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谈谈你心中的历史界大佬吗（历史学学生不能不认识的学者）？ 第1页

阅前须知：（个人主攻中国近代思想史，对古代史、世界史及史学理论方向的大佬不太了解，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大牛也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有错误，敬请指正）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2021年7月23日修改（图源网络，侵删）。

王汎森（王泛森）：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 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和近代史所是什么地方就不需要多介绍了，不论政治立场如何，学术水平是毋庸置疑的。

王汎森先生师从余英时先生，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而普大历史学在全美排名都是TOP3级别的。

接下来介绍王汎森先生的著作：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本书是王汎森教授研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新作。他认为，思想与生活相与交织，不同人群所呈现的思想光谱浓淡不一，思想史研究应致力于刻画历史的复杂性。王汎森教授以此思路探讨近代中国人的存在感受、生命气质、人生态度，灵活调用思想、学术、生活、政治诸种材料，解读从“新民”到“新人”的变化、“主义”的兴起、近代思想中的“未来”、“人的消失”等新鲜议题，呈现出近代中国大变动之中丰富、幽微的心灵世界。

这本书是作者的思想史论文合集，其核心内容在我看来就一点：“对于一般思想史的重视”。什么是“一般思想史”呢？就是那些不在历史舞台中央的“沉默的大多数”的思想和作为舞台背景的思想。关于“一般思想史”，复旦大学葛兆光先生的三卷本《中国思想史》有着深入的阐释，此处不表。

《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本书由四篇讲稿及两篇相关的附录文章组成，主要通过对近代历史资料和著作的梳理，挖掘在历史研究中容易忽略的非主流思想，从而解析在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段，一些处于边缘地带的思想者们被甩出主流视野的现象。这些思想的“低音”，事实上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思想面貌和各种不同路径的思考，并且始终不绝如缕地在主流话语的覆盖下存在。如何认识及理解它们，正是作者检讨反思的中心内容。

感天动地，这本书终于有再版了（上一版断货太久了，让我这个超喜欢买实体书的实在意难平）。这是王汎森先生在复旦大学讲座的讲稿合集，正如本书副标题所言，讲座主要围绕“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换言之，就是对一些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剖析与评价。对于想要在历史学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的人而言，了解更多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是非常重要的，这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一部分对于历史学专业的普通学生相对陌生的理论方法层面的思维方式，与杨念群的《中层理论》搭配起来看有奇效。下面放几段书摘

1. 近代世界有一种不言自明的进化思维，认为这个时代应该就是到目前为止相对而言最高的阶段，所以很容易将现状“本质化”，隐然认为现状便是该物事的本质性内容，忽略了它们可能只是近几十年或几百年来形成的，并不是“本质”。
2. 若我们想了解古代人物的状态，则必须要设法与他们处于同一境地，不能只套西方的理论。我们应把西方历史个案化、再普遍化，把中国的历史文化个案化、再普遍化，在交复往返的过程中，得到新的理解与新的资源。
3. 新词汇、新概念、新框架登上近代历史舞台，是强而有力，而又具有创造性的，它们使得许许多多的东西都需要跟着改变。像“国家”“线性”“公例”“进化”等观念进来之后，把很多相关的、远近的东西都扫掠而过，产生或多或少的调整。这些解释架构帮助我们了解许多事情，同时也使我们误解许多东西。有的影响非常细微，就好像磁铁一样把东西都吸住了，有的则像风一样吹掠而过，产生许多“消耗性的转换”。

凡此种种，很多东西都振聋发聩，并和其他一些大佬的想法不谋而合。

此外在大陆地区出版的还有《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章太炎的思想》（硕士学位论文），《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博士学位论文），《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天才为何成群地来》（随笔与新闻杂志采访）。

王汎森先生在他的文章里真正体现出了他所坚持和呼吁的对于“真正的历史的人”的重视，这种方法与内容的相结合，在《傅斯年》这本书中提现的淋漓尽致，而且作为博士学位论文，读起来就像一本傅斯年的传记一样，丝毫没有我们刻板印象中学术论文的那种晦涩诘屈和故作深奥，实属难得。不过稍显遗憾的是王汎森先生著述以论文为主，专著不多（特指围绕一个具体问题展开的著作或主题相对集中的论文集）。

杨念群：1988－199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首批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杨度的曾孙子，梁启超的曾外孙。

嚯，杨度的曾孙，梁启超的曾外孙，这种显赫家世，整个大陆史学界应该也找不出几个，再一看早年的学术作品：

《蔡锷与梁启超关系初探》，《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杨度佛学思想与后期思想转变》《求索》1986年第6期
《孙中山与梁启超历史观比较论》，《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地域文化冲突的近代缩影－时务学堂之争再评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2月号
《杨度和帝王之学》，《二十一世纪》1994年2月号
……

嗐，人比人气死人。

好了，言归正传，杨念群先生著作颇丰，这里只选取两本我喜欢的：

《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中层理论的建构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至少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量可使我们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目前许多历史著作行文叙述总是宏阔而不细致，概论式的判断比比皆是，本质主义式的断语草草形成，里边唯独看不到日常生活状态下人的踪迹，人变成了冷冰冰的趋势与规律的符号表征。二是讨论如何改变史界只拉车不看路式的工匠型治史方式。作者新刊长序，收入其近十年的反思，趋向更加圆融的历史叙事。

这本书偏向于研究方法的评述，对于没时间或者没耐心看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著作和史学理论方法著作的人士十分友好。里面的主题都是围绕标题中的“中层理论”，大意就是我国传统史学中宏观叙事与西方史学潮流中的个案研究都存在不足，而社会学（or政治学？）中的“中层理论”（“中观理论”）也给了我们在宏观和微观之外的第三种研究取向。个人十分喜欢这本著作，强烈推荐！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本书尝试着提出一个“儒学地域化”的解释体系，通过研究儒学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民间的思想资源这一复杂的过程，展示了不同的儒学形态对近代知识分子言行的影响，这项研究不是对个别思想家脉络的追踪，也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史著作，而是突破了以往近代史解释的日有框架，试图借用新的方法把思想史与社会史加以沟通，从而对一些旧有命题提出新解。“儒学地域化”体系的提出可能会引起讨论和争议，但本书在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方面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这本书好多年没再版了，我恨！儒学是什么？孔孟之学是儒学么？程朱理学是儒学么？陆王心学是儒学么？乾嘉之学是儒学么？当我们执意追问儒学究竟为何时，会发现我们很难给儒学一个定义。而在这本书里，作者将晚清的儒学通过“地域化”的方式，划分成了浙学（江浙之学），湘学（湖湘之学），粤学（岭南之学），并通过一些具体的研究给我们展示儒学在不同的地区是如何形成自己的“个性”的。

由于还没有买到实体书，所以这本书我还没有通读，在写这个回答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后见之明这个东西的影响：通过我们后人对近代史整体的把握，人为地从Z→A倒推儒学的地域化（因为从总体而言，对近代史影响最大的三个地域即江浙、两湖与广东），这种划分真的合理吗？围绕《儒学的地域化》，作者与程美宝教授有相关论辩：

“程美宝的批评则从广义的区域研究的角度切入。她认为，目前国内史学界打着区域研究招牌的论著所划定研究的‘区域’的学理根据本身就颇可质疑。例如有些著作把‘吴文化’或‘湖南经济’作为一个分析单位，个中的道理似乎不言而喻，普遍的读者也罕有质疑这种以行政区域或习以为常的分类作为所谓区域研究的基础。但在实证研究中，我们会察觉这种划分其实是相当主观和随意的面对这种盲目跟风式的雷同研究趋向，我们所要设问的，其实不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标准划分区域是否合理，而是区域研究作为一种研究取向，到底在历史观和历史方法上，将会带来一场怎样的革命？以此标准衡量，‘儒学地域化’从区域研究取向出发，并质疑梁启超的线性的、进化论式的历史叙述，但作者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放弃这套论述逻辑，只是把梁氏的时间性论述替换成空间性的分类，即把其所说的器物之变化归功于湘学，把制度之变化归功于岭学，把文化之变化归功于江浙学人。作者在这样做的时候，似乎没有仔细考虑过他所使用的区域划分的理据，给人的印象是仅仅把一个整体分成几个整体，实际上是重蹈了其所批评的林毓生的覆辙，掉入了‘整体论’的陷阱。”（出自《中层理论》第五章）

