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鲁迅和公知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如果有，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态度不同在哪？ 第2页

鲁迅：中国有问题，我认为国外就很好，就该这么办。

鲁迅：中国就是有问题，也不是好欺负的，国外就是再好，敢来找事就干他。

公知：中国就是有问题，我认为国外就很好，国外来欺负，就该这么办，你们早就该死了！

鲁迅的态度，是别人有好的经验可以学。

公知的态度，是你们就不该活着。

鲁迅的态度更加精细化，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不同的态度和策略。公知的态度比较极端化，针对不同的问题只会用一个套路到处搬。所以他分得清借鉴和投降，公知分不清。

鲁迅的特点是果决，针对问题能够准确采取坚决措施。公知的特点是愚昧，针对强者一味跪拜而又自以为作为强者的奴仆自己就可以获得强者的神力从而不经过任何努力就可以变得强大。

鲁迅突出的特点是独立思考的人。公知则具有较强的宗教性。如果是宗教里，鲁迅是神父牧师主教一类的指导者，公知是教徒一类工具人。如果是非宗教环境，鲁迅属于领导者，公知属于工具人。

这是人和奴的区别。

前几年最好笑的事情，就是一群公知自诩“当代鲁迅”。

可他们不学无术，连鲁迅先生的文章都没有好好读过，他们大概不知道，先生《故事新编》中有一篇《理水》，骂的正是“公知”这种人，《理水》讲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在辛辛苦苦治水，拯救人类，而一群“学者”站在干岸上指手画脚，说他的方法不对，还造谣中伤，污蔑大禹和他带领的人民。

大家可以跟我来回忆一下这段：

“古貌林!”
“好杜有图!”
“古鲁几哩……”
“O. K!”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 ‘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O. K!”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说。
“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不过鲧却的确是有的，七年以前，我还亲眼看见他到昆仑山脚下去赏梅花的。”
“那么，他的名字弄错了，他大概不叫 ‘鲧’，他的名字应该叫 ‘人’！至于禹，那可一定是一条虫，我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的乌有，叫大家来公评……”
于是他勇猛的站了起来，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树皮，用吃剩的面包末屑和水研成浆，调了碳粉，在树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写上抹杀阿禹的考据，足足化掉了三九廿七天工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叶，如果住在木排上，就改给一贝壳鲜水苔。

国家养了这么一群“学者”，治国不会，治水不懂，不肯脚踏实地做事，每天就热衷于搞地摊文学，搞历史虚无主义，证明“大禹是一条虫”，为此还写了一大堆论文。

但是， 大禹不在乎，不在乎这些废物，在他看来，这些家伙都是“放他妈的狗屁”。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他举手向两旁一指。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跟着他的指头看过去，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

这群黑瘦的，乞丐似的，不动、不言、不笑、像乞丐一样，和脚底板满是老茧的大禹一样，属于真正的人民，属于历史的创造者。正是先生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有些人读了鲁迅先生一些讽刺小说，就自以为懂了先生，认为先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对“阿Q”、“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这些底层中国人都是讽刺的，认为他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是“绝望”的，于是他们惊喜地宣称，鲁迅和他们一样，是“公知”，是“恨国党”。

他们往往还会断章取义，摘出鲁迅先生的某些句子，讽刺国家和人民，说你看，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你国没有前途”，“你们都是阿Q”。

这群人最大的问题，是小学语文老师不行，没有教会他们阅读理解的能力，他们只知道嘲笑清末民国时候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华老栓”......却没有品味出鲁迅先生嘲讽之外的悲悯，是的，阿Q糊涂，祥林嫂麻木，孔乙己迂腐，华老栓愚昧.......但这能怪他们吗？你读完小说，就知道他们可笑吗？最可恨、最可笑的，难道不是那个时代高高在上的赵老太爷、鲁四老爷、丁举人......等所谓的地主阶级、“精英读书人”吗？

