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抗美援朝及其影响？ 第2页

《万历十五年》作者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回忆录里写过当年他刚到美国时的情况：当时的汉学其实只是上流社会在沙龙里的谈资，朝鲜战争之后，才被真正的重视起来。

而同时，如果各位真能对民国的那些所谓大师们有些细致的研究的话，就可以发现，民国时期的大师们在国外生活时，主要的经费来源还是国内家族的汇款，而很难单纯靠自己的努力去谋取一份体面的工作。

而在抗美援朝之后，如张爱玲等去了美国，则可以很轻松地靠美国政府的津贴来生活。而这份津贴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些文人们去分析新中国公开发布的各种政策。

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海岸架起几门火炮就可以奴役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彭德怀元帅

我认为这是这是对朝鲜战争最好的评价，至于影响，我觉得没人关心朝鲜战争对朝鲜半岛有什么影响吧，这个有点讽刺，确实没有影响，一切回到原点，战争自三八线始，自三八线终！

中国

证明了美国虽然让台湾占据中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但中国依然可以在东亚东南亚，行使自己的一票否决权！

当1950年说不准跨过北纬三十八度线的时候，美国政府没听懂；在1964年说不准跨过北纬十七度线的时候他们听懂了。

越战失败后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他终于放低姿态与这个过去老冤家开始联合，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毕竟盟友也是打出来的。

由于朝鲜战争，苏联打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的顾虑，从1952年起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大陆建设全面的工业基础，这些援建项目以及1954年定下的几十个工业项目被合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重点项目。

为中国打下了冶金、石油、矿山采掘、煤炭、发电、电力装备、机械制造、纺织、造纸、制糖、航空、航天、交通铁路、国防兵器制造等全面的科研生产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开始了独立自主门类齐全的工业化建设道路，借助苏联的技术成功制造出核武器。

中国官方观点认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与西方列强（包括日本）的战争中屡次陷入惨败或极其被动的局面，朝鲜战争的结果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获得巨大威望，中国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强。

但美国公开保护台湾当局，使解放军暂时失去了攻占台湾的机会，台海问题遗留至今。

美国

美国几乎与中国和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爆发全面战争。朝鲜战争期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曾经明确表示：朝鲜战争中的“主要麻烦”在于，“我们是在和一个错误的敌人打仗，我们打的是乙级队，而真正的敌人是苏联。”

此外，战争促进了美军内部的民族融合，有超过10万名黑人士兵加入军队至朝鲜半岛作战，这是美军首次大规模地将黑人与白人士兵混编于同一单位。

通过朝鲜战争，美国认识到自己的实力难于打赢地面局部战争，战争结束后便实行“大规模报复战略”，把军备重点转到发展核武器和空军方面。美国的年度军费，由朝鲜战争前的150亿美元，飚升至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年400亿美元以上，同苏联展开了持续的军备竞赛，导致冷战局面进一步加剧。

苏联

战争对苏联的影响就十分复杂。一般认为苏联是最大赢家，斯大林成功让中国出兵对抗美国等盟军，也借此出售大量二战剩余军事设备赚取资金物资，中国直到1965年才清偿完所有欠款，中国官员战后又抱怨苏联是“死亡贩售商”。

战争令中美爆发直接冲突，而苏联未正面介入。战争削弱美国实力，把美国超强的国力军力从欧洲铁幕一线的争夺转移到朝鲜战争的泥潭，为苏联争取时间在二战后的废墟上治疗战争创伤，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

日本

日本虽然没有参战，但是战争期间美军在日本大量的物资采购，对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经济复苏，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奠定日本之后成为经济强国的基础。战时美国为巩固后方，又允许日本以“自卫队”名义重组军队，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也在此时奠定。

——以上部分材料引自百度百科

斯大林是毛泽东一生中最恨的人。毛几乎没在他手里沾过便宜。

朝鲜战争更是如此，斯大林鼓捣出的战争，他屁事没有，中国死好几十万甚至更多。

主席能不恨他么，所以也直接影响了主席后来对赫鲁晓夫的态度，也深远影响了后来的中苏关系，乃至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格局。

