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悲剧对中国有怎样的警示？ 第2页

当下，印度已经变成人间炼狱。

过去我们对疫情认识的上限还停留在——最恶劣的情况就是医疗系统被击穿。谁也没想到，这个上限上面还有更可怕的上限，就是连丧葬系统也被击穿。

很不幸，印度目前恰恰就处于医疗系统、丧葬系统双双被新冠病毒击穿的状况。

最近，我们在媒体上看到了很多令人震惊的画面，比如印度殡仪馆尸体堆积如山，让焚尸炉的金属件都被融化了，大量的尸体积压无法处理，人们只好在野外用柴火来火化尸体。但是需要处理的尸体太多，柴火也迅速短缺，一开始还是一堆柴火焚烧一具尸体，现在变成一堆柴火焚烧多具尸体，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印度疫情的惨烈。

无人机拍摄印度野外火化尸体（来源：路透社）

根据印度最新公布的检测数据，最近3天确诊病例突破100万。这里必须要强调一下——目前印度确诊病例暴增还是在检测范围没有扩大情况下的增长！

印度每天检测数量只有一百多万，就这样的检测基数，确诊病例却节节增长，现在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4万，确诊率接近30%，所以外界普遍认为，印度现在感染人数已经达到4亿，至于具体死亡人数，恐怕要在印度卫生部门公布的人数后面再加一个0。

印度这个国家基础设施条件还是太薄弱了，同样是医疗系统被击穿，欧洲发达国家的表现也就是床位不够用，呼吸机不够用，而在印度，连医院收治病人的氧气都不够用了！这必然导致印度确诊患者死亡率大大超过欧美发达国家。

新冠疫情已经折腾全世界一年多了，在现在看来，控制疫情其实只有两个办法。

方法一，在前期让收治速度快于病毒传染速度，具体办法就是应测都测，应收都收。中国早期就是采用这个办法，但是这需要很强的基层执行能力。目前除了中国，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备这个能力。

方法二，让疫苗接种快于病毒传播速度（或者病毒变异速度）。具体办法就是为民众快速接种疫苗，尽快形成免疫屏障。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基本都是采用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需要有足够多的疫苗，这就需要考验一个国家的疫苗生产能力以及对外采购疫苗的财力。

印度情况比较麻烦，它既不具备应测都测，应收都收的基层执行能力，也不具备生产储备足够多疫苗的能力，庞大的人口基数，病毒的快速传播，让印度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病毒培养皿，更倒霉的是，印度还陆续在民众中接种疫苗。

印度注射疫苗（来源：新浪网）

本来民众能够接种疫苗是好事，但是在印度，好事也能变成坏事。

截止到4月20日，大约有1.1亿印度人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这仅占印度总人口的8.09%，与此同时，只有1750万人接种了两剂疫苗，这只占总人口的1.29%。

少量疫苗接种不但不能形成免疫屏障，反而因为庞大的感染基数，导致病毒产生了可怕的变异。

现在印度已经产生一种B1.617变异病毒。这是印度出现的240多种变异病毒株中危险性最高的一种，相较于原始新冠病毒毒株，它的传染性和存活率明显增强，甚至现有的疫苗都对它不起作用。

根据目前的研究，双重变异病毒B1.617中的一个E484Q突变，使得病毒的传播性变得更强，据说更容易感染给年轻人和儿童；另一个L452R突变可以帮助病毒逃避人体的免疫反应。这两个突变结合在一起，就让病毒同时具备了强传染性和高致病性，且极有可能逃避现有新冠疫苗的免疫作用——据印媒报道，四月就有打过印度阿斯利康疫苗的印度医护人员出现群体感染。

另外，爆发疫情的印度现在一点儿都不冷，多个地区进入三四十度的高温天气，这意味着这种病毒可能已经突变出了耐高温特性，可以在盛夏季节大肆传播。

你看看，印度这个庞大的病毒培养皿培养出的变异病毒简直强悍得不可思议，它不但传染性更高、致病性更强，还可以耐高温，能躲避疫苗的免疫屏障，简直就是一个杀不死的魔鬼！

更麻烦的是，根据http://outbreak.info网站在4月15日发布的线上报告，2月和3月的印度新冠病毒感染者采样中，这种可怕的变异病毒在确诊患者中占比24%。