此外还有《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2003），《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主编，2004），《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2005），《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2006），《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2010），《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2019）等。

杨念群先生还受观察者网邀请做过一次演讲，指路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民主”和“科学”之外。

人大清史所这两年又组织出版了一套《百年清史研究史》，包括导论卷、政治史卷、经济史卷、社会史卷、思想文化史卷、中外关系史卷、边疆民族卷、历史地理卷、文献档案卷、海外研究卷十部，虽然很多文章是已经发表过的，但作为了解清史研究的通论综述性著作还是相当不错的。

王奇生：湖南湘乡人，1963年11月6日出生，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本科、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博士），曾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任职，曾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任讲师、副教授，兼副所长。1999年底博士后出站后留近代史所工作，晋升为研究员。2008年调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
主攻中国现代留学史、中国现代政党史、中华民国史、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著有：
《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党员、党权与党争》和《革命与反革命》两本书是近代史方向必读书目。

葛兆光：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道教与中国文化》（1987）、《中国思想史》（三卷本）、《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1995，2006）、《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2014）等。
葛兆光先生的著作大家一定要去读那一本《中国思想史导论》！

桑兵：现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科资深教授，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目前主要关注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近代中日关系（以民间团体和学者为中心）等领域。尤其以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为重点。
出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等专著。主编《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清代稿钞本》。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
桑兵先生应该也不用多介绍。 懂得都懂。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外关系史，是当前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
罗志田先生的著作都是论文集，网上随便一搜都是，这里重点推荐一篇《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个人觉得，历史学专业的都应该看一看他的《权势转移》那篇文章。

汪晖：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被认为是“新左派”（中国当下语境意义）领袖。
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汪晖自选集》（1998）、《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5）等。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作为一套四卷本的大块头，去年底买了以后我只断断续续地看了1683页中的104页，想要看完又是一项大工作。很能明白搞文科的为什么活的越久就越厉害（一般而言），因为时间真的很重要。
汪晖先生在某种意义上算文科教授而非简单意义上的历史学大佬（其实有很多大佬都是这样的，毕竟文史哲不分家）。

金观涛，刘青峰：没错，金刘二先生是夫妇，所以要一起介绍。
金观涛，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研究。曾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讲座教授、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著有《系统的哲学》《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系统医学原理》（合著）《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与刘青峰合著）《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与刘青峰合著）等。
刘青峰，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在郑州大学中文系任教、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工作；1980年代活跃于学术文化界，任《走向未来》丛书常务编委，著作《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以靳凡为笔名发表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1989年之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合作的代表著有：《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1984长沙、1992香港）、《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1993、香港）、《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2000、香港）。
金刘二先生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史学界的神雕侠侣！其著作中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中国思想史十讲（上）》（下卷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出版，希望两位先生保重身体）、《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我都是逐字逐句仔仔细细看的，因为真的写的太好了！当然，前三部都长于结构之搭建，而在具体的史学分析上存在明显短板，但是这三本书研究方法的思想确是真真切切的好东西！最后一部《观念史研究》又开我国史学界思想史计量学派（或思想史统计学派）之先河（如果不是，错在本人见识不够），这本书根据讨论的十大基本观念，整理出十余万字近一百个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意义演变词表；可以说，这既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哲学的重要研究著述，也是十分有用的参考工具书。

1957年生。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长期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为台湾中生代中国思想研究的代表人物。
黄克武先生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学者（鄙人的硕论就是模仿黄先生的硕论写的hhh），不过其著作大陆出版的不多，所以想要看的话要靠自己去找资源。
黄先生最为一般史学生熟知的应该是其与王建朗先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主持合编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参与学者共57位，其中大陆学者34位、台湾学者21位、香港学者2位。《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分晚清卷和民国卷，各卷又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通史，下册为专题史。全书论述了中国近代史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部书2016年出版以来逐渐有成为历史学必读书目的趋势。
主要著作有（带★为大陆有出版）：
★黃克武，2021年1月，《反思現代：近代中國歷史書寫的重構》，共292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黃克武，2020年5月，《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共400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黃克武，2016年4月，《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共560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克武，2013年3月，《近代中國的思潮與人物》，共451頁，北京：九州出版社。
黃克武，2010年10月，《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共272頁，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克武、 洪溫臨，2010年，《金山鄉志l政事篇》，共391頁，台北：金山鄉公所。
Ko-wu Huang, 2008, 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 408 pag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黃克武，1998年4月，《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共397頁，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簡體字版，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5月，393頁)。
★黃克武，1994年，《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共217頁，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專刊(70)(2006年再版)(簡體字版，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212頁)。
黃克武，2019年5月，《重估傳統˙再造文明：知識分子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共454頁，台北：秀威資訊。
★黃克武，2014年11月，《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嚴復卷》，共500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黃克武，2002年8月，《第三屆漢學會議論文集：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共212頁，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黃克武、張哲嘉，1990年6月，《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的重建》，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湖南安仁人，1967年6月生。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89、1992、1997年，先后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历史系，相继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专业研究方向主要为晚清民初政治、思想与社会史，兼及台湾史。
已出版学术专著《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合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
李细珠先生近年来的重心已转移至台湾史，个人不太了解，但其早年关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成果也是非常值得一读的。

1965年3月出生。1982－199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2年7月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至今。2000年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兼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心”和“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理事，《清史研究》编委。《新史学》杂志召集人之一。
黄兴涛先生关于“中华民族”概念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十分精彩，下面是一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的书摘：
“以官话作为各族人民相互沟通工具的现代国语地位之最终形成，对于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和生成，其基础意见显而易见。”
“现代意义的中国国家再造应从晚清始谈。”
“在最初具有代民族意识的汉族知识分子中，大体都经过了一个梁启超所谓的从‘小民族’到‘大民族’，即从‘汉族’到‘中华民族’的双重觉悟过程，不过度有所不同，时间先后有异罢。”
“现代意的中华民族观念结构的两个核心内容：一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构成一个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其体内的民族间要反对互相歧视和压迫，争取平等，携手发展，共同进步，并朝着进一步深化融合的方向努力；二是要反对外来民族的欺压，一致对外，争取此一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独立、解放和现代化发展，并维护自身各方面的权利无尊严。”
说到黄兴涛还不得不提一嘴人大清史所的《新史学》辑刊，现已出版十三卷，每一卷都有自己的独特主题，撰文者都是知名学者或优秀博士、博士后，而且专业不限于历史学，含括了文史哲乃至于心理学、经济学等领域，部分文章研究另辟蹊径，对于拓展史学生知识与眼界很有帮助。

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担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委。 近年来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许纪霖先生对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研究可谓是鞭辟入里，他在这个领域可谓是绝对的执牛耳者。而且许先生对于学生绝对是一位好老师中的好老师，窃以为他编著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三书是思想文化史方向的史学生必读之书。

1963年10月生于扬州，长于伊犁，籍贯淮安。1981年9月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1985年获学士学位，1988年2月研究生提前毕业，获硕士学位。1993年考入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课程，1999年获博士学位。1988年-1992年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在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先后在早稻田大学法学部、驹泽大学文学部等教授东亚史。2000年赴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国际文化系工作，历任副教授、教授。现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和历史学院教授，学衡研究院院长。
孙江先生致力于从社会史和思想史角度研究16-20世纪中国和东亚世界，研究方法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诸多领域，有代表性的研究如下：（1）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共同创办“新史学” 丛刊（中华书局）。（2）宗教学。侧重宗教概念、基督教、中国民间宗教、日本民众宗教等。（3）历史与记忆。关注历史叙述、民族主义等问题，主持“历史与记忆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与记忆研究丛书”（三联书店）。（4）概念史（思想史）。从全球史角度考察西方知识移入中国/东亚的过程及其变异，共同创办《亚洲概念史研究》丛刊（三联书店）。（5）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与“京都学派”、“近代超克”有关之日本现代性问题。

1958年生，女，河北省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文化史研究室主任，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等。最近好像被南昌大学特聘去建设其中国史博士点了，还在不在社科院任职不太清楚。
主攻中国近代社会史、文化史、中日近代文化比较与交流。主要著作有：
1、《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
2、《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3、《清代全史》第七卷（合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
4、《中国现代化史》（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5、《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此外要介绍的太多太多了（排名不分先后，纯为本人脑海浮现顺序）：

