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磕着瓜子,翘着二郎腿,看到才子佳人的电视剧抹眼泪。穿着旗袍,出门可以人力车可以洋车,泡着舞会,饿了有酒楼,无聊了可以听戏,还可以有保镖,老爸要么是富庶一方要么是地方大员,要么是军政长官。
不讲别人怎么欺负你,也不讲逃荒,也不讲你不识字,也不讲你可能被日本兵练刀,也不讲你会被抓壮丁,也不讲你在战场上被炸成碎片,也不讲你被土匪抢劫。
只要饿着肚子给地主打二天工,你睡眼惺忪地早早五点钟,穿着单衣和草鞋冻得瑟瑟发抖,扛着锄头去地里,一脚一个泥坑,露水打湿你的衣服,就应该可以回到现实中了。
假如有时光隧道,让那个年代的人可以通过门来到现在。你信不信,他们会蜂拥而至,发现没人打他,还能趴在饭店的剩饭剩菜桶边胡吃海喝,躺在大街上桥洞下开心地安稳地睡觉,都觉得人生幸福不过如此。
1999年的国庆节,听我父亲说过一段往事。
解放战争时期,我父亲的部队(陈赓将军领导的中野四纵)解放了河南豫西某地(具体是灵宝还是陕州,父亲没说)。当时俘虏了一批国民党中下层官兵,大部分被俘虏的官兵经过教育,参加了解放军,少数不愿意参加解放军的被俘官兵领取了路费释放回家。
过了一段时间,豫西某地周围乡村的中共党组织报告,少数释放回家的国民党被俘官兵在自己的家乡闹事,殴打暗杀乡村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阻挠土地改革。
其中以一个姓刘的副营长表现的最嚣张:此人地主出身,年少时拜少林寺武僧为师,学了一身功夫,曾经是家乡的一霸。最令人发指的是刘某人的家乡只要有人娶媳妇嫁姑娘,他要享有初夜权。刘某人对妇女的凌辱已上升到本家族中的女性,连自己的小姑和小姨都不放过。
刘某人释放回家后,公开扬言谁要是敢土改,他就要谁的命。并称自己家有钱有枪,不怕穷鬼闹翻身。刘某人还和附近乡村的地主互相勾结,殴打辱骂村里的土改积极分子,造谣解放军守不住城市,迟早要走。
为了打击地主和回乡旧军官的嚣张气焰,我父亲所在的中野四纵警卫营,一天深夜派了两个排的兵力,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攻进了刘某人的家里。除活捉他本人外,还抓获了邻村的两个逃亡地主。除起获了美式左轮手枪和马牌撸子各一支外,还缴获了两支七九式步枪和四十三发子弹。
三天后,当地民主政府召开了公审刘某人的大会,宣布判处刘某人死刑,立即执行。宣判人话音刚落,参会的十里八乡的群众立刻蜂拥而上,砖头瓦块,锄头镰刀一起朝刘某人身上招呼,很多妇女拿着剪刀和锥子朝刘某人身上和脸上又扎又戳……
我父亲说,还没有等我军战士们动手,刘某人就一命呜呼了,当地的民兵又在刘某人身上补了几枪。公审大会宣告结束时,会场上一片欢腾,口号声锣鼓声此起彼伏,人民群众兴高采烈,更加信服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土改政策。
这次公审大会,打击了部分地主和获释返乡的国民党旧军官的嚣张气焰,保证了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顺利进行。
感谢知友@赵泽麒的提醒和指正,被镇压的刘某人祖籍应该是新乡人,99年我家老人应该是把敌人的籍贯与解放的城市记混了。
民国时期非常著名的案子,美军强暴北大女学生沈崇案,
这个案子是国民的悲哀,是国家的耻辱。
1946年12月24日,两名驻华美军在北平东单操场强奸了北京大学先修班女学生沈崇。
虽然有多大几十人的证人证明此事(长达3小时的施暴过程中,几波中国工人,武装稽查员,军人,警察都曾经尝试去解救过,
其中7名想过去解救,被一名美军挥枪驱逐,两名武装稽查员也被美军驱逐还被夺了步枪,几名中国军队士兵过去也被美国军人驱离,警察多波赶到与美国人对峙。
直到美国人完事一人逃跑一人因为酒醉跑不动才被警察抓获。
所有这些证人都证明当时发生了什么和沈崇长达三小时的痛苦哀嚎,也有大量医学检验解决过和物证。
法庭上美军说沈崇是妓女勾引美军为赚钱,
但是沈崇的身份是北京大学学生(当时北大校长带领北大律师团作为沈崇辩护方),是清代名臣沈葆桢之曾孙女,林则徐之外玄孙女,国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的女儿。
怎么可能是妓女!
虽然在中国的压力下,经过长时间庭审判决有罪,
但是,两个美军回到国内,美国海军相关部门(就是那个美剧中出名的美国犯罪调查局)还是最后认为证据不足,无罪释放,两个美军官复原职恢复名誉。
28日,北平《新民报》等几家报纸冲破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公开报导了这一事件。
当天,北京大学的民主墙上就贴满了表示要誓雪耻辱的壁报。
次日,北大召开系级代表和各社团代表大会。
12月30日,北平学生5,000余人抗议美军暴行,高喊:“抗议美军暴行!”“美军退出中国!”“美国立即改变对华政策!”等口号。
运动爆发于北平,迅即扩展到全国。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汉、青岛、重庆、台北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罢课。参加斗争的学生达50万人。
学生的抗暴斗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但是有用么?