所以，现在来看，虽然发达国家拼命争夺疫苗的这种行为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显得很冷血、自私自利，但是站在发达国家本位主义立场却是有一定道理的。

新冠病毒确实是人类历史上遇到的最可怕的病毒，即使人类研制出疫苗，如果不能快速接种，尽快形成免疫屏障，一旦让病毒变异速度超过疫苗接种速度，那就是一场灾难！

去年，英国与美国一开始也是搞群体性免疫，也陆续出现了变异病毒，但是这两个国家毕竟是老牌发达国家，在疫苗研发、生产甚至争夺上占尽优势，目前两国疫苗接种率都超过30%，已经初步构建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屏障，所以疫情慢慢得到了控制；而抄袭英美作业的印度、巴西就比较惨，不但前期确诊死亡一大堆人，现在疫苗接种也完全跟不上病毒变异速度，酿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将中国和印度抗疫情况进行对比，就可以得出：印度这个号称皿煮制度典范的国家被秒的连渣都不剩。

具体请参考回答3 天内近 100 万人确诊，如何看待印度这波疫情发展？是什么让印度疫情刹不住车？ （以下为回答的内容）

1 贫瘠的物质基础

去年3月，印度疫情爆发之后，印度政府也效仿中国进行了严格的封城来管控人员流动。当时我们看到了很多报道——大批警察出动执行封城令，对于违背封城令的人群一律棍棒伺候。

印度警察执行封城令（来源：新浪网）

但是，这个封城令执行没多久就放弃了，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我们以中国为样板比较一下，为啥中国执行封城令效果就很好，而印度就执行不下去呢？

首先是客观原因——中印两国物质基础差别极大。这一点可能被很多人忽略了，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

先说说住房。

2018年中国人均居住面积是36平米，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据，在全世界都能排进前6——也就是说，中国人均居住面积比很多发达国家水平都要高。

而印度人均居住面积还不到9平米（2018年统计数据是8.9平米），特别是贫民窟的贫民，不但居住环境极差，而且非常拥挤，就像养鸡场一样。

印度贫民窟（来源：澎湃新闻）

我们不说贫民窟，就说这个人均不到9平米的居住条件，可能现在80后90后的年轻人没啥概念，你们可以去问问父母，人均不到9平米居住是啥体验？

我小时候就有这种体验。

三口之家，人均8平米，就是一间24平米的通间，这样的房子里除了两张床，一个餐桌，几个柜子就再也放不下任何东西了，什么独立的厨房、卫生间想都不要想！

这样的房子除了吃饭睡觉是留不住人的。我们放学做完作业之后都要往外跑，或者去公共空间玩耍，或者去邻居家窜门。所以上个世纪70—80年代，中国人邻里关系特别好——相互经常串门嘛。

现在我看到媒体经常怀旧，说现在的邻里关系远不如过去，其实原因也很简单，现在中国老百姓房子变大了，能留住人了，大家不用相互窜门了，邻里关系自然也大不如前了。

所以，中国封城之后，全国老百姓都能安安静静呆在家里，还能在家里组织家庭成员搞各种娱乐活动，这就是我们人均居住面积36平米的物质基础。

反观印度，人均只有8.9平米的居住面积，这样的房子执行居家禁止令与坐牢差不多——好吧，中国标准监狱就是按照人均8平米设计的。

要执行居家禁止令，家庭储备食品的能力也很关键，所以，冰箱就是必备品。

根据统计局数据，2019年中国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冰箱拥有量为98.64台，城市家庭是每百户拥有冰箱102.51台，差不多属于家家户户的标配，所以中国家庭储备食物的能力很强。

我记得去年执行最严格的居家禁止令时，小区出入需要通行证，每户只允许每两天有1人出入小区去采购食物，其实这种采购一般都是买点新鲜蔬菜与肉类，就算一周不买也不会出现食物缺乏。

