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包含一些负面、阴暗面的描述,其目的是为了描述”不好的管理者做什么事“或者”优秀管理者应该避免什么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本文主要涉及大企业的中层管理者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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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业务类型都有自己的KPI:开发有完成度;销售和运营有量化指标;实施有项目进度;业务线或者事业部一般会是按利润中心(profit center)设置,KPI以利润为主,多重KPI组合。
中层对KPI的3个动作
扛:要为上级分担,上级也有他的“大KPI“,要帮上级去扛;
抗:你的KPI终归要靠全体团队去完成,对于上级过分的KPI要求,要能”抗“,不然兄弟们会离心;
分:把团队的KPI分下去,KPI直接关联到每个人的收入,也是团队管理的最大工具之一。
过程控制,与被过程控制
团队管理
大企业里面,”铁打的团队,流水的中层“的现象非常普遍,中层会在不同的部门流转,但是基层团队人员的内部流转没有那么频繁。
上升通道——一步一步远离业务的不归路
就像前面所说的,中层会在不同的部门流转,而且大部分的大企业都不会”原地提拔“,直接在本部门上升的情况都是少数。
管理人员的内部上升通道一定是跨部门的,比如从大业务线的基层到小业务线的中层,某种程度上算是”升半格“,甚至于还经常要离开家庭到其他的城市甚至国家,才能获得晋升的机会。
这条路最大的风险就是:企业的金字塔结构+大企业相对稳定的总体规模,决定了每一级的晋升都只有5:1乃至10:1的比例,所以你为了上升而离开家庭,但是有可能接下来5年甚至10年都停留在”半山腰“,且迟迟找不到回到家庭身边的位置,这就是一条不归路。
例2:N哥是华中分公司的一个业务骨干,有机会升职为部门经理,但是职位所在地在东北分公司。他纠结再三,中间和我电话长聊过不下四次,最终决定走出去。
之后的10年间,N哥先后在东北分公司、华北分公司的几个平级职位上流动,后来他倦鸟思归,想要回去了,但是华中分公司一直没有空出来同级职位。
最终,N哥接受了降级回归。但是,经过中间这些年的辗转,他已经逐渐远离了一线业务,回归之后的状态大不如当初,甚至成为华中分公司领导眼里的”不好管的老同志“。
下级和上级的隔级沟通
你的上级喜欢和你的下级建立直接沟通吗?
如果否,说明你的上级多少有一些官僚作风,有可能是个空降兵、混资历的,无法为你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如果是,那么恭喜你,你抽中了80%的”有为上级“,他希望对你和你的部门有360度的掌握。说到底,上级就是上级,老大就是老大,你的心态要放平稳,难道你真的想”自立山头“吗?
更进一步,如果你发现自己的下属,经常主动去找你的上级”单聊“,感受如何?是不是有些意难平?那么,你能怎么做呢?去找下属谈话,让他不要”越级上报“吗?开什么玩笑!
和上级的上级的隔级沟通
换个身份,你会主动寻求机会和上级的上级直接沟通吗?让更大的老大有机会多了解你?傻子才不愿意吧?但是直接上级一定早晚会知道的,你真的不担心他会介意么?
例3:曾经有2年的时间,我的直接上级在上海,而我上级的上级和我一样在北京,办公室只有20米的距离。知道我的直接上级如何处理他的焦虑么?我和他日常有各种电话沟通,他会时不时的在电话里多问我两句:”老大最近状态怎么样?对咱们这块的工作有没有什么评论?“
嘿嘿,话里的味道品得出来不?你觉得他这个处理方法如何?作为下级,你会如何回答呢?