没有的,两名美军回国后无罪释放, 不久其中一个美军竟然被升职,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难道是强奸了中国民族英雄的后代就可以升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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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崇案够让人气愤了吧,但是与下面案子相比,那就是景明楼事件。
就叫人更加气氛了,这次不但是国民的悲哀,是国家的耻辱,还是外国的笑柄。
1948年8月7日景明楼事件发生在武汉,
美国空军人员以舞会的名义,邀请武汉三镇当地国名党要员,名人的妻子和女儿等参加舞会(其中含武汉参议会市议长和一个行政首长的老婆)。
应邀参加的中国女子30多人(最大32岁,最小15岁,包括一堆母女),
晚七点舞会开始的时候一切正常,有中国人的乐队伴奏和服务生服务,但是参加舞会的男性都是美国军人和一些在华经商的美国人。
舞会男性两个小时候,也就是晚九点,突然舞厅里大乱,
外国军人开始任意抚摸中国女性敏感部位,甚至开始撕扯中国女性衣服。
中国乐队和服务生马上撤离,
美国人锁了通往这层楼电梯和封闭了舞厅的门窗。
舞厅里成了人间地狱,
在长达五个多小时(晚九点锁电梯开始,凌晨12点有人逃出报案,凌晨三点警察进入)的地狱时间里没人敢进来阻止。
其实12点有人逃出去就报了警,国民党大批军警在楼下和门外等待但是不敢进去,
直到美军一边整理衣服一般出来出来回军营,虽然经过简单打扫,但是厅内依然惨目忍睹。
事后武汉方面也不敢追究美军任何责任,
所有参加此事的美国人都不表态,很多出门就回国了,其他都回了军营。
本案最后国民政府法院以若干中国妇女“勾引”美国友邦人员从事淫乱活动为名,
判若干中国妇女几年有期徒刑结案。
其实参加这次舞会的30个中国妇女中,只有少量几人(好像是4人或者5人)是职业舞女,
但是这些舞女也都有家室,只是陪舞,并不卖身,跟不会参加舞厅淫乱。
这五名舞女参加舞会也只是以为是普通舞会,
有一名舞女甚至带了自己只有15岁的女儿参加这场舞会。
而剩下20多名妇女都是武汉各界的名媛,
是武汉党政军上层要员的夫人或者女儿,包括市长(一说副市长,一说湖北省长)和议长在内。
上面两个案子,受害者都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家属,
想想交通部副部长的女儿,市长和议长的夫人或者女儿,都是掌上明珠,心头肉。
而沈崇的身份更加特殊,
她是主持了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后人。
这些中国的女子,即便没有那些显赫的家人,那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女同胞,
就这样被外国人强暴,我们怎么对得起当年的民族英雄。
民族英雄的后代都这样了,
普通百姓呢?肯定更惨。
天津:
国民党警察当局的挡案。
该档案统计,自1945年10月1日到1947年9月,驻扎天津的美国军人共实施重大车祸、故意杀人、抢劫、强奸、捣毁财物等犯罪案件365起,平均两天一起,导致中国民众死亡、重伤达2000余人。
没有一名美国军人因以上罪行受到实质上的刑事追究。
上海:
仅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即发生美军吉普车撞死撞伤中国人事件495起,1946年8月至12月,又发生800多起。
7月30日,一美兵雇车,车夫因不懂英语,动作稍慢,美兵即拔刀砍掉车夫5个手指。车夫吕银贵因向美军索取车资,竟被打致残;
1946年3月26日,美军士兵在上海百老汇路强行挟持中国女青年唐巧珍,企图强奸,因唐反抗,被美军从快速行驶的汽车上抛下摔死,本案没有追究到责任人。
1946年9月22日,美国水兵赖令奈在安乐宫舞厅门口因拒绝向人力车夫支付车费,将人力车夫当场打死,本案虽证人、证据充分,但凶手最后仍被无罪释放。
1945年11月14日,美国军舰在黄浦江上将一中国渡船撞沉,该美国军舰拒绝施救,导致渡船上20余中国人被淹死。
北平:
1947年11月3日,美军车队在大红门附近的公路桥上将女青年刘玉梅双腿压断,将另一女青年刘玉花撞成重伤(后死亡),事故发生后,美军拒绝救治,逃离现场。国民党伪警察对报案不予受理,要求受害者家属自行处理死伤者。
1946年9月3日,北平西调度站,三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因比赛枪法,将中国工人王恩弟选做了练枪目标,将正在指挥火车进站的王恩弟当场击毙,死者脑浆飞溅到火车上,现场十分凄惨。本案未见到处理结果;
南京:
1947年八月二日,4名美军宪兵在中和桥附近无故寻衅,将两名正在乘凉的中国百姓抛进河中淹死。本案因性质太恶劣,又发生在首都,故四名美国宪兵被起诉,国民党法院认定美军的该行为是美国人的游戏传统,只是因为中国受害人不会游泳,才发生了严重后果,最后判其中三人无罪,另一人终身监禁,但须在美国服刑。该美军回国后和沈崇事件的当事人一样很快被释放。
重庆:
4名美兵进入会仙大厦旅社女浴室,对正在淋浴的妇女百般侮辱,女宾家属与美军发生推搡,复纠集美兵20余人将该旅社大肆捣毁;
据当时报刊资料的不完全统计,
从1945年8月至1946年11月,仅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5市,就发生美军暴行3800起,受害同胞死伤在3300人以上,受凌辱的妇女达300多人。
这就是民国,你说他有多糟糕。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知道这种情况么?