但是印度就差得太远，2018年印度官方统计数据，印度家庭仅有29%的家庭拥有冰箱。也就是71%的家庭没有冰箱。

印度气候炎热，家里没有冰箱怎么储备食物？所以印度要执行居家禁止令是很难的，如果一定要强制不准老百姓外出，那是会大面积饿死人的。

除了吃与住之外，娱乐也很重要。

中国家庭彩电是标配，每百户家庭拥有彩电是128台；宽带用户超过17.82亿（很多家庭接几条宽带），呆在家里可以看电视，可以上网，加上中国发达的电商系统，连购物都不耽搁。

印度只有40%家庭拥有电视机，6%家庭拥有电脑或者笔记本电脑，宽带用户只有7.76亿户，将近一半家庭没有网络，最麻烦的是，印度电力供应很差，不但大量农村家庭没有电力供应，城市家庭也经常停电。

随便说一句，印度很多农村家庭、城市贫民窟家庭是没有自来水供应的。

最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中国人储蓄水平很高。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2019年中国储蓄率为47%，远高于26.5％的世界平均储蓄率，也高于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020年中国人均储蓄大致是6.67万元左右，如此高的储蓄率是中国人能够执行严格居家禁止令的经济基础。

印度其实储蓄率也不低，2018年是30%左右，但是印度基数太低，人均存款只有中国的14%，对于底层贫困人群而言，基本就是手到口到，每天不工作也是会饿死人的。

而中国贫困人群却有国家两不愁三保障兜底，吃饱穿暖是没有问题的。

发达国家虽然物质基础也很强，但是发达国家一般储蓄率很低。以美国为例。2018年美国居民储蓄率只有7.6%，1/4的家庭没有任何存款，甚至不能承担额外400美元的开支（2019年美联储统计数据）。

所以发达国家执行居家禁止令也很痛苦，美国可以依仗美元霸权印钞给居民发钱，这样的模式是其他国家无法效仿的。

所以，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只要执行居家禁止令，没过多久就会引发民众的大规模抗议，这不仅仅是欧美民众自由散漫的问题，更为重要的还是经济上的问题。

现在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假设中国也是与印度同样的物质条件——人均居住面积只有8.9平米，71%家庭没有冰箱，60%家庭没有彩电，近一半家庭没有网络，家里没有自来水，还经常停电，最为关键的是，很多家庭没有存款，那么即使国家出台严格的居家禁止令，能达到去年那么好的效果吗？

所以，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一个印度医生在推特上发表的言论我是很认同的：

“能保持社交距离是种特权，说明你家有足够的地方隔离；能洗手是特权，说明有自来水；有洗手液也是特权，说明你有钱购买它；禁足不出门也是特权，说明你有能力不出门工作。防止新冠病毒传播的大部分方法都只适合富人，但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由能够在全世界各地到处飞行的富人传播、最后却害死数百万穷人的病症……”

所以，感谢新中国，感谢改革开放，没有过去几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没有今天中国强大的物质基础。

2 薄弱的文化底蕴

其次是文化的问题。

文化这个词听起来很玄，但是它却对人的行为模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

中国文化里最强的基因就是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这方面堪称全球之冠——我这么说是有依据的。

翻开中国历史，基本就是一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斗争的历史。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中华民族的解题思路是什么？

筑城！

沿着边境线修一道万里长城！

这样的解题思路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大手笔！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古代修筑长城不是某个统治者的意志，而是整个民族的千年共识！

我们的长城从战国时代开始修建，战国之后秦朝接着修，秦朝之后汉朝修……绵延几千年，直到明朝都在修长城。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实际上是明代修建的长城。