编织内部网络
内部网络是中层管理者非常重要的资源,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下属搞不定的跨部门协调,你一个电话、几句玩笑就让别人买你的面子,下属自然会敬服你这个老大;当然,人情要有来有往,你也要随时准备好买别人的面子。网络就是这么一点点编织起来的。
更不要说,那些组织结构调整的八卦、上级领导的动向。我赶上过两次比较大的公司层面的组织结构调整,旧板块拆分重组、新板块建立,很多位置消失,更多的新位置诞生,调整方案没出来之前的几个月,下班时间手机基本上处于热线状态,即便我自己当时正好无欲无求,也会有各位兄弟来打探消息、交换情报、寻求建议。
公司的管理层年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内部社交大趴,精力充沛的人甚至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白天开会,晚上和这个喝几杯酒、和那个泡一壶茶、再和几个平时难得见的同事出去吃个夜宵,也有更加不健康的活动,就不赘述了。
年度大趴只是最低限度的必要,更重要的网络编织活动都在平时。
曾经有一位销售骨干,有机会成为所在的省分公司经理,这是很难得的原地升职机会,但是他放弃了。他给我的解释是:近距离观察了这么久,我判定自己不想过那样的生活,每个星期至少有6天晚饭都不是在家吃的,要是和客户也就罢了,偏偏里面有七成以上的都是内部应酬,有个chuizi的意义!
但是,像他这样想的终归是少数,一代一代的中层们还是努力经营着自己的网络,希望自己在这个环境中更加如鱼得水,同时也扮演着别人的环境。
中层的蜕变是组织退化的标志
下列都是典型迹象
KPI变成数字游戏
KPI总是尽可能的量化,量化的指标背后总有其计算方法和数据基础,一个游戏的参与者一旦掌握了规则的漏洞、或者规则背后的影响环节,他就成为了”聪明人“。聪明人会把KPI的实干逐渐变成数字游戏。那一年,我发现自己已经基本掌握了这个数字游戏之后,”内心涌起深深的虚无感“,从此再也没有真正恢复在公司打拼的热情,直到选择离开。
惧怕下属
有能力、又表现出热情的下属,有些不好的管理者会开始害怕。
下属可能会觉得委屈:”我并没有什么取而代之的想法“,又或者”我离威胁到他还差得远“。
错了。
例4:某部门经理,自己喜欢唱歌,每次团建的时候总要拉着大家去唱歌,下面有一位资深leader,对唱歌没有兴趣,每次都是组局打牌,一来二去,越来越多不喜欢唱歌的人都去参与打牌了。该经理对该leader就产生了很大的敌意。
是不是有点幼稚?幼稚的背后是深深的不自信,和缺乏安全感。
懒惰——给钻营者机会
管理者的懒惰是从细枝末节开始的,
第一步:那谁谁帮我去楼下星巴克买一杯拿铁
第二步:那谁谁帮我把车开去洗一下
第三步:今天有个新员工入职,要做入职谈话,那谁谁你去谈一下吧,他来了之后反正是要先跟着你的项目
第四步:周会那谁谁代我主持一下
第五步:明天要交月度报表了,那谁谁帮我填一下
正直的员工会执行你的“活儿”,对于买咖啡、洗车之类的会反感,会腹诽;但是钻营者巴不得有这样的机会,巴不得围在你身边,把你养得越来越懒,闭你目,塞你听,进而操控你签字的手。《出师表》有云“亲贤臣,远小人”,想要远小人,首先不要犯懒,时刻记住幼儿园老师的要求:“自己的事自己做”。
从良性朋友圈变成恶性结党
前面讲过的,大企业内部的人际网络对于管理者非常有帮助,宽广、良好的人脉会帮助你的跨部门工作更顺畅,也会打开眼界,学到更多东西,发现更多机会。每个人都有亲疏,这几个事业部总经理喜欢在一起打球,那几个则经常相约去徒步。女生宿舍6个人7个群的事情在企业管理层也许更常见,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就像毛爷爷说的”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但是,由小群体到党争,带了”争“字,性质就不一样了。党争是人类强劲的群体基因,拆台、倾轧、攻讦,小团体的利益迅速取代了公司的利益,结局逃不脱乱纷纷一地鸡毛。
相比起前述”不好的管理者“的个体行为,党争对组织的危害度要大得多,基本上都会发展到尾大不掉,高层纵有心治理,也会投鼠忌器。