阿Q是未庄的一个无业游民，这个人欺软怕硬、自轻自贱，擅长“精神胜利法”，自己是社会底层人，偏偏要欺负同样是社会底层人的小D和尼姑，他随波逐流，并没有自己的主见，别人“姓赵”，他也要“姓赵”，别人“革命”，他也要“革命”，一生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最后在浑浑噩噩、麻木不仁中稀里糊涂上了断头台，送了性命。

很多人读鲁迅，只读出了对阿Q的嘲讽和鄙夷，攻击别人的时候，满口“阿Q”、“精神胜利法”和“你也配姓赵”？却忘了，阿Q也是旧中国被压迫、被欺凌、被侮辱的一个底层可怜人，他自轻自贱、他麻木不仁，都是那个时代那种文化那种制度的错，你嘲笑阿Q，其实就是在嘲笑你自己。那个时代最可恨的是阿Q吗？明明是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这些剥削者、压迫者，他们压迫人民，他们投机革命，他们反复骑墙，他们最终杀死了阿Q。你对真正无耻的统治阶级精英阶层没有一点愤怒，却对阿Q百般苛刻，你才是鲁迅笔下的“小丑”啊。

孔乙己是一个落魄的旧社会读书人，是“站着喝酒唯一穿长衫的人”，他穷困潦倒，却迂腐可笑，干啥啥不行，“窃书不为偷”，口中念念不忘的学问，居然是“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最终“发昏偷了丁举人家的书”，被打断了双腿，最后一次去咸亨酒店喝酒后，就永远消失了。

很多人读鲁迅，只读出了对孔乙己迂腐可笑的嘲讽，却读不出对孔乙己的悲悯和同情，他同样是旧时代的受害者，他在封建文化的教育下，虽然读书识字，却失去了一切生产谋生的能力，他是“被时代抛弃的一代人”，他穷酸迂腐盲目自尊死要面子.....他确实穷困潦倒，只能站着喝酒吃茴香豆，但“穷”可笑吗？反而孔乙己身上还有些不错的品质，他自己穷成这样，还会给孩子吃茴香豆，他还好为人师，要给伙计讲“茴字的四种写法”，伙计不肯学，他还“惋惜地叹了一声”，由此可见他本性是淳朴善良的。他之所以变成这样，都怪那个“吃人的旧社会”。

祥林嫂是一个受尽压榨的穷苦农家妇女。丈夫死后，狠心的婆婆要将她出卖。她逃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做佣工，受尽鄙视、虐待。又被婆婆家抢走，然后卖到贺家成亲。贺老六因伤寒病复发而死，孩子阿毛又被狼吃掉。祥林嫂丧魂落魄，走投无路的她只能去再次投奔到鲁四老爷家。可是柳妈还说她改嫁“有罪”，要她捐门槛“赎罪”，不然到了“阴间”还要受苦。她千辛万苦积钱捐了门槛后，依然摆脱不了人们的歧视。最后，她沿街乞讨，在鲁镇一年一度的“祝福”的鞭炮声中，惨死在街头。但是，鲁镇没人同情她，反而骂她是“谬种”。

很多人读鲁迅，只读出了他冷峻的讽刺，却忘了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很多人读书的时候都学过《祝福》，却把祥林嫂这个可怜的文学形象，作为平时骂人、攻击人的词汇，一口一个“祥林嫂”，这就是他们可怜的阅读理解能力，这就是他们可怜的“共情能力”。

世界上没有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越伟大的作家，往往越“左”，越同情底层的不幸者，越痛恨世道的不公，雨果如是、托尔斯泰如是，马克吐温如是，鲁迅先生亦如是。

当代的“公知”们，却没有一个是“左派”，没有一个愿意为底层人、穷苦人说话，他们往往高高在上，坐在私人别墅中互相唱和，和资本家权贵做朋友，享受着远超常人的生活水平，对世界上的劳动者、生产者一无所知，他们甚至鼓吹“穷人就是不努力”、“资本家都是英雄”。