来来来，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印度这个学渣的表现。

翻开印度的历史基本也是一部不断被外来民族侵略与殖民的历史。那么外来民族从哪里进入印度呢？

从兴都库什山脉的开伯尔山口进来——不管是亚利安人、波斯人还是突厥人统统是从这个山口进入印度次大陆烧杀抢掠然后开启殖民统治。

兴都库什山脉的开伯尔山口（来源：新浪网）

但是几千年来，对于开伯尔山口这个要害，印度土著愣是没有修建一堵城墙来防御外敌，这都不是不长记性的问题了，而是印度原住民那种根深蒂固的基因——从来就没想过正儿八经的解决问题，反正一切都是随意——你要烧杀抢掠也好，要殖民也好，我都是躺着逆来顺受。

欧洲人比印度要好一些。在欧洲历史上也曾经有一道长城——哈德良长城。这是古罗马皇帝哈德良为了防御英格兰北部野蛮民族的袭扰而修建的一道横跨这个英伦岛的长城。

但是这个哈德良长城全长只有73英里，与我们长城比简直就是微不足道的小儿科。

所以，欧洲人对问题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去解决，但是比较计较投入成本。

哈德良长城（来源：新浪网）

在中国历史上不但长城是个大手笔工程，国内运河更是大手笔工程。

现代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是西方国家进入工业文明之后的作品，苏伊士运河长度不过190公里，巴拿马运河长度只有81公里，而在农耕文明时代，我们就建设了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等三条大运河，全程超过2700公里！

除了运河，我们修水利也是大手笔，一个都江堰到现在是全世界罕见的水利工程。

都江堰（来源：四川日报）

我们用修长城来防御游牧民族的袭扰，用修运河来加强不同地区经济联系，用修大型水利工程来解决农耕灌溉问题——解题都是大手笔大气魄的思路。这种解题思路与模式翻遍其他国家历史是根本找不到的。

所以，在中国的文化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独特基因——遇到问题就要解决，越大的问题越要一劳永逸的解决，哪怕是付出再大的代价。

所以，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只要我们意识到这个病毒的危害性，从管理层到普通老百姓很快就形成了共识——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尽快扑灭疫情。

所以，我们不但断然在武汉执行封城措施，而且在全国执行严格的居家禁止令。中央一声令下，老百姓人人重视并且坚决服从，整个国家如臂使指，迅速扑灭了的疫情。

现在来看，中国模式虽然当时付出比较大的经济代价，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是成本最低的模式，现在全世界都还在疫情的泥潭里打滚，而我们早就是歌舞升平，经济恢复良好。

（来源：光明日报）

而欧美国家人民则没有这个文化基因，虽然政府层面已经认识到了病毒的危害性，但是老百姓却不愿为此付出太大的代价，所以欧美国家封城效果都大打折扣。

印度民众就更不堪，历史上连修道城墙抵御外敌都不愿意，指望民众能自发地重视疫情并且防控疫情更是天方夜谭。

历史上印度土著对于外来侵略者是躺着接受，现在印度民众对于新冠病毒也是躺着接受。这都是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

按：文化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大家还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比如一个喜欢诗词的人，你让他去念一组7位数的随机数字，他一定是按照平仄平仄平平仄的节奏去念，而对诗词没有造诣的人同样是念一组7位数的随机数字，一定是凌乱无规律的节奏。相对而言，前者念出数字更有美感。

中国文化还有一个特点。

上位者特别在乎历史对自己的评价。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士大夫死了之后，后代都会给一个谥号，这个谥号就是后世官方对其一生的评价。

从唐代开始，文人做官之后，梦寐以求希望身死之后能得到一个“文正”的谥号。可惜，得到这个谥号的官员非常稀少，我记得只有范仲淹与曾国藩得到了“文正”的谥号，有了这个“文正”的谥号，整个家族可以光耀数百年。

皇帝也是如此，皇帝身死之后，也会有一个谥号，虽然这个谥号是由其儿子会同大臣共同商定的，但是也不会乱来，中国历朝皇帝的谥号还是基本客观的。

对于老百姓而言，则特别希望为子孙谋福利。在古代，只要能给子孙好的生活保障，很多人是可以牺牲自己的。直到现在，中国家庭为了孩子读一个好学校有一个好未来，很多人都愿意砸锅卖铁吃糠咽菜不惜代价。

