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让人愤怒的事情,发生的次数还少吗?
寥寥几个案例,已经令人触目惊心。
网络上能发现的案例更多。
也还有更多掩埋于娱乐信息下的案例、未公布的案例、息事宁人的案例。
被誉为白衣天使的医生现在已经成为了最高危的职业之一。
根据中国医院协会发布的调查数据,全国有96%的医生曾经遭受语言暴力,超过60%的医生遭受过身体暴力。
医院的级别越高,伤医的频率也会越高。
近年发生的医闹事件中,70%来自三级医院,三级甲等医院的占比超过50%。
这一切数据都在证明。
现在医疗暴力这个问题已经从打砸医院与医闹演变至无目的地滥杀医生。
大家或许不知道培养一位医生需要多少资源。
之前有知友给出了这样的计算公式:
5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3年规范化培训及主考
成为一名主治医生少说也需要14年时间。
如此稀缺的人才被杀害,抹杀了上万人的公共资源,是对全社会的侵害。
医闹问题层出不穷,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目前社会对医闹的犯罪行为处罚力度缺乏威慑。
现行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规定: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危害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的人格尊严,若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什么是治安管理处罚?
不涉及刑事犯罪的话,最严重也仅仅是行政拘留,限期十天以内,不超过十五天。
根据2005年——2015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年鉴数据。
在10年间,中国有470万名医学生顺利毕业,但医生的从业人数只增加了75万人。
在10年间,中国25至34岁的医生比例从31.3%降低为22.6%,国内60岁以上的医生比例已经从2.5%增加至11.6%。
今年的调研中,父母从医者愿意让子女报考医科学院的占比9.9%,不愿意的占比62.49,随子女医院的占比28.11%。
不愿意的占了大头,知乎上也不乏这些问题的讨论。
冰冷的数字下,足以可以见中国的职业医生流失速度有多快。
政协委员杨树坤也说:“我国医学生对口就业率只有两成。”
说明有八成的医学生在毕业之后就立即转行了。
这种现象肯定不正常。
医闹们,我想告诉你们。
医生不是万能的,医院也不是万能的,医学有局限性。
现在还有太多的疑难杂症查不出病因,有太多的医疗手段伴随着极高的风险。
请不要伤害医护工作者,拔掉白衣天使的翅膀。
看到这里的朋友,我想告诉你们。
如果我们再对这种事情沉默,不再踊跃发声,终有一天,我们的医疗资源会消失殆尽。
为这位医生发声,就是为未来的自己发声。
长夜将至,我们都需要在现在开始点燃一瞬间的光芒,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写这个回答。
如果你认可我的观点,希望你可以帮我把这份理智传递出去。
以上。
这个世界上,不会发现两件一模一样的事。
但很多事情,其根本的原因,指向社会的同一个症结。
在暴力伤医德事件上,我除了哀悼我的同袍之外,
什么话都不想说了。
因为或激愤,或心寒,或愤怒,或理性的话,在知乎关于袭医伤医的大大小小问题里,都说尽了。
说多了,自己难受。
我把之前的回答po出来,仍能完美阐释目前案件的底层逻辑、罪犯心理和社会意义。
不过是一次次社会治理的溃败,和一次次伤医历史的重复。
代价是一条条人命。
悲观预计:原来医患关系怎么样,往后还是那样。
医闹、伤医、杀医等扰乱正常医疗秩序、严重侵害医务人员生命安全的行为,仍会发生,并且频率不会减低。
原因无他,中国医疗上的问题从来不仅仅是临床的问题,有太多社会矛盾纠纷、资源分配失衡、监管仲裁缺失方面的因素参杂其中。
中国以GDP占比相对很低的医疗支出解决了14亿人的看病问题---不开源,就只能拆东补西,以及压低成本。
低成本运行的机构要同时保证服务和效率… 玩运营类游戏多的童鞋可以看看这样的设定是否广泛存在。
在海外新冠肺炎疫情不倒灌的前提下,国内的疫情已经趋于平稳,医患融洽的局面会迅速消融---本次疫情中的临床救治费用是国家兜底,很多病人没花一分钱,大夫回归到了治病救人最单纯的角色,病人依从性极高。
这是在不考虑钱的情况下。
当一切回到正轨…
希望我的预期是错的。
暴力伤医这个话题我之前回答了不少,目前看来, 基本无解 。
因为烂人也是人,是人就会生病,生病了就要看医生。
公众普遍认知里的社会公约、法制观念、善恶是非观在这类烂人的心目里毫无约束力;他们往往身处社会底层,有些令人怜悯的身世经历,是被压榨、被奴役、被歧视的对象,是“弱势群体”。
可弱势群体就是善良的?很抱歉,他们往往也是恶的载体——弱者,往往抽刀向帮助他们的人——所以无可避免接触此类人群的公共服务提供者们,遭遇暴力袭击、诓骗、纠缠的概率远大于其他行业。
话说回来了,你明知他是个烂人,他要看病,你能拒绝吗?
