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六百年为什么没有构建足够的认同？ 第1页

奥斯曼与汉的年代和社会背景差异巨大，不适合做这样的比较，而奥斯曼国家没能够构建足够的认同，可以归因为治理方式和思路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没法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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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针对此前一个回答里关于希腊部分的问题做一点反驳。

一、我不知道这位答主是如何定义希腊地区的“原民族主义”的，但是和历史同期的各个族群相比，希腊地区的这种“原民族主义”绝对是最强烈的那一批。你如果去看14-15世纪希腊地区的知识分子的作品，不难找到这样强烈的情感表达。只有一个拜伦显然是无法塑造希腊民族主义的，比起拜伦，你还不如谈大革命引起的全欧洲民族主义传播，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革命不太适合很多人去论述他们口中的“那种”民族主义，或者说大革命的普世主义比许多人口中的“普世帝国”（当然我也不喜欢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纯粹是被拉出来和民族国家对立的，而不是一个可以严格界定的概念）不知道强烈到哪里去了，所以干脆就视而不见了。

还是那句话：“民族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装置，在其中混合着诸多的观念，它本身也是会随着形势不断变化的。

二、希腊民族主义恰恰不是西欧所界定的，希腊民族主义和正教的绑定，恰恰是奥斯曼统治的结果，是希俄斯大屠杀和摩里亚大屠杀的鲜血把正教和希腊民族牢牢捆绑在了一起，正是苏丹的屠刀塑造了希腊的民族神话，以鲜血获得救赎的神话。为什么巴尔干的民族主义不纳入穆斯林，因为他们在奥斯曼治下和穆斯林本来就不是具有平等权利的同一群体，那你凭什么要求巴尔干民族主义可以无阻碍地抛开宗教信仰差异呢？奥斯曼自己的治理，抛开了这种差异吗？

三、在哈希姆家族皈依穆罕默德之前，他们是无历史的吗？这点对于希腊地区是一样的，我想不需要我提醒你，阿拉伯人信仰基督教早于信仰伊斯兰教。即便是在《古兰经》中，也没有认为在穆罕默德出现之前的阿拉伯人不是后来的阿拉伯人吧。这些问题往往不是某个人去定义的结果，而是长期斗争的结果。

四、我们回到希腊独立问题上来的话不难发现，英法其实对于直接干预希腊没有什么意愿，尤其是英国官僚对于国内积极地民意十分头疼。干预最积极的是俄国，至于俄国什么时候是“西方国家”，什么时候又不是“西方国家”，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似乎在作者的语境里是希望把奥斯曼作为“西方”的对立面，那么俄国也同样被“西方”了。当然就我个人的角度是十分反感这种“西方-东方”二分法的，这无非是一种和“东方学”相对应的“西方学”。而且西欧各国对于“塞”给希腊领土也没什么兴趣，恰恰是希腊自己在一直试图去“夺”回这些地区，你看过一战时期协约国对奥斯曼的分区计划就明白了。

五、你论述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论证奥斯曼帝国的失败是在于“国内”和“境外势力”的勾结，问题在于你奥斯曼政府自己，不就是最大的“境外势力”？让治下的族群纷纷不把奥斯曼政府看成“自己人”？

下一段

我不清楚作者是从哪儿读的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生平，下面有好几个问题：

1、君士坦丁本来就是约翰的推定继承人，约翰八世又没有儿子，穆拉德又不是指定托马斯继位，我也不懂啥叫穆拉德硬点和扶持，如果只是因为当时末期帝国的外交地位的话，那岂不是只要是个国家元首都算是穆拉德二世扶持的？这种话就纯粹nonsense了。

2、教会合一的问题是在基督教内部讨论了四百多年的事情，稍微了解过这时期的历史就应该知道推动合一是很大的呼声，各层民众在这个问题上也很撕裂，正是你口中“普遍反对”的人民跟着君士坦丁一起在君士坦丁堡坚守和渡过最后一个弥撒。

3、雇佣兵和志愿者（确实有一些没要什么钱的）里威尼斯人不多，热那亚人多，而且不靠他们守城那靠谁呢？君堡当时就没剩下多少人了。

4、这个问题我在想法里讨论过了

何况要逃亡最好的机会是跟着热那亚人一起从海上走，朱斯提尼安等人劝过君士坦丁很多次，而且热那亚人最后也确实从海上逃走了。至于对着入城的乱军冲过去，难道君士坦丁还打算开无双从苏丹亲兵中杀出一条血路？