江沛，李金铮，余新忠，高华，金冲及，胡绳，余英时，马敏，潘光哲，朱英，关晓红，石川祯浩，王中江，周策纵，熊月之，刘增合，赵世瑜，方维规，李泽厚，阿里夫·德里克，茅海建，杨奎松，鲁西奇，陈旭麓，王笛，柯文，费正清，史华兹，郑大华，裴宜理，柯林武德，张灏，赵汀阳，邹小站，秦晖，吕妙芬，李伯重，仲伟民，田余庆，杨天石，张玉法，陈永发，王先明，王宪明（没打错，这两位是不同的学者），吕芳上，沙培德，林满红，忻平，张海鹏，左玉河，卜宪群，高翔，苏全有，齐春风……（部分非史学专业的大佬纯粹是因为我个人看过一些他们的与历史学或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相关的著作）

这还只是以近代史为主的，如果再加上党史、古代史和世界史，那估计光这些名单上的人每人一本代表作都能够你看上本科四年或者研究生一年半了（正常速度）。

个人观点，如果不是为了写东西，还是更推荐看成体系的专著（就是那种非论文集的围绕某一个中心问题展开论述的著作），论文集和论文可看可不看，或者挑着看，毕竟一篇一两万字甚至几千字的论文，真的很难讲清楚什么问题。。。但是那些顶级刊物的综述一定要看，这对了解学术前沿非常重要，绝大部分人是没时间逐篇逐篇看顶级刊物所有文章（除非只是主攻方向的一小撮），更不用说那些外文期刊的了。而且非常推荐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的《近代史所集刊》里面的书评，没时间看完一整本书的同志，看目录和书评就成了了解一本著作的最佳方式。

此外，个人认为认识大佬不如阅读经典，有些大佬的论著不是特别专攻某一个子方向的话并不需要全部阅读的，经典书目的话可以去搜索各大院系或教授的“推荐阅读书单”，有很多相关文章，将相关书单组合起来，子集就是必读中的必读。

以上。

我是宋史方面出身，因此只说我本人认识的几个。

陈垣老先生父子。

垣老的水平，无须多说，根本非凡人所能评价。他在考据学方面的功夫，我个人认为已经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仅就二十四史朔闰，回历推算等几个工具型成果就已经骇人听闻。日本人曾称垣老是“中国的桑原隲藏”，而在我看来垣老的成果远胜于他。

垣老是本列表中唯一一个我本人不认识，只听过的学者。

陈乐素先生，垣老的长子。家学渊源，工作主要集中在对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由于本身论文不多而不太为新入门后学所知，然而先生在《宋史艺文志》以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上的研究，后人难望项背。幼年时曾多次见过乐素先生。当时乐素先生已经八十多岁，对幼儿抱有喜爱之情，因此有幸多见几次。印象中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老爷子。

张其凡先生，乐素先生的关门弟子。其凡先生一生在考据学，文献学上用力很勤，下过苦功。同行曾评价他生活“如苦行僧一般”。他的著作基本可以在《宋代军事政治论稿》和《宋代人物论稿》中找到。先生擅长见微知著，在考据扎实的基础上提出新颖观念。遗憾天不假年，仍有多部著作未能实践完成，呜呼！

邓小南先生，邓广铭先生的女儿。小南先生目前在史学中的“正统神器”制度史上用力很勤，研究非常深。她提出的“活的制度史”，提倡研究制度变化和实际执行的情况，并且学通中外，在国际上也很有知名度。小南先生的讲座，是我最爱听取的讲座之一。可谓是娓娓道来，而内容深度刚刚好，容易激发兴趣，也不会枯燥。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

佩里·安德森：本尼迪克特他弟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佩里他哥

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

迈克尔曼：终生写作

如果你是个左派、或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学生朋友，请认真学习以上各位大佬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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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

约瑟夫·奈：软实力与巧实力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

想了想觉得历史政治不分家啊，新时代的左派一样要学习国际政治啊。于是再推荐几个政治学大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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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yue-44-1 网友的相关建议: 
      

补遗：

（以下涉及文、史、哲、神、经济、音乐、戏剧、戏曲、民俗、社会、法律、文物、政治、地质等方面）

刘师培、顾随、顾诚、王汎森、桑兵、何兆武、莫砺锋、张政烺、张星烺、逯钦立、任鸿隽、赵紫宸、袁复礼、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姚从吾、傅璇琮、龚鹏程、江晓原、余冠英、傅衣凌、袁珂、孙钦善、蒋维乔、唐长孺、罗家伦、程树德、吴天犀、瞿同祖、钱端升、鲍铭钤、李长之、赵荫棠、胡士莹、沈家本、刘朗泉、李剑农、萧公权、巫宝三、严中平、孙本文、向宗鲁、姚明达、吕叔湘、李长之、冯承钧、何炳松、贺昌群、邓云特、张东荪、王星拱、陈康、齐良骥、殷海光、陈达、郑昶、滕固、晏阳初、南炳文、郭秉文、孙雄、陈顾远、邓初民、何廉、李锐、方显廷、万国鼎、林惠祥、罗尔纲、杨联升、贺麟、郑昕、蒋孔阳、汪楫宝、周鲠生、周枏、吴恩裕、龚钺、缪钺、吴承晖、陈岱孙、冀朝鼎、吴雷川、张雪门、曹道衡、舒新城、陈东原、许地山、徐宗泽、陈焕章、王亚南、刘大钧、杨鸿烈、林耀华、齐佩瑢、郑骞、王成组、陈友松、杨文会、叶德均、孙晓楼、王治心、孙冶方、齐如山、李安宅、游国恩、马茂元、杨开道、罗根泽、方授楚、黄文强、欧阳竟无、丁山、裴文中、陈启修、杨荫浏、萧友梅、杨燕迪、缪天瑞、欧阳予倩、王光祈、刘天华、扬之水、章开沅、钱南扬、黄翔鹏、茅盾、黄节、刘半农、沈尹默、马浴藻、詹锳、周有光、许渊冲、陆谷孙、袁世硕、傅璇琮

推荐你去读一读胡文辉的现代学林点将录。

综合类
傅斯年 梁启超 胡 适 余英时 杨锺義
陈寅恪 于省吾 杨树达 钱钟书 马叙伦

通史类
顾颉刚 吕思勉 钱 穆 白寿彝 陈 垣
邓之诚 范文澜 傅乐成 陈致平 吕振宇

舆地类
谭其骧 侯仁之 史念海 陈桥驿 石 泉 邹逸麟 张修桂 葛剑雄 周振鹤 李孝聪 唐晓峰 辛德勇 韩茂莉 吴松弟

哲学类
冯友兰 汤用彤 张君励 牟宗三 唐君毅 金岳霖 张岱年 张申府 方东美 杜维明 牟复礼 熊十力

政治经济史
萧公权 严耕望 全汉升 梁方仲 张五常 萨孟武杨端六

古典类
章太炎 黄 侃 程千帆 龙榆生 夏承焘 余嘉锡 马一浮 梁漱溟 吴 梅 朱自清 叶德辉 沈曾植 王叔岷 闻一多 浦江清 卢 前 王玉章 任 讷 唐圭璋 王焕镳 钱绍箕 王 起 汪经昌 赵万里 常任侠 潘承弼 陆维钊 任仲敏 胡士莹 盛静霞 刘乃昌 王利器 王先谦 高 亨 杨伯峻 姜亮夫 萧涤非