以上的现象在其它国家也是绝无仅有的。

比如欧洲历史上的上位者就根本不在乎历史评价，比较典型的就是路易十四的名言——“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上位者为国，普通人为家，联系起来就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最强烈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感。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这种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你翻遍外国历史，是很难找到类似的文化传统的。

正是这种家国情怀与使命感才让我们的历史上不断涌现一批批勇于献身的英雄豪杰——

班超36骑定西域；苏武牧羊十九年持节不屈；耿恭十三将士归玉门；张巡死守睢阳；岳飞精忠报国，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宗泽临死也高呼：渡河！渡河！渡河！

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邓世昌撞向吉野；张自忠慨然赴死；

黄继光以身躯堵枪眼……

这些还是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英烈，其实，没有在历史书上留下名字的更多——

98年洪水灾害前仆后继跳向大堤缺口的解放军战士；脱贫攻坚中牺牲的700多干部；

新冠疫情中在一线岗位牺牲的基层干部与医护人员也有好几百人；

这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与故事在美国、在欧洲是很难找到的。

在印度的传统文化里，既没有家国文化，更没有为国为民牺牲自己的这个基因。

印度开国领袖甘地推广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一个奇葩。在印度整个争取独立的历史中，就没有找到一个为了独立事业牺牲的英雄。甘地虽然独立后被刺杀，但却是被印度狂热民主主义者杀死的，算是内讧。

英国殖民者从头到尾没有碰甘地一根毫毛，甘地在独立过程中倒是有过几次绝食，不过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些绝食丝毫没有影响甘地的身体健康。每次甘地绝食结束之后，立马就可以活蹦乱跳地到外面到处演讲。

印度的文化基因里除了蜜汁自信还是蜜汁自信，与中国文化基因相比差了八条街。

按：印度建国历史详见我的历史文章《印度永远也无法挑战中国》

3 低下的国家治理水平

最后就是国家治理水平的问题。

国家治理是一门非常有难度的学问，管理人数越多，治理的难度就越大。因为人数一多一定会形成各种小团体，小团体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能不能把大多数人拧成一股绳去实现一个目标非常考验国家的治理能力。

中印两国治理能力完全不在一个层面。这个看经济发展成果就一目了然。

中印两国建国时间差不多，建国之初经济基础也差不多，但是70年发展，中国目前GDP规模超过印度5倍！

中印两国GDP对比（来源：快易数据）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仅远超印度，与其它国家相比也是碾压式超越——经济能够保持数十年高速增长，某种层面也证明这个国家内耗最小，国家治理水平最高。

本次新冠疫情就很能体现中国政府的治理水平。

同样是执行封城封国居家禁止令，为啥中国效果很好，而印度甚至欧美国家效果很差？

除了前述物质与文化原因之外，与政府的治理能力也有巨大的关系。中国政府强悍的治理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我们执行居家禁止令是靠基层干部与大量志愿者，而国外就只能靠警察。

这两者差别极大，基层干部与社区志愿者本身就对社区熟悉，执行居家禁止令老百姓抗拒心理没那么强，而且可以把社区疑似患者筛查等工作全部都抓起来，而警察执行居家禁止令只能靠暴力强制执行，老百姓心理上就很反感。

我们能通过基层干部动员大量志愿者参与，这说明中国政府对基层掌控能力很强。

其二，在执行居家禁止令同时，能充分保证老百姓生活物资供应。

这说明中国政府在生活物资供应链组织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而这一点连欧美国家都相形逊色。

以重庆为例。我在重庆商贸委网站查到一组数据。在疫情形势最严峻的2月3日，重庆各大超市粮食、食用油、肉类、鸡蛋、蔬菜、水果、水产品、方便面等生活必需品库销比（库存数量与当日销售数量的比例）分别为38倍、134倍、7倍、7倍、3倍、4倍、12倍、10倍。

