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循环背景下投资机会在哪里？ 第1页

李迅雷的观点：

除了关键技术外，原材料类（包含：粮食、能源、矿石资源等）占据我国进口项下另外“半壁江山”，在外部风险加剧下，与其相关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亦成为内循环供给端下需要进行另一项改革。

1）能源、矿石安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下，关注西部基建相关投资机会

从进口细分数据看，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进口量占整体进口量的13.28%，仅次于芯片等关键技术部件，矿产占比达到9%。作为我国制造业的“血液”，近年来，我国这两项进口的需求和对外依存度呈增加趋势：2019年，原油进口达5.1亿吨，增长9.5%，对外依存度升至72.45%，天然气进口9656万吨，增长6.9%，对外依存度为44%，油气主要进口国为美俄、沙特等中东国家；矿石方面，以锂、钴、镍等贱金属为例，进口规模增速9.96%，锂、钴矿石对外依存度约70%，主要进口国为澳大利亚、刚果等国。

新形势下，中东安全形势不确定性增加，伴随身为“五眼联盟”成员之一的澳大利亚等对华敌意增加，以及美英等在全球关键航道方面的控制权，都使得我们必须在“底线思维”下，“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或要求我们必须增加对上游资源品的自主可控程度。

就资源储备而言，我国中西部地区潜在储备与我国外需依存度高的资源品种有较强互补性：从国内矿产资源格局来看，中国60％以上的矿产资源储量分布在西部地区，45种主要矿产资源工业储量的潜在价值接近全国的一半，这其中以锌、镍等为代表具有战略意义的矿产分布更加集中，比如甘肃的镍矿储量占全国的70％以上等。能源方面，西部能源资源的探明储量占全国的比重也接近57％，水、煤、油、气四者兼备，仅新疆的石油远期储量占全国的40％以上。这意味着，新形势下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资源利用及进行新一轮西部开发是破局资源海外依赖的必由之路。　5月19日中央《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即是这一部署的具体体现。

过去40年的全球化过程中，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资源储量较为丰富的情况下，之所以会形成对海外部分战略资源的依赖，从经济学角度看：虽然我国中西部各地区的具有颇为丰富矿产储量及能源资源，但是，中西部地区矿产开采难度大，西部地区边远地区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制约了资源开发。从开采技术来说，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不高，矿产资源的商业性勘查技术与国外先进技术较为落后。例如，我国国内每吨钴的生产成本为10-15万元，而国外钴生产企业注重技术和设备的更新换代，钴的生产成本不超过每吨2000美元，成本优势远远高于我国。

中西部资源相对开产难度低、规模化生产的海外高品位矿产性价比较低的事实，意味着：一方面，西部资源的开发要想进行到能够弥补海外进口的规模，恐怕需要中长期的艰苦奋斗，而“非一日之功”。另一方面，由于商业性价比相对不足，要想鼓励企业加大对西部开采方面投入，直至形成规模效应，要么需要国家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基建等的力度，同时，对相关企业的生产进行补贴，而这将进一步加大本身处于“紧平衡”下的财政负担；要么需要提升相关资源品的价格，以弥补国内开采相对国外的高成本，而这又可能增加下游成本负担和经济下行压力，并带来通胀预期上行的风险。因此，就总量上看，外部形势严峻下，中西部资源开发及自主可控或依然是一条需要付出“阵痛”的道路。

就资本市场结构性投资机会而言，加大对环境较为艰苦的广袤中西部地区进行规模化资源开发、利用，意味着势必要对西部基础设施建设进行长期、更大规模的新一轮投入，相关板块的上市公司投资机会值得关注。这其中，由于西部与中东部相隔遥远，受限于运输半径的本地化属性较强的建材等细分领域弹性或更大。

2）粮食安全：合意库存水平提高将带来农业细分中长期机会

粮食安全“事关十几亿人口吃饭”。从上游原材料进口数据细分看，就粮食而言，近年来粮食进口维持了较高的增速。2019年，我国农产品进口1509.7亿美元，同比增长10%；2020年上半年，我国农产品进口812.6亿美元，增长13.1%。就细分品种看，谷物进口1259.9万吨，同比增33.9%；大豆进口4504.5万吨，同比增17.6%。从粮食对外依存度来看，尽管我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8%以上，但大豆等对外依存度约86%，主要依赖于巴西、美国的进口。

大豆及衍生品（豆粕）是我国居民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之所以会形成对国外的依赖，主要原因在于：从需求端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对肉类消费量的迅猛增加，豆粕等需求迅速增加；但从供给端看，美国、巴西气候适宜且有大量可利用且相对便宜的土地来种植农作物，并且大量推进转基因等高效品种，这使得其大豆单产量较高；我国的气候条件使得大豆单产相对较低，在人均耕地面积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的种植相对高产小麦等主粮作物就成为最为经济的选择。

在东西方摩擦加剧的新形势，将涉及老百姓“饭碗安全”的重要物资完全寄望于美国及素有“美国后院”之称的南美诸国，显然是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这也是18年以来，我国坚定不移的在东三省等产粮区地区推进大豆，并取得了19年仅东北地和内蒙地区增产116亿斤的骄人成果。

然而，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人均耕地资源不足，大豆单产相对较低以及肉类需求快速增加的供求结构性矛盾依然是存在的，有限的耕地资源在用于大豆种植的同时，是否会影响原先种植在其之上的主粮作物的产量？叠加“黑天鹅”事件概率加大下，“底线思维”下，粮食合意的战略库存水平势必要求进一步提升。是否会出现某些阶段下，某些品种的粮食价格出现一定程度的供求失衡和涨价？在流动性相对充裕的背景下，又是否会导致阶段性通胀预期回升？从总量角度看，对于这一潜在风险的可能性应予以重视。

如何破局上述风险，打造“中国粮食，中国饭碗”？千方百计增加单产效率或成为解决上述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出路。这意味着：推进规模化种植，走集约化之路，与之相关的农村土地制度的重大改革或将加速推进，土地资产或将迎来系统性重估和相关产业链龙头集中度提升；产量更高、抗性和适应性更好的新品种研发、育种和推广势必也将加大力度，这将利好相关科研能力较强的产业龙头。从资本市场而言，这意味着农业，特别是种植和种子的相关细分将迎来中长期投资机遇。

对上游原材料类资源安全要求，意味着必须对“黑天鹅”事件的冲击防范于未然，相关资源品的战略库存合意水平势必要有质的提升，这意味着农业等相关板块的投资机会；对于潜在储量与我国外需依存度高的资源品种有较强互补性的中西部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将是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相关的西部基建领域投资机会亦值得关注。

就内循环的下游需求侧而言，小家电、化妆品、服装、家装、宠物食品等细分行业代工底蕴深厚，同时，正积极利用新营销渠道塑造品牌爆款的相关上市公司，或在消费新势力95-00后所引领的“新国货潮”下厚积薄发；非洲、东南亚等“一带一路”市场近年来已步入高增长叠加其新时期下的相对可靠性，布局上述市场，特别是形成了较高的品牌和渠道壁垒的企业或将在未来享受到更高的估值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