于道德层面——医者父母心啊,见死不救的大帽子可不好受。
于法律层面——首诊医师负责制了解一下?
医疗工作者生来就是帮助别人的,救死扶伤是不管人品的。
那么只有提高犯罪成本一条路了:通过刑罚震慑犯罪分子,看起来很美。
我不是法律工作者,不敢在此方面妄言;但我熟悉疾病,熟悉病人,熟悉一个人罹患疾病后暴露出的复杂人性。疾病有大恶, 在久病之人心理,世界都是罪恶的。
当疾病和社会“弱者”结合起来,一个“完美”的潜在犯罪者诞生了:“老子一生磨难,穷困潦倒;临走也要带走几个!”
“老子这么痛苦,都是你们这些庸医害的!”
“老子命苦,你们这些冠冕堂皇的人,都该死!”
在疾病面前,人的理性是很渺小。
溺水者在遇到救援时,第一反应是死命抓住救人者;不管这样是不是置对方于死地。
更何况我所说的“烂人”, 永远会把自己的痛苦怪罪到他人头上。
在这种职业的结构性风险面前,医务工作者能做的防范其实非常有限。
就算你穿板甲上班,你防得住尾随你到家门的施暴者?就算门诊普及安检,急诊有保安24小时守着?
当防范成本无限增加,医疗效率将极为低下 。
举个例子。
武汉现在所有的医疗机构的急诊部门实行以下防疫政策:所有急诊病人,均需要做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病情太急,急诊外伤太重,需要立即手术的病人怎么办?
一律按疑似病例处理,进负压手术病房,手术者上三级穿隔离衣进行手术。
宁可错杀,不能放过嘛。
而闷在防护服里,在没有空调的环境里做十几个小时的手术,不仅难受,还低效:一个夜班麻醉小组往往能同时开两三台手术,现在只能做一台——负压术间,进去了等做完手术再出来吧。
其他病人,没办法,等着吧。
如果医生对暴力伤医也采取这种严防死守的策略…
曾经坐飞机是没有安检的。1955年11月1日,美联航629次航班发生恐怖袭击,预先放置在行李中的炸弹爆炸,机上44人全部遇难。
然后坐飞机就要安检了。
曾经飞机安检很随意很松散。2001年9月11日上午,劫机者将手枪模型及化学炸药分部件藏在行李中带上飞机,几个小时后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世界的运行轨迹。
从此机场安检成为极精细极耗时间的time killer。
曾经坐地铁也是不用安检的。1995年3月20日日本东京地铁内,奥姆真理教邪教徒释放沙林毒气,造成13人死亡及5,510人以上受伤。
从此地铁安检在世界范围兴起。
曾经,全国各大城市的公交车是没有什么安全员的。2009年06月05日,成都市一辆牌号为川A4956的7路公交车上,被人为纵火,造成27人遇难74人受伤。
此后,国内大城市(如北京)的公交车上都配备安全员。
曾经法院也是不用安检的。2013年4月19日,广东某法院开庭审理一起离婚案件时,被告突然向原告丢出自制爆炸物,并用水果刀将原告刺倒在地,致原告死亡。
所以现在法院也要安检。
这个世界上,你性情温和,待人和善,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事,一辈子都是恬淡如水;但你永远不知道,在你和其他人共处一地的公共场所,有没有那么一小撮极端者,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把恶意和死亡洒向无辜的人。
很遗憾,中国的医院已经完全符合设计安检的基本要求: 公共场合、人流量大、潜在恶意者出现概率大。
作为人生大部分时间将在医院度过的医务工作者,我当然支持设立安检。至于安检造成的不便和时间耽搁,没办法,是安全必要的成本。
毕竟社会就是这样, 部分人做恶的代价,所有人来承担。
别指望了,现在彻查死路一条。
当初马科长说出别问了,别问了的时候你们说人家高情商,保护了当地的煤矿工人,现在说这句话的机会到了江苏省委调查组身上。
脉络早就理清了,是不是拐卖,是;为什么没人举报,因为整个地方都把这事当成和吃饭呼吸一样自然,整个地方都是知情人,你们能把整个地方人全抓了?你们心里装着九州万方,人家地方心里只装得下县城。
这个时候,徐州只能求你们了,别问了,别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