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感觉楚汉战争破坏力超过了春秋战国? 第1页

可能这个锅都让四年的楚汉战争来背不太公平，但是说秦末汉初战争作为一个整体，破坏力远远超出战国是毫无问题的。地方公权力失效之下的拉锯混战，比战国高压但稳定的政治体制对于人口的损耗要大得多。

这里仅从人口角度确证一下秦末战争破坏力的问题。我不会老生常谈复读社会进步理论，而是直接以史料证据来描绘人口变化情况。总体来说，无论战国时期战争有多频繁，秦统一时期的中国人口实际上是很多的，比前代任何时期都要多，比汉中期以前也要多，可以说战国后期-秦代的人口被很多人严重低估。实际上文献记录对此的反映是非常明确的。

首先春秋战国五百余年单从人口史的角度，根本不是元气大伤，而是人口激增。战国后期的赵奢论古今的社会情况时候说：

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不过三百丈者。人虽众，不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战国策·赵策三》

赵奢对古时的认识未必准确，但作为战国人，对战国时期人口达到一个高峰的叙述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认为当时万户人口的城市是可以互相望见的。这固然是一种夸张，但是反映的确实是当时的聚落发展水平——一万户的城镇只能算中等城市。

这一时期的聚落发展水平，远远超出西周和春秋时期，也是可以被考古发现所证实的。上世纪对咸阳，大梁，邯郸，临淄，纪南城这些大都会的发掘都可以体现这一时期的人口规模。

无独有偶，最新公布的秦代文献同样可以印证赵奢有关“万家之邑”的说法。《岳麓秦简五》是秦代法令的集合，其中提到了秦朝政府对于县级行政区规模的界定：简1886+1904规定“县盈万户以上为大，不盈万以下为小。”直接反映了秦县级行政区的普遍规模。

也就是说，万户在秦代是一个界限，超过万户的是大县，不到万户的是小县，一万户人口如果不是当时的平均人口水平，也应该相去不远，至少在中原经济较发达地区，这样的平均水平是没什么问题的。这其实直接反映出来，截止到秦统一以后，全国的人口水平依然处于一个高峰位置。要知道，西汉末年对于县级行政区规模的界定，依然不出秦时的框架。当时的万户之县的长官才能称作县令，一万户以下只能成为县长。

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汉书·百官公卿表》

西汉末年在战国七雄故地的人口大概5500万人左右，县级行政区则有1200有余，平均每个县人口大概是4.6万人。按照当时总人口和户数的比较，全国平均每户的人口正应该在4.6左右，也就是说直到西汉末的元始二年（公元二年），战国故地县级行政区的平均人口数量依然是以10000户为平均数。

由于我引用的这则秦简材料并没有明确的纪年，不能肯定是秦统一以后哪一年所颁布的规定，因此无法讨论从秦统一到秦末的人口变化情况。但是历经秦末战乱，西汉初年，表明当时人口凋敝的文献材料随处可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曲逆县城的人口变化。

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馀户，闲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

曲逆县在河北地区，属秦代恒山郡辖地，在今保定市顺平县一带，不属于秦末战争发生的核心区域，但是人口从秦代的三万户下降到汉初的五千户，是秦时的17%左右。

当然这不是说当时一个曲逆县真的死亡了83%的人口，而是战乱造成的人口损耗，脱籍，隐匿，调查不实共同导致汉初政府所能控制的人口数量连秦代的20%都不到。

要注意，和汉以后的各路学者全凭借脑补不同（说的就是你皇甫谧），汉代的人对秦朝人口的认识是非常准确的，可以拿来作为参考，因为刘邦入关中时萧何获取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

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因此当汉代人说秦末丧乱户口减损到20-30%,那就是贴近事实的。

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馀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当然当时的实际人口，必然是远高出政府所能控制的。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第一卷》计算，秦末汉初的实际人口损失应当在50-60%左右。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口仅仅是脱籍流民，亦或是隐匿山林，因此在之后70年当中汉朝君主始终以休养生息为主要国策，到了“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汉朝控制的人口才开始向秦代人口高峰时期靠垄。

汉代前期人口恢复的速度也被很多人高估了。我在这里指出，即使到了汉文帝后元元年的公元前163年，汉代人口依然低于秦朝较多。这一点汉文帝自己在诏书里已经明确表达出来了。

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馀，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汉书·文帝纪》

这是一则往往被论者忽略的史料，夹杂在汉文帝表达自己对于数年来农业收成不好，水旱灾害贫乏的忧虑言论当中。其实文帝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晰了，他说“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馀”，意思就是按照开垦的田地来看当时并不少于“古”，按照人口数量来看，当时并不多于“古”，而按照人口和土地的比例来看与“古”相比还要绰绰有余，然而人民却吃饭都成问题。在这里他所说的“古”自然指的是秦代。正如我前面所述，萧何在咸阳获取了秦代有关户口的典籍文书，因此汉代统治者对于秦朝人口的多寡是有非常精确的认知的。

前163年这一年，汉朝人口显然较秦代还是要少，因此文帝才会说人均土地较前代为多。这一现象的发生不会是因为当时开垦的土地总量比秦代更多，因为当时人的平均土地占有量是高过秦时的，没有任何人口压力去开垦荒地，所以只能是人口少于秦代。

此时距离汉朝建立已经40年，人口还处于恢复阶段。距离汉武帝设下马邑之围开启与匈奴连年战端还有整整三十年，这期间汉朝人口进一步恢复，最终达到秦时的高峰是有可能的。但自武帝兴兵之后，数十年来征伐四夷，人口又出现了一定下降，到了汉昭帝初年，“承孝武师旅余弊，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又出现了大量人口脱产脱籍的现象。当然在这里也同样不能把“户口减半”理解成人口被腰斩，而是政府户籍登记的人口数量出现了断崖式下滑。至于实际人口水平，应该是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但也不会过多。总而言之，在汉昭帝初年，汉朝的人口依然不会超出秦代高峰水平。也就是说，汉代真正超越战国晚期和秦朝人口高峰的时间段当在中晚期，特别是宣帝时期的可能性较大。

写跑题了好多，但是主要是对战国-西汉的人口变化情况进行梳理，取几个有明确史料支持的年代作为关键点，可以描绘大致的人口变化曲线。春秋战国的人口不仅不可能是下跌，反而是大规模增长。秦末汉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公权力失效，引发了第一次有记载的人口断崖式下跌，带来的人口损失到汉中期才被平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