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英语中十一、十二用eleven和twelve？ 第1页

简短版：

日耳曼语的与众不同的11、12出现于与其他印欧民族分化后，它们的词形替换了原有的规则的构词形式。这个特殊形式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和未知语言接触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完全自发的。

至于古日耳曼人原本只能数到10、古日耳曼人用12进制、古日耳曼人和腓尼基人接触，都是不太可能的猜想。

我不是第一次回答这个问题了，上一次的答案在这里。因为旧答案主要内容是反驳，这次我决定简单讲讲我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平心而论，这是一个非常外显的问题，可能大部分小孩子在英语学习过程中都能发现thirteen至nineteen的结构逻辑更规则、易懂，而eleven和twelve则不知所云，最多是能从twelve的tw字母组合中联想到two。然而这个所有人都注意到的问题却迟迟没有一个合理的答案，甚至悲观地讲，我认为我们最终能够得到的只是一些猜想，其中一些也许比另一些更合理，但我们永远也无法找到证据来证明。不过历史语言学的大部分理论最终宿命可能都是如此，只有时光机的发明才能力挽狂澜...

扯远了，现在重归主题。

一、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明白eleven和twelve的构词到底是什么，这个并不是秘密。语言学家们通过比较同族语言的词汇，得到了*aina-lif 和*twa-lif 两个形式，分别对应原始日耳曼语种的11和12。虽然这两个重构形式并非全无争议，但在词缀*-lif 表“剩下”义上，词源学家们没有争议。因此日耳曼语中的11和12原本的意思就是“还剩下1”、“还剩下2”，从数量上我们可以明白，所谓的“剩下”是针对10而言的。

11 = 10 ＋ 1，这个算式本来就是在印证——古日耳曼语数词仍然是10进制的^[1]。古日耳曼语12进制说并不新鲜，早在1883年Kluge 的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里面，旧提到了“这显然^[2]是12进制的残留”。另外一些杂乱的证据也被卷入论证，比如：一些日耳曼语的20 - 60的形态和70及以上有所区别，比如Goth. saihs-tigjus, sibun-tehund；Oe. sex-tig, hund seojon-tig；现代日耳曼语文本中出现的数量为120^[3]的long hundred。还曾经有人^[4]将日耳曼语的“疑似12进制”扯向可能相关的60进制，然后和苏美尔语相结合，这个级别的联想，已经可以勉强迈入知乎民科大堂了。

网络上也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解释，那就是古日耳曼人原本只能数到10，11和12都是在他们和其他印欧部族分离开来后慢慢形成的。这个解释存在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它不好解释为什么日耳曼语里面保留着印欧语*ḱm̥tóm 100的直系同源词*hundaradą，而且数量依旧是100 ——如果一个计数系统，再未能有效表达11和12之前，就有了表达100的方法，这是很反常识的一件事情^[5]。针对这个问题，有一种解释是*ḱm̥tóm 在PIE中曾经只是“大数量”的意思（Lehmann引用过这种说法），但这个解释的严重缺陷在于，没有任何一个印欧语用*ḱm̥tóm 的衍生词表达除100以外的其他数量（仅有亚美尼亚语harywr 100 是个词源不明的词），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立场认为*hundaradą = 100 是日耳曼语分化之后才固定下来的。

那么似乎坚持11、12是重新创造的新词的人只能认定——古日耳曼人从印欧部族分离之后，集体失忆，忘记了11到99的数词，但唯独还记得100。之后，他们重新填补了失落的记忆，通过造出*aina-lif和*twa-lif 这种拼接怪的方式...

这是否符合逻辑，结论不言而喻。因此我更倾向于11、12这两个数词在日耳曼语中的特殊构造的来源是替换而不是填空。这其中的区别在于，如果是填补空缺，那么这两个数词的逻辑便非常容易解释——古人当时没有意识到剩下的数量的必要性，而在数词使用愈发频繁后，11和12的构词逻辑就因为冗长而被抛弃了；但如果不是填空，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有什么必要用不规则的形式替换掉规则的形式呢？

二、什么时候？

这个问题，于11和12的词源研究息息相关。只要横向比较，我们就能发现所有的日耳曼语中11和12都是同源词，而且和所有其他的印欧语都不同，立陶宛语除外。立陶宛语的情况是11-19全部由n+lika组成，比如vienuolika 11，dvylika 12，devyniolika 19。其中的-lika 原本是likti（比较拉脱维亚语likt），含义也是“剩下、留下”，但词源是印欧语*leykʷ-，和*-lif （*leyp-）并不相同。Comrie（1992）^[6]只提到了波罗的-斯拉夫语里面有两种构型，一种是只属于立陶宛语的，另一种则是更普遍的“n on ten”型。他也仅提到了立陶宛语的情况和日耳曼语的相似（though it is similar to the formation of 'eleven' and 'twelve' in Germanic），并没有讨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过无论如何，仅仅是立陶宛语一种非日耳曼的印欧语有类似的数词，无法作为这类型词可以追溯到原始印欧语时期的证据。^[7]