美国领事馆这个周末必须加班。
美国领事馆这个周末必须加班。
很多人担心诸葛没这么多粮,其实并不难解决。
首先蜀汉账面人口虽然只有百万左右,但实际上诸葛亮主政时期四处搞基建,每隔两三年出兵数万北伐,动不动就是从山区开凿道路、修建大型水利工程,至于织造蜀锦、开矿、炼铁等在当时几乎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很难想象一百万人口能够支持这样的劳役强度。
别的不说光是越过数百里山路向陇西、渭南运送五万人以上军事物资,包括生产、运输、设施维护等等大宗项目所需动员的人力,保守估计也得是二三十万人脱离生产,尤其是第五次北伐,都在人家家门口屯上田了。
诸葛亮南征北伐的这区区十年,南征一次,北伐五次,还要大力开展生产建设,要动员这么大规模脱产人口,绝不是一个区区百万人口的小国所能承受。
所以我认为应该还有很庞大的“隐性人口”也被纳入了组织体系:
首先自然是各本地士族豪右控制的人口,表面上不属于国家管辖,但徭役赋税分摊到这些大家族大地主后,国家势必能从中获取一些利益;
其次是南中诸夷,诸葛亮南征取得胜利后,大量人力物力被蜀汉利用,甚至借此编组了一些军队。
再次陇西羌、氐等族,在蜀汉夺取阴平、武都之后与这些部落建立了更稳定的联系,也能获取相当可观的人力补充。
此外,蜀汉原有统治区内,本就有一些蛮族部落存在,后出师表中提到的一些少数民族军队损耗,可以作为佐证。
因此,蜀汉的实际控制人口可能是户籍人口的两倍,甚至三倍以上。只要不作死把大量新增人口拉去集中在一处,完全有可能就近解决粮食供给。同时把这些人打散纳入原有的屯田体系中来,以军法治之,还愁你们敢不自己种地?怎么,我大汉将士的刀不利乎?
如果真如题设一般天降百万大学生,估计丞相要笑死:大不了停上三五年不去北伐了,先把这些凭空多出来的人力组织去屯田,把汉中填得满满的。。
什么,你们都是高材生,所以不去?不好意思,大汉帝国不养闲人,一年内不能自力更生的,全部绳之以法。既然给你好好的土地,你不肯耕作。那我大西南有得是山区、矿藏、盐井等着你来开发,那些栈道、山间小路可是经常要派人维护的,实在不行,交给南蛮好好“教育一下”,说不定你们还能织蜀锦去创收。。
啥?你说你知道未来?——丞相表示,能打出去才有未来,老夫现在需要的是兵、是农民、是工匠,能提供生产力和战斗力才是大汉帝国的栋梁之材。
至于你们所谓的管理、文化,不好意思,老夫自己就是管理大师、文化宗匠。老夫麾下僚属,哪一个不是百里挑一的管理人才?还用你们这些顶多管过几个学生干部的所谓学生会主席教?
你们说的那些“先进理论”老夫更不感兴趣,也没那火星时间攀几千年科技树!老夫就问一点,你能给我把连弩改进成那个所谓的机枪不?就算你们说的蒸汽铁牛造出来了,又怎么开出祁山、走向长安?你说能?那好,赶紧去冶铁、炼钢、铺铁轨!
你们不是说老夫寿止五十四吗?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啊!
还不快干活?等兴复了汉室,再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也不迟。。。
我曾在一个美丽的夏季从亚美尼亚出发,前往拜访此次冲突的发生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2016年4月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也在纳卡地区发生了冲突,而我在三个月后进入了这片土地,甚至来到曾经的战场边缘。
在纳卡的旅行、与当地人的接触,让我对这片地区的认识更多的同时,也迷惑更多。我记录下自己的见闻,希望能促进自己再深思,也对大家了解这一地区长期冲突不断的背景有所帮助。
手机早已没了信号,只有GPS还在勤恳工作,地图上的小蓝点显示我们已经跨过边境,然而四周群山荒芜、道路崎岖蜿蜒,连只飞鸟都不得见,又哪有什么边检、海关。
四野无人,只我们一辆车在无穷无尽的大山之中跋涉。那个瞬间,我望着茫茫的崇山峻岭与仿佛没有尽头的破损山路,有些恍惚:此刻我到底在哪里?是在地图上的阿塞拜疆、事实上的亚美尼亚,还是那个从没有得到过任何国家承认的国家?