对于这种人，鲁迅先生也早有定论，他把他们叫做“资本家的乏走狗”。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有人说，鲁迅先生喜欢批评国家和社会，说他“不爱国”，是的，先生生在一个民不聊生、腐朽黑暗的旧社会，看到的是给帝国主义做狗，剥削压榨人民的大清和民国，先生自然要讽刺批判！

这也是当时陈独秀、李大钊等觉醒者们都在做的事情，到了教员那一代人，不但有“批判的武器，还有武器的批判”。但你不能说鲁迅先生是“恨国党”，反而，正因为他深爱着我们的民族和文明，才会“爱之深，责之切”，才会字字带血，锥心刺骨说得那么透彻。

鲁迅先生对真正“崇洋媚外”、“恨国带路”的人是不屑一顾，并且深恶痛绝的。

先生说过：“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

先生在《上海漫谈》中和日本人野口米次郎有段对话：

野口米次郎：“如果当今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最终还是无法令人民安居乐业的话，能否像印度依附英国那样，把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交给日本管理呢？”
鲁迅：“事情如果发展到那种地步，就是感情的问题了。同样是丧失财产，比起被强盗抢了去，还是被败家子浪费的好；同样是被杀，我宁愿被同胞杀害也不向外国人低头。”

先生还在《友邦惊诧论》中嘲讽那些媚外者：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说到底，先生以笔为枪写文章，是为了国家好，是为了国家解决问题，但“公知”阴阳怪气放酸屁，是为了制造问题，解决这个国家。先生是“民族魂”，他们只是“民族的渣滓”。

教员同志都是鲁迅先生的粉丝，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教员应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之邀，为陕北公学学生作了一篇《论鲁迅》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称鲁迅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教员还说：“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不辩经”吗？）

60年代的时候，教员还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鲁迅先生对权贵、资本家或许不屑一顾，但他对同志、对战友、特别是对青年，却是非常温和的，充满鼓励的。

《无声的中国》：“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北京通信》：“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只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热风·随感录四十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先生说得对，多年之后，真的出了太阳。

虽然说我本人对于很多以“公知”自诩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行事作风颇为不满，但我还是要说，无论学识水平还是思想境界亦或者是战斗意志均远胜当代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大先生倘若生活在今天，其尖锐的笔锋在舆论场上大概率仍不为相当一部分人所容。大先生的主要论敌梁实秋的作品《“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对于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在此文中，梁实秋先是认为“不满于现状”者不仅要指出问题，还需要给出问题解决方法：

“不满于现状 ”的表示， 也有不同的程度 ：有的只能在茶余酒后高谈阔论 ，有的还可以笔之于书 ，有的则可以见诸实行 。能谈能写的人不一定就能实行 ，能实行的人也不一定能谈得好写得好 。只要表示 “不满于现状”， 总还算是有向上进步的意思。“ 不满于现状 ”者， 即是觉察出现状有毛病也。 有了毛病还不能觉察， 这固然蠢 ；有了毛病还要隐密，这固然险； 但是有了毛病， 发表之后， 声张之后， 不求医治之方， 这还是一样的蠢， 一样的险！ 所以现在有智慧的人 （尤其是夙来有 “前驱者”“权威” “先进” 的徽号的人）， 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 “不满于现状” 的杂感而已， 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 “现状” 的药方。

然后就对大先生进行含沙射影式的讽刺：

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副药太冷，那一副药太热，这一副药太猛，那一副药太慢。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
“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我们要的是积极的一个诊断，使得现状渐趋（或突变）于良善。现状如此之令人不满，有心的人恐怕不忍得再专事嘲骂，只图一时口快笔快了吧？你不满于别人的主张， 你自己的主张呢？ 自己也许没有能力指示改善现状的途径， 但是总该按捺住一时的暴躁，静心的等候着罢？