最早认为皇帝是趁机逃跑的材料来自上百年后的一位敌视东部帝国的亚美尼亚修士，我想不用我再多说了吧。老陈自己之前写《拜占庭帝国史》时候也用了一条很奇怪的材料，说君士坦丁化装出逃，然后路见奥斯曼士兵抢劫民众然后出手被杀，这条材料为啥奇怪，也不用我多说了吧。

5、给君士坦丁塑造良好形象的反而不是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后，marble king的传说和同时代人的写作中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符号，也和亚瑟王，腓特烈祖孙一样成为了经典的“归来的君主”的意象。

奥斯曼自己在面对地方性反抗的时候就总是举起屠刀来镇压，希俄斯大屠杀是哪个“皇土”推动的吗？你这里的倒因为果也很耐人寻味，当然我不是否定巴尔干民族主义留下的惨烈历史，但是想要在这个问题上把奥斯曼的治理问题推掉还倒打一耙，那可是太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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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推荐阅读：

《希腊的现代进程——自1821》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the immortal emperor》

最后，我大概知道作者这篇回答是想说啥东西，但是运用的历史论据错漏如斯。视野一直都没能进一步超脱“民族-帝国”的对立，那我也确实没啥可再多说的了。

添加一個小視角補充一下 @念缺一 的回答

奧斯曼時期甚至不存在一個共同的「突厥人」認同

以巴爾幹舉例來說，雖然把安納托利亞的半遊牧or遊牧的突厥人（部分也就是念缺一在回答裡提到的那些原卡拉曼貝伊國的遺民）移民到魯梅里亞是推進巴爾幹人口伊斯蘭化的手段之一，但實際上遷入此地又未能融入定居城市，帶有遊牧傾向對奧斯曼還有亡國之恨的突厥移民，對於希望推行種養幾圈化的高門而言，是個極大的不穩定因素（在安納托利亞，可以看見的是高門也在對遊牧產出課以重稅，極力地推行突厥牧民的定居化政策）

這個威脅甚至超過了基督教鄉民，所以為了制衡這些不穩份子，奧斯曼官方授予大量郊區的正教基督徒村鎮豁免賦稅和武裝自衛的權利，獲得的好處甚至比信伊教的鄉民還多，但作為交換，這些基督徒必須確保村莊附近重要的隘口、道路、河道以及橋樑的通行安全。這就是被稱作「Derbend Village」（山道之村的意思）的特許制度。很有意思的是，就是這些在奧斯曼官方支持下用武德充實自己把伊教突厥人當賊防的基督徒定居點，在後來19世紀紛紛扮演了保加利亞民族復興的角色

這非但沒有構建出足夠的認同，簡直是提前幾百年幫助人家保留好了民族復興的火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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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九三皮丘 不太明白我是怎么被挂的

如果真的经常看我回答的网友应该知道我确实是只玩15-17世纪世界史的，回答开头我也说得很清楚了我只是补充一个视角，而且就这个问题的题干而言六百年以来为什么没有构建“足够”的认同（跟有没有构建是两回事），那么我觉得拿安纳托利亚的诸贝伊国时代的遗留产物以及后来如何在巴尔干的同化进程中处理基督徒和突厥移民的关系的影响都足以说明不少问题的，就如同整个六百年期间你如果只拿19世纪以后的帝国晚期来说明的话，同样不能算是一个全面的角度

你如果觉得晚期奥斯曼构建了你正常写回答就好了，大家都是在给这个问题添砖加瓦，但是扣一个什么复读旧材料搞污蔑的帽子那就大可不必了（另外我始终没明白，我的这个回答是如何被引申到“反奥斯曼”或者什么“奥斯曼必然灭亡论”的，你这怕是枪口都没调对地方啊）

目前的最高票答案 @念缺一 倒果为因了。因为原奥斯曼帝国现在破碎一地，所以就能证明奥斯曼帝国统治比较残暴？那反过来说，因为现在中国大体比较完整，所以可以说大清统治仁慈，爱新觉罗家族爱民如子，不把老百姓当做牛马了吗？这个逻辑实在有些奇怪。