文学类
刘文典 徐朔方 王 瑶 陆侃如 鲁 迅 冯沅君 吴 宓 徐志摩 钱仲联 朱希祖 郑振铎 郭绍虞 袁行霈 朱自清 钱基博 谢无量 龙榆生 叶嘉莹

文字类
王国维 罗振玉 饶宗颐 郭沫若 胡厚宣 裘锡圭 董作宾 沈家本 陈槃 容庚 唐兰 陈梦家 屈万里 魏建功 王力 李零 游寿

文物类
沈从文 陈直 叶昌炽 启功 邹衡 夏鼐 梁思永 汪宁生 马雍

红学类
周汝昌 俞平伯

史学类
齐思和 李宗侗 洪 业 邓之诚 瞿同祖
萧一山 孟 森 罗尔纲 张政烺 张星烺
周一良 吴于廑 杨联升 方 豪 岑仲勉
徐中舒 翦伯赞 何炳棣 何炳松 周策纵
劳 幹 杨 宽 童书业 谢国桢 吴 晗
张荫麟 刘子健 蒋廷黻 冯家昇 姚从吾
陈登原 冯承钧 王仲荦 杨向奎 邓广铭
傅乐焕 周一良 许倬云 林剑鸣 陈 振
李锡厚 周良霄 南炳文 汤 纲 胡振宇
夏曾佑 黄现璠 郭廷以 侯外庐 黎东方
马非百 张光直 杜正胜 李开元 卢 弼
朱谦之 郑天挺 汪荣祖 杜维运 朱维铮

语言学
周祖谟 赵元任 李方桂 罗常培 周法高

民族类
费孝通 潘光旦 凌纯声 芮逸夫

敦煌学
孙楷第 向 达 王重民 宿 白 罗振玉 贺昌群 常书鸿 樊锦诗 李承仙 彭金章

其 他
雷海宗 季羡林 王 瀣 柳诒征 柳师培 辜鸿铭
廖 平 蒋梦麟 陶希圣 李学勤 竺可桢 朱光潜
蔡元培 杨振声 吕 澂 唐长孺 胡道静 李泽厚
蒋百里 唐德刚 梁思成 汪宁生 王静如 张岂之
金毓黻 钱玄同 钱基博 汤一介 陈恭禄 莫砺锋 徐有富 郭在贻 蒋礼鸿 陈平原 林 庚 吴祖湘 王 瑶 季镇淮 金克木 费振刚 吴文藻

从1916年开始看胡适的学术生涯)

1916年
6月
16日 胡适至康乃尔大学，与勃尔“谈历史考据之学”。
胡适“告以近治先秦诸子学，苦无善本”，“是以今日学者至多不过能作许多独出心裁之读法，及许多独出心裁之解解读而已矣。推其至极，不能出'猜测’之外”。勃尔先生谓：“当着力访求文古本。古本若在人间，或在地下，则今人之穷年校注，岂非枉费时力?西西方新史学初兴之时，学者亦枉费几许有用之精神时力为笺注之功夫。至边近世始以全力贯注于寻求古本原本耳。”

1917年
1月
1日 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掀起“白话文运动”。
该文系统论述了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胡适还在文中提出了一些论断，如文学应该有情感和思想;文学随时代而变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中国文学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元代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若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几发生于神州”等。胡适呼吁“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
陈独秀在文后按语中喊出了“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口号。此文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文化界、思想学术界的关注。此后，钱玄同、刘半农、曾毅、傅斯年等都著文对“文学革命”予以响应，“白话文运动”迅速发展，并走向了实践，很快取代了沿用数千年的文言文，不仅文学采用了白话文，史学等学术论著也多采用了白话文体。

1918年
11月
19日 北京大学新潮社成立，成为青年学生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主要团体。
新潮社是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史语所创始人）、罗家伦（国立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顾颉刚（新中国二十四史总纂、古史辨创始人、民俗学研究大家）等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师长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发起成立的一个宣扬新思潮新文化的学生社团。
23日 胡适借赴南开大学讲学之机访问梁启超，自此二人开始在学问上直接切磋问难。
胡适在此前致梁启超信中说:“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平生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家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

1919年（1919年堪称胡适年）
※〈新潮》、〈国故》创刊。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
※ 胡适发表《实验主义》、《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
※ 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发起“国故整理运动”
※《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商务印书馆编印《四部丛刊初编》。
2月
是月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范式。
该书是在胡适的留美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以及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讲义的基础上扩充改订而成，首次对哲学史研究的对象、任务、范围和方法等问题作了规定，使其从传统的学术史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该书出版后产生了极大轰动。蔡元培的序言盛赞此书有四大长处:(一)证明的方法;(二)扼要的手段;(三)平等的眼光;(四)系统的研究。毛子水谓是书不只是对读者讲中国古代的哲学，亦告诉读者研读一切古代书籍的门径，从做学问方法的观点讲，这本书在我们的学术界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余英时认为这部著作在进行了一场“思想革命”的同时，还在国故整理的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史学革命”(或称“考证学革命”)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典范”的地位。
该书在观念、方法等方面对当时的文史研究均有启发作用。人们由此开始认识到，历史学必须建立在可信的材料的基础上，只有追求历史的真实，才是科学的历史学。这部书使中国史学开始具备现代史学的基本观念。
胡著的不足在于，对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订占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与其说是一部系统的“哲学史”，不如说是一部“诸子杂考”一类考证之作。另一缺憾是，该书上卷在时间断限上止于先秦，他计划中包括中古、近世部分的下卷，终未成完璧。此书既有开山之功，又有未竟之憾。
此书日译本名为《古代支那思想の新研究》，译者杨祥荫、内田繁隆，1925年由东京岩松堂发行，1939年出至第4版。

3月
胡适在教育部会场作《实验主义》的演讲。
此文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实验主义”代表人物皮尔士、詹姆斯、尤其是杜威的相关思想。胡适特别介绍了杜威分析思想的五步法，认为思想的真正训练，“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经验来作假设的来源;使人有批评判断种种假设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来证明假设的是非真假”。胡适对于“实验主义”的宣扬，为此后的“国故整理运动”和“疑古”运动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演讲稿刊于《新青年》第6卷第4号。
7月
20日 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 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针对安福俱乐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行为指出，“空谈好听“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空谈外天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限险的”，主张要“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8月3日发表“知非”(蓝公武)《问题与主义》、8月17日发表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由此开始“问题与主义”白的论战。
10月
30日 胡适在《新潮》第二卷第一号发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
这篇文章是他为回应北京大学进步与保守的两派青年围绕“国故”问题的争论而作。胡适提出，做学问不当先存“狭义的功利观念”，当存“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具有同等价值。“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当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

11月
是月
胡适在《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5号发表《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第7、9号连载。作者通过总结清代学者的治学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其主要点即是在占有一定证据材料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假设，然后再细心搜求事实，以证实假设是否可以成立。其间证据是关键。
胡适说:“清儒之所谓汉学者，一名朴学，对于宋儒之理学而言，不外文字训诂校勘考订之学。而其治学之法，不外两事:曰'大胆的假说’，日'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此欧儒之所以治科学;而吾国惟治朴学者为得其意焉!”文章以“但宜推求，勿为株守”八个字作结。
胡适此说在史学界影响甚为深远。钱基博认为此文揭示了“新汉学”的旗帜与主要理论。他指出:“于是言古学者，益得皮附科学，托外援以自张壁垒，号曰新汉学;异军突起!”
后改题《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收入《胡适文存》，内容也有修改。
郭浠汾(郭绍虞)《中国体育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约六万余字，初步梳理了中国的体操术、拳术及其流派、剑术。射箭、舞蹈、游泳、蹴鞠等，并探讨了中国体育与道教、佛教的关系。此书是中国第一部体育史著作，商务印书馆此后多次再版，《郭绍虞学术年表》称胡适曾将此书推荐为大学教材。

是月 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 标志着“整理国故”作为一面学术运动的旗帜正式扬起。
这篇说明新文化运动宗旨的名文提出“研究问题，输人学理，整理国启 故，再造文明”的纲领，体现当时中西结合，创造新文化的基本精神。 胡适把“整理国故”列为新思潮的四大纲领之一，是“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之外，为了达到“再造文明”目的提出的对于旧文化所应采取的态度和手段。胡适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概括新思潮的基本精神，他指出，在新思潮运动中，人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都应抱持一种“评判的态度”。所谓“评判的态度”，指的是现代中国人应该怀着“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的态度，来从事“整理国故”的工作。

1920年
7月
7月
27日 胡适完成《<水浒传〉考证》。
此为胡适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水浒传》一书所作长序，对《水浒传》故事的来历、流传、变迁和成书的过程，以及版本的演变，作了有条不紊的剖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运用历史演进法的新模式。该文是胡适考据学文章的代表作之一，是其方法论的一个实际运用，“是替将来的“水浒传专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做了一点历史的考证”。
此文对正在形成“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念的顾颉刚产生了重要影响，“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这样的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这许多的层次的。若不经他的考证，这种故事的变迁状况只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便将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简单，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