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重庆生活物资储备数量和品类丰富，重建的供应链运行良好。

只要生活物资供应有保障，物价稳定，老百姓就不会恐慌。

印度政府对基层控制能力基本就是一个渣，至于供应链组织更是无从谈起。所以，去年印度政府封城令公布之后，印度居然出现一个类似我们“春运”的奇观——大量贫民从城市向农村逃离。

印度贫民逃离城市（来源：新浪网）

其中原因就是印度执行封城令之后，不但贫民生活来源被切断，而且生活物资没有保障，呆在城市是真的会饿死人的。

这种密集的人员流动反而加速了病毒的传播。

最厉害的是，中国政府不仅能保障生活物资充足供应，还能大规模组织基层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在各个社区进行入户筛查，查找潜在患者。

大家不要小看供应链组织以及入户筛查这两项工作的难度。如果说封城封国居家禁止令是让整个社会系统“静”下来，那么供应链组织与入户筛查就是让局部系统“动”起来。

“动”与“静”本来就是一组天生的矛盾，在这组矛盾中寻求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非常考验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不夸张的说，这个在动静之间保持平衡的管理能力全世界只有中国具备。

所以，对于中国老百姓执行居家禁止令大致就是唱着歌，吃着火锅，家里食物有储备，外面物资供应充足，刷着网络看着确诊数据一天天往下掉，自然大家情绪稳定。

而对于印度老百姓而言执行居家禁止令则是家徒四壁，没有收入，没有食物储备，外部物资短缺，也不知道疫情发展成什么样了（印度的数据就是一个谜），自然心理恐慌，急于外出去发泄情绪。

4 四个自信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之前的话题——印度疫情为什么会失控？

简单的说就是印度物质基础不行，文化底蕴不行，国家治理水平不行，所有不利因素都凑到一起，更悲催的是，印度人口基数是10亿，这个规模在数亿人感染情况下，庞大的人口基数让印度成为一个超级病毒培养皿，最后发展出各种病毒变异品种，催化了整体疫情失控。

从上述分析来看，印度疫情失控是一种必然。即使印度政府不作死搞各种大型人群集会，最后失控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经历了新冠疫情这张魔鬼考卷的测试，特别是对比了印度甚至欧美国家民众与政府交出的作业，现在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四个自信——

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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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定不移的，持续的破除迷信。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规模扫盲的同时，还在不断的破除封建迷信。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乡镇还不断组织村民观看科教片，就是教村民看破一些很传统又很LOW但又骗人无数的一些迷信戏法。

最典型的就是告诉老百姓，有病要相信医学，而不是不是巫术、道术之类的玄学。

长大之后我却发现，好像只有中国才那么坚定不移的相信科学。

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哪怕是一些科学家，也对宗教有一种蜜汁崇拜。

结果大家也看到了，这次新冠，欧美国家的公众反智程度简直跌破人的眼镜。

印度就更不要说了——药都不吃，喝牛尿。

不过，迷信这种事情，最近有点死灰复燃的感觉。

尤其是在乌烟瘴气的娱乐圈。

所以反迷信是一个持久战啊。

1、摆脱封建迷信非常非常重要！神仙不治病、牛尿也不治病！

2、工业能力非常重要！

3、组织能力非常重要！

4、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统一全局，压制派系利益。

5、各级领导一定要下过基层，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

6、依靠群众、引领群众、组织群众！

7、扶贫很重要。

8、教育公平很重要。

一个国家穷人太多，缺少教育的人太多，富人也别想好过，有本事印度富人别跑。

9、防疫依然很不可松懈，是个长期的任务。

10、紧跟病毒变异的发展形势，疫苗研制与时俱进。

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

中国和印度最大的区别就是体制上的区别，中国是社会主义式的无限责任政府，印度是买办资本主义式的有限责任政府。搞不清楚这一点你就搞不清楚疫情期间双方表现的根本区别，也搞不懂印度的很多事情，觉得他“奇葩”。没什么奇葩的，这不叫奇葩，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印度自己声称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印度宪法明文规定：“我们印度人民已庄严决定，将印度建成为主权的社会主义的非宗教性的民主共和国，并确保一切公民：在社会、经济与政治方面享有公正；思想、表达、信念信仰与崇拜的自由；在地位与机会方面的平等；在人民中间提倡友爱以维护个人尊严和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当然了里面好像每句话都没有实现，别的不管，这个“社会主义”看起来不对劲是肯定的。