依我之见，如今对于“公知”的批判话术，也不过是拾梁实秋之牙慧。既然大先生在世时就被某个乏走狗如此批判，我又怎敢担保，倘若大先生活到今天，不会被相似的话术再批评一遍呢？

鲁迅：你们现在还不行，读书！自强！站起来！挺直腰杆子！

公知：你们现在还不行，快去找洋人磕头，当他们的狗就很好！

鲁迅骂的是一般人眼里的“旧中国”，不是“你我的中国”。

但话说回来，要是现在的中国能被一三流帝国主义国家重演二十一条和九一八，那季子越都能成当代鲁迅。

请认真阅读这篇文章——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

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

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在写于1935年06月28日的书信中，鲁迅提及：

我实在有些不愿意出门。我本来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险的，但一看见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却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

（此信中提及的“元帅”，影射周扬）

　　在1935年09月12日写给胡风的信中提到：

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

（此信中的“工头”也是暗指周扬）

　　如果说前面这几封书信都没有直接指名道姓，到了1936年，因为“两个口号”的争论，1936年，鲁迅公开发表了一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其中点了“周起应”的名字（周扬，字起应），实际上把左联内部的矛盾公开化了。这篇文章的末尾说得很直白：

否则，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在《鲁迅纪念集》第1辑第68页，记录了鲁迅向李霁野复述了一段他跟冯雪峰的对话，时间是1936年4月。

鲁迅：你们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

冯雪峰则连忙摇头摆手应之：那弗会，那弗会！

要知道胡风案是49后第一冤案。

好个“友邦人士”! 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KMT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友邦惊诧”论》

公知能写出这种文字算我输。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现在那些喜欢推销各种“公共知识”的“意见领袖”们看到这段感觉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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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火了，再写一些吧。

每次谈到近几年公知名声越来越差的问题，就有人喜欢用“污名化”这个词——说的好像有人成心联合起来抹黑公知一样。

但如果你稍微看过一些键政讨论，你就知道这种说法根本不靠谱。

现在骂公知的都是什么人呢？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原教旨马教徒

中特社支持者

社民派

民族资本拥趸

一般民族主义者

反动主义者

——可以说是涵盖政治光谱上各个波段了。

当然还有一些人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他们只是想维护自己吃狗肉之类的的权利。

公知能把这么多种不同的人全都得罪了也是本事。正常来讲以这些人之间的分歧，你要把他们放在一起，他们自己就能打个昏天黑地。

理智的人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考虑的肯定是能不能拉一波打一波。这就要求你在对话时强调共识而非分歧。比如你要吹某国平凡而伟大的民族性，你应该打出国际主义的牌，跟左壬联手怼民族主义者。要吹私有化的好处，你应该谈民族资本的贡献，跟民族主义者联手怼左壬。

但你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同时跟两头开战，而公知恰恰就是这么做的——只要跟他们观点不同的人，一律都扣上“粉红”之类的帽子。你说对面本来分歧很大自己就能打起来，现在你这帽子一扣，人家有了共同的身份，有了共同的对手，那可不就都联合起来怼你了吗？

战略上是没头苍蝇，战术上同样一塌糊涂。在知乎上混的比较久的各位可能都见过这种情况——大家正兴致勃勃的讨论中国建设的成就呢，结果突然有人yygq的来了一句：“在XXX的时候你们怎么都不出声了？”

讲真我不知道这种人是来宣扬观点的，还是纯粹就是来发泄他们的戾气的。

正常而言，如果你要宣扬观点，那你在发言之前应该考虑几个问题：你可能的听众是什么人，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要怎么说话他们才容易接受。

