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好问题。先说重点:
19世纪的美洲,无论是北美还是拉美,在罗马教廷眼中都是不起眼的。
但相较而言,北美天主教会比拉美更有能力获得新分配的权力。
美国事实上是天主教大国。
19世纪美国的天主教人口相对比例低,但绝对数量多,该地区有经济上的突出地位,它传统上不是天主教社会,但政教分离恰恰为天主教会发展铺平了道路。
19世纪拉美国家的天主教人口相对比例高,但绝对数量不多,该地区在经济上也处于边缘地位,它虽然有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传统,但这些传统反而导致了长期的政教冲突。
不过,想要深入理解的话,只盯着美国和拉美看是不够的。首先需要注意到,天主教会枢机团的历史,就是一部扩大政治参与和分配政治权力的历史,而这一进程在19世纪以来受到传统以及多种影响因素的支配。只要理解这些因素的作用,再结合国情和历史,就不难理解美国的“突出”和拉美的“滞后”了。
天主教枢机名义上有管理教会和辅助教宗的职能,但是现实当中教会的行政权力并不受枢机这一头衔的摆布,枢机们最重要(也是最知名)的权力,就是选举教宗。
枢机不是神品(位阶),而是一个官衔。也并非只有主教才能成为枢机,虽然被任命为枢机的绝大多数都是主教。枢机团的发展不是一个神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作为一种制度的枢机团,最初就是用来解决教宗承继问题。在公元1059年之前,罗马教宗的产生方式五花八门,有前任指定,有君主干涉,有教士推举,有市民选举。这些方式不但不稳定,而且参与范围极小,代表权也很模糊。面对这一局面,作为一个得以存续上千年的组织,天主教会自有其改造自身的智慧。最终,枢机团在11世纪被赋予权力,成为教宗选举的唯一关键机构,其建制和程序也维持至今。
之所以说枢机团的历史是一部扩大政治参与的历史,这一点从枢机人选的范围就可以看出来:在14世纪之前,枢机团的人数从来不超过三十个,而且所有枢机都是意大利人。从14世纪开始,意大利地区以外的神职人员才开始被任命为枢机,与此同时枢机团的规模也随着历任教宗的逐渐改革而扩大。
一言以蔽之:枢机团的发展,就是教宗选举权从意大利向其它地区扩大的过程,也是旧选区向新选区让渡荣誉和权力的过程。
至此,问题就转化成了,这一权力扩大和权力转移的过程,受到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如前文所述,枢机主要是一种荣誉和权力,在民族国家的时代,这种荣誉和权力也不仅属于枢机个人,还属于枢机所在的国度。虽然从哲学上讲,天主教和民族主义有根本矛盾,但两者的互动也是历史上和当下的事实。更何况,荣誉和权力本来就是属世的东西。
下图列出了当今世界上所有拥有1位以上枢机的国家及其枢机数目。右边第一列代表拥有教宗选举权的枢机数目(目前天主教会规定80岁以上的枢机不再拥有选举权)。
从这张图中不难总结出影响一国枢机数目的几个主要因素:
1.传统:天主教枢机团并不遵循“比例代表制”的原则。随着枢机团的扩大,意大利以外的地区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枢机名额,但传统依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欧洲范围内来看,传统导致意大利的突出;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传统导致欧洲的突出。目前意大利的枢机仍占到总数的近20%,在一个世纪之前,这个数字是50%左右。
2.天主教人口的数量和比例:这一因素对菲律宾、民主刚果、拉丁美洲国家有利。
3.总人口规模:这一因素对印度、尼日利亚等国有利。
4.钱:经济上的发达意味着本地区的重要性,而发达地区的主教个人也更可能具备资源去争取地位。这一因素对西欧/北美有利。
5.政治利益的关切:天主教在某些地区面临与其它宗教的竞争,需要吸收/保有信徒,或者有其它现实政治的考量。天主教有重要地位但面临竞争的国家包括德国、美国、加拿大、巴西等,而政治关切对20世纪的波兰、越南等国有利,也是俄罗斯、中国大陆没有枢机主教的解释因素。
总结出这些影响枢机分布的普遍因素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美洲的历史与其特殊性。
在人们的一般印象当中,美国以新教立国,而且在它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当中,新教都是大多数国民的信仰,天主教主要是独立之后移民带来的舶来品。而拉丁美洲,从殖民地时代开始,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按照天主教净土的标准改造它,并且建立起了古老而且强大的天主教会,时至今日,拉丁美洲的大多数人依然信仰天主教。
