 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为例，在所发掘的一千多座墓葬中，单人葬就占 939 座。夫妻分葬，不像后世那样实行男女合葬，女性明显依附于男性，近年来妇好墓的发掘也证明了这一情况。妇好为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即商代周祭祀谱中的妣辛，其墓在 1976 年被科学发掘，分布于殷墟洹水南宫殿区附近，与其丈夫商王武丁葬于洹水北王陵还相距甚远。第二种形式是男女异穴并葬，这种慕占到殷墟总幕数的1/3。异穴并葬之两个慕穴均紧紧相靠，两位墓主头向一致，为一男一女，两墓墓穴规模相同，葬具也相同，随葬品质量与数量也基本相同。如殷墟梅园庄东区的 M9墓和 M10，为异穴并葬墓，均南北向，两墓间隔仅35 厘米。M9 长 2.5米，宽0.92 米，深 2.35米，无二层台和腰坑，葬具为红漆木棺，人骨架一具，头向北，仰身直肢，基主为女性，随葬器物 3件，均陶器，计簋 1 件，豆1 件，罐1 件，均置于头前。M10墓长2.3 米，宽0.8米，深 2.3 米，无二层台，腰坑，葬具为黑漆木棺，人骨架一具，头向北，仰身直肢。为男性，随葬器物 3 件，均陶器，计有簋1 件，豆1 件、罐1 件，均置于头前。（7两墓墓主为一男一女，应为夫妻关系，死后以异穴并葬的形式葬干家族墓地中。从葬式、葬具、随葬品各方
面看，都看不出夫妻之间有什么明显差别。第三种形式是合葬墓，两人或多人同葬于一椁或一棺内。山西灵石旌介村发现的二号墓即为这种夫妻合葬墓，一椁两棺，两具人骨架，中间是男主人，仰身直肢，男主人右边是女主人，侧身直肢，面向男主人。这种女性明显依附于男性的夫妻合葬慕在商代是极少数的，在当时社会上不占主流。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商代的女性地位会高于男性，事实上男性的地位还是要略高于女性的，我们只是说在商代女性并没有完全从属于男性，成为男性的依附物，商代女性不论是在家庭生活中，还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都发挥了不能说是微不足道的作用。恩格斯所说的∶"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仆，就成丈夫淫欲的 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是从社会发展的总体上说的，是言社会总的发展规律。其实这一发展过程在中国是很漫长的，不是一蹴而就完成的，中国商代就不是这种情况。
古代文献中也反映出商代文化的这一特点。《礼记·礼运）》载孔子"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
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股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也。"杞为夏之遗民，宋为商之遗民。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当时夏、殷已亡国多年，夏商文化人们已知不多，孔子想了解夏礼、殷礼，只好到保留夏、殷文化尚多的杞国、宋国去。孔子提 到《夏时》、《坤乾》，从这两本书中他了解了"夏道"、"殷股道"，说明《夏时》、《坤乾》能反映出夏人、殷人的文化特色。《坤乾》是与周代的《易》一样的卜筮书，《周易》以乾卦为首卦，坤卦在乾卦之后，乾者，阳也，为天、君、男等等，坤者，阴也，为地、臣、女等等，周代以乾为尊，坤为卑。商代的《坤乾》其具体内容我们已无从知道，但以坤卦为首，乾卦列于坤卦后则是可以肯定的，这是大异于周代的地方，也应当是殷人文化不同于周人文化的表现之一。《史记·梁孝王世家》褚先生补篇，有"股道亲亲，周道尊尊"的言论，也是商代这一情况的反映。"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周代父权己发展到绝对统治地位，而在商代，反映在王位继承上母权还有一定的残余势力。总之，被周武王斥责为"牝鸡之晨"的商代妇女从政的现象，是与商代还保留有较浓厚的母权制观念，女性还有一定的独立地位，还未完全沦为男性的依附工具相一致的。到西周以后，随着周公制礼作乐，完善国家机器，将女性完全排斥出政治舞台， 这种情况 便不复 存 在。^[14]

另：

参考

1. ^ 《帝辛征夷方卜辞的扩大》李学勤
2. ^ 《甲 骨金文中 的“ 囹 ” 字 及其相 關 間 題之檢討》陈絜
3. ^ 《帝辛十祀征夷方与商王巡狩史实》李凯
4. ^ 《商代史11·殷遗与殷鉴》宫长为、徐义华
5. ^ 《从考古材料看殷墟第四期的文化面貌》岳占伟
6. ^ 《嬴秦之祖“恶来”称名及相关问题辨析》白国红
7. ^ 《考古所见“费”国及曾子籍里问题》燕生东
8. ^ 《吕氏春秋·诚廉》
9. ^ ^{a b c} 《商周更替之际的微子与宋国》徐义华
10. ^ 《关于商末纣军倒戈事件的重新认识》雒有仓
11. ^ 《商周之际女性地位的变迁 —商周 文化 比较研 究之 二》张懋镕
12. ^ 《商周时期女性地位探析》陈晓丽
13. ^ 《从商代“牝鸡之晨”现象看商周妇女 地位的文化差异》王晖
14. ^ 《从 “ 化鸡之 晨 ” 现 象 看 商 代 妇女 的社会 地 位》王奇伟

商朝文献太缺乏了，史料叙述模糊不连贯，文字夸张。对纣王暴行或者德行记载都很不可信，时间地点人物混乱。但有一点是真的，他亡国了。如果一个人英明神武，而且具有合法的高贵的地位，但依然身死国灭，只能说明所谓的英明神武是虚的。得罪贵族利益说麻烦去欧洲话题，中国从来没有得罪贵族而亡的国，除非那个贵族本身权势超过了王族，比如王莽，曹操，司马懿，刘裕，杨坚等等，基本是和平演变。而周灭商相当秦灭六国，元灭宋，清入关。对当时的诸侯来说俩人都是爸爸，为啥要把英明神武的爸爸换成个阴险小人呢？

每个人都有两面，不能因为好的一面忽视坏的一面，不能全面否定也不能无脑吹捧啊，都快吹成民主先驱了。

不知道为什么洗白他，亡国之君有何颜面说英明神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