稍微有点社会经验都知道，说的和做的不一定是一回事，有些事说了没人做，有些事做了没人说，甚至有些事情既不说也不做。区别就在于政府的责任限度，中国政府责任是无限的，对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和其它权利有着无限责任，在疫情期间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印度政府的责任是有限的，他只做他能够做到的事情，超过限度管不了就不管了。

当然这种责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关系，责任程度也是随着时间变化不断在变化的。

主体与客体，并不是单个个人享有无限权利，你想干嘛干嘛，政府都得满足你，那不是公民，那是皇上。理解不了这一点的，恐怕还得好好理解一下什么叫做社会，什么叫做现代国家。

责任程度当然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有的时候政府责任实施得彻底，有时候就松一些。比如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干一切从生到死，有一段时间就松很多。

中印之间这种本质性区别，既有必要性，也有必然性。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落后国家，只有“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有可能完成追赶，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富人家可以爱咋咋地，穷人家只能寄希望于集中力量“寒门出贵子”。当然寒门出贵子很可能失败，希望也不大，可是不走这条路那就是一丁点希望都不会有。寒门你还想纨绔，那还能有希望才是活见鬼了。落后国家只能将更多的权利让渡给政府，由政府掌握绝大多数资源来完成追赶，这是自救图强的唯一希望，这么做九死一生，不这么做十死无生。

从未来的角度看，世界将进入一个“乱纪元”，无限责任政府将更加适应环境。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疫情以及疫情带来的混乱，加上这种混乱背后预示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是一种“选择压”，逼迫人类社会做出某种改变。疫情期间表现出来的很多事情，已经说明了自由散漫恐怕不会再流行，更高的组织度意味着更安全、更体面、更繁荣。有限责任政府，也就是通常说的“小政府”，遇事儿撒手不管，两手一摊I'm very very sorry，换成印度英语叫做“veli veli soli”，要不你换个人吧，“民主”选举嘛，议会负责嘛，这种恐怕只有遭到淘汰的命运。

简而言之，中国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印度没选对。这种道路对于中印这种落后国家是十分必要的，既能完成追赶改变命运，又能提高未来抗风险能力，面对疫情之后混乱而充满变数的世界是适合的。

很遗憾，印度没能做到。

中国能够做到，不是偶然的，中国文化与历史决定了中国一定会采取这种方式来组织自己的政府，不是无限责任政府，在中国是很难生存的，历史上如此，现实里也是如此。

你看整个中国历史，从战国时期结束以后，秦朝建立以来，有限责任政府都十分的短命，在中国历史里从来都是转瞬即逝。能够维持的都是无限责任政府，“大政府”，以天下为己任是最起码的条件，也是所谓“正统”、“法统”所在。

说白了，一个叫王，一个叫寇。

像印度这种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顶多叫做“流寇”。老百姓死活都不管、都管不了，你不是流寇你是什么？山大王就不用管老百姓死活，反正占山为王，这个地方不行了老子大不了跑别的地方去。

哪怕你占山为王时间长一点，你都不得不管老百姓死活，哪能收税的时候有你，负责任的时候跑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道，不是简简单单一句话的事情，是拿身家性命跟老百姓缴的税、让渡的权利做“对赌”。老百姓信任你，允许你统治，给你纳税，服从国家制度；那么作为政府你就得负责老百姓的死活，保证老百姓安居乐业。做不到的话，对不起，你是没有“全身而退”这种说法的。