1921年
3月
27日 胡适作《《红楼梦〉考证》，开“新红学”研究序幕。
11月12日修改定稿。胡适批评以前的旧红学中的“索隐派”“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红楼梦》由曹雪芹作成前八十回，高鹗续成后四十回；并考证出曹氏之家世生平：《红楼梦》乃曹雪芹之自传。第二年，胡适又发表了《跋〈红楼梦考证》》，其后的几年里，他又陆续发表了几篇关于红楼梦考证的文章，基本建立了自己的红学体系。从此百余年的旧红学终结，新红学正式拉开了帷幕。1922年，顾颉刚在致俞平伯信中称胡适的红学为“新红学”。1923年，其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作序时提出“新红学”的概念说：“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
胡适提出要“处处想撇开一切先人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并指出了一条“科学的轨道”：“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和可靠的材料，考定这本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年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胡适具体演示了他提倡的科学方法，对当时的文史学者的治学路径产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7月
23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月 胡适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学校讲学，作《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
胡适提出四个要点：(一)历史的观念；(二)疑古的态度；(三)系统的研究；(四)整理。这篇演讲表明，胡适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已经成熟。
8月
25日 胡适在《东方杂志》第16号发表《研究国故的方法》。
此文原为该年7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作演讲的演讲稿。胡适认为“国故”是中立的，比“国粹”这个概念好，要研究“国故”，需要有四种方法：“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整理”。胡氏认为应该当以“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系统地研究国粹”。
有研究者认为，胡氏此文主要是主张以怀疑的态度，将一切“国故”当作历史来分辨其得失，系统地整理古籍。

1922年
2月
11日 北京大学通过《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规则》，国学门正式成立。
该日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规则》决议成立由蔡元培(研究所所长)、顾孟余(教务长)、沈兼士(国学门主任)、李大钊(图书主任)、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构成的委员会。国学门下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五个研究室。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金石学家马衡任考古学研究室导师，罗振玉、王国维为函授导师。陈垣、钢和泰、伊凤阁、陈寅恪等人又陆续受聘为国学门导师。
胡适称北大国学门可以代表“&apos;整理’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求那已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的“科学整理国故’的精神。当时尚在留学的刘复说，“我们只须一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中所做的工，就可以断定此后的中国国学界，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即使是一时还不能希望得到多大的成绩，总至少能开出许许多多古人所梦想不到的好法门”，我们“新国学”的目的，“乃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庄尚严《妙峰山·跋》云：“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创设与所作的工作，今日看来，可以说在全国是开风气之先。所中组织，分为考古、编辑、档案三室，歌谣、民俗两学会，都是彼时各大学没有的新学门。” 是月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0年胡适读到日本内藤虎次郎《章实斋先生年谱》，以为内藤章谱“太简略”,“只有一些琐碎的事实，不能表现他的思想学说变迁沿革的次序”。所以，他决定自己编年谱，“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
胡适章谱与旧的流水账式的年谱不同，以学术史的视角，探寻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其生活的学术环境及其学术交往，总结章氏学术的主要成就，并突破一般年谱对谱主多加讳饰的做法，不但记谱主的长处，而且也指出其不足，对谱主作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谱牒学”中说，“胡适之之实斋谱，不惟能撷谱主学术之纲要，并及其时代思潮”，是“近代学术界一盛事也”。姚名达在为本谱作增补后的序言中说，“我所最佩服的，就是体例的革新。”它“打破了前人单记行事的体裁，摘录了谱主最重要的文章注意谱主与同时人的关系。注明史料的出处，有批评，有考证”，因而“对于个人的彻底研究，她是史学史的第一页了”。
胡适章谱的出版，引发了研究章实斋的热潮，在20世纪20年代遂成显学。杜维运指出：“领导中国新学术之胡适于1922年继写《章实斋先生年谱》，章氏旦夕间变为中国史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10月
是月 胡适《先秦名学史》英文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该书英文名为The Development of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是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约九万字。日译本名叫《胡适の支那哲学论》，译者井出季和太，1925年由东京的岩松堂发行，1927年改由东京的大阪屋号书店发行。
译者在“例言”中说：“如原著之书名古代中国逻辑学之发展所示，著者也主要是力说逻辑的历史发展，对于一般哲学问题也是在论述其作为逻辑法研究的前提条件的意义上进行阐释。但实际上，原书的内容从古代中国各学派的史实考证开始，也很大程度涉及到一般哲学问题。因此本书便改名为《胡适の支那哲学论》。”对作者及原著，他评价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和文学革命的提倡者，作者在西洋哲学方面是一个权威学者，同时汉学素养也颇有深造。其自身也通过本书的研究而对中国及我邦以往的学者所采取的陷入传统的主观偏见的资料审订和史实考证进行了客观的批判，从而完成了独创的体系。”“我国学者往往认为此书为比较年少之作，或以为作者为中国人，对论文的内容未详加审定便产生轻视的倾向。这种卖弄学问的癖见是值得学界担忧的现象。要之，本书在近来盛行阐明古代中国文化及东西思想之比较研究中足以作为他山之石，故而加以介绍。”
11月
15日 北京大学史学会成立。
蔡元培、朱希祖、蒋梦麟、胡适、马衡、叶瀚、杨栋林等以及史学系学生四十余人出席成立大会，由姚揖让报告筹备经过，韩树模为临时主席，蔡元培、朱希祖、叶瀚、杨栋林和学生王光玮、腾统昔发表演说。议定简章三条，选出委员十六人。
蔡元培强调现在“最要是发掘地中所埋没的史料，考察地质上的事实，拿来证明过去历史的真伪和补充历史的不足”。
朱希祖则进一步阐明其改革课程的目的，“历史科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现在我们研究史学，把普遍的连续的和社会科学的重要共同方法，托付在讲堂上讲。至于分工的研究……特别研究，这种自动的研究那就要靠诸君所组织的史学会了。”
杨栋林、叶瀚各自强调“史学研究法”和“集材料”的重要性。杨栋林指出新史学应社会科学化、社会学化、地方权化、数学化与平凡化。
北大史学会“以联络同志研究史学为宗旨”，研究科目分本国史、外国史、科学史、历史学、考古学数种。史学会的主要功能是补课堂教学之不足，其活动内容是不定期举行学术报告演讲。参观考察，发刊杂志或名种单册著作及丛书。而实际运行中真正开展的主要是举行演讲活动，其他诸项则未能有效落实。如1924年初决议每年刊行《北京大学史学季刊》四期，“以中外史学及与史学相关之各种科学如人类学、人种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历史的地理等为范围”，并开始组稿，但直到1925年11月仍未问世。

1923年
4月 胡适在《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发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
作者认为崔述“以经证史”的治学方法和怀疑的治学精神是史学进入科学时代的法宝，所以“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并认为“新史学的成立须在超过崔述以后，然而我们要想超过崔述，先须要跟上崔述”。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决定撰写此文绍介崔述。文章分为“家世”、“年谱”等。“年谱”只截止到乾隆四年，后因胡适兴趣变换及《国学季刊》停刊，该年谱未有续载(1931年赵贞信续写了后半部)。
是月 俞平伯《红楼梦辨》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此书分上中下三卷，内容主要有“论续书的不可能”“原本回目只有八十回”“高鹗续书的依据”“后四十回的批评”“红楼梦的风格”、“红楼梦的年表”“红楼梦的地点问题”、“八十回后的红楼梦”、“后三十回的红楼梦”等。书前有顾颉刚序言及作者的引言。此书是在作者与顾颉刚、胡适等人通信讨论及交换材料的基础上撰写而成，是胡适《红楼梦考证》之后的又一“新红学”代表作，不仅进一步发展了胡适的观点，即《红楼梦》一书是作者的自传，还将红楼梦研究引人文学批评的领域。1951年，作者将此书修订后题名《红楼梦研究》出版，引起对胡适的大批判。

（暂止此，或另作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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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g-jiu-lang-25 网友的相关建议: 
      