其实奥斯曼帝国之所以没有像大清那样大体完整的保留下来，主要有内外两个原因：外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直接，往往动用主力而非偏师，特别是民族主义的传入让巴尔干地区沸腾不止，俄罗斯鼓吹的“双泛”（泛斯拉夫主义、泛东正教主义）成功瓦解奥斯曼帝国半壁江山；而内因则是帝国在尝试了多种革新路线均行不通的情况下，受到俄版“双泛”的影响，走上了民族主义邪路，开始搞土版“双泛”，自然搞得国家四分五裂。

打个比方。倘若俄国信仰黄教，一心想要做黄教的保护人。而现实中，大清也的确既是儒教地区的皇帝，也是黄教集团最大的施主。在争夺黄教代言人的竞争中，俄国人成功的利用“双泛”鼓动黄教地区独立（同时黄教地区人口和儒教地区在一个数量级上）。尽管英法肯定会挺大清，甚至直接打了一场中国版的克里米亚战争，勉强维持住局面，可架不住大清自己作死，又开始走皇汉路线，宣布汉地十八省是皇汉民族家园，同时“汉人”的定义为说汉语的儒家信徒……这么折腾，中国不散架才怪。

十九世纪的全球政治是英俄大博弈的时代。站在俄国角度，奥斯曼帝国是其通向温暖海洋的最方便的扩张方向。而且当时的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盛行，而土耳其（名义上）统治的巴尔干地区偏偏有大量的斯拉夫人和东正教徒，所以俄国人毫不犹豫的祭起了“双泛”的大旗：“泛斯拉夫主义”和“泛东正教主义”。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巴尔干各民族（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黑山等）纷纷试图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那么，奥斯曼帝国就没有尝试过构建自己的“国族”吗？当然是有的。在西方民族主义冲击下，奥斯曼帝国的知识分子首先推出的叫做“奥斯曼主义”的东西。什么叫“奥斯曼主义”呢？就是说我们都是奥斯曼皇室的臣民，我们都是一家人，帝国应该搞君主立宪，各民族宗教一律平等。很显然，这种认同是很脆弱的，几乎只流行于部分亲官方的知识分子当中。这种和稀泥式的国族构建注定是软弱无力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奥斯曼主义者当政时期，他们推行这样一种政策：为了拉拢巴尔干基督徒，针对当时巴尔干部分地区“穆斯林当地主，基督徒当佃户”（这个穆斯林地主可能是朝廷分封的功臣，也可能是本来就是基督教地主改宗）的情况，他们推行土改，部分的分掉了地主的土地。可是这种政策在首先得罪巴尔干穆斯林的同时，因为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基督徒也不买账，他们觉得应该把穆斯林全部赶走才对。很自然，这种缺乏群众基础的东西很快就被淘汰。

很快，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下，加上俄国的“双泛”政策，巴尔干地区各民族进行了民族构建。众所周知，民族构建需要一个“他者”。对巴尔干的斯拉夫各族来说，这个“他者”自然就是土耳其人。话说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资本主义诞生以来才出现的东东，是对资本主义改造社会的一种应激性反应，其本身就是一种扭曲的世界观。它在民族构建的时候会把古代社会还没有民族主义的那个时候的各种史料进行加工，重新解读，从而论证出某种民族塑造所需的材料。在巴尔干地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伍德希尔迈”制度的重新解读。

“伍德希尔迈”（血税）制度在古代社会是这么一种逻辑：按照穆斯林传统，穆斯林天然就有服兵役的义务，而非穆斯林则可以服志愿役。倘若非穆斯林没有服志愿役，则需要缴纳“免兵役税”（保护费）。不管现代人认不认同这个逻辑，在当时的统治阶级看来，这算是公平的（插一句，在现代以色列，犹太人和德鲁兹人服义务役，阿拉伯穆斯林只需要服志愿役，这个国家是个什么水平大家自己掂量）。奥斯曼帝国则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就是巴尔干地区部分不服兵役的基督徒不再用钱缴纳免兵役税，而是缴纳人口代替。缴纳上来的男童经过训练充当军队和行政官员。这就是“伍德希尔迈”（血税）制度。