当然是知道的,老蒋日记里写的明明白白。
“讲到这一次中原会战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有一些美国和苏联的军官和我们军队一同退下来的,据他们所见,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第446页〕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作人?尤其叫我个人怎样对人;我统帅受到这样的耻辱,也就是大家的耻辱。”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5,446页
“此次会战(即1944年豫中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面固由于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闾阖,而行政缺乏基础,未能配合军事,实为主因。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
——《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的最后两段,选自《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52—1253页
“军风纪败坏不堪,招致民怨,为中原会战(1944年豫中会战)失败的主因。”
——蒋介石:“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席黄山整军预备会议讲”,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443页
“我昨天所讲的征兵冒名顶替之事,大家都知道这是由于社会不良和役政办理不善所致,但部队接兵官之舞弊,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比方我们部队驻老河口要派官长到四川去接兵,接兵官在四川并不领到足额新兵,沿途更放任新兵随便逃跑,或遇途中士兵发生疾病,更是任意丢弃不顾;如此,即可省出火食费用,归入他接兵官的私囊,等到行抵驻地老河口附近,为要归队复命起见,就拼命在其附近捉拉民众充数,以致发生张冠李戴,冒名顶替之事亦是不少。更有新兵既系临时强拉而来,为要防其逃走,乃用绳索串缚,视同罪囚,这种现象,到处沿途可以看到。”
——蒋介石:《西安军事会议讲评(三)》(1942.9.10)《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9卷281,282页
“前几天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作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莩,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官长枪毙在路旁,估计起来,从福建征来的一千新兵,到贵州收不到一百人;这种情形,兵役署长知道不知道?现在军政部在贵州沿途都设有合作站,你们所派的站长干的什么事?”——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7.21)《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449页
“现在一般中下级军需人员的弊病,真是太深了!本来照规定小麦一石折合包榖一百五十斤,而现在扣减为一百三十五斤,实际所发到部队的不过一百斤。而我们向民众征收的则一石小麦要折合两百斤大秤的包榖。一切的粮食,我们取之于民众的时候,都是用的大斗,而且是净实的米麦,而发给士兵的都是小斗,其中还要渗杂沙土。又部队军粮,都要到距离几百里以外的指定的地点自去领取,而军需署并没有规定领粮的经费。于是派去领粮的官兵不得不出卖一部份军粮,作为来往的盘费。军粮既可以公开出卖,无形之中,就引起这些被派领粮官兵偷盗军粮的动机,而军纪因以破坏。最违犯纪律的,就是军需人员或特务长带了领粮的士兵到达领粮的地点之后,自己就离开部队,置职务于不顾,任令领粮的士兵长久等候,夏天淋雨,冬天受冻,因此他们就不得不强占民房,强取民物,或以变卖军粮所得的款项,嫖赌吃喝,任意挥霍,有些甚至卷款潜逃;其回到部队的,亦往往身染花柳病,不堪服役。总之,前线部队常常缺少粮食,而后方粮秣不能输送到前方,要由前方第一线派了官兵到后方来领取,这实在是最不合理的办法,此不只减少战斗力量,而且更影响战事进行非鲜。这都是由于军需和兵站人员不负责、不尽职、懒惰腐败的表现。至于部队里面的军饷,也没有按月发清,有的欠一二个月未发,有的欠三四个月未发,亦有拖欠至半年之久未发下的。此次从河南随军退却下来的外国军官,问我们一般士兵;许多都说他们的薪饷还只领到去年九月为止,九月以后的到现在还没有发放清楚。实际上政府对于军费,从来没有欠过一个月,每月都是如期如数的拨发,但我们下面部队的情形竟是如此,试问,这叫什么军需独立?你们军需人员作的什么事?”
——蒋介石:对黄山整军会议审查修正各案之训示(1944年8月4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474、475页
“我们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是扰民。我们军队每进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而最好的房间,一定是我们最高的主官住,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
——蒋介石:《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1949年10月22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3卷42页
这是蒋介石1949年对国民党军军纪的总结。但他这次并不是第一次抨击国民党军队的军纪问题。
“在没有开战以前,一切危险困苦艰难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决不料我们的军纪,会败坏到这步田地!在北方作战的情形,我只听得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一切的失利溃乱,抢劫掳掠”
——《蒋委员长对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训词(上)》(1938年1月1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第1册,70页
