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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纪时的古藏语与汉语已经分离五千年左右,为什么还能帮助拟构比它早两千年左右的上古汉语?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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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應該說,目前所有關於漢藏語共祖時閒計算的文章都是基於詞彙替換的(如有疏漏懇請指正),不論是2019年張夢翰等人那篇、Sagart等人那篇還是2020年Zhang Hanzhi等人那篇,本質上都是基於同源詞的替換,用BEAST來計算的,區別主要在於使用的語種、認定的同源詞、使用的分子鐘假設和替換模型、替換率、標定年代用的具體參照點等。所有這些計算本身都沒有使用音變、語法類型之類的數據(同源詞的認定上面還是會依據音變的)。那麼這樣得出的分化年代(先簡化爲兩種語言,好理解一些)只是語言中詞彙實際分化的平均年代(因爲分化後各自又發生詞彙替代)。

實際的語言分化,假設語言A、B祖先自一次主要的分化事件 t₀ 分開,那麼在分化事件之後如果一方或雙方有了和其它語言(比如語系外的語言)混合的事件,導致詞彙替換明顯多於自然演變,則我們從今天的語言算出來的時閒 t 會早於 t₀ 。而如果分化事件之後的一段時閒A、B之閒又有了接觸,導致了相互閒新的借詞,那麼可能把計算出的分化年代 t 算得晚於眞實的 t₀

對於漢藏語系,我們可想象,漢、藏分離之後又各自混合了很多其它族羣的遺傳成分和語言成分(比如漢混合了苗瑤、僮侗和阿爾泰成分,這點從語法上有跡象,雖然也不能定論;藏的祖先混合了高原上的採集狩獵羣體),而漢藏之閒的接觸從已知的歷史和攷古來說應該比上述和外羣體的接觸次要一些。那麼我們用詞彙替換方法算出來的時閒 t (不論5900年、7200年還是8000年前)應該是早於實際分離年代 t₀ 的。如果硏究者嚴格剔除了晚近的漢藏語系內借詞(以我所知張夢翰等(2019)依據的Matisoff的庫剔得並不嚴格),則這個算出的 t 就應該更早。(語系外借詞經常會被處理爲語支自己的創新而未被剔除。)

還有一些詞彙,比如“鐵”(*hliːk > thet),根據歷史和攷古,明顯是戰國到秦纔傳開的,藏語的同源詞(homolog,我說的“同源詞”含借詞和分化詞)*ɦljags > ltɕags(如有錯請指正)就只能是上古中晚期的漢語借詞了,這種詞的分化年代比語言主體分化時閒 t₀ 更晚,但仍有助於我們構擬上古漢語(晚期)讀音。

綜上,目前文章算出的漢藏分離年代 t 大概率都早於漢藏語言實際的主體分化時閒 t₀,而一些詞(比如可能的周人從羌人帶來的詞彙(目前還沒見誰仔細整理過哪些詞可能屬於這類,甚至有人說第一人稱代詞 ŋa 也是這段時期的借詞)和春秋戰國以後的文化詞)比語言分化時閒 t₀ 更晚。如果是對於只有兩三千年前的漢藏閒借詞來說,用於構擬上古音,應該就還能用了。而區分借詞和直同源詞(ortholog,即隨語言分化而分開演化的詞)的工作恐怕只能慢慢來了,不知道現在有沒有人能把漢藏同源詞按音韻對應來分層,就如同把漢越借詞、漢白同源詞、閩語漢語詞分層一樣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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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到郭锡良的原文[1]

[...] 难道设想的公元前四千多年的共同汉藏语到公元七世纪的古藏语“行、走”义动词,近五千年之间竟然还能保存共同汉藏语的原貌(或者说基本面貌吧)[...]

从审稿人的视角,这句话有两个问题。首先,声称“共同汉藏语”于公元前四千多年前(存在?产生?分化?)完全没有给出任何参考文献。作者说“设想的”只能理解为自己的猜测。如果是自己的猜测,按规范应该给出猜测的理由,可以在脚注说明,或者引用自己之前的相关文献。第二个问题是行文语言过于随意,使用“吧”这样的助词不是现代学术语言,除非你是赵元任。对于这篇文章有关语法化的讨论我没有什么看法,不过作为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论文,可能审稿环节出现了些问题,比如在引用规范、致谢规范上(脚注*中的致谢完全没有提到一个具体的人名)和行文上,都应该作出较大的修订。

相反Zhang Menghan et al (2019)[2]得出的距今5900年的结论,是通过计算得出的,是可以验证的。所以Zhang (2019)的5900年前和郭的6000多年前不能比较。虽然两个数字相差不大,但不是同一个概念。


下面开始谈一下题主的问题。题主问“为何古藏语可以帮助构拟上古汉语”。答案是上古汉语的构拟不应该被古藏语直接帮助,或者更广泛地说,不应该迎合其它汉藏语系语言,或者受到其它汉藏语系语言的影响。道理其实很简单,题主的目的是构拟上古汉语。正因为我们是在构拟上古汉语,我们应该专注于汉语内部的材料。包括古代文献、现代或者已有记录的汉语族语言、以及周边语言的上古汉语对音和借词。

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原始汉藏语,这个问题就要另说了。我们目前对汉藏语系的了解程度远远达不到构拟原始汉藏语的程度。在这里就不谈了,可以参考我过往的一些回答,如这里,和这里,以及这里


现在来谈一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题主所提的问题可能隐含着一个更深层次的疑问:我们在构拟原始语言时,能否使用不同时期的语言材料,比如说在很年轻的语言中找到现象,并构拟到原始语言中呢?