就来聊一聊我认识的，上过课的，一起谈笑风生过的历史学者吧。

1. TJ Hinrichs

本人的研究生导师，主攻方向是宋代的医疗、政治和文化史，也是对本人帮助最大的一位教授。Hinrichs属于领导型的学者，一直会组织各高校的中国历史研究者们搞搞事情，她和我的二导孙修暎教授（Suyoung Son）坚持十多年搞了一个康奈尔中国古籍研讨会，每两周到三周都会邀请到一位中国历史学界的业界大牛来Cornell，和这边的教授、学生一起讨论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也通过这个活动认识了很多人）。

在课程方面，Hinrichs比较重视对学生史学理论的灌输。除了日常上课外，每周一次我都会去Hinrichs办公室喝茶聊聊一些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在一些学习方法，思维方式的养成上真得很感谢Hinrichs。

2. Suyoung Son

孙教授的“The history of book in China"堪称对于古籍版本学的速成课（质量极高的那种），因为上课就3个人，我们当时直接是去她办公室上的，也因此导致我和她关系很熟。孙教授是那种很好玩的老师，也喜欢开玩笑。因为是韩国人的关系，和她交流一些有关中国古代的问题完全不会有文化隔阂（她本人的古汉语功底极强），对我在研究方向和视野的拓展上有很大的帮助。

3. Keith Weller Taylor

Taylor教授可能专攻越南史的人会比较了解他，毕竟是这个领域的传奇人物，也是越南史研究的权威，和越南学界有很密切的往来，也是为数不多能获得越南古代绝密一手文献的学者。

为人及其儒雅和讲风度，上他课的人很少，最后也是在他办公室上的。由于课程时间很长+人巨少，最后30分钟都是听他讲他在越战中的往事和自己当年在研究中的一些趣闻。他本人是一位越战老兵，因为战争的关系也会在学校里开一些反战的演讲。我自己还做过一段时间他的RA给他找找材料。虽然其实自己没干多少活，但最后还是被他发了个红包。

4. Ding Xiang Warner

丁香教授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唐代的文学意向和文人文化，上过她的唐传奇课，感觉很难，并且意识到自己不适合纯文学领域的研究，不过收获也是很大，主要是了解了很多最新唐代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5. Robin McNeal

Mcneal 教授绝对不是美国人！绝对不是！，他绝对是在美帝潜伏多年的老同志！我从没见过骨子里这么像中国人的美国教授。（不过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几十年来，每年风雨无阻都会来中国待上几个月搞一些文化+人类学研究，我猜山东某些地方的人对他早就老熟了。中文水平母语级别，有访问学者在场的时候可以瞬间转变为临时翻译。对于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有着十分正确的认识，说话也很好玩，很喜欢讲段子，喜爱穿着人字拖上课。

6. 先写到这儿，想想再跟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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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ui-li-xun-huan-97 网友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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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做个搬运工，出处见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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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ke-26-68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们系主任上课的时候说，历史系和别的专业（社会学，语言学，etc.) 不一样，历史系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大佬”或者“祖师爷”， 因为历史系不是以理论为基础的。历史学家最看重的不是理论，而是史料。不管理论多有趣，我们爱看的是事实。

其实我蛮同意这个看法的。因为历史学研究需要涵盖的跨专业知识太多了，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统计学，语言学，文学，甚至对于科技史还需要了解对应的物理学化学知识。这个list可以一直列下去。

与我而言（而且我相信很多搞历史学术研究的会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就是每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都可以是他/她那块领域的大佬。在我眼中这些历史学家都是大佬级别的。（都是大佬所以没有大佬 ）

比如我们系主任是搞加勒比海奴隶运动史的（他的名字可能国内没人听过）但是他在他那个领域很有名，在我眼里他是大佬；然后我导师是研究东亚城市史和消费史的，在我眼里她也是她那个领域的大佬。他们的地位和任何其他历史学界的大佬在我眼里一样的。

因为历史可以无限细分，所以如果现在这个年代去历史学院找研究生讨论这个问题，可能每个研究生说出的历史大佬名字都不一样。 “学历史不能不认识的大佬”这句话对于搞历史研究的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如果不是搞研究的，确实可以附和几个名字出来，只不过在历史学界不会有人去特意强调他们的研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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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明史，排名无先后。

一、梁方仲

梁方仲YYDS，为人不知梁方仲，读尽明史也枉然。毫无争议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开山祖师之一（另一个是傅衣凌），我最爱的明史学者，没有之一。

如今在社会经济史学界风头正盛的华南学派正是继承的梁方仲的衣钵，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几十年前的著作在如今依旧是无法跨越的高山。自从梁方仲的《明代粮长制度》和一条鞭法系列论文横空出世后，明代社会经济史就形成了以赋役制度为核心的特点，有些日本学者甚至在抱怨，明代社会经济史笼罩在梁方仲的影响之下太久了，但是，梁方仲对于赋役制度的研究，的确抓住了明代社会经济史最关键的部分，不了解赋役制度，关于政治、军事、经济等等的了解都只能是浅显的。

梁的思想，不仅在当时是超前，即使在今天，依旧超出非常多的社会经济史学者。以《明代粮长制度（校补本）》P143为例，这短短的一段话，其实为后来程念祺关于“国家财政市场”的论述、黄国信关于“市场导向基础性价值的贡赋体系“的论证、刘志伟目前汲汲以求的“食货经济”建构指明了方向，也做出了对于明代经济最为直中要害的概括：

我以为应当指出明代中叶以后最特出的情况，就是当时商业和商业资本有了“一马当先”的迅速发展——它远远跑在农业或手工业之前，它的发展速度与后二者的是不相适应的。换言之，商业的繁荣并不是建筑在农业和手工业有了相同比例的增长的真实基础之上，而是虚有其表、外强中干的，它实际上乃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自正德以后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已停滞不前了；相反地，直到万历中年以前，它们仍然是在继续发展之中，这从它们在生产力各方面的提高，可以得到证实。只有到了万历末年以至清初，才真正是进入了停滞和衰落的状态。然而无论如何，它们的发展速度总是赶不上商业的发展速度的。这因为它们增产的成果，一方面被明政府日益繁重的征发和租税提取而去;另一方面又受着商业资本的支配和盘剥。

这里我不想展开讲，因为会很长，只想提醒大家注意梁方仲先生在这一段话中提醒我们的对于古代商业繁荣的警惕，它的繁荣来自于深深“嵌入”政治，而非我们自以为的“脱嵌”于政治和社会，它的繁荣是依托于政治和军事需要上的“虚有其表、外强中干”的“畸形的发展”（可参考九边对粮食和食盐的需求与新安商人、徽商崛起的关系）。

梁方仲的伟大不仅在于自身的学术水平，还在于他与傅衣凌一起为后世华南学派之产生奠定了基础，华南学派以梁方仲曾经任教的中山大学为根据地，是如今中国学界一股具有国际视野、生机盎然的学派，其核心成员包括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赵世瑜以及海外的科大卫、萧凤霞、蔡志祥等人，每一个拎出来都是一方巨佬，这些人立足区域研究，采用田野调查加文献分析的方法，为明清社会经济史闯出了一条极具启发性的新路，他们的作品不可不读，特别是刘志伟的《贡赋体制与市场》，尝试对中国古代经济做出不同于以往的“贡赋经济体制”构建，可谓洞察力入木三分。

二、何炳棣

何炳棣是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第一位华人会长，但是他与有些可以融入西方话语体系以寻求认可华人学者不同，其名声和地位完全是靠真刀真枪打出来的。

何炳棣最有名的学术特点是：

一、选题上的“不作第二等的题目”，也就是只研究关键性大问题，不屑作局限性的小题目；

二、方法上的“扎死寨，打硬仗”，也就是力所能及的穷尽关键文献，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直到最终解决“第一等的题目”。

这两个特点使得何炳棣的学术研究跨度非常广，每解决一个大题目，马上转移阵地，绝不再做回头研究，这种“爆炸从不回头”的真男人风格，来源于他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自信。

他的自信是有道理的，他研究明清人口和土地问题，于是《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人口研究中无法跨越的高山，《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就成为了任何研究中国古代土地研究必须引用的书籍。

他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写出了《东方的摇篮》，论证中国文明起源于本土，获得国际一流学者认可。在这本书中，何炳棣强烈diss张光直，而张光直也在其《中国青铜时代》对该书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如今大热的美洲作物研究，其根子也在何炳棣的《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一文中，正如李昕升所指出的：

