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一个在成都长大的外省人,讲的就是没有什么地方词汇的“铁路四川话”。其实成都作为副省级城市里外来人口比例仅次于深圳的城市,还能维持90%的方言率,靠的就是“融合”,而不是保护,地方方言靠“保护”,这种保守主义的方式是不可能“维持”的。
其实不要说老成都话,老北京话现在又有几个人北京年轻人会说呢?我作为一个民国四川史爱好者,看当时的方言报刊(比如《活路》),或者李劼人的小说,就知道成都当时作为一个三四十万人的中等城市,长期受外来官员与少城的满人影响,方言词汇量相当有限,“官话”程度一直很高,比如被四川老乡炸死的成都人良弼,在练兵的时候,就因为特别能摆龙门阵,而又讲一口奇怪的川普,被人笑话。
本楼很多所谓“老成都话”其实是抗战开始后,成都开始吸收四川其他地方方言形成,有些甚至是驻蓉美军的洋泾浜,形成时间也不长。语言本来就是一种常态变化的存在,尤其是能否迅速接受新生事物,妄图维持活化石其实毫无意义。
而现在西南官话能够维持决定性因素,首先是依靠中国十大城市里,属于西南官话区的有三个:成都重庆武汉,比其他任何一种方言都多,这三个城市最近的“外来人口”多数也是从西南官话区里来的,人口基数大,城市人口多,让这门方言有机会发展下去。
现在西南官话还保留一定活力,反而是本答案种某些人深恶痛绝的“通用化”,西南官话最近20年确实产生了很强的“内部同化”。次方言片的特色消失较快,我大概10年前就听不少遂宁和资阳的朋友说年轻人口音“成都化”。我前不久去独山,发现当地做生意普遍会说本地话和被他们称为“贵阳话”,但我作为成都人能够无障碍交流的“通用西南官话”。同样这种大方言片的扩张可以很好的减少片区内部小方言片跳过大方言片,去学普通话的问题。
有了若干大城市做据点,那么在现在快手和抖音这类短视频扩散的支持下,很多常年居住在外地的本方言片居民也可以继续维持自己的方言习惯,这比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老头为了让子孙会讲四川话,非要在北京找四川保姆可便宜多了。同样这种基本在大城市生产的短视频,造成成渝片内部东西两个方言小片迅速接近,更加强成渝片这类强势方言片向小片地区扩张的能力,比如现在绵中南山或者南高这种跨区域招生的中学里,学生口音基本上偏向成都或者重庆了。
所以我觉得保护与否其实根本不重要,在现在全国流动性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有基础的自然会发展,该消失的自然也别想挽回,至于西南官话,我倒是一点都不担心。
18世纪,北京话在奉天府(沈阳)、锦州府 取代了原本一直通行到明末的昌黎话(由满文《三国志》对音可证)。
奉天府的北京话,是现代东北话(哈阜片~大碴子味)的正源,当时的沈阳话是大碴子味(饿=ne),跟近代闯关东之后受胶辽官话强烈影响的“曲么菜味”沈阳话不同。
锦州府的北京话,是现代锦州、葫芦岛、秦皇岛几个区县(秦锦片)的正源。秦锦话从锦州府扩张,在卢龙(永平府城)取代昌黎话的时间应该晚于锦州,具体时间不明,可能是19世纪。秦皇岛由于形成市区的时间已经是近代,一开始就是说秦锦话。
18世纪的北京话另有两个分支:顺天府(北京)& 承德府。朝阳、赤峰的建置虽源自承德府,但近代受移民(主要是汴宋官话)影响形成的单元音化“干面子味”跟承德已明显不同。
了解了昌黎话之后,越来越发现,现代东北话虽然音系在17~18世纪被北京话洗掉了,但是词汇却可能有相当大的数量,是从明代辽宁(昌黎话)继承下来了。几个最基本的例子:
A、“没”的两个声调—— mei4来 vs mei2钱;
B、嗯呐,来自上古燕国【诺】(na:k),昌黎话最大特征;
C、唠嗑;;;D、屯里、屯下、老屯、XX屯 等等“屯”相关词汇;;
E、扔=leng,这个词原本以为是胶东话影响,现在看来是明代辽宁继承而来。
F、朝鲜朴氏=piao,这个很可能说明,丹东在明代并不说胶东话。
等等等,还有很多很多。
现在觉得,东北话的历史纵深一下就不一样了,
他全面融合了 幽州(北京)、平州/营州(卢龙/昌黎)、登州(牟平/蓬莱)的文化厚度,
近代在黑土地上,迎来了空前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