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公职人员（含其由财政发放工资的人员)的社会供养比是多少？第1页

tie-shu-xin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中国最怕吏而不怕官。

养吏的成本远比养官的成本高，而且吏对于民间具有直接伤害，因为官是有财政预算，由政府拨款供养的，政府一般还会做点长远打算，不想搞残搞垮自己的体系，所以会有一个克制，比如清朝，直到灭亡，他们也没有加税，表面上维系了永不加赋的承诺，但清朝的贫民就因此而得到了减轻负担了吗？并没有。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吏的身上。官是有财政预算供养的，可吏没有，他们的身份就是现在流行的临时工身份。财政预算里面没他们的份，他们又得依靠政府供养，于是只能盘剥当地百姓，连转移支付都做不到。所以你会看到任丘出现羊做核酸的奇闻。他们若不以给羊做核酸的借口行动下手，他们想吃烤全羊就没有经费，不像官，想吃啥了只需要在朋友圈透露一点意向，吏们的经费，全靠自找。

官毕竟还有一个远大前程的考量，所以凡事会考虑的长远一点，比如看点王阳明曾国藩之类的鸡汤，好为以后高升打下点基础，积累点政绩和能量。而吏，是注定了成为一个狭小地界里面的海葵或者藤壶之类的死活人，只能在那个圈子里混一辈子到老死，所以也没啥可追求的，只想着顺自己的性子和能耐，能三清就三清，可四光就四光。他们不需要考虑后面的继任者上来顶自己的职后还有没有可以吸食剥削的可持续资源。所以，吏的凶残程度又是远超官的贪婪程度的。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痛斥官场腐败，其实，人们还真错骂了对象。而官场又往往需要为吏治腐败背锅，他们只能忍气吞声，百口莫辩，确实明明都是那些临时工干的坏事，可是民众都是愚夫蠢货，又怎么可能分得清官与吏之间的区别，只知道他们沆瀣一气，就以为他们是同个系统，同穿一条裤子。

殊不知，官与吏之间是有鸿沟的。

虽然官离不开吏，处处需要差使吏们干活，比如现在到处防控疫情，官员们是只出口不出力的，出力的都是底下的小吏们，只有他们肯去组织人把守路口，调配人力，动员大家搞核酸检测。所以官老爷是指哪，小吏们就要负责权力打到哪。官员离不开吏，但又瞧不起吏，因为吏在他们眼里就是当差使唤的狗腿子。而吏需要依附于官，从他们这里获得权力授权，才能执行，不然，没有官的命令，你去大街上拦人要测体温，被人打死了也活该，但一有官的授权，别说拦人，就是把人打死了，也有官在上面背锅。

官为了加强基层渗透力和执行力，就得不断雇佣更多的吏，但这些吏的开销，又不在预算之内的。没有哪个官是活雷锋，会把政府拨给自己的经费分匀到吏的那里，而吏们虽然都顶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但真有谁是纯为了做个志愿者的情怀与理想去贡献青春的？大家都是冲着有比别的职业更好的油水而争抢着加入这个阵营的，所以每年的公考才会千军万马奔腾而去。

官需要吏来干活，又无法提供给他们足够的经费，就只能在自己可控的势力范围内想办法，同时也让吏们自己想办法出去创收搞油水养活自己。这就有了裤带里栓个公章一路沿街收钱的，也有穿上制服架个横杆拦路收费的，现在网络发达精准，就流行起了查网红偷税漏税。这些都是吏们为了自己的小家庭有更美好的未来而想出的生财自救之道。

所以，不要在意政府公布的财政预算，那些明见的负担，对于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个多大的威胁，真正的威胁和不稳定因素，恰恰没体现在预算报表里。

lu-yang-new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这个是非常公开的数据啊

随便百度一下就可以得到

既然你这么懒

我来告诉你啊

公务员800万，其他事业单位人员4000万，离退休人员900万

合计5700万的样子

占人口比例4%

其他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在6%-9%

所以

中国以远低于发达国家的财政供养比例

实现了超过发达国家平均程度的行政效率和安全秩序保障！

中国的行政效率在世界行政学而言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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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一下啊

下面有人问到临时工，三支一扶云云

这些人员是不是财政供养？

是

熟悉政府结构和预算编列的人应该知道

雇佣临时人员必须有预算列支

但临时人员与固定编制人员的区别在于

第一，临时人员的雇佣规模是变动的，尽管总体看是逐年增加的，但对于具体个例来说，很少会有某个临时工雇佣到退休；

第二，临时人员的薪酬和福利无法和在编人员相比，所以雇佣一个临时人员和编制人员的财政负担是不同的。

临时人员的数量没有准确统计，但有一个大致的估计，保守估计在1000余万，最大估计接近接近3000万。

加总临时人员的财政供养人数最大估计值现在是8000万，占人口比例5.7%，依然不足6%这个发达国家财政供养人员的最低比例。当然，加上临时工后，中国财政供养比例距离公认的有效管理社会的公职人员比例差距明显缩小，中国的行政奇迹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但是，由于临时工作人员的薪酬和福利显著低于编制人员，这既有违同工同酬的公平，也说明中国国家财政用于支付公职人员的人工成本的比例是较低的。这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特点：物贵人贱。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政府，都是用更大量的资金和财富购买实物，而用较少比例的资金支付人工。正如每个网购的人都乐于支付商品价格而选择免邮费免快递费一样，政府也是这样，用尽可能少的编制和尽可能多的雇佣临时人员最大可能压缩用于薪酬的财政支出，确保完成全部政府工作。

事实上，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无论从编制角度，临时工角度，还是财政支出人头费占比角度，在世界范围内同等水平的经济体比较中，都是最低的。这种低财政供养实现高效管理的事实是一个必须承认的世界行政奇迹。但是，当我们认真解释这种低财政供养比例时，却不得不承认，无论从何种角度都显示了一种不公平，一种陈旧观念，和一种无奈的财政现实。

和那些希望借财政供养挑拨体制内外阶级斗争的无知蠢货头脑简单的设想不同，中国财政的问题不在于供养了庞大的吃皇粮群体，而是财政供养不足，财政供养内部存在严重的不公，财政用于人员的经费比例过低，财政支出过度偏向经营性投资，挤出了民间资本，财政支出过度强调收益而忽视公平，财政支出的方式加剧了与民争利的模式等等，这些才是中国财政问题的关键所在。财政应大幅度提高人员支出的占比，扩大编制规模或将临时雇佣人员灵活编制，确保工作时期内的同工同酬，并全面削减直接用于刺激经济，投资生产的部分。政府的第一个作用是保障公平，经济的效率是私人资本自动实现的，但私人资本不会自动实现公平，所以需要政府这只手去调节。政府必须放弃赚钱拜金的思路，必须由直接经营转为监督仲裁服务，这样既能提升经济的活力与效率，又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公职人员贪婪的寻租。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财政供养比例低，效率高这一事实是确凿的。任何以财政供养为借口试图挑动体制内外阶级斗争的人，都是无知短视且别有用心的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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