基本上我们可以认定，日耳曼语中11、12的非寻常构造是日耳曼语对于印欧语来讲的创新^[8]，而它在所有语支中都有所保留，说明这个创新发生在日耳曼语继续分化之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

三、为什么？

现在必须要尝试解释为什么日耳曼语要在和印欧语分家之后用新的形式替换掉原有的11和12这两个词。首先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个替换是自发的。为了验证这种可能性，我的想法是考察自发的（印欧语）数词变化的类型。我之前根据二手资料统计了192种印欧语的数词，然后发现虽然总有一些数词被其他形式替换掉了，使得整个原本规律的系统中出现不和谐的元素，但日耳曼语的11和12很难被归类到类似的变化中。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发生词汇替换的往往是一个序列末尾的数词，比如拉丁语的18、19，因为离着20近，成了减法形式。类似的情况在伊朗语族里也经常出现，往往被替换的是19或者29（变成20 - 1、30 - 1的形式）。

第二，被替换掉的数词总是要体现出不同的运算法则，正如第一条原因中的减法数词，以及凯尔特语中的一些乘法数词：威尔士语deunaw 18（2 × 9），不列吞语triwec'h 18（3 × 6）。以及除法，比如威尔士语hanner cant 50 （半百）。而日耳曼语的11、12，内核仍然是加法，即便词素中出现了“剩下”，这其实是将等式10 + 2 = 12改写为12 - 10 = 2 而已，这其中的区别不如用了完全不同的运算法则的情况明显^[9]。

所以我倾向于不接受日耳曼人自发地替换掉了这两个数词，但这确实是一个不能完全被排除的情况。类型学也只能解释“什么情况更可能”，但排除不了特例。

那么该如何归因呢？一个比较吸引我的解释是日耳曼语底层语言假说（Germanic substrate hypothesis）。这个假说的主要内容是，假设一个被日耳人征服的民族的存在，他们的语言作为底层语言，逐渐将词汇渗透进日耳曼语，然后消失了。这个理论可以解释很多日耳曼语与众不同的地方，也可以解释日耳曼语中无法对应上印欧词源的词汇（其中有很多与农耕有关的技术词汇，参见Kroonen^[10]）。我们当然也不能忽略：11和12本质上也是无法对应上印欧语数词的词汇，它们出现的时间也和这个假象中的语言接触的时间温和，完全可以把它们也纳入考量。

在这里我直接复述我之前回答中的内容：“我的猜想是，与原始印欧语向日耳曼语演变过程中与之接触，并贡献了11、12特殊的形态的语言，有可能并没有相对完善的数字系统。他们可能只能数到10，并且最多延伸到“one left over ten”和“two left over ten”，以表达11和12（因为12对于农业来说是相对重要的数字，用以记录月份）。这是我能够想到的唯一一种赠与语言（donor language）唯独贡献了两个构造模式，却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数词形态的可能性。”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为什么日耳曼语的11、12与众不同的全部解读，这是我个人认为逻辑上最通顺的解释，唯一缺点在于这个所谓的日耳曼语底层语言的存在本身成谜。但即便是这个猜想中的底层语言，在我个人看来也比“日耳曼语受到腓尼基人/苏美人语言的影响”来的靠谱些。

参考

1. ^ 有关这一点，我已经在之前的回答中论述过，详细的内容请移步。
2. ^ 我们会发现，这一点不显然。
3. ^ von Mengden（2005）告诉我们，long hundred出现时间很晚，数量也不是精确的120。
4. ^ 感兴趣的可以去von Mengden, F. (2005). How myths persist: Jacob Grimm, the Long Hundred and duodecimal counting.这篇文章里看。
5. ^ 诚然，不少语言显现出了“超数”（overcounting）的现象，意即先一些数量较小的数词是建立在数量较大数词的基础上的（比如通过作减法的方式）。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是拉丁语的18 duodeviginti 和19 undeviginti。但100和11、12差距太多，无论如何也不会是这种情况。
6. ^ 见Jadranka Gvozdanovic的Indo-European Numerals，672页
7. ^ 非常感谢@静蓝fallen在评论区的讨论！
8. ^ 虽然叫做创新，但替换结构也是创新，不一定需要平地起高楼。
9. ^ 不过，我不否认这两者还是有所不同的。
10. ^ Kroonen, G. (2012). Non-Indo-European root nouns in Germanic: evidence in support of the Agricultural Substrate Hypothesis. A Linguistic Map of Prehistoric Northern Europe. 239–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