“据一般民众的报告,在益阳长龙乡以东的地区还没有什麼,到了该乡以西一带,就有许多散兵游勇,甚至有连排长率领,强占民房,调戏妇女,翻箱倒箧,杀猪宰羊,试问这种行为与军阀时代的部队有什麼分别?又第三师退出德山经过朱家站时,因当地民众逃散,见一家只有数人在内,怪他不办招待,其连长某,就火焚民房,这桩事不知你们军长师长知道不知道?”
——蒋介石:“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1944年2月14日),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346页
蒋介石红口白牙做了死证:国军当年对百姓的抢劫掳掠是他“亲眼看见”的。而且据他所说,这还是令他最始料未及和痛心疾首的。不仅如此,蒋介石甚至还意识到将军纪败坏会成为打败仗的主要原因。
“军风纪败坏不堪,招致民怨,为中原会战(指1944年豫中会战——原作者注)失败的主因。”
——蒋介石:“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席黄山整军预备会议讲”,摘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443页
没有按照年代排序,大体按照事件类型分类如下。
1919年7月,济南的日本侨民庆祝巴黎和约签订,提灯游行。他们命令中国商铺开门,有一家泰康商店没听,被日本浪人砸烂。日本人酗酒后见人就打,打了一个英国人,砸了英国公司的门窗。日本领事向英国道歉赔偿,对于中国人要求赔偿被砸商店的请求不予理睬。
1925年,上海的日本纱厂里发现了被打死的童工尸体,工人群情激奋发动罢工。5月,日本开除所有男工,全部使用女工和童工,再次引起罢工。工人代表顾正红被日本人枪杀。学生游行抗议,被英国巡捕打死4人,重伤30多人。广州工商各界与学生为死难者召开追悼会,游行过程中被英军打死200多人。
1927年,汉口人力车夫拒载日本兵,被当街杀死。凶手被工人制服押送省总工会,日本领事召水兵上岸杀死群众10人,造成数十人受伤。
1929-1930年间绥远连续受灾绝收,各县妇女多被人贩贩卖,流失十万之众,全省女性比例只占一成。
1923年曹州女土匪赵妈妈(赵永玲)带领任土匪头目的三个女儿联合芦塘大杆首徐大鼻子、窦二敦攻入郯城八里巷东西两圩,全村300多户,房屋全部被烧,1000多人被杀。
1926年,刘黑七向白马峪勒索钱财未遂,攻入该村杀死393人,11户被杀绝,掳走159人。
1927年攻入南孝义村,41户被杀绝。
1928年攻入大泗彦村,全村673人杀剩78人。
1937年间,黄埔码头工人搬运烟叶桶,两人合运一桶力资3.7元。日商码头老板扣除3.32元,买办扣除0.23元,包工头扣除0.07元,两工人共得0.08元。此0.08元还需孝敬码头上的霸头一部分。工人每日半夜起床领取工票,领不到就没有工作。有工人寒冬穿单裤,有的一件棉袄穿23年。许多人露宿在外滩元芳弄、金陵东路骑街楼下,或公厕里过夜。工人多数未老先衰,年轻即患有气管炎、胃病、关节炎、下肢静脉曲张等病,40岁就已经无法劳动被赶出码头。
1938年,蒋介石命令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
1942年,日寇对根据地实施“三光”,掘开冀中、冀西河堤128处,淹没153.82万亩良田,冲毁房屋168904间,受灾人数达200万。
1943年,日寇在鲁西北掘开卫河3处河堤并释放霍乱细菌,造成100万人流离失所,6万余死亡。
1947年,国民党不待下游堤坝修复进行花园口堵口,黄河水归故,导致冀鲁豫区范县、濮阳滩区村庄被淹173个,耕地被淹27万亩。https://www.docin.com/p-937049321.html
1947年,4名美军宪兵在中和桥附近无故将两名乘凉的中国百姓抛进河中淹死。美国宪兵被起诉,国民党法院认定美军的该行为是美国人的游戏传统,只是因为中国受害人不会游泳,才发生了严重后果,最后判其中三人无罪,另一人终身监禁,但须在美国服刑。该美军回国后很快被释放。
1947年,民间造纸厂以小额纸币造纸竟能获利。
1948年一部分民国报纸新闻日期和标题:
《南京日报》
11月2日,36岁潥阳农民困于租税畸重无法谋生,赴京寻兄未着,于中央商场门口自杀。
11月5日,北平多数教授全家吃窝窝头。
11月11日,抢米潮继续扩大,市内各区米店无一幸免,混乱中饥民5人被踏死。
《大公报》
11月23日,宋子文违法套购港币,监院提出纠举案全文。
《申报》
12月24日,挤兑黄金如中疯狂,践踏死7人伤50,外滩人山人海中区断绝交通情况混乱空前。
《人民日报》
1948年12月9日,父亲送儿子,兄弟争报名,辉县掀起参军热潮。
12月19日,党员带头搞副业,树掌赚牛十三头。(树掌村土改后党员领群众搞黄蒿烧硝灰副业另搞运输赚钱,买到牛保证春耕。全村组织12个小型社、4个油坊、1个硝房)
12月24日,八万工整装出发,三千里公路已修成。
12月31日,发下土地证,生产有了劲!(不好意思,这一部分跑题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就日军投降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密谈,“日本寄存武力于中国”,达成协议:将投降后的日本军人编成部队,归到阎锡山的编制下。
最终统计,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留用侵华日军达1.5万人,这些日本鬼子穿着阎老西晋军服装,充当了内战的急先锋,对解放区发动进攻,为阎锡山当炮灰。
阎锡山想借战斗力较强的日军将我晋冀鲁豫解放区一口吃掉。为彻底揭露敌人的阴谋,1946年初,国、共、美三方小组在山西调停内战时,陈赓严正指出,国民党部队正在利用战败日军打内战。陈赓请三方代表前往晋军阵地一探究竟,在对方阵地上,陈赓亲手将一名身穿国民党军装,却只会说日语的日本兵,揪到三方代表和随行记者面前,戳穿了敌人的嘴脸。
但阎老西反共之心不死,扔在制造日军参战的事实。1947年6月,阎老西把受降的日军部队改编为晋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总部设在太原市原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部,总队长是原日军驻山西第14旅团旅团长原泉福少将,日军一些高级军官参与晋军的训练和战斗。这些高级军官中有许多罪大恶极的战犯,策划刺杀张作霖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就在其中。这些日军战犯享受着优厚待遇,残留日军在主体总队之外,还组建了由日军军官任总司令、总教官及部队骨干的机甲队。
阎锡山明知道这样干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为了欺骗民众,他让日军把武器上的“菊花”标志磨掉,打上“晋”字钢印,将精心伪造的日军模仿晋军训练拍成照片送报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和阎锡山勾搭一起,授以阎老西“受降模范者”的称号。