英军第29旅的部分士兵当时认为格洛斯特营被授予总统嘉奖，不是因为他们的英勇，而是因为美军未能营救他们，但他们的后代子孙并不这么认为。范弗利特后来称格洛斯特营的顽强抵抗为“现代战争中最杰出的英勇典范”，这导致多位美国历史学家——阿普尔曼、布莱尔、费伦巴赫（Fehrenbach）、莫斯曼（Mossman），都慷慨称赞该营的英勇。驻韩美国陆军第8军只开展四条常规的战场巡礼线路。其中三条去的是美军战场，分别是：砥平里战役（Chipyong-ri）、仁川登陆战（the Inchon Landings）及沃克特遣部队（Taskforce Walker，纪念的是第一支参与朝鲜战争的美军部队——其结果是悲惨的）。第四条线路去的就是格洛斯特高地（Gloster Hill）。朝鲜战争中，美军共丧失了36914条生命，在如此惨烈的战争中，这场非美战役能够被人们如此铭记，是一种荣耀。格洛斯特营的最后一次抵抗似乎注定要成为朝鲜战争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场战役。遗憾的是，只有格洛斯特营赢得了后人对英军第29旅抵抗的认可，而比利时部队、燧发枪团、轻骑兵团及来复枪团则不然。

那么中国志愿军呢？首先，他们的战斗无比英勇、锐气十足。他们的攻击总是占据主动，中国军队克服了自身的弱点——糟糕的通信、可怜的军事补给、也没有炮兵与空军支援——使得英军只能按照他们所擅长的打法来作战。他们不仅作战距离长，而且移动速度快，且行动秘密，并能在夜间发动近距离作战，这样一来，他们在兵力规模及火力方面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而且，中国军队还充分利用了“人浪”这个重要优势，包围多个战略要地，打通部队间的界限。中国陆军第63军的弱势在于战术与武器。英军第29旅的很多士兵之所以能够活命，就是由于敌人的枪法不准，手榴弹威力不够，而且处于“人浪”后方的部分中国士兵甚至连武器都没有，只能捡死人留下的枪炮。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机枪手与迫击炮兵都是一流的。

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评判需要从软硬件两方面来考虑。在夜间行军（有时要行进20英里），要蹚过河水并发动袭击，就像1951年4月22日第63军那样，是步兵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颠覆了联合国“探测式攻击”的假设。即便放至今日，也少有几个西方部队有这样的体力来进行如此具有挑战性的“行军及射击”。跟中国的旧敌日军一样，中国人民志愿军所依赖的主要是精神而非物质条件。但东京已发动了消耗战，来抵御拥有更多资源的对手；从技术或工业角度来看，这场战役在太平洋地区；从人力角度来看，是在中国。在韩国看来，北京的形势更有利。一旦华盛顿确定不使用核武器，而只是进行“局部战争”，那么M所拥有的巨大人力将使其在消耗战中占据优势。“有一句话说：‘要数量不如要质量’，但还有一种说法是：‘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默瑟表示：“我们的战线太长了。任何一名中国人都能够带着武器站到前线。”而且，中国军官的战术——最著名的战术就是，减少正面交锋，以灵活的游击战为主——导致他们在遭遇顽强的对抗时，会遭到沉重的损失。