那么这个制度是一种压迫吗？当然是一种压迫。说到底大家都是奥斯曼家族的奴才。但你说这个制度在封建时代算是耸人听闻吗？恐怕不能这么说。对比同时代的明清两朝，拿人缴税也是司空见惯。比如明代有一种不用缴纳赋税，只需要定期缴纳女孩子的户籍叫做“女户”，就是很典型的拿人缴税。其中能够幸运的给皇帝殉葬的叫做“朝天女户”，在当时是很荣耀的。其他的什么“军户”、“匠户”之类都是一个路数，就连科举考试，参加过会试的人叫“贡士”，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纳贡。清代的旗人算是待遇不错吧，但是男的给爱新觉罗家当兵，女的给爱新觉罗家选秀，不也一样拿人口缴税吗？征钱粮还是征人口，在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问题，在诸多封建制度压迫中并不突出。

那么，这个制度是不是针对巴尔干基督徒的呢？其实，在奥斯曼帝国，安纳托利亚突厥穆斯林的待遇往往还比不上巴尔干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这个隔壁答案里有，不再啰嗦。而征收的男童，虽然在训练和战争中有不低的死亡率，但却可以作为苏丹的“直属奴隶”获得某些改变社会阶层的机会（类似八旗）。说起压迫，恐怕还算是好一点点吧。在当时，就有不少穆斯林行贿造假想要把自家的孩子塞进去；波斯尼亚人在改宗伊斯兰的时候，特别提出要保留“伍德希尔迈”制度的“权利”。最起码，在封建压迫的序列当中，卡皮库鲁系统并不处于最底层。

可一旦带入民族主义视角，这种一般性的封建压迫就会被塑造成针对某个人群的压迫。近代巴尔干国家，无不把“伍德希尔迈”制度塑造的凄凄惨惨，似乎是土耳其人针对巴尔干基督徒的暴政。同样的民族塑造造成的扭曲史观实在太多了，比如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本来他就是奥斯曼帝国硬点的皇帝，没穆拉德二世的扶持他根本上不了位；在位期间，他还打算把东正教会卖给罗马天主教会，被人民普遍反对；守城的时候主要靠的是威尼斯雇佣兵；最后呢，他死的时候连尸体都找不到，很明显是打算便装逃跑稀里糊涂死在乱军之中了（项羽的尸体可是被五个人分尸献给刘邦的，这种大功劳谁都想抢）。结果，在现代民族主义的塑造下，君11居然被描绘成最后一个罗马人、虔诚的东正教徒、宁死不屈的烈士……

就拿希腊的独立来说，希腊本身其实没那么大的民族主义，是西欧一些人比如拜伦，出于抢占“古希腊”这个大IP的目的，鼓动希腊独立，并直接参与希腊民族主义的塑造。众所周知，古希腊人是多神教徒，他们的精神遗产同时被穆斯林和基督徒所继承，比如基督教最重要的经院哲学家圣托马斯就是一位阿威罗伊主义者（用一位穆斯林新亚里士多德学派学者命名）。而西方国家近代“言必称希腊”，急切的想要独占“古希腊”这个标签，于是就想要塑造出一个纯粹的基督教的希腊，并且声称这个基督教的希腊独占性的继承了那个多神教的希腊。尽管，明明是早期基督徒毁灭了多神教的希腊文明（典型事例如亚历山大的女科学家、多神教徒海帕蒂亚被基督徒用贝壳凌迟处死），但他们依然称自己是古希腊的继承者。并且他们将“希腊人”定义为讲希腊语的东正教徒，把具有希腊血统的穆斯林直接排除在外。通过这一系列操作，成功的将“古希腊”这个大IP抢到手里。这种塑造和宣传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我们现在都习惯性的认为古希腊和现代西方文明具有继承关系了。事实上，希腊最初的独立，直接就是英法俄联合舰队击败阿里帕夏的埃及舰队的结果；希腊领土的一步步扩张，也是西方国家把原本古希腊文明圈的土地塞给希腊的结果。

至于巴尔干斯拉夫诸民族国家的建立史，那就更是一部血腥史。东正教国家的宣传能力虽然比不上西方国家，但怎么也比穆斯林国家强的多。比如，中文网络上普遍流传这么一种说法：科索沃地区是塞尔维亚文化的起源地。这种说法根本无视了阿尔巴尼亚人才是巴尔干地区最早居民的事实。历史上斯拉夫人的入侵，将阿尔巴尼亚人挤压的困于深山老林，这个几乎没人提过。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人都是因为在巴尔干激烈的民族竞争中受到压迫，不得已改宗才让自己的民族延续下来。事实上，巴尔干地区只有奥斯曼帝国时期还算总体安稳的度过了几百年，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此前、此后的时间，巴尔干一直处于惨烈的种族屠杀之中。