这样的印象没有大的差错。然而问题在于,“相对比例”很容易迷惑人的感知,在这里需要指出三点事实:
1.在1870-1930年间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比整个拉美人口都要多。
2.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段里,美国的天主教徒数量一直是美洲第二多,与第一名巴西差距不大。
3.目前美国拥有的天主教徒数量是世界第四多(仅次于巴西、墨西哥和菲律宾)。
19世纪的美国比拉美更早更多地接收了来自欧洲的移民潮。
1820年,美国人口不足1000万,同时拉美人口约有1850万。
1850年,美国人口超过2300万,同时拉美人口约有3000万。
1900年,美国人口超过7600万,同时拉美人口约有6100万。
1930年,美国人口超过1.2亿,同时拉美人口约为1.04亿。
1930年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启了拉美人口的爆发期,这一时期的拉美是全世界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方才反超并且甩开了美国。1975年,美国人口约为2.1亿,此时的拉美人口达到4.5亿。
2020年,美国人口约为3.3亿,拉美约为6.5亿。
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美国相对拉美巨大的人口优势,意味着它只要有一个占总人口1/6的天主教徒群体,就可以和拉美最大的国家比拼体量,而这就是1900年左右美国的现实。
19世纪下半叶是天主教会在美国的快速发展期,当时美国天主教的基本盘是爱尔兰裔、德裔、意大利裔和波兰裔移民。同时期天主教会也在和新教各派激烈争夺城市移民,是一个非常活跃而且有影响力的组织。工业化进程中美国经济的巨大活力也让该国收获了欧洲的注意。
反观19世纪拉美的天主教会,情况如何呢?
如果说19世纪美国天主教会的关键词是“白手起家”(尽管殖民地时期巴尔的摩有天主教传统),那么19世纪拉美天主教会的关键词就是“家道中落”。在美国,政教分离是天主教扩张的起点和前提;而在拉美,政教分离被视为天主教存续的威胁,独立战争和独立后围绕教权发生的冲突,为19世纪的拉美天主教会带来了巨大冲击。
拉美天主教会在19世纪初即遭遇重挫,在独立战争期间,许多教士分别加入了独立派和保王派,战争本身也对教会组织有所破坏。战争结束后,迫于西班牙和神圣同盟的压力,教廷在1835年前都拒绝承认西语美洲的新生共和国,这不仅导致各共和国和教廷关系长期处于疏远状态,还导致美洲教会大量空缺神职得不到填补。同一时期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冲突也在拉美各国普遍出现,两派冲突的一个中心就是教权问题。自由派要求教会出让土地、放弃司法特权、把婚姻和教育交给世俗机构。到1880年,自由派在拉美各国普遍获得了胜利,而这一胜利就是和天主教会长期冲突乃至厮杀的结果。
在拉美国家当中,冲突最激烈的例子是墨西哥,教会在该国拥有大量土地和特权,最终引发了改革战争(1857-1860年)以及随后的墨西哥内战(1862-1868年)。由于罗马教廷在两场战争中都反对最终胜利的自由派政府,墨西哥与教廷断交,20世纪初的墨西哥革命又拉远了两者之间的距离,直到1992年才得以恢复外交关系。墨西哥的第一个枢机任命出现在1958年,这一时间点与非洲的第一个枢机任命(坦桑尼亚,1960年)仅差两年。
和平独立的巴西和天主教会关系比较缓和,但佩德罗二世皇帝(1831-1889年执政)晚年也和教会发生了冲突。1891年,推翻帝制的旧共和国政府宣布政教分离。不过,巴西还是凭借其规模、潜力和历史传统,在1905年得到了枢机任命,为拉丁美洲之首。
综合来讲,拉丁美洲作为传统上的天主教地区,19世纪在宗教政治上的滞后地位可以大概总结为几个原因:人口不起眼、地位边缘、经济穷困、政教关系紧张。此外,同时期罗马教廷对欧洲以外的地区本身就缺乏关注也是个重要原因,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教廷就在罗马组织了面向拉丁美洲的教士学校,但是它仍然长期关注欧洲事务,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关系让它尤为头疼,直到庇护十二世(1939-1958年任教宗)才注意到日益增多的拉美教众的影响力,要求派遣大量西欧和北美教士前往拉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