如此锐气十足的中国步兵，难道就不像他们的敌人、“联合国军”那样珍惜自己的生命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当然不是。那么为何那么多“联合国士兵”认为他们是受到麻痹或陷入疯狂呢？张曙光的名著《的军事浪漫主义》（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一书中有一句生动的表述。一位美国飞行员见到过当“联合国军”的大炮射击时，中国军队行进的情景，他写道：“这是我见过最奇怪的景象……我们的炮弹就落在他们的队伍里，他们仍继续行进。”如果西方读者觉得这种情形听来十分震惊，或者从文化上难以理解，那么不妨回忆一下本国并不遥远的军事传统。就在朝鲜战争发生之前的三十年，英国士兵在进攻中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军人也并无不同：列队向着炮火前进，每当战友倒下，其他士兵立即顶上。那些在滑铁卢、阿尔马及索姆河等战役中严格遵守秩序发动进攻的士兵们麻痹或狂热吗？还是说士兵们平常受到的训练要求他们如此？现代西方军队的目标是在尽可能控制损失的同时给对方造成最大的伤亡，对他们而言，中国军队的作战方式很陌生，但这种作战方式其实就是他们在1916年的军事传统。另一个问题是战争带来的冲击。唐纳德•L•拉奇（Lofty Large）注意到，战后，某些格洛斯特营士兵根本不去躲避迎面而来的射击。他们已经筋疲力尽，用拉奇的话说，他们得了“炮弹兴奋症”。在进入交火范围之前，冒着炮火或空袭前进的部队，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是麻痹的。我已经尽量绕开有关朝鲜战争的文献中的陈词滥调，如“狂热的共产主义分子。”如此英勇作战的中国士兵——总体而言，值得更好的称呼。

自二战以来，英军参与的任何一场战争，在伤亡方面都无法与临津江战役相比。1956年入侵苏伊士，有22名战士阵亡。福克兰群岛（英称）之战，皇家海军、皇家舰队、皇家空军及陆军调遣了两个旅，进行了六场大战——为期74天的战役中有258名战士阵亡。2001年到2008年12月在阿富汗执勤期间，多个战斗群共有137名英国士兵牺牲。176名军人（也是来自多个战斗群）在攻打伊拉克及镇压叛军的头五年里阵亡。

与之相比较，在临津江战役中，仅仅一个旅在三天内就遭受了1091名将士的伤亡打击，其中有141人阵亡——这一数字并不包括后来因伤去世或在战俘营里去世的。这个数字超过了英军在朝鲜战争中牺牲总人数的10％。（87000名军人中，1078名死亡，2674名负伤）而且，一个营的损失（750名格洛斯特战士中，有622人未能从235高地撤退）是自二战以来，英国陆军遭受的单个部队的最大损失。[另一起损失较大的事件是，福克兰群岛（英称）之战中，迈克•诺曼少校（Mike Norman）率领的8901名海军先头登陆部队中，有68名海军被俘。但这些人没有被当作战俘，而是被马上送回伦敦。]关于这场战役的强度，还有一个证明，即炮兵的军需开支。“该团发射了23000轮子弹——大约每把枪一千轮”， 45野战团的乔治•特鲁尔说：“这与我们在七八天后的阿拉曼战役中发射的子弹（每支枪）数目相当，大约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德国军训15年所需的军需，也相当于整个福克兰群岛（英称）之战发射数量的两倍。”有些人甚至觉得朝鲜战争比二战更加残酷。“许多过去在北非及意大利的预备役军人称，韩国的这几场战役比攻打德国人时更加艰难”， 鲍勃•尼科尔斯（Bob Nicholls）如是说。约翰•贝利斯（John Bayliss）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二战中盟国在西欧登陆日那天登陆，参与了市场花园行动（Operation Market Garden）。“我认为临津江战役是最艰难的；敌人实在太多了。”

鉴于战争如此激烈，场面绝对戏剧性，1951年发生在临津江的英国—比利时人的抵抗，虽然是一场规模更小的战役，也必然成为自二战以来西方部队完成的最伟大的抵抗运动之一，与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Dien Bien Phu）的激战及1973年以色列争取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的战役齐名

朝鲜战争是职业军人的严苛检验场。“90％的厌倦，5％的战斗，还有5％的愉快”，萨姆•菲利普斯（Sam Phillips）表示。“在陆军的十三年里，有那么一年，我感觉自己在做应该做的事，”汤姆•克拉夫（Tom Clough）补充道：“此后的陆军生涯中，任何事情都无法与之相媲美，于是1977年，我退伍了。”不过，老兵们几乎不与外人谈论他们的经历；只有当老兵们重逢时，他们才会说起。就像某人所说的那样，“每当我们在一起，就感觉子弹在耳边飞！”