前面说过，奥斯曼帝国曾经推行两面不讨好的“奥斯曼主义”，但无论如何架不住巴尔干在俄版“双泛”支持下的民族主义爆发。民族主义带来的种族屠杀迅速席卷了整个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国家之间互相种族清洗司空见惯。典型的如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种族清洗，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为争夺马其顿而进行的种族清洗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巴尔干国家的民族主义普遍建立在“东正教徒”（克罗地亚等少数除外）的基础上，因此巴尔干穆斯林普遍被驱逐屠杀。曾经保加利亚南部六成以上是穆斯林，黑山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桑贾克地区几乎全部是穆斯林…这些人大部分都被驱逐或屠杀。这些人不得已逃到今土耳其境内，为日后土耳其走上皇土道路打下基础。

面对民族主义兴起的惊涛骇浪，奥斯曼主义自然破产。我们中国很幸运，大清完了，南北议和，本来打算走皇汉道路的南方革命党被北洋系算计，顺便把清代末期的五族共和继承了过来。后来老蒋想要搞大汉族主义，但我们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胜利。要知道，皇汉分裂国家不是一个推测，而是一个事实。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立刻就引发了蒙、藏地区的排汉行动，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汉人可以“排满独立”，其他民族自然也可以“排满独立”，既然皇帝没有了，那么各“米勒特”就各自散伙了吧。

奥斯曼帝国本来国际国内环境就比大清恶劣的多，偏偏皇土还占了上风，这不就是在作死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吗。前面说过，巴尔干地区（还有高加索地区）大量穆斯林出逃，这些人被称为穆哈吉尔人。现在提起穆哈吉尔人人，一般都指的是印巴分治时从印度来到巴基斯坦的人，但其实这个名称来自于奥斯曼帝国。这些穆哈吉尔人本身是民族主义狂潮的受害者，但在受害的过程中，感染了民族主义，很快变成了更加弱小民族的加害者。他们怀着对巴尔干、高加索基督徒的刻骨仇恨，决心学习西方，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持了奥斯曼帝国政权，以进步的名义建立了土青党政权。这些皇土几乎是复刻了对手的政策：只有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才是土耳其公民，其他民族、宗教群体都被不被允许构建自己的民族；同时推行土版“双泛”作为俄版“双泛”的反制：既然你可以搞乱我的巴尔干，我也可以搞乱你的中亚。

这一套政策下来，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彻底放弃了奥斯曼主义，放弃了构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理想。既然你都走皇土路线了，那么其他民族也不会客气。连同宗的阿拉伯人，也开始搞民族主义（虽然一开始是封建主的民族主义，企图用衍圣公家族搞一个“汉人皇上”完事）。至于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人，也有一部分人企图借助沙皇俄国的力量独立。这在一战俄土在高加索地区反复激战的背景下自然显得敏感。再后来，土耳其青年党政权发起了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清洗，不管有多少的借口，都无可否认，民族主义者犯下了滔天罪行。

为什么我说 @念缺一 的答案倒果为因呢？因为正是土耳其和其他各族民族主义的兴起，决定了设想中多民族的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不可能出现。历史上塞尔维亚、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跟随苏丹东征西讨，在尼科堡之战等关键战役中发挥重大作用。倘若多民族国家被延续下来，这些史料将会比中国土尔扈特部东迁、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更加有用，但民族主义的兴起毁灭了这一切。

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同时也印证了笔者此前多次强调的结论：“民族主义是根茎，传统宗教是花叶”。民族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宗教，其动员能力和对世界观的扭曲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传统宗教；而传统宗教正是由于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才避免了衰落的命运，显得方兴未艾。民族主义历来是瓦解多民族国家的利器，在一个现代社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多民族国家问题。

问题太大，而且我是研究隔壁那个奥的，不敢乱说。

不过我一向喜欢Flank attack，试着将这个问题拓展一下：

• 不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为什么没有构建足够的认同（国家建构/改革为何失败）？
• 同时代的人是怎么看待奥斯曼改革的？