高加索群山一片寂静,而寂静也许是对这个问题唯一正确的回答。
直到海拔渐低,地图上锯齿状的盘山路走到了尽头,路边才出现边检站。几个军人站在一栋矮小的砖房外,手里牵着一条狼犬。我们靠边停车,被一个军人引进屋子里查验护照。
“你们有签证吗?”屋子里的人用生硬的英语询问。我们摇摇头,对方也并不诧异,只是嘱咐道:“记得到了首都之后立刻去办。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2016年4月,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再次开战。3个月后,我们进入了这片富于争议的土地。
很少有人听说过“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存在,在主流的地图上也根本找不到这个名字。这是欧洲尽头的一片山地,面积约4400平方公里,地处阿塞拜疆西部,亚美尼亚以东、伊朗以北。
无论是联合国,还是世界上任一国家,目前都承认它是阿塞拜疆的领土。然而,这片土地上的人却自称属于阿尔扎赫共和国——原名“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简称纳卡。
黑海与里海之间的高加索地区,正是亚欧大陆的十字路口,几个大帝国在此来回冲突,千百年来争战不断、烽烟四起。纳卡在古代属于亚美尼亚,后来又先后被东罗马、波斯、土库曼突厥人统治。直到19世纪,沙俄吞并了这一地区。
那时,这里混居着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与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在波斯、奥斯曼土耳其、沙俄的夹缝中,随着三个帝国的博弈,不断因为民族与宗教爆发冲突,被鲜血与泪水浸透。
就连“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这个名字也是由三个帝国的语言构成的:俄语(纳戈尔诺nagorno,“多山的”或“高地”)、土耳其语(卡拉kara,“黑色的”)和波斯语(巴赫bakh,“花园”)。连起来就是“多山的黑色花园”,恰到好处地描摹出我们眼前那连绵不绝的褶皱山脉与一望无际、衰草连天的旷野。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宣布独立,而纳卡成为了这两个新独立的国家的争夺焦点。1918年,亚美尼亚人占多数的纳卡地区宣布自治,阿塞拜疆却在土耳其的帮助下占领了纳卡。这激起了亚美尼亚人的极大愤恨,阿塞拜疆人被视作土耳其进行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帮凶。
随后,整个外高加索都成为了苏联的疆土。为了与土耳其关系正常化,苏联将作为自治省的纳卡划给了阿塞拜疆。但冲突并未因此平息。尽管政府着意将大量阿塞拜疆人迁入纳卡,亚美尼亚人还是占了绝对的人口多数。
苏联的帷幕下暗流涌动:纳卡的亚美尼亚人要求并入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人进行攻击,而阿塞拜疆则爆发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骚乱,双方伤亡不断。
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再次独立。夹在中间的纳卡也宣布从阿塞拜疆独立,这遭到了阿塞拜疆的强烈反对,纳卡战争全面爆发,血与泪再次洒遍这片饱受折磨的土地。1994年,在俄罗斯的调解下,阿塞拜疆、纳卡和亚美尼亚签署了停火协定,但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争端始终无解。