英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物并不多。“直到1987年，当女王陛下在圣保罗的地下室揭开一座纪念碑时，我们才能够说：‘伙计们，你们在这儿，我们没有忘记你们’。”萨姆•默瑟说。在为数不多的纪念物中，有好几样跟英军第29旅相关。格洛斯特10世纪的大教堂里有一个“韩国十字架”，是卡恩在被单独囚禁期间所刻，现放置于忏悔者爱德华墓旁的一个玻璃盒子里。格洛斯特礼堂的尖顶悬挂着该营的旗帜，以礼堂为起点的走廊橱窗里，悬挂着美国总统嘉奖。在科茨沃尔德，卡恩的老家克拉汉姆（Cranham），当地的客栈里仍悬挂着嘉奖的复制品。2008年，位于格洛斯特外的因斯沃思（Innsworth），英国皇家空军的旧营地被重新命名为“临津江军营”。到阿尼克堡（Alnwick Castle)的皇家诺森伯兰郡燧发枪团博物馆参观的游客会看到金斯利•福斯特（Kingsley Foster）收藏的奖章。在贝尔法斯特的圣安妮教堂，可以看到詹姆斯•马尤里（James Majury）上校用来在战俘营做服务的祷告书。或许英军第29营最挺拔的纪念碑是在贝尔法斯特中心：来复枪团1951年在“欢乐谷”竖起的花岗岩方尖石碑此时就矗立在市政府外。高阳（Koyang）经过城市化改革后，这座纪念碑被重新安置在巴利米纳（Ballymena）的来复枪团营地内；继而，在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的营地关闭后，在诸位老兵、三星集团及韩国大使馆的努力下，纪念碑又于2008年被移至现在的位置。

在韩国，首尔慷慨地为在联合国旗帜带领下参与作战的外国分遣队竖立了纪念碑：英国纪念碑被刻进了235高地，或称“格洛斯特高地”的山脚。2008年，作为纪念韩国武装力量成立60周年的庆祝活动之一，该纪念碑被确定为官方文化资产。在釜山，“联合国战士”公墓保存完好。尸体被找到的英国士兵就躺在公墓草地简单的黑色墓石之下，尸体未被找到的，名字被列在英国区中心的英联邦军队纪念碑的士兵名册上，以资纪念

尽管是二战以来英国军队所进行的最为惨烈的战斗，但朝鲜战争几乎已淡出了公众的记忆：这场战争发生的地点远离家乡，而且是为了某个含糊的理想，无法激发老百姓当初反对希特勒时的热忱。“我们回到家乡时，并没有被当作英雄”， 尼科尔斯表示：“大家都已经受够了二战。”返回的营队列队行进在家乡的街道上，但是大家都没有获胜的心情；战争以停战结束，几乎就停在他们开始的地方；这种结果也使人们提不起兴致。“跟福克兰群岛（英称）之战不同”， 佩林斯说：“胜仗本身就具有宣传效应，能吸引人们的关注。而朝鲜战争仍在继续。”几位老兵哀叹，自从朝鲜战争以来——苏联退场，使得自由世界又能够像过去一样采取果断行动，联合国已经不再是他们原本所期盼的那个坚定的组织。

如果回到家乡的士兵得不到赞赏，有些人就会转向反面。一些被俘的军官确信，他们今后的军旅生涯已经毁灭。彼得•惠塔莫尔1968年申请某个职位时被拒绝，他被告知，曾经做过共党俘虏的人不允许接触机密材料。“我的反应是恐惧，不敢相信”，他说：“我通过陆军法案程序，提出上诉。我没有得到唐宁街10号的回复，于是又向女王提出上诉。我得到了答复，复了职……但已经不能从事特定的工作。我觉得陆军不能够对我如此偏颇。”战俘回国后的这种遭遇令佩林斯非常气愤。“如果说我现在很痛苦，我的痛苦是在于人们竟如此对待我们这些返回的战俘，”他说：“我可以想见英国战争部（War Office）里那些混蛋的嘴脸，是他们写出了各种龌龊的东西。”另一位军官表示：“是这样，他们已经被‘洗脑’，这里面的确是有歧视的因素……很多军官的职业前途都不好。”不过，也有一些人，如安东尼•法勒-霍克利和詹姆斯•马尤里，这两位战俘后来都获得了将军衔。