以下来自梅特涅与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运动：

梅特涅之所以对位于奥地利东南的这个邻邦感兴趣，不仅在于哈布斯堡帝国在近东地区具有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而是他想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分析欧洲外交棋盘上这些大大小小博弈者的外交和内政。尽管此时奥斯曼帝国相对较弱，但维持现状却是奥地利外交政策优先考虑的。而且，在梅特涅看来，近东这块地方竟然要推行改革，尤其是这个 “博斯普鲁斯病夫”能够有效影响大国关系和欧亚大陆具体事件的进程，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有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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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涅从这些渠道获得的信息中看到，奥斯曼帝国的形态类似一个无法治愈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在战争和动荡中遭受的创伤并不会对肌体产生严重后果，但眼下的改革却对这个濒临死亡的患病者产生致命的结果，任何力度较大的动作会促使其在一天之内死去。梅特涅认为，奥斯曼帝国“就像一个门窗漏风的老旧而腐朽的建筑，在经历第一次飓风之后，终有一天会被彻底摧毁”。

梅特涅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状况并不乐观，这不仅因为奥斯曼帝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羸弱，更在于君士坦丁堡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外交官们所揭露的奥斯曼人国家认同的弱化。因为他们不愿意参与改革的进程，当国家处于危险时他们也缺乏面对困难的勇气。即使当俄国人和埃及人叩击国门的时候 ( 前者发生在 1829 年，后者是 19 世纪 30 年代埃及的两次挑战) ，奥斯曼人也不愿意保卫他们的首都。普通民众和精英阶层对这些困境都冷漠相向，苏丹马哈茂德二世 (Mahmud II) 也没指望利用他们的同情心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王权。

政府担心民族主义热情的高涨会使其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因而不愿意努力去改变这种宿命论，结果使奥斯曼帝国处于这种悲惨境况。政府担心臣民不忠，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在困难时期，处于社会上层的人包括保守的乌勒玛也会对统治者产生抱怨。奥斯曼实力派人物对其君主缺乏足够的信心，有时候君主因为害怕军队逃亡而不愿意派军队去阻击敌军。1839 年夏，当部分军队的逃亡最终带动了整个舰队叛逃时，这种忧虑完全被证实了。

一个国家深刻的危机，是国民有时候并不希望这个国家持续存在，他们甚至会询问外国人：这个国家存在多少年？六年？五年甚至更少？哈布斯堡朝廷没有人认为奥斯曼帝国不需要改革，梅特涅也绝不反对改革。然而，梅特涅认为奥斯曼帝国不仅在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症结在于奥斯曼社会的整体退化；只利用西方技术和文明成果的改革，对奥斯曼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在梅特涅看来，改革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奥斯曼帝国社会的再造。他认为，苏丹改革时应考虑奥斯曼的历史和传统，应将宗教作为其权力基础和与臣民联系的纽带，换句话说，宗教是凝聚奥斯曼帝国的纽带。因此，梅特涅认为，任何强加于奥斯曼社会习俗、《古兰经》规定的宗教原则和现实的做法，即奥斯曼传统生活方式受到侵蚀，主要原因在于 “这个穆斯林国家缺乏寻找自我的勇气”。这种状况的持续，必将会导致奥斯曼帝国的毁灭，用他的话说: “灰烬不会复燃。”

......

...... 梅特涅毫不掩饰自己的惋惜，对奥地利驻君士坦丁堡领事弗朗茨·弗莱赫尔·奥特凡（Franz Freiherr Ottenfels）说: “帝国的生活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物质必须接受精神的支配；道德体系存在的地方，再生的希望就不会失去。 ...... 奥斯曼帝国最终的统治力量依赖于它的神权原则，一旦这个原则被削弱，整个帝国的统治基础就会受到冲击。 ...... ”

梅特涅对伊斯兰教的思考显然更为理性。从他的思考中不难看出，伊斯兰教所受到的威胁，远比苏丹维护这个多民族帝国的统一更棘手。假如没有在帝国建立之初就已经形成了伊斯兰教这个核心，苏丹就会失去其统治权威，特别是当他的臣民开始接受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时候。在梅特涅看来，如果伊斯兰教的作用被削弱，这个多民族国家就会像 11 至 15 世纪的欧洲封建主义那样土崩瓦解。