至今,阿尔扎赫共和国依然未被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包括亚美尼亚在内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承认。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浸泡在鲜血与泪水中的“多山的黑色花园”之国,并不存在。
尽管是国际承认的阿塞拜疆领土,但旅行者根本不能从阿塞拜疆去到纳卡。唯一的方法是从亚美尼亚出发,沿山路进入这个讲亚美尼亚语、使用亚美尼亚货币、经济军事都极度依赖亚美尼亚的“国家”。
北部入境的山路距离虽短却难走一些,我们在山岭中盘旋了一整个下午,夜晚才抵达“首都”斯捷潘纳克特。微弱的路灯照亮这座规模太小的城市,狭窄的街道旁停着一些亚美尼亚车牌的老旧车辆,灯柱上挂着纳卡的“国旗”——在亚美尼亚国旗的基础上,增加了数条白色条纹,似将国旗一割为二。
直到第二天我才看清这座城市的长相。方方正正的广场、肃穆的砖砌建筑、火柴盒般的居民楼、带着超大码帽子的军人和警察,都带有明显的苏联印迹。路上行人稀疏,与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充满大都市活力的氛围相比,斯捷潘纳克特似乎还停留在那个已然消逝的时代。
手机自动连上了阿塞拜疆的网络,外交部也发来了关于阿塞拜疆的提醒短信,而我们正要去纳卡的“外交部”办理签证。办事的官员态度极好,英语也讲得标准,指导我们填好简单的申请表,还很贴心地询问我们是否不要把签证贴在护照上——一旦贴上纳卡的签证,就会被阿塞拜疆拒绝入境。签证以亚美尼亚货币付费,合人民币不过40块钱。
走出“外交部”时,街道上行驶来一个车队。头车的天窗里站着位摄影师,正对着后面的花车认真地拍摄,司机摆摆手笑着跟我们打招呼。后车天窗里被拍的男士也兴高采烈地冲我们大幅度地挥舞手臂,大概是少见亚洲来的旅行者。
纳卡的经济形势不好,人民收入低、失业率高,旅游业也不甚兴旺。虽然这片土地的命运牵动着整个世界的利益,长期的战乱与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却让群山怀抱中的纳卡如同与世隔绝一般寂静冷清。街边小店的物价极低,两个人在看起来高级昂贵的花园餐厅里吃一顿好饭也才60多人民币,碗盘里的鱼汤与饺子更是像极了俄罗斯的饮食。
从“外交部”往北3公里便出了城,一座绿意葱茏的小山丘上坐落着纳卡最著名的地标——“我们是我们的山”(We areour mountains)。这是一座造型璞拙可爱的雕塑,以红色火山岩雕凿出纳卡的一对老年农民夫妇,大爷留着一部大胡子,大妈则按当地传统用头巾遮住了嘴巴。他们并肩而立,深深植根于自己的土地,微笑着注视着远方。
绿草之上颜色绚丽的红色雕塑显眼夺目,这座雕塑也是纳卡签证的背景图案,仿佛昭示出这片土地的顽强与倔强,以及当地人的不屈不挠、决不妥协。
我们穿过毛茸茸的草坪走到高处,和雕塑一起看着几个孩子在草地上没心没肺地游戏。当周遭的大国博弈让纳卡始终不得安宁,在民族矛盾的激荡之中,确实唯有自己才能是自己的靠山。
从雕塑往东北方向而去尽是黄色荒草占据的原野,远山起伏,道路也随之忽高忽低。纳卡的东北曾是最激烈的战场,如今依然不甚安全,只有部分地区开放。有时道路边会出现一座宏伟的城堡遗迹,但军队的标识却意味着这里不得靠近。