老兵们被洗脑、间谍与双重间谍等字眼所包围，特别小心谨慎地回避各种怀疑。盖伊•坦普尔一返回英格兰，就有人将他引荐给乔治•布莱克（George Blake）——两人的母亲是好朋友。“人们安排我们共度圣诞，乔治和我相处极好——我从未想过他会走上另一条路”， 坦普尔表示：“我特别注意讲这个，以免人家问我：‘你为何要隐瞒？”

临津江战役最终幸存下来的人，其荣耀因为一个比任何中国机枪手都更加难以对付的敌人而受到了削弱：时间。佩林斯在《一群并肩作战的粗人：1950—1951年朝鲜战争第5燧发枪团的枪手们》（A Pretty Rough Do Altogether: The Fifth Fusiliers in Korea, 1950—1951）一书富含深意的后记中，哀叹道：在韩国与他并肩作战的军官们都已从现代英国消失。情况或许真的如此。我与所有的受访者都建立起友谊，尽管这么说显然有些自以为是，但我的确了解他们的为人：骄傲但朴素，爱国却没有民族主义，意志坚决，不乏男子气概。这种如绅士般有教养的军官，几乎从大众文化中消失。哪怕是在战场上最严厉的军官，也根本不是影视剧中大声咆哮、仿佛打了睾丸激素的英雄。马尔科姆•丘比斯、乔•法雷尔、默文•麦科德和盖伊•坦普尔这些战场上的勇士与杀手，本人实际上都是非常小心、令人愉快且彬彬有礼的。形象的影视剧让人们想起过去那些激烈的，有时甚至可怕的经历，然而又让他们的回忆中多了些诙谐。除了为整个团队感到骄傲外，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一丝自负。坦普尔的引文能够证明：“勇敢其实是这样的：我从不害怕，我只是喜欢战斗。如果你没有被吓到过，你就勇敢不起来。”人们都以为老兵们是讨厌鬼，但这些人，还有其他多数受访者，证明他们并非如此。简而言之，他们是很厉害的一群人

我所采访的老兵中，没有一位对中国人表示怨恨——正如约翰•莫尔（John Mole）所言，他们是“非常好的战士”。“就像一战时在比利时的英国护士伊迪丝•卡维尔（Edith Cavell）一样，为了保护同胞而被德国人杀害”， 坦普尔表示：“她说：‘人不光是要谅解。我们的内心不能对任何人抱有埋怨与痛恨’。人性本善。”“中国人是好战士，是聪明的民族。” 乔•汤普森（Joe Thompson）补充道。“我从小接受基督教教义，从未有过怨恨。他们为了他们的理想而战，我们也为了我们的理想而战。”我不清楚在韩国作战的敌对双方是否重聚过；他们不像英国与德国老兵，生活在同一片大陆上，在和平时间聚在一起讨论过去的战役。“营地的多数口译员还不赖”， 克拉夫说：“我想，如果再碰到以前的人，我不会有丝毫恨意。这种见面肯定是非同寻常的。”“我不恨我的审讯官。如果我今天看到他，我会买杯饮料给他”，戴维•夏普说：“我的想法可能有些古怪，但我觉得这是个人的战争。他们觉得他们做得对，我觉得我做得对。” 夏普觉得，被俘经历使他历练得更好。“我不再需要同伴来督促。我能够坐起来讲话，能够看着窗外，看着日光——如果我愿意，我还可以站起来四处走动一下——这就是价值所在。今天人们所追求的很多物质利益都不及这些重要。”