1948年3月,临汾战役后,晋军主力面临被解放军一举歼灭的危险。阎锡山要求第十总队的日军直接参战,并任命日军原驻长治旅团长原泉福,担任晋中闫军副总司令。
1948年7月,晋中战役打响。在这次战役中,徐向前的部队一举歼敌10万余人,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第十总队。在一次战斗中,几名解放军战士攻入一间日本兵所在的屋子,为首的日本军官并未首先反抗,而是过来询问:“你们的太君的徐向前?”战士大声说:“对”。日本军官回头对他的士兵一声招呼,这些日本兵立刻缴械投降。
汾孝战役、太原战役等作战中,都有日本军人身影顽抗解放军的进攻。在一场战斗中,原泉福被我军迫击炮击中,重伤后自杀身亡,成为中国战场上最后一个毙命的日本将军。随后,他的属下7名日军高级军官自杀,十总主力被我军全歼。
1949年4月太原战役中,有1100多名日本兵参战,其中700多人被解放军击毙。原第一军参谋岩田清一、原日伪山西省公署顾问城野宏,及十总队日军残寇近400人,在其司令部“复兴楼”全部被俘,十总队总队长今村方策被俘后服毒自杀。至此,阎锡山部队中的日军彻底葬送在战场上。
解放军把俘虏的日军官兵,送往云冈煤矿“背矿”,让他们吃饱穿暖,进行思想改造。这些日军战俘一些被遣返回国后,真正地忏悔,开始做一些人事。但他们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几辈子也忏悔不完。
回头看看,日本军队在中国烧杀抢掠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斩尽杀绝所有鬼子都不为过。可是,同是炎黄子孙的阎锡山、蒋介石,为了自己的集团利益,竟然反过来借鬼子的枪继续屠杀自己的同胞,真是丧尽天良。历史的耻辱柱上,将永远钉着阎老西、蒋光头的名字。
我爷爷和外公这一辈,对蒋介石是恨之入骨。
我母亲辈的亲戚们常对我们小的说——外婆说,他蒋该死稍微争一点气,我家也不至于沦落到如此地步。
我家百年的产业,全沦落到他蒋介石手上了。
无能的蒋介石坐拥上千万武装力量(包括地方民团武装),仍挡不住小日本的进攻,一败涂地跑到重庆。
小日本占领时期,我家产业和房产虽然全都炸毁而凋敝,但祖辈百年来积攒的一点点金银财宝还能勉强维持生活。只要老老实实的,正常的生活还是能维持的。
然而,1945年小日本战败之后,国民党是不是早就感觉到自己可能要灭亡啊?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家隔壁搬来了一个国民党军官,他没事就跑到我家来闲聊,把我家摆在桌面上的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借”去了,之后就不知道他搬到哪里去了。
这还不算,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日子里,他蒋该死把我家剩下的一点点金银财宝全兑换成了一沓沓废纸。由于外公在小日本占领时期就去世了,曾经获得过我大清国劝业会绘画和刺绣金奖的我外婆只得带着家人到郊外挖野菜吃。从小就过惯了优越生活的我大舅吃不惯野菜,每天只能用咸盐炒饭吃。而我母亲和几个姨妈由于是女孩子,那就只能干瞪眼看着我的几个舅舅吃盐炒饭,因为当时盐很贵的。
就这样,一直熬到解放军解放大武汉。不然,我家就要饿死人了。
因为外婆是大家闺秀,从来没有在外面工作过,民国时期哪有什么社保或退休工资啊,而家里剩下的一点点古玩、字画、现大洋、首饰、家具等全都当光卖尽,而且我其中一个姨妈因没钱治疗肺结核而死在家里(姨父抗战时在与日军进行空战中战死)。
直到解放军解放武汉之后,我家才缓过气来。我外婆在居委会担任扫盲工作,这才有了收入。之后,几个大舅被政府安排了工作,一家人的生活这才安定下来。当时,尽管解放初期我家的生活比起大清时我祖辈在官府当差时差一点,但总比蒋介石时代让我家倾家荡产要强万倍不止,而且解放后的生活非常稳定。
很多人都是以穷人的视角看这个问题,而我是从富家子孙的角度看问题,没想到结果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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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2021.2.9):为了增加我文章的可靠性、可信度和真实性,我把母亲家里还保存的几样我外公、外婆家当年的老家当展示给大家看看。因篇幅有限,下面我就只展示最能说明我外婆当时为什么痛恨他蒋该死之原因的三样老物件:
1、这是外公当年在民国时期办公用的大办公桌,抽屉把手和脚都是铜制的,外公于1942年去世。因为我父亲要写文章,所以父亲非常喜欢这个办公桌,文革时期就从大表姐住的老屋里搬到我家来了。这次母亲的房子要拆迁了,这个大办公桌可能就要扔了,因为太大了没地方搁。
2、这是我那个得肺结核后没钱看病的那个姨妈当年在抗战期间弹钢琴时坐的钢琴凳。座椅面下面是个盒子,打开可以放曲谱。钢琴在蒋介石离开大陆之前就卖掉了,因为当时外婆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估计钢琴没卖几个钱,因为当时通货膨胀得太厉害了。后来文革时期我家从五七干校下放回来之后,我家当时没有板凳可坐,就把这个钢琴板凳从大表姐住的老屋搬来了。这个钢琴凳体积不大,母亲再搬新家时可以保留下来。
3、这架小飞机,就有点珍贵了,它的使用价值和使用年代我就不便多说了。这架小飞机是姨夫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大概于1948年前后或左右来汉口看望病危中的姨妈时,送给姨妈做纪念的。之后,姨夫的这位朋友就一去不复返且渺无音讯了,姨妈最终非常遗憾的也没能熬到武汉解放而死在家里了。我小时候经常拿着这架小飞机到处玩耍,我是近两年才从母亲的回忆中知道了这架小飞机的真实来历。原来我还以为这架小飞机是我父母在我小时候为我买的玩具飞机呢,我今天才知道它是姨父的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送给姨妈做纪念的!
拉倒吧,成王败寇,历史都是胜利者编的。
民国糟糕什么啊,算是中国五千年的黄金时代了。先总统以仁、德治国,功比三皇五帝。
分几个方面说,首先是学术。
众所周知,民国教育及其先进,也是大师最多的时代。脍炙人口的物理学家胡适,化学家冰心,教育家鲁迅以及文学家周树人等等等,都是因为生在民国接收到了最为完善的教育,才能够获得种种伟大的成就。
这种繁荣的景象,直到内战开始才逐渐衰落。
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专家去调研,发现文盲率竟然短短几年便攀升到了90%以上,令人咋舌。
而这种真相,统治阶级是不会告诉你的。
其次我们说说基建和科研。
一个很多人都不敢相信的事实就是:民国时期从上海到首都坐火车只要7个小时左右!