很多人可能这么想问题:已知有两个语支,语支A有a, b, c三种语言,语支B有d, e, f四种语言。那么我们应该先把原始A构拟通过比较a、b、c出来,然后再把原始B通过比较d、e、f构拟出来,再比较原始A和原始B,从而构拟出最终的原始语。这个想法很有逻辑性,我们当然需要仔细了解每个语支的变迁,因为这对构拟原始语是有好处的。不过,构拟语言的实际操作永远不是如此教条的。教条的方法会让研究滞后,效果也不会比灵活的方法好。这就又让我想起了那篇Song (2014)[3](可以看看这里)。

Song (2014)的脚注18中写道:

As an anonymous reviewer pointed out the chronology of WT and OC is not the same, as the former has a much recent time depth of seventh to ninth century. When using the WT data for the purpose of comparative reconstruction, this problem always deserves out [sic] attention.
正如一个匿名审稿人指出,书面藏语和上古汉语的时间不一样,前者更年轻,大约在七世纪到九世纪。我们在使用书面藏语的数据进行构拟的时候要注意。

“要注意”是一个百搭的建议,我们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都“要注意”。关键是注意什么。如果这位审稿人和Song (2014)都认为,古藏语和上古汉语不能相互比较,只因为他们的时间不同,那么他们就是错的。向柏霖曾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解释了这一点[4]

Comme le sait n’importe quel étudiant en indo-européen ou en sémitique, on observe plusieurs cas où des langues à attestation ancienne sont moins conservatrices sur certaines points que des langues récemment attestées, et qu’ainsi toutes les langu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oivent être prise en compte:
(a) l’akkadien a perdu quasiment toutes les consonnes ‘gutturales’ du proto-sémitique (*h, *ʔ, *ʕ, *ħ etc) et confondu les fricatives interdentales *θ et *ð avec *ʃ et *z respectivement, et conserve donc moins bien le système consonantique du proto-sémitique que l’arabe ou même les langues sud-arabiques modernes.
(b) le hittite (attesté au second millénaire avant notre ère), malgré certains archaïsmes indéniables, a perdu la triple opposition des occlusives (reconstruites traditionnellement comme sourde, voisée simple, voisée aspirée) qui est pourtant préservée, sous une autre forme, en germanique moderne et en grec moderne.
就像印欧语或者闪语的任何一个学生都知道的,我们观察到许多情况中,古老的被记录的语言还没有晚近被记录的语言存古。因此,所有的语言,古老的还是年轻的,都应该被考虑在内:
(a) 阿卡德语失去几乎所有原始闪语的“喉音”声母(*h, *ʔ, *ʕ, *ħ 等),并且混淆了齿间擦音 *θ/*ð 与 *ʃ /*z。因此并没有阿拉伯语和现代的南阿拉伯语在辅音方面更加存古。
(b) 赫梯语(公元前2000年前被记录),除了有一些不可否认的存古现象,失去了塞音的三分对立(传统上构拟为清、浊、浊送气),然而在现代日耳曼语和现代希腊语中以其它形式保留了。

所以,我们在构拟语言的时候,也不能放过非常创新的语言,可能这些语言中有那么一两个地方是极其存古的。记录于三千多年前的上古汉语和记录于公元七世纪的古藏语,对原始汉藏语的构拟都有一点点贡献。虽然我们会奢望它们被记录得早一点,但我们改变不了历史,所以有什么材料,就干什么活儿比较好。

正在写到这里的时候看到了 @H Zhang 的回答,感觉他解释得也很清楚了,尤其是有关题主的问题①,我的看法是一样的,为什么一些语言比另一些语言存古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应该探究的是它们在哪些方面存古。

参考

  1. ^ 郭锡良. (2005). 汉语介词 “于” 起源于汉藏语说商榷. 中国语文, 4.
  2. ^ Zhang, M., Yan, S., Pan, W., & Jin, L. (2019). Phylogenetic evidence for Sino-Tibetan origin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Neolithic. Nature, 569(7754), 112-115.
  3. ^ Song, C. (2014). Stop codas in Old Chinese and Proto Sino-Tibetan: A lexical diffusion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 96-135.
  4. ^ https://panchr.hypotheses.org/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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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挺严重,但是轮得到美国来说三道四吗?

真实人数是报告的2到5倍,那美国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不然灯塔的光芒何在?此时不拉拢印度联合对抗中国,还有更好的时机吗?(狗头)

虽然印度在3月下旬已暂缓新冠疫苗出口,但到4月中旬,印度数个邦仍出现疫苗短缺的情况。印度目前主要使用的阿斯利康疫苗和本土生产的Covaxin疫苗都处于库存不足的状态,数百家接种中心因此关闭。在继续开放的接种点内,疫苗存量也只够维持一两天的接种量。
据悉,目前,印度政府将扩大疫苗接种范围当作“救命稻草”,但美国却正在限制对印度的疫苗原材料出口。
印度媒体20日发布的报道称,如果美国不为印度提供37种关键原料,印度的新冠疫苗生产线将在几周内停工。

不仅见死不救,还要限制原材料出口,这是要赶尽杀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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