战争的深刻体验，尤其是像朝鲜战争如此激烈的战争，给平民带来苦难，迫使士兵们进行近距离夜战与绝望的突围，给人们留下了心理阴影。对于某些老兵来讲，野餐时木炭的味道会让他们想起朝鲜战争时期的暖炕取暖方式（ondol heating）。约翰•普雷斯顿-贝尔（John Preston-Bell）发现，布谷鸟与灌木丛里林莺的歌声会让他想起战争时期的韩国乡村。他还有一个奇异的经历：有一天晚上，他坐在自己的电脑前，仔细研究朋友托尼•佩林斯2004年新书中的地图图样，这时环绕11号交通线的群山轮廓出现在他的眼前：“我似乎看到了两个可怕的动物在飞奔、跳跃的影子”，他说：“因为他们跨越了几个世纪以来进入韩国的传统路线，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就成为中国、蒙古、日本等的象征。”普雷斯顿-贝尔在自己的朝鲜战争照片簿里，在朝鲜半岛上方添加了一个韩国虎的形象；那就是说，在朝鲜半岛人的意识中，这里是恶魔们争相追索的猛兽

这是季我努学社的第6本书。2013年季我努学社翻译了4本朝鲜战争的书籍，总字数超过200万字。而在其中，笔者认为史料价值最高的就是这本英国军队参加朝鲜战争的战史类著作《最后的战斗》，这本书以英军29独立步兵旅参加的临津江战役为考察重点。作者采访了许多参加过这场战斗的英军老兵，查阅了大量的史料，走访了诸多档案馆之后，写出了这部优秀的作品

我是一个资深军迷，一向偏好这类客观真实的战史类著作。所以在姚氏顾问社将这本书的英文电子版的样章发给我看后，我立刻就被这本书吸引了。我决定利用学社诸多优秀的译者将本书翻译出版。这本书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填补国内关于朝鲜战争战史上的空白——国内关于朝鲜战争中的英国军队的著作和文章并不多见，就是很多军迷对朝鲜战争中的英国军队的了解也不甚了了

本书单纯地描写英国第29旅的参战、战斗经过，融入了诸多英国老兵经历战斗的真实感受，在残酷的战场环境下，将普通官兵的行动和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全书的绝大部分篇幅都在聚焦英军参加临津江战役，特别是格洛斯特团的战斗场景。作者采取的是“微观主义”的写作视角，类似余戈先生的《松山战役笔记》记》。我想对于偏好战斗过程的读者朋友而言，本书无疑是他们了解朝鲜战争的上佳读物。

从本书中，读者可以领略中国人民志愿军强大的攻击能力，也可以看出志愿军与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敌军装备了数量众多的坦克，并配备了强大的火炮支援力量，还拥有制空权，但是就是在这样悬殊的武器装备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硬是用强大的作战意志将“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正如书中描绘的，志愿军以气贯长虹的攻势一鼓作气地将格洛斯特团吃掉了。读者还可以从书中了解到，英国士兵对于美军总是使用他们当作“挡箭牌”颇为不满，英国军队经常被美军用作掩护、殿后的任务。本书中被志愿军围歼的格洛斯特团正是执行这样的任务才遭到了全军覆灭的打击。

最后表示一下感谢。季我努学社的几位伙伴通力协作完成了这本书稿的翻译工作。国际关系学院的高才生高君扬和他的两位师妹合作翻译了本书的第4、5章。大连外国语学院的教师王照异翻译了本书的第6、7两章。《环球时报》中文版的张倍鑫编辑翻译了第8、10章。社科院日本所的助理研究员卢昊翻译了第11章，卢昊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博士。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的史晓洁老师翻译了12章及附录部分。我翻译了本书的第1、2、3、9章。全部译者都有比较丰富的翻译经验。君扬曾任职于国内著名的国际关系杂志《世界知识》，照异毕业于巴黎大学高等翻译学院笔译学专业，卢昊和倍鑫都是《环球时报》的资深记者，史晓洁老师翻译出版的著作已经接近10部。我个人负责了全书的统稿和校对工作。谢谢大家！

康狄

于北京水碓子

引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