梅特涅的态度的主要问题是，奥斯曼社会的再生依赖于伊斯兰教，这一观点某种程度上也和他的整体观念相冲突。尽管梅特涅认为尊重伊斯兰教教义是伊斯兰国家进行改革的重要条件，但也发现，与同水平的欧洲国家相比，宗教成了整个国家重生的主要障碍，其原因在于整个社会的结构以宗教法为根基，重新建构社会的做法只能加速它的瓦解。1839 年底，梅特涅说道: “有些国家就像得了病的人，而土耳其就是典型的例子。伊斯兰教的做法使得这种不可治愈的因素一次次累加，即使有时候它能诊治，但从未被根治过。”即使 1839 ～ 1841 年土耳其和埃及的第二次冲突爆发期间，奥地利和其他势力挽救了苏丹政权之后，梅特涅也并未改变他所持的悲观态度: “尽管奥斯曼帝国内部和解，结束了土耳其和埃及的战争，但伊斯兰教使奥斯曼帝国仍旧沉浸在我们无法理解的乌托邦式的迷雾中，它既想重构社会基础，又想复兴传统，难以阻止衰退。”

当然，在梅特涅眼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伊斯兰教并不能长期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兴盛。但是别无选择，只有慎重地改革帝国陈旧的管理制度、法庭和军队，同时坚持对伊斯兰的信仰，这是奥斯曼帝国复兴的根本。“谨慎”是指奥斯曼帝国对西方模式的合理运用。因为，奥斯曼社会和西方社会最大的差异在于宗教。梅特涅认为，欧洲国家的科技成果并不能完全契合穆斯林的生活，就像法国或者英国健全的法律体系并不能适用于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一样。

梅特涅认为，与造成帝国衰退的其他因素——如帝国人口多种族构成、帝国百年前的战败相比，奥斯曼帝国在改革时不考虑当地的传统而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立法体系，这种做法造成的危害更大。 ...... 当然，反对盲目照搬欧洲模式，也并不意味着梅特涅完全抵制奥斯曼政府向西方学习。他只是希望奥斯曼帝国应更加慎重，尽量去 “寻找适合土耳其的发展道路，而不是简单复制法国、英国、俄国和奥地利的发展模式”。在他看来，奥斯曼帝国应保持 “穆斯林的风格”。

......

1839 年 11 月 3 日，由雷希德帕夏组织起草、新苏丹阿卜杜·麦吉德一世（Abdulmecid I）颁布的 “玫瑰园敕令”，增强了梅特涅对雷希德帕夏的信心。该法令提倡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本质上的改革：建立生活保障体系，尊重臣民的私有财产，建立新的征税体制，完善征兵制度，所有臣民不论何种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所有改革都体现在这份具有革新意识的敕令中。关于人权有明确的言辞，在某些外交家看来这个敕令就像是奥斯曼帝国宪法的措辞。不久前梅特涅的观点流传开来: “玫瑰园敕令”仅是奥斯曼帝国 “大宪章”基本原则的宣言。

敕令公布之后受欢迎的程度有点出乎梅特涅的预料，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它只是君主为了提高臣民生活条件所颁布的决议，而并非宪法；其次，它对公民权益的保障与伊斯兰和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契合，正如梅特涅在给奥地利驻君士坦丁堡代表的信中提到的: “阿卜杜·麦吉德苏丹的改革措施是正确而明智的，玫瑰园敕令是第一部适用于整个帝国的法律，它立足于宗教法，夯实了苏丹统治帝国的基础。”最后，敕令中的承诺会使臣民对苏丹有信心，不再认为穆罕默德·阿里是仅有的挽救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者。

......