土黄色的Tigranakert城堡矗立在山峦之下、原野之上,是一处修复良好的景点,还建有一座鲜有人拜访的考古博物馆。这座伟大的城堡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亚美尼亚王国的提格兰二世修建的四座城池之一。
公元前1世纪,在提格兰二世的领导之下,亚美尼亚进行了一次惊人的扩张,建立了亚美尼亚历史上唯一的大帝国,疆域从里海一直绵延到地中海。然而好景不长,罗马帝国击败了提格兰二世,昙花一现的亚美尼亚帝国被迅速瓦解。
Tigranakert城堡留存的时间却比亚美尼亚帝国长得多,直到14世纪才被废弃,荒草地中还留有1世纪的城墙遗址与5世纪的教堂遗迹。当我们从野草上踏过,沿着修复的城墙漫步,在考古学家挖掘出的废墟旁,还能勉力想象出一丝帝国曾经的辉煌,觉察出纳卡地区和亚美尼亚之间斩不断的历史与文化联系。
纳卡西北方的甘扎萨尔修道院(Gandzasar Monastery)建于13世纪初,规模颇大,堪称这片地区最精美、最重要的修道院。“甘扎萨尔”在亚美尼亚语中的意为“宝藏之山”,传说这里保存有施洗者圣约翰(就是为耶稣洗礼的那位圣徒)的圣髑。
即便没有这些历史与传说,石头垒砌与雕刻而成的甘扎萨尔修道院也是一件艺术的珍品。墙面、门楣、地面都有大量粗综复杂的浮雕,尤以精细的亚美尼亚十字架花纹居多,还有许多朴素逗趣的天使、飞鸟,乃至龇牙咧嘴的小狗形象。
教堂内只有几扇狭窄的小窗透进来些许微弱的光线,虔诚的信徒正点燃一支支纤细的蜡烛,一片宁静之中只有烛火噼啪燃烧的声响。石砖铺成的地面被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踩得光滑平整,如漆黑的河水般反映着烛光点点,氛围昏暗幽微,仿佛另一个世界。
修道院外有个乐呵呵牵着马的男子,来访的游客有时会把孩子放在马背上拍几张纪念照,男子就赚到一点小钱。我们在一旁拍照时,男子牵着马走过来,语言无法交流,干脆直接把纳卡与亚美尼亚的小国旗塞到我俩手里,又弯腰又挥手地让我们与他和他的马拍了好几张照片,然后一分钱不要便又乐呵呵地走了。
纳卡的亚美尼亚人大多是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信徒,而甘扎萨尔修道院则是该教会任命的阿尔扎赫大主教的驻地。后来我看着照片里两面如此相似的国旗与笑容满面的纳卡男子,不禁感到某种悲哀:无论历史、文化、宗教、民族各方面与亚美尼亚的联系多么千丝万缕,现在的纳卡既无法并入亚美尼亚,也不能成为亚美尼亚承认的国家。
那天夜里回来,我们在斯捷潘纳克特的街道瞎逛。水果店的几个年轻男子守着绿皮红瓤的西瓜和老旧的电视机正在看欧洲杯,扭头望见我们,便大声喊道:“嘿,你们从哪儿来?”
“中国。”
“噢,中国足球糟透了!”语气里一半鄙夷、一半遗憾。
我们一笑,竟是无法反驳。国际政治多么波谲云诡,还能轻松看球取笑也是好的。
在常用的酒店预订网站上都找不到纳卡的住宿,但随着一些猎奇的外国旅行者的到来,当地人开始使用Airbnb做民宿生意。盛夏正是高加索风光最灿烂的时节,鲜花开遍的民宿里住着各国而来的背包客,但少有人长待,总是匆匆来、又匆匆离去,像是不堪承受这片土地的沉重。
我们也只住两晚便走,临行前民宿的老板娘询问能否顺路带她去埃里温看望女儿,她就不收我们房费了。我们抱歉地打开车门,指着堆满后座的行李解释说实在坐不下。老板娘忙说不要紧,依旧笑嘻嘻地送我们离开,挥手欢迎我们以后再来。
以后还会再来吗?我也不知道。在我去过的所有目的地之中,纳卡的风光与古迹都算不上格外出众,但这样一片饱受战争摧残的土地,未来会变成怎样,我也许会想亲眼看一看。