美洲作物能成为“第一等的题目”归功于何炳棣……20世纪50年代何炳棣开始的研究，把美洲作物研究带入一个新的阶段。

另外，如今国内外学者吵成一锅粥的“新清史”，其滥觞也是罗友枝对何炳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的质疑，以及随后何炳棣的论战。

何炳棣一生中最后的研究，也是他自认为最重要的研究之一，是关于中国思想史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剖析，其成果为《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这部书观点相当新颖，但是学界对这部书分歧巨大，这本书也是何炳棣被质疑最多的一次“第一等题目”的实践。何炳棣的一生，可以参看其自述《读史阅示六十年》，这是一本很有特点的自述，在这本自述中，何炳棣将自己的一生严格按照史料处理的法则来进行叙述，内附私人信札和学术评估密件，何炳棣可谓将自己的一生都化为了历史。

最后说一部我最喜欢的著作，即《明清社会史论》，这是我最喜欢和最受启发的一部书，该书是明清科举研究的典范性著作，采用明清一万四五千名进士、两万多名举人贡生的资料，对其中平民出身的进士及祖父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分别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清代则减至37.2%；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则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62.8%；可见平民向上流动机会渐减。”的结论。这本书的出版，直接影响了之后中国科举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并且，不像其它开山之作有各种瑕疵，此书一出场，就是巅峰。

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刚刚由中华书局出版，并且荣获2019年度中华书局“双十佳好书”的殊荣。我买的比较早，年初就买了，是台湾联经版，徐泓老师译注，该书自2013年在台湾初次出版，2017年就已经重印六次了，对于一本学术著作，可以说是令人叹为观止。

而徐泓老师，之所以叫译注者，而不叫译者，是因为徐泓本身就是明清史学界的大佬级人物，对明清史事十分熟悉，并且与何炳棣十分熟悉。所以在翻译《明清社会史论》这部著作时，不仅仅停留在所谓“信达雅”的翻译的境界，而是为此书写了一万多字的注释，对于何炳棣在写作此书时一些言而未尽或者错漏之处，进行了考镜源流式的梳理，一万多字似乎不多，但是每一条寻找白璧微瑕处的精益求精之译注都是值得钦佩的，因为从90到99分，可能比从60到90分更加困难。

例如联经版《明清社会史论》P186中，何炳棣引用了汪由敦和其长子作为荫封的例子，但是徐泓很敏锐的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写了一条勘误性质的译注：

这种例子在书中俯拾皆是，可以说徐泓的注对这本书而言是锦上添花。在这本书出版之后，有人曾质疑何炳棣没有利用到天一阁中资料，因此其研究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何炳棣回应到：我这个人，一旦转移学术阵地，就不在走回头路，天一阁的资料我知道，我也去申请过，但是别人不对我开放。并且，即使没有利用这一部分材料，我的研究结果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虽然何炳棣不屑回应，但是徐泓老师则挺身而出。在其著作《明清社会史论集》中，有一篇对于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非常重要的文章，即《明代向上社会流动再探》，本篇文章徐泓处理样本15519件，是何炳棣的2.5倍，并且数据照顾到了明代历代帝王时期。其利用更大的数据量得出的结论，与何炳棣在《明清社会史论》中的结论相差无几，有力驳斥了他人的批评。再次证明了《明清社会史论》的经典性。

从此以后，所有关于中国明清阶层流动的研究，都只是在何炳棣的延长线上。

最后简要谈谈徐泓，他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名明史学者，如今在南开大学任教，曾经是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在台湾历史学界是极为有分量，但是徐老师是地地道道的爱国学者，曾经由于其朋友余英时充满政治意味的言论，在正式与他割袍断义。徐泓老师是研究盐业起家的，其在台湾联经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明史研究》，是目前唯一一本明史学术史研究著作，而且作者本身就是非常杰出的明史学者。常年活跃在海峡两岸的学术界，并且对老一辈海内外明史学者（例如何炳棣等人），无论是生活还是学术著作都了如指掌。最深入的学术史研究应该是入室操戈型，也就是学者写学者；目前很多学术史作品 都是隔靴捎痒型的，也就是外行人写学者。这本书就是典型的入室操戈，内行人说内行话，十分值得一看，可惜大陆还没有引进。

三、顾诚

顾诚先生应该来说不用介绍了，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卫所制度等内容，不涉及到顾诚先生的研究，是难以想象的。

顾诚的特点很清晰：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深不可测的史料考证。有人不喜欢顾诚过于鲜明的政治立场，认为会影响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实际上就我的观感而言，顾诚作品的客观性相当高，也就是说他虽然有十分明确的同情农民军的倾向，可史料依旧是他的第一位原则。当然，有时候其对于旧式文人的偏见，也会出现一些误用史料进行批判之处。这一点，我在一篇小文中进行过考证。

但是无论怎么说，顾诚的《南明史》都是难以逾越的煌煌巨著。

顾诚可谓一人就是一座重镇的典范，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时，该校的明史研究学科业内知名。但是他不如梁方仲幸运，无人能够传其衣钵，因此其逝世后，北京师范大学的明史研究一度中断。

顾诚的弟子目前在学术界比较活跃的有陈宝良和彭勇，陈宝良是其开山弟子，但是由于与北京师范大学校方不可调和的矛盾，负气南下，进入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教。陈宝良和他老师顾诚一样，对史料有着近乎竭泽而渔式的阅读，掌握史料的数量令人叹为观止，但是陈宝良的文章我读着不是很顺畅，私以为正是由于其掌握的史料实在太多，因此在行文之时难免出现不必要的“广博”式炫耀，影响观点的表述。陈宝良新出版的《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评价极高，但我还没来得及看。

彭勇跟着顾诚读的博士，但是也没有留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去了中央民族大学当老师，现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院的院长，《明代班军制度研究 》和《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是其成名作，目前新出了一本《明史》，虽不深刻，亦很可观。

四、黄云眉

2011年10月5日，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这一天，“八马同槽”的“八大教授”群雕像在新校文史楼后的广场落成。[1]“八马同槽”形容的是山东大学在建国之初，其历史系聚集八位国内赫赫有名的学者之盛况，他们是：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2]其中每一位，都是能在各自专业独挑大梁的学者，能够在此时同聚一堂，一时成为了学界佳话。

八马同槽中，明史学者黄云眉是其中尤其杰出的一位，可惜其人不善交际，也没有桃李满天下，因此名声不显，但是水平极高、用功极深。

如果说童书业是被忽视的一类人，那黄云眉则基本属于被完全遗忘的那一类人。虽然商务印书馆从2018年开始，陆续重新出版了黄云眉的部分著作。

但是其用力最深、耗时三十年至死方休的《明史考证》，由于其卷轶浩繁（近两百万字），自从中华书局出过一版之后，至今依然难以再版，已成绝唱。我跑遍了成都的二手书店，也只找到三册：

其实毛边书局还有几册，但是老板不愿意单卖，希望能凑齐之后一起卖，比较遗憾。

黄云眉先生的《明史考证》完全是走的乾嘉学派的路子，考证《明史》以《明实录》为主， 旁采明代各种官私记载1400余种，对于《明史》中错漏之处，标注出其它不同记载，方便读者查阅。

这是一种很笨的工夫，也是在学术产业化的今天被认为毫无创新性的工作，但是就像《中庸》中所说的一样，过去中国很多学者都是真正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就像胡适对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中所说的一样：

他拼得用极笨的死功夫，所以能有绝大的成绩。^[3]

用死功夫做大成就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也不是说没有。像万明、徐英凯合著的《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李新峰的《纪事录笺证》、南炳文对《万历起居注》、《泰昌起居注》的研究等等，但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之作。

《明史考证》这部书，真心是所有有志于明史的爱好者必备之书，希望早日能够重印。

黄云眉的衣钵传到了其弟子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潘群那里，优酷上有几期潘群回忆其老师黄云眉先生的视频，说到动情处几乎哽咽不能语，极为感人。潘教授主要的贡献在整理黄云眉先生的著作，因为担任管理工作，所以带的学生也很少，一个是研究生周群，后来也研究明史，一个是半路拜师学习的阪仓笃秀，如今关西大学校长。但是总体来看，黄云眉这一脉算是断了。诚为可惜。