比如说你在b站上看星舰试验视频，你应该意识到，这些内容的观众首先应该是航天爱好者，其次才是美粉。

如果我是美黑，我会尽量避免在这种地方黑。不论马斯克人品如何，人家的技术是真没得黑，而航天爱好者们比你更懂这些。某观在这个问题上就翻车了。

如果我一定要在这种地方宣扬自己的观点，那我也会用尽量委婉的方式——“飞船确实厉害，但大家也别忘了马斯克工厂里那些顶着疫情加班加点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功臣。”这样不容易冒犯到人，别人也不好反驳。

如果我进去就直接来一句“你们怎么不谈谈美国新冠死了多少人”，那被人家直接骂出来有什么奇怪的吗？

现在的多数公知，我觉得他们在谈“公共知识”这种高级货之前，应该先补习一下什么是情商。

因为鲁迅先生尊重科学，不会贩卖“因信称义”之类的糟粕，搞出“给树绑草绳是花钱做无用的事情”之类的笑话。

因为鲁迅先生一篇《狂人日记》奠定百年现代文学基础，是教后人如何遣词造句写文章的白话文祖宗。

咱们对公知要求也不高，就不说科学修养了，但凡公知们的平均文学修养能达到高中毕业以上的水准，他们就算没给祖宗们丢脸了。

至于有人说“鲁迅先生在民国就是公知”，那也是奇谈一桩，合着民国时代“公知”一词就是鲁迅先生专用的？

咱们也不用说多，谁能举出哪怕一例先生在世时候，能凭借手中笔杆子和先生单挑而不落下风的民国文人？

毕竟鲁迅先生在世时就是泰山绝顶，你要说“鲁迅就是公知”，不知那些抱起团来还要被鲁迅先生吊打的胡适之流又算什么了呢？

以这等能力声望为公知标准，那么不好意思，近二三十年跳的欢的这些伪文人，大概就是郑屠之属了，连上阵的资格都没有。

而且还有个颇为讽刺之处就是，鲁迅先生在世时，真正意义上最类似先生的，是郭沫若和茅盾。

然而在讨论民国文人（公知）时，这二位就经常被忽略不计了。

说起来，鲁迅先生推动的新文化运动才是正儿八经“斩断文脉”的事情啊，就不知在陈丹青之流公知眼里，到底是如何定义“文脉”的了。

（手动微笑）

鲁迅批评当局，但他同时也是坚定的反帝者。

公知批评当局，是为了衬托他心爱的帝国主义。

谁是周树人，谁是周作人，人民群众心里是有杆秤的，不是说随便哪个批评当局的人，都能被人民群众看作是鲁迅的。

有些人觉得，只要我批评当局，我也应该被人民群众看作鲁迅，结果人民群众非但没有尊敬他，反而像鲁迅批判这些人一样批判他们，这就让他们不高兴了——这下可不仅是当局不行了，人民群众也不行了。

于是他们就开始掉书袋，从鲁迅先生的文章里扒拉出些段落，给这些段落扣上了不同的帽子，说，看啊，鲁迅在今天，也是要被当做公知的，又或者，更可笑地，说鲁迅先生也不过是个墙头草。他们说完这些话，就好像自己翻身成了鲁迅一样，飘飘然继续为了批判而批判了。

只是批判谁都会批判，而鲁迅之所以是鲁迅，是因为他的批判，永远是从中国出发的，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出发的。那些一边批判当局，一边又要宣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人，是永远不可能和鲁迅先生一样从中国和中国的无产阶级出发的——当他们选择信仰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他们就注定不可能和一切无产阶级站在一起了。

日本人拍了个话剧，叫《上海月亮》，是讲鲁迅的。作为正经的第二世界的人，他们并没有把鲁迅变成盲目的亲日派，也没有把鲁迅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刻画的鲁迅是现实的、有血有肉的，这个鲁迅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如寇仇，同时又与日本的人民友好相处。

这便是阶级斗士和帝国主义的笔杆子不同的地方——他们都在战斗，但是前者明确地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而后者却举着阶级的大旗，一边批判着当局，说，这是敌人，一边又指着帝国主义，说，这是朋友。

只是人民群众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