这个念头在车驶入进舒沙(Shushi)时变得强烈起来。舒沙位于一个河谷上方,较高的地势将四面八方的景色尽收眼底。19世纪时,舒沙是外高加索最大的城市之一,作为纳卡的文化和艺术中心,不同族群的多元文化在此兼容并蓄,教堂与清真寺的穹顶一起组成了城市的天际线。
然而,战争毁灭了一切。20世纪90年代,舒沙成为了纳卡战争的前线,繁荣在枪炮声中化为乌有,只留下满目疮痍。
建于18世纪的舒沙城堡是一处人烟稀少的遗迹,阿塞拜疆曾从这里炮轰往北不远处的斯捷潘纳克特。沿着仅存的石砌城墙漫步,青草与野花在无人的空地上肆意生长,我们站在大树的浓荫下向城内眺望:
市区面积极小,夏日里花草茂密更衬得人口稀少,市民中不乏从阿塞拜疆逃过来避难的亚美尼亚人,孤零零的晾衣绳与空荡荡的残垣断壁,显出几分落寞与萧索。一座清真寺只余半座宣礼塔站在废墟里,花砖拼成的纹路依然充满数学之美,而塔顶已长出蓬勃的野草。
小城中最显眼的建筑当属纯白的Ghazanchetsots大教堂。这座教堂始建于1868年,经战后修复重建的,钟塔直插青空,在阳光下泛出微微的白色光彩,优雅又纯净。
苏联时期,教堂曾被当做杂物仓库;纳卡战争期间,阿塞拜疆又将其作为军需品储藏室。而当我们推开雕刻着圣像的木门、走到教堂的穹顶之下,这里正在举行一场新生婴孩的洗礼。
圣歌唱响,家人与挚友围绕在孩子周围,聆听神父用唱诗般的语调念出神圣的句子。稚子无知,在母亲怀里咿咿呀呀地挥舞着小手。我们看了一会,悄悄地退了出去,一抬头看见钟楼角落吹号的天使。
我们告别废墟里的舒沙,继续往西南方前行,驶入山谷。这是离开纳卡的道路,与来时的路相比修缮得更好一些,就连河边的边检站都显得正式一些。
几个人站在一栋两层的飞碟状小楼外,对面竖着亚美尼亚与纳卡的国旗,在强烈的阳光下若不细看竟是难以分清。没有人或者标识示意我们停车,我们一不小心开过去了,又自觉地退了回来。小楼里的人随随便便地看了我们一眼,也懒得检查签证,便挥手让我们离开。
车辆过河,我们将这个不存在的国家抛在了身后。
还是弯弯曲曲的盘山路,只四周的山林似乎更浓绿了一些,也许是海拔下降、水汽稍微丰沛的缘故。我在手机上放大地图,试图记录下我们在纳卡的行踪。
我突然注意到亚美尼亚的地图上发现了好几个小圆圈圈出来的飞地,它们大多散落在靠近边境处,面积极小,圆圈内写着阿塞拜疆、圆圈外写着亚美尼亚。
那天傍晚我们在埃里温以南70公里处路过了一个小圆圈。其实这块飞地不过是盘山路包围着的一个小山包,来往的货车呼呼地从中驶过丝毫未减速,只有好奇的我们在路边停车四处张望,想找见一点阿塞拜疆的影子。
然而什么也没有,目力所及处甚至连房子都未见一栋,不知怎么这块小山包就被算作阿塞拜疆的领土了。也许山里住有阿塞拜疆人吧,我们只得胡乱猜测,而阿塞拜疆地图上那些小圆圈里的飞地,也许是住着几个亚美尼亚人。
所以,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存在?
暮色渐沉、山岭荒芜,日落悄然降临。关于那片“多山的黑色花园”的记忆在金色的夕阳光辉中越发明晰,关于国家的疑问却越发模糊不清。
纳卡的邮票、邮戳与护照里没有贴的签证纸,组成了我的所有纳卡纪念品。之后再见纳卡总是在新闻里,局势总是剑拔弩张,与印象里那片寂静的山地形成对比。
民宿老板娘说“欢迎再来”时,我其实心里暗想如果未来和平了,我会再来的。可是过了这几年,越发看不见再去的希望了。
以上旅行故事我曾在知乎发过,但它消失了。公众号里的还在,所以图片有个水印。
哦?毛熊和鹰酱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愿望要成真了?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