五、李新峰

明初史的研究是一个过于早熟的孩子，在中国史学启蒙时期，以明成祖生母考、惠帝生死、朱元璋评价为核心的明初政治史研究，可谓中国史学界的一朵奇葩。

可惜，自从中国史学界发生从政治史向社会经济史的转向之后，经济单一和乏味的明初史，就已成明日黄花，成为了精彩纷呈的明末史研究的背景。

直到李新峰横空出世，他的《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和《纪事录笺证》直接将明初政治史、军事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两本书新意迭出又考证扎实。非常难啃，玩票性质的可以不用买，但是如果真的想对明初史有深入的了解，建议是必备。

另外，李新峰的《郑和下西洋的国内军事背景》一文，也非常建议找来看看，启发性很大，可以说是把一个老的不能再老的题目，郑和研究，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李新峰现在已经不做明初史了，可能是觉得题无剩意，也有可能是觉得在这个社会经济史为王的时代，明初史实在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说来也巧，去年出版了一本我还挺喜欢的小书《东京蠹余录》，讲的是日本古籍旧书界的一些逸闻，作者尹敏志，居然是李新峰的学生，其致谢道：

交此书初稿时，正赶上硕士毕业季，两线作战，常有焦头烂额之感。感谢硕士导师李新峰教授对我不务正业的百般容忍，没有李老师的帮助我不会有机会去日本，遑论此书。

李新峰也不研究明初史了，其学生写起了杂文，有些感慨。

六、万明

万明老师是一个让我感觉非常复杂的学者，实话实说，关于她对明代白银的货币化的过渡拔高，我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中国古代经济是深深嵌入在政治与社会之中的，万明老师对于经济的脱嵌程度有过于乐观的估计。

但是，万明和徐英凯（华北电力大学数学系退休教师）合著的《明代〈万历会计录〉研究》一书，实在过于惊艳，可以说是近年来明代经济史上的一座高峰，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

七、南炳文

南炳文老师应该是目前国内明史学界的执牛耳者，只是因为他主要精力以前在《万历起居注》的整理点校上，现在放在明实录的整理上，所以一般爱好者知者不多，其实看其将近乎一辈子的经历放在《万历起居注》和《明实录》这两部对明史研究奠基性的煌煌巨著上，就可以看出其大气魄、大手笔，《万历起居注》已经出版了，《明实录》还在整理中。

南炳文和汤纲合作出版过《明史》，这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系列通史著作中的一本，这一系列质量都很高，《明史》也不例外。只是由于其出版时间比较久了，所以很多观点和陈述显得老旧了些。

八、杨讷

杨讷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明史学者，他是元史学者，也是版本目录学家，当过元史研究会副会长，和国家图书馆副馆长，但是他主要研究元末史，所以其实是一只脚踏入明初史的，而他的明初史研究，可以说严谨性和开创性难有出其右者。请记住一个定律：历史学家懂版本目录，神仙都挡不住。

杨讷之书，如汉廷老吏断狱，刀刀见血，刺激之极。可以见一本买一本，我说的。

他的书不多，最大部头的应该是4册本《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小部头的这是201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杨讷四部曲”《刘基事迹考》《元代白莲教研究》《丘处机一言止杀考》《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四本书统统值得仔细研读，我最喜欢的两本是《刘基事迹考》和《元代白莲教研究》。杨讷是元史专家，汇编过一百册的《元史研究资料汇编》；他也是版本目录学专家，曾担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扎实的史料基础再加上厚重的版本目录学修养，让他的每一个立论都无比坚实，每一个驳斥都入木三分。下面，以《刘基事迹考》为例进行分析。

杨讷极重视版本，因此他的书一上来就先说自己这本书所依据的《诚意伯文集》，版本为成化年间戴用、张僖刻的《诚意伯刘先生文集》，因为它比常用的隆庆年间何镗编校的《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时期更早，而且文章更全。之后话风一转，轻飘飘的点评了目前市面上流传最广的林家骊先生点校版《刘基集》：

几年前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林家骊先生点校的《刘基集》，林先生在点校编辑上无疑是花了功夫的，但也有一个无可讳言的缺点，他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诚意伯文集》错当作成化本了，以致《刘基集》中出现了“尊达纳锡哩”（成化本作左答纳失理）、“布延呼图克”（成化本作孛颜忽都）这样的清代改译的人名（见《刘基集》第175、180页）。

这么几句话，便能扩充为一篇相当扎实的书评，但是杨讷只点到为止，杨讷行文如电影《师父》中的杀斗，一个动作见生死。经常短短几句话，便能扩充为一篇质量相当高的学术论文。

再例如，他考证刘基被免去御史中丞的时间在被封伯爵之前：

自从提出“仕元”问题，刘基的御史中丞一职便不好再当了。七月下的《弘文馆学士诰》还说刘基“可御史中丞兼弘文馆学士”，八月宋濂写《庚戌京畿乡闱纪序》，已称刘基为“前御史中丞”。见，刘基在七八月间再次被免去御史中丞。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种考证有啥意义？我们看一篇最近发表在某北大核心期刊《中国史研究》上的论文，就能发现基础扎实的重要性：

这篇《洪武朝勋臣的爵、官与职权》的论文，核心论点之一就是：

笔者通过排查对比相关史料认为，李善长、徐达等人兼领的品官出于皇帝的特别任命，而其他勋臣确实脱去了实品职官。

也就是说，封爵之后，默认会罢免以往担任的实品职官，作为主要论据，作者举了刘基的例子，认为刘基正是因为在洪武三年十一月被封为诚意伯，所以被免去了“御史中丞”的实品职官。

实际上，按照根据杨讷2004年就出版的《刘基事迹考》可以发现，三年八月宋濂所写的《庚戌京畿乡闱纪序》，此时刘基就已经是“前御史中丞”了，他被免除实品职官在三年七八月份之间，与之后的封爵没有关系。

所以，这一则所谓的“更典型的例子”，实际上是对史料掌握不充分而导致的误读，支撑不起作者“封爵则免实品职官”的论据。

杨讷之书，这种精彩之处比比皆是。

九、杨一凡

杨一凡不是明史学者，他是法律史学者中的巨擘，。但是，很多非明史学者写的明史著作，其实非常具有启发性。之所以介绍杨一凡，完全是因为其开创性的巨著，《明<大诰>研究》。

杨一凡的这本书是对《大诰》的集大成之著作，作为非常专业的法律史学者，他站在法律史的角度对明太祖颁布的《大诰》作了细致入微的梳理。

《大诰》对于明代前期的政治、法律、社会、经济都有极大的影响，并且其中包含了非常难得的关于明初的第一手史料，也是分析明太祖思想变迁、人物性格的绝好资料。杨一凡集中探讨了《大诰》在当时有无法律效力、它的峻令在当时是否真的实行过、朱元璋颁布《大诰》的时间和动机、《大诰》的具体条目等非常基础而又非常关键的问题，这是所有研究明初历史的人绕不过去的问题，也是深入思想深处理解朱元璋多变和难以捉摸内心世界的最佳途径之一。

本书将明《大诰》的点校本作为附录一加在了全书的最后，方便直接阅读。

参考

1. ^ “八马同槽”共举山东大学史学之辉煌，大众日报
2. ^ 忆“八马同槽”时代的山东历史系，邹逸麟
3. ^ 校勘学释例，第八页，中华书局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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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olussericus 网友的相关建议: 
      

历史（以及其诸多交叉的学科）每一个小区域都有自己奠基性的学者，然后也有一代一代的学者证实或者是推翻先代学者的成果。所以除了对于整体研究方法论有极大影响的学者们，并没有那么多“历史学学生不能不认识的学者”。

另一方面某些类型的历史研究者自然应该多接触其他领域（无论大小）的学术著作，这不总是一个硬性要求，但是一个极大的加分项。当然这一点同样不适用于所有的历史研究者，毕竟历史研究本身也有不同的方法和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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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opeking1943 网友的相关建议: 
      

历史研究其实是个不好定义的东西。

有很多专门的“历史”就算是历史系的学生也不见得都知道的，Meyendorff拜占庭的教会思想史，毕尔迈尔的教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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