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天命无常，惟有德者居之。

这是中国文化与历史里自带的属性，你想要改变？先想一想自己到底几斤几两吧。

不是没人试过要在中国搞什么“小政府”，任事不管，只管收税，你的死活与我何干？我只管收税便好，你自己活不下去那是你自己不努力。

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们跑去当流寇去了。

印度做不到也是文化与历史的原因，他自古以来就没有“王道”这么一说，自古就是流寇治国。那真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流水灯一样的换统治者，永远不变的是没人管你死活。

印度悲剧对中国的警示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动摇我们的制度，不管他说的天花乱坠，那都是忽悠你往坑里去。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大政府”、无限责任政府，这种体制有必然性也有必要性，在未来一片混乱的世界里将体现出越来越多的优越性。

这是去年十二月，丽江的“丽江千古情”景区，人流密集，载歌载舞。

不是说无限责任政府下面就一定是压抑、禁锢和死板的，这一点但凡有点中国生活经验都清楚明白，相反，很多时候因为事情有人管，还能更好的载歌载舞。

这是今年印度的大壶节，也挺欢快的。

就是没能欢快多久。

所以中国和印度之间并没有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喜欢印度，自己过去不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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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wei-54-41 网友的相关建议: 
      

1. 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2. 史上最大的错觉就是，我上我也行
3. 未来新冠疫情只会变强，印度的病毒池，只会越养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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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wen-bin-97-62 网友的相关建议: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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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举三个例子

1.领导者的价值观养成，莫迪年轻的时候学习的政治系，而后加入主流政治圈；这一点与美国总统类似，近60年内，除1任总统外，其余教育背景均为社会科学类。例如川普，是经济专业教育背景。

我国在这一点上是不一样的，他首先要下基层，熟悉基层的生产劳动与基层组织的运作；而后进入大学，学习工科专业。

这样对比下，我国在抗疫时的优势就表现出来了，我国的领导者更加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懂得什么样的操作是符合基层的；作为工科专业知识背景，对科学的理解能力和尊重程度也会高于社会科学类知识背景者，那么在听取专家意见时，也会有更尊重的态度。

但是，领导者的价值观养成是在疫情爆发的四十年前就已经完成了，是无法临时进行模仿的。

2.扫黑除恶。在疫情发生前两年，2018、2019一直到2020，我国基层最重大的事件就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项工作，把基层危害群众利益的人和组织给肃清了，基层群众的利益得到了维护。在这个肃清的过程中基层组织本身也得到了巩固加强：一者群众对基层组织的信任度加深了；二者基层组织对其所辖区域的了解加深了，相当于把所辖区域摸排过了；三者，基层工作的不确定因素被排除了，基层组织成员作风也提前被规范了。

这样，经历两年扫黑除恶后，到2019年末时，知乎上如果出现纠纷处理类的提问时，大家回答的风气就是“建议报警，现在是扫黑除恶，没什么好怕的。”对基层的普遍信任度较高，到2020年初疫情发生时，我国的基层表象出很强的动员能力，基层民众也普遍表现出的基层组织的信任。

这个是开始于疫情发生前两年的，也是无法临时进行模仿的。

3.杀人偿命。2019年12月24日，我国发生了孙文斌杀医案，舆情很大，对医患关系的影响非常消极。这个人在12月27日犯案，次年1月3日就被提起公诉，1月16日即判处死刑。

如果关注疫情发展，我们会发现，孙文斌案的判决过程稍稍早于1月23日武汉封城。从武汉封城开始，我国就要动员全部医护力量控制疫情发展了。但是杀医事件显然会对医护积极性造成消极影响，由于封城所带来的不满、悲观情绪，医患关系也容易发生激化。那么假设孙文斌杀医案没有及时得到宣判。那么在封城时的医患关系、警患关系会变的难以处理，进而影响疫情的控制效率。

但是，孙文斌杀医案整个判决是遭遇武汉封城的，即无法预料到后者的发生，不可能根据后者的需要而对自身过程作出调整。该案的从速判决仅仅是出于对社会公平公正的维护以及对群众切身利害的关注——由此产生了对抗疫工作的积极影响。

总结来说，胜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到疫情发生再找办法还是局促了一些，平常把该做的事情做了，应对疫情会简单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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