梅特涅强调保护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特征的重要性，不盲目照搬欧洲模式来改革，这一观点源自梅特涅保守的政治立场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抵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判断没有事实依据。正如卡特·沃恩·芬德利（Carter Vaughn Findley）所说，传统伊斯兰国家的合法权利有三个来源: 伊斯兰教的宗教-法律传统、奥斯曼习俗和君主的意志。查尔斯·韦伯斯特（Charles K. Webster）也强调，苏丹的权力源于人民对于宗教的信仰，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都是通过征服来获得支配人民的权力的”。梅特涅反对奥斯曼帝国盲目复制欧洲模式的做法，可以引用历史学家赛义德·马尔索（A. L. Sayyid Marsot）的话来论证: “全局性的改革都若不能契合一个国家的特性和精神是不能实行的。“

历史悠久的大帝国四分五裂多的去了，亚叙、罗马、波斯。一个国家要产生民族认同，人民至少要知道民族认同的基本范式、统治阶级要有推动民族认同的动力。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一般认为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产物，《想象的共同体》一书认为民族主义最早来自于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觉醒，总之不会早于18世纪。在那之后，民族主义的范式被世界各地吸收，大家才依样画葫芦一样开始搞自己的民族主义。

在此之前，一个政府不论统治多长时间，对促进该地区民族主义构建都没有太大作用，毕竟你不能构建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奥斯曼帝国政府正真开始搞民族主义，那都要到19世纪后半叶了。

1.奥斯曼距离欧洲列强最近，交流最多，和其他的亚非帝国相比，最容易受到打着“民族自决”旗号的各种分裂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毒害。

2.虽然伊斯兰教、希腊正教会、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四大米利特是在19世纪才最终确认的，但奥斯曼实行宗教群体自治早已有之，国家对社会的动员和直接掌握能力到了19世纪才有了一些改变。

3.奥斯曼帝国对其臣民的统治非常有待加强，显然就希腊、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地区来说，其人口并没有像同时期的日本、中国和印度那样发生大爆发。

有点类似于外蒙为什么最后会对中国离心离德吧。

华夏才是文化认同基本盘，汉人属于著名商标。两汉因为功勋卓著，特别是赢得了对匈战争，成为汉人是一个骄傲。

但是这个不是本问题的重点。

重点在于，文化认同有什么用？

人们为什么要构建同一个文化体系？是因为悠久灿烂的文化有着一股迷人的味道，让所有人向往吗？

不搞清楚这个问题，那就只好胡说八道。

人类遗弃的文化或者说文明数不胜数，多如牛毛。

当考古学家从地底下发现这些被遗忘的文明时，无不惊叹：“如此美妙绝伦，如此灿烂辉煌的文明，怎么会舍得遗弃？”

问题到底在哪里？

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奥斯曼帝国的特点，就是绿洲文化。

奥斯曼帝国总体上来说，是沙漠中的的帝国。

沙漠的生态系统是脆弱的，是不连贯的，是碎片化的。

组成奥斯曼帝国的是大小不一的绿洲，有绿洲就有人，没有绿洲就只有沙子。

不同的绿洲有着不同的生态系统，其植物、动物、农业形态、矿藏资源都不相同。

因此生活在绿洲上的人们，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组织形态也不尽相同。

依靠骆驼商队将这些绿洲串联起来，商业是最主要的沟通桥梁。

公元七世纪，唐朝兴盛，彻底打败了突厥汗国，控制了中亚，逼迫突厥人西迁。

突厥人西迁要进入到阿拉伯的地盘，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战争，双方一直激烈交战。

与此同时，突厥文化开始形成影响，逐步深入到这一地区，其语言、文字、服饰、生活习惯使得当地人具有了一部分突厥人的特征，这被称之为“泛突厥化”

为什么这些生活在绿洲上的人要接受突厥化改造？

因为绿洲系统并不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绿洲农业系统根本不能承载大规模人口增长，要让所有人有饭吃，绿洲之间的商业往来，发展手工业，相互之间促进交流，才能各取所需，维持生活。

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特征，相同的宗教信仰，可以避免矛盾，有利于族群发展。

奥斯曼帝国的兴盛，就是因为奥斯曼帝国可以保障绿洲之间的贸易可以顺利进行。

这就是生存需求，而不是文化需求。文化要服从于生存原则。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即意味着它不能保证绿洲的生存了，骆驼商队不再是安全的，新的势力崛起了。

那么奥斯曼帝国架构的文化习俗还有什么用呢？

新的统治者又不认这一套，于是人们马上改弦更张，去适应新的规则。

绿洲就是一个一个小群体，他们的首要目的是生存，当奥斯曼帝国有利于维持生存时，人们就认同，反之则弃之如敝履。

现在还有人搞“泛突厥主义”为什么注定搞不成，就是因为这玩意能不能当饭吃？如果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那就是空了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