而新中国建立之后,努力发展了几十年,直到前几年推了高铁,才实现了6小时上海到首都的壮举。就这,也被很多小粉红吹成了无上的荣誉。
简直高下立判。
而且民国很多科学技术和理念都领先世界,例如率先在长沙实验全城供暖等,现在我们都做不到。
当然这些真相,统治阶级也不会告诉你。
还有就是法治。民国时候法治建设非常好,前两天还看到有人吐槽现在我们国家对于老赖打击力度轻的。如果换到民国,这是不可能出现的现象,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民国法治建设的非常完善,为还不起钱的人提供了很多人性化的方式,例如以人顶债等,凸显了大国政府的人文情怀。
当然这种真相,统治阶级也不会告诉你的。
民国还热爱和平,讲人权。为了避免争端、避免无辜战士伤亡,直接让出东北,表明了人权大于主权的执政思想。后来又更是走到了重庆,像世界宣示自己的爱好和平。
并且通过种种方法,锻炼了人民的积极性。
例如培养人民吃土,以锻炼自己的胃;制造黄泛区,改良土地的同时,也让中原地区的人们也能从小有泳游、有鱼吃,极大的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最后通过拉壮丁的方式,又言传身教的告诉了广大人民群众何为责任感以及徒步有益健康的哲理。
这些真相,统治阶级也不会告诉你。
对了,民国的经济也是蒸蒸日上的。现在很多年轻人挣钱多难是有目共睹的。而在民国,那挣钱太容易了,做点体力活卖个烧饼一天都能跑十几万流水,整个一片欣欣向荣,放到现在,你清华毕业996累死你,也很难一天十几万的拿,别说中国了,美国都做不到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看着现在的年轻人,在网上被洗脑,人云亦云的说着民国的坏话,我很心痛啊……
唉
衣:洋纱 ,洋布,洋缎 ,洋服,洋装,洋帽,洋皮鞋,洋袜,文明棍(洋拐杖)。。。
食:洋米,洋面,洋油(食),洋葱,洋白菜,洋面包,洋茶(咖啡)。。。
住:洋房,洋场(十里洋场没听过?)。。。
用:洋铁,洋镐,洋钉,洋火,洋蜡,洋油(照明)。。
教育:洋娃娃(现在也叫奥特曼或咸蛋超人),洋文,洋码子 (阿拉伯数字/评论里有朋友说是拉丁文数字,多是对的,毕竟我只是靠记忆,没查资料),洋教授。。。
军事:洋兵,洋枪,洋炮,火轮船。。
文化:洋片,洋墨水,西洋画,洋气(评论里有朋友说这个可以概括一切。。)
交通:洋车(黄包车),洋马,
经济:洋商,洋行,洋货,银洋,洋钱,洋财(用法:写日记的圆圆发了洋财了!)
政治:洋大人(又称友邦),洋奴,假洋鬼子(又名二鬼子),洋爹(有人为了保持血统纯正又细分出东洋爹和西洋爹)
所以你说多糟糕?
大概是洋爹一怒立马倒下就要暴毙那种。
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https://core.ac.uk/reader/232750000这篇小论文,里面讲到了Shanghailander在租界区的生活和特权。其中有两条比较有趣。
1, 1923-1941年期间,英国在上海的婚姻登记机构圣三一堂没有记载一例跨种族婚姻。当时的禁忌是英国女子不能下嫁中国男人,这一禁忌比英国男子娶中国女人要严格得多。同时,英国人要把他们的孩子送去高度排外的英式学校,因为他们要让自己的孩子完全隔绝中国的服务人员和中国文化。
2,十月革命爆发后,一批俄罗斯人流亡到上海,成了无国籍人士。但俄罗斯人觉得很奇怪,中国人不光在自己的国家被英法列强视为二等公民,甚至实质已经是难民的白人都能按照这些列强的行事方式歧视中国人。那岂不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连难民都不如?
这是不是名副其实的”东方小孟买”?在”大孟买”也没见难民还歧视本国人的。
题外话,我还见过类似的一篇文章,讨论当今移民到上海的外国人甚至在上海出生的外国人,到底是应该保持过去Shanghailander的ideal还是当一个国际大都市背景下融入本地文化的Shanghainess。当然,老外们总是不可避免地怀念Shanghailander的时代。如果你激进点喜欢去reddit,就会发现洋人骨子里确实还想当Shanghailander,我曾经看到一个thread,说一个英国人和他老婆住在上海6年,城市很amazing,但是有很多槽点。比如食品用水不安全,医疗很贵很(absolutely)贪婪,垃圾(也是直接用的shit)的住房体验,还有街上喋喋不休的中国人,上街总感觉要被喷一脸口水,所以他尽量减少出门。男方是self-employed,因为他觉得中国的企业都是屎,拒绝为他们人工作。还吐槽经自己要经常和丈母娘一家打交道,没有私人空间。最奇葩的是他抱怨丈母娘给小夫妻的一套房在浦东,女婿嫌弃浦东太偏了(out in the sticks),拒绝住在那里。
可以从西方视角看一下民国粉引以为豪的所谓的”世界十大都市”上海的真实现状。
• “空气中永远弥漫着各种恶臭。”
• “就连那些沦落到像马一样工作的人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痛苦。特别像畜群的民族,”他写道,“他们往往更像机器人,而不像人。
2. Shanghai was referred to as "the greatest brothel in the world" and "the Whore of the Orient", and a common joke among visiting missionaries was that "If God allows Shanghai to endure, He'll owe Sodom and Gomorrah an apology." Bernard Wasserstein’s Secret War in Shanghai quotes a Chinese journalist as saying it was “a city with forty-eight storey skyscrapers built upon twenty-eight layers of hell.”
上海被称为全世界最great(这个great自己体会,多层含义)的妓院,以“东方婊子”闻名世界。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如果上帝允许上海存在,那么他欠索多玛和俄摩拉一个道歉“。华百纳(英国历史学家)称“上海是一个把48层高的摩天大楼建立在28层地狱上的城市”。
3,The cosmopolitan Shanghai that lured them there had been born decades earlier when, in the 1840s, the rising Western powers forced the Chinese emperor to accept the first of the "unequal treaties." Within the city limits, foreigners were exempt from Chinese law; legally it was as if they’d never left home. Soon the peculiar legal principle of "extraterritoriality" became a physical reality as Brita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rved out concessions from the open land surrounding Shanghai’s centuries-old walled city.
上海吸引大量的外国人前来,外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好像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欧美一样。“治外法权“成为当地的法律准则。
4. Within two decades, Shanghai was the fastest-growing city on the planet.
But for its Chinese majority, the boomtown was a deeply demeaning place to live. In the foreign concessions, Chinese, who typically worked as manual laborers (called "coolies" in pidgin English, from the Chinese kwei-li meaning "bitter strength"), were demoted to second-class citizens.
20年间上海成为地球上增长最快的城市。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住在上海则令人感到痛苦和压抑。在租界,中国人做一些苦力活(英语中的coolies而来,洋泾浜英语),他们不过是一群二等公民。
5, The Shanghailanders, as the generations of English and Americans who were born in the city referred to them selves, operated the settlement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though one in which Chinese could live.
在上海出生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称呼自己为Shanghailander,他们管理着独立的租界,虽然中国人也可以住在里面。
In 1889,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governing body, issued an order allowing "respectable and decently dressed natives" to use the public parks. It then rescinded that permission when too many Chinese took to sleeping on park benches.
1889年,租界工部局允许穿着体面的中国人进入租界公园,但他们后来撤销了这条命令,因为当时很多中国人在公园长椅上睡觉。
6. The foreigners had sown benefits and crimes in equal quantities over the city, and they had reaped much hate and very little gratitude. The foreigners despised and marveled at the Chinese. The Chinese despised and marveled at the foreigners. The foundations of the city were riddled with rats, conspiracies and secret societies. The warships of many nations lay at anchor in the river; their guns were not concealed but always ready and visible in war rig or in threat.
外国人在上海收获利益并犯下大量罪恶,他们普遍被中国人憎恨,鲜有得到感激。但是,中国人在憎恨外国人的同时,也赞颂他们,正如外国人也这样想中国人。这座城市布满老鼠窝,阴谋和隐秘的地下社会。许多国家的战舰停靠在河上,船上的枪支清晰可见。
7. A number of Sephardic Jew businessmen especially prospered from the opium trade and real estate, and would go on to build some of Shanghai's finest buildings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uch as the Children's Palace and the Peace Hotel (1929). By 1871, the term "shanghai," meaning to drug and forcibly kidnap hands for a departing ship, had entered the English language, as during this time, many sailors were literally "shanghaied," waking up at sea on clipper ships bound for China.
许多犹太人通过鸦片贸易和房地产致富,并建了上海20年代最豪华的几幢楼房(包括和平饭店),到1871年,英语中“Shanghai”表示吸毒和双手被绑到船上,事实上,那段时间很多水手确实被”上海”了,他们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开往中国的船上。
8. 1930s The majority of illegal heroin smuggled into the US comes from China and is refined in Shanghai and Tietsin.
1930年代,大部分走私到美国的海洛因来自中国,并且在上海和天津加工。
.......
当然,老上海也有很多赞美,什么冒险家乐园,世界第X大城市,还有文艺青年最爱的老电影啦,洋泾浜和舶来品。但人不能双标,2019年香港发生的那些事情,放在老上海根本就不是个事啊。外国势力,毒品贸易,地痞流氓,贫富差距,地方割据这些东西都混在一起时,多么exciting啊,每天过得都像动作片和科幻片一样刺激呢。
有人说上海是共和国的长女(讽刺扶弟魔吧),民国直接把上海当充气娃娃用好吗,还和美国英国法国一起分享,而且用完后洗都不洗一下,直接戳破扔了。看看国民政府最后是怎么搞垮上海经济的,掏空上海的。
In response to the out-of-control inflatio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f Chiang Kai-shek did what most governments in history have done. Chiang Kai-shek appointed his son, Chiang Ching-kuo, finance minister and had him go after “hoarders” and “speculators.” Most egregiously, the younger Chiang ordered Chinese citizens to hand over all gold, silver, and foreign currency to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outstanding yuan, for a new version of the yuan supposedly backed by gold. Zia quotes Chiang Ching-kuo as threatening, “Those who damage the new gold-based currency will have their heads chopped off!”
“谁破坏金圆券制度就砍谁的头!”
喂,不知道民国粉穿越回去抽不抽得起鸦片啊。
——蒋介石离开大陆时,想把当时“-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都带走,这些都是理、工、医、文各学科的国家栋梁之材。(附名单)
——然而,81名院士中,除2人病故、12人在国外访问或定居外,即使经过果党“抢救人才计划”的努力,也仅有傅斯年、凌鸿勋、林可胜、董作宾、李济、王世杰、吴敬恒、朱家骅等9人愿意随蒋赴台。而陈省身、华罗庚等58名院士都选择留在了大陆。留下来的理由是:共-产-党是好是坏我们暂时还不知道。但是再坏,也坏不到国-民-党这种程度了。
——又及:算了算留在大陆的58位“院士”,人均寿命80.5岁,有4位100岁老人;赴台9人,人均寿命75.8岁,最长寿者90岁。(因人员数量不等,不分析原因)
资料来源:天地史话
——民国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成立。1948年3月,正式召开了院士评议会,推选出首届院士,共81人。
具体名单如下:
姜立夫(1890.7.4-1978.2.3),数学家,南开大学数学系的创始人。
许宝騄(1910.9.1-1970.12.18),数学家,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
陈省身(1911.10.28-2004.12.3),数学家,伯克利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的创始人,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创始人。
华罗庚(1910.11.12-1985.6.12.),数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在数学多个领域有杰出贡献,有“华氏定理”等。
苏步青(1902.9.23-2003.3.17),数学家,浙江大学教授,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
吴大猷(1907.9.29-2000.3.4)物理 学家,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中国物理学之父。
吴有训(1897.4.26-1977.11.30),物理学家,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奠基人。
李书华(1889.2.10-1979.7.5),物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叶企孙(1898.7.16-1977.1.13),物理学家,清华大学物理系创始人,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
赵忠尧(1902.6.27-1998.5.28),核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中国核物理研究和加速器建造事业的开拓者。
严济慈(1901.1.23-1996.11.2),物理学家,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饶毓泰(1891.12.1-1968.10.16),物理学家,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吴宪(1893.11.24-1959.8.8),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蛋白质变性理论的提出者。
吴学周(1902.9.20-1983.10.31),物理化学家,中国分子光谱研究的奠基人。
庄长恭(1894.12.25-1962.2.15),有机化学家,东北大学教授,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中国有机化学研究的先驱者,有机微量分析的奠基人。
曾昭抡(1899.5.25-1967.12.8),化学家。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
朱家骅(1893.5.30-1963.1.3),地质学家。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政府高官,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
李四光(1889.10.26-1971.4.29),地质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国立武汉大学创建人之一。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7.26-1971.1.27),地质学家,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第一位地震研究者,第一位科学研究中国山脉、矿产的学者。中国三大“国宝级”学者之一。
黄汲清(1904.3.30-1995.3.22),地质学家。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中国地质构造的开拓者。
杨钟健(1897.6.1-1979.1.15),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地质学家。国立西北大学校长。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谢家荣(1903.9.7-1966.8.14),地质学家、矿床学家。国立中山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对地质学多个领域都有杰出贡献。
竺可桢(1890.3.7-1974.2.7),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浙江大学校长。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
周仁(1892.8.5-1973.12.3),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南洋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上海科技大学首任校长,中国钢铁冶金学、陶瓷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侯德榜(1890.8.9-1974.8.26),化学家。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侯氏制碱法”创始人。
茅以升(1896.1.9-1989.11.12),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中国铁路桥梁事业开拓者。
凌鸿勋(1894.4.15-1981.8.15),土木、铁路工程专家。国立交通大学教授,主持修建多条铁路干线。
萨本栋(1902.7.24-1949.1.31),物理学家、电机工程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国立厦门大学校长。
王家楫(1898.5.5-1976.12.19),动物学家。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中国原生动物学的奠基人。
伍献文(1900.3.15-1985.4.3),动物学家,鱼类学家,线虫学家。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
贝时璋(1903.10.10-2009.10.29),实验生物学家,细胞生物学家。浙江大学教授,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
秉志(1886.4.9-1965.2.21),动物学家。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国立厦门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
陈桢(1894.3.12-1957.11.15),动物学家,遗传学家。国立中央大学教授,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中国动物遗传学的创始人和动物行为学、生物学史研究的开拓者
童第周(1902.5.28-1979.3.30),实验胚胎学家。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奠基人,被称为“中国克隆之父”。
胡先骕(1894.5.24-1968.7.16),植物学家。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
殷宏章(1908.10.1-1992.11.30),植物生理学家。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中国光合作用研究的先驱。
张景钺(1895.10.29-1975.4.24),植物形态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我国植物形态学和植物系统学的开拓者。
钱崇澍(1883.11.11-1965.12.28),植物学家。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
戴芳澜(1893.5.4 -1973.1.3),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金陵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植物病理学科的奠基人。
罗宗洛(1898.8.2-1978.10.26),植物生理学家。国立中央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授,我国现代植物生理学奠基人。
李宗恩(1894.9.10-1962),热带病学医学家。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
袁贻瑾(1899.10.30-2003.3.22),医学家。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中国公共卫生学的创始人。
张孝骞(1897.12.28-1987.8.8),内科专家、医学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湘雅医学院院长。
陈克恢(1898.2.26-1988.12.12),药理学家。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的创始人。
吴定良(1893.1.5-1969.3.24),人类学家。浙江大学教授,中国体质人类学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
汪敬熙(1893.7.7-1968.6.30),现代生理心理学家。国立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神经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
林可胜(1897.10.15-1969.7.8),生理学家。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中国现代生理学的奠基人。
汤佩松(1903.11.12-2001.9.6),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国立武汉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冯德培(1907.2.20-1995.4.10),生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冯氏效应”发现者,中国肌肉和神经学专家。
蔡翘(1897.10.11-1990.7.29),生理学家,医学教育家。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中国生理科学奠基人。
李先闻(1902.10.10-1976.7.4),细胞遗传学家,作物育种学家。河南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植物细胞遗传学的奠基人。
俞大绂(1901.2.19-1993.5.15),植物病理学家,农业微生物学家。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创办中国第一个农业微生物专业。
邓叔群(1902.12.12 -1970.5.1),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森林学家。岭南大学教授,中国森林病理学的创始人。
吴敬恒(1865.3.25-1953.10.30),政治学家、教育家。南洋公学教授,同盟会元老,联合国“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荣誉称号获得者。
金岳霖(1895.7.14-1984.10.19),哲学家,逻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创始人之一。
汤用彤(1893.8.4-1964.5.1),哲学史家、佛教史家。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
冯友兰(1895.12.4-1990.11.26),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创始人之一,著有《中国哲学史》。
余嘉锡(1884.2.9-1955.1.23),语言学家,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辅仁大学、北京大学教授,著有《四库提要辨证》《世说新语笺疏》。
胡适(1891.12.17-1962.2.24),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新文化运动领袖,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等。
张元济(1867.10.25-1959.8.14),出版家。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先驱。
杨树达(1885.6.1-1956.2.14),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湖南大学教授,著有《中国修辞学》等。
柳诒徵(1880.2.5-1956.2.3),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图书馆学家。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
陈垣(1880.11.12-1971.6.21),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著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
陈寅恪(1890.7.3-1969.10.7),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西南联大教授,香港大学教授,岭南大学教授,中国三大“国宝级”学者之一,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
傅斯年(1896.3.26-1950.12.20),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始人,著有《东北史纲》《古代中国与民族》等。
顾颉刚(1893.5.8-1980.12.25),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厦门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
李方桂(1902.8.20-1987.8.21),语言学家。国际语言学权威。
赵元任(1892.11.3-1982.2.25),语言学家。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中国现代音乐学之先驱。
李济(1896.7.12-1979.8.1),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清华大学讲师,中国考古学之父。
梁思永(1904.11.13-1954.4.2),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中国科学考古第一人。著名论断“后冈三叠层”创立者。
郭沫若(1892.11.16-1978.6.12),文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董作宾(1895.3.20-1963.11.23),甲骨学家、古史学家。国立中山大学教授
梁思成(1901.4.20-1972.1.9),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东北大学建筑系创始人,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始人,中国建筑学奠基人,中国三大“国宝级”学者之一,著有《中国建筑史》等。
王世杰(1891.3.10-1981.4.21),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校长。《现代评论》创始人。
王宠惠(1881.10.10-1958.3.15),政治学家,法学家。中国近现代法学的奠基者
周鲠生(1889.3.6-1971.4.20),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教授,著有《近代欧洲外交史》等。
钱端升(1900.2.25-1990.1.21),政治学家,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立法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奠基人。
萧公权(1897.11.29-1981.11.4),政治学家。燕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马寅初(1882.6.24-1982.5.10),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中国人口学奠基人。著有《新人口论》。
陈达(1892.4.4-1975.1.16),社会学家、人口学家。中国现代人口学的开拓者。
陶孟和(1887.11.5-1960.4.17),社会学家。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创始人,著有《社会与教育》《中国社会之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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