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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孟超院士的灵堂放的不是哀乐是《国际歌》,你怎么看?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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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老再符合不过国际歌的精神了

他从医78年里

用一把柳叶刀

挽救和延长了16000多位病人的生命

90岁高龄还坚持每周出门诊、为病人做手术

他创造了肝胆外科领域的无数个世界第一

将中国肝脏外科推动到国际领先水平

如今,他放下手中的柳叶刀

化作夜空中“最亮”的星——

17606号小行星“吴孟超星”

照亮后人前行的路

也许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像他这样的人

才是国家的栋梁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17岁的吴孟超放弃去英国读书的机会

于1940年从马来西亚归来

决意投笔从戎矢志报国



(吴孟超回国时的护照,图源: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由于战争封锁

他到不了延安

回国后只好先求学

考取了当时的同济医学院

从此走上了“医学报国”之路



(吴孟超大学毕业证书,图源:海军军医大学)

1949年

吴孟超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

来到华东军区人民医院

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军医

从此,我国外科学界

一颗璀璨的新星冉冉升起

照亮了中国肝脏外科的夜空

在恩师“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教授的指点和支持下

吴孟超开始朝着肝脏外科的方向进军

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翻译了

我国第一部中文版肝脏外科专著——

《肝脏外科入门》



(《肝脏外科入门》,图源: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在20世纪50年代初

国内肝癌防治领域一片空白

我国医学界视肝脏外科为“生命禁区”

没有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先例

如何找到打开肝脏禁区的钥匙呢?

1958年

吴孟超、张晓华和胡宏楷

一起成立“三人科研攻关小组”

他们查阅肝脏手术记录

发现手术失败的根源

对肝脏解剖关系不清

导致术中大出血

想要成功切除肝癌

就要搞清肝脏血管的分布

当时材料有限

想制作合适的肝脏血管模型非常困难



(吴孟超在制作肝脏血管模型,图源: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受当时乒乓球世锦赛冠军战的启发

吴孟超尝试将乒乓球剪碎后

泡在丙酮溶液里

溶化后灌入肝脏

再用硝酸腐蚀掉肝表面组织

做成了珊瑚礁状的肝脏血管标本

这是中国医生第一次

清晰看到肝脏内的血管分布

经过4个多月的反复试验

终于在1959年

成功制作出第一具完整的

中国人肝脏血管铸型标本

1960年

在制作了二百多个肝脏标本的基础上

他们又提出了“五叶四段”肝脏解剖理论

从此我国医学界找到了打开肝脏禁区的“钥匙”



( “五叶四段”肝脏解剖示意图,图源: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从医78年里

他从死神手里救回16000多名病人

其中年龄最小的仅仅出生4个月

吴孟超说:

“自己这辈子都在做一件事,

就是与肝癌作斗争”



(1960年,吴孟超为患者陆小芳实施了第一例成功的肝脏肿瘤切除手术,图源:海军军医大学)

1975年

他为安徽农民陆本海

切掉了重达18公斤的瘤子

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

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

他还发明了捆扎治疗血管瘤的新方法

使治疗成功率达到100%



( 手术前后的陆本海,图源: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1983年,吴孟超为一名年仅4个月的女婴

摘除重达600克的肝母细胞瘤

引发国际医学界轰动

这不仅是一台成功的婴儿肝脏手术

还开创了一个小儿肝脏外科的全新领域

如今,当年的小女婴

已成为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一名优秀护士



(当年的小女婴朱科娜已经成为护士,图源: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1966年初

吴孟超为蒋声和切除

右半肝上的巨块型恶性肿瘤

1999年,蒋声和肝癌复发

吴孟超再次为他做手术

现在已经84岁的他身体硬朗

成了世界上肝癌术后存活时间最长的人



(吴孟超和蒋声和,图源: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在他的带领下

我国肝癌术后5年总体生存率已达到60%

其中小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达到79.8%

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

……

九十多岁时

他仍然坚持每周出门诊做手术

一年能做二百多台手术

他说:“中国肝癌大国的帽子还没有扔到太平洋

我还要继续同肝癌斗争!”

吴老不止一次告诉学生

要把病人当亲人

冬天查房时

吴孟超总是先把手在口袋里捂热

然后再去接触病人的身体

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之后

他都顺手为他们拉好衣服、掖好被角

他还给本院医生定了不少规矩:

如果B超能诊断清楚

决不让病人去做CT或核磁共振

手术如果能手工缝合

就尽量不要用缝合器

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

他夜以继日奋战在临床一线

2003年抗击“非典”

他日夜坐镇发热门诊



(吴孟超为汶川灾区患者远程会诊,图源: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2008年汶川地震后

吴孟超以吴孟超基金会的名义

为灾区捐赠了价值500万元的急救药品

在他的身上

彰显着中国医学界的良心和仁心



这一生里

他用一把柳叶刀游刃于肝胆之间

也用仁心仁术与患者肝胆相照

他诠释了何为医者仁心

何为国之大医!

如今,国士已离去

化作天上的星星照耀着我们

护佑着我们

国之脊梁,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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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挺好的案例,以前有过,有段时间消失了,以后也希望是永远都常态。

这是属于我们无产阶级的浪漫。

《国际歌》不是居于庙堂之上的神器金身,它的生命力就应该在于它是贩夫走卒三教九流心中的普世价值,在酒吧可以放,在音乐会可以放,工厂可以放,聚会可以放,生日可以放,灵堂可以放,在哪在什么场景都可以。

柳永的诗词当时说是凡有井水处,皆歌柳永词。那么《国际歌》的生命力应该更广,无产阶级在的地方就是它生存和壮大的土壤。

难道还要向有些人掩盖自己的立场么?该害怕的是他们。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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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歌》,我倒是有个故事。

十几年前在北京一家高档夜总会招待一批外地的官员(局级、处级),因为是“庆功宴”,高兴之余,就喝多了。

其中两个年轻一些的,闹得特别凶,一直灌陪酒的姑娘,洋酒、啤酒、掺着来,往死里灌。

陪酒的几个女孩真是扛不住了,吐了又吐,眼神都散了,这两位还是兴致不减。

最后领班怕喝出人命来,又不敢得罪,就把我拉到房外,求我想办法,只要能不闹,今天免单,连小费都由领班出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

只能让领班多带几个女孩进来,轮着喝呗。

可这二位也是“耿直”,不换人,就死盯这那俩姑娘灌。

眼看要出事。

我灵机一动,悄悄把“公主”叫过来,耳语几句。

不一会儿,房间里响起《国际歌》雄浑的旋律,全场人都呆了,几位干部不由自主的开始跟着唱起来,气氛一度非常诡异。

“公主”赶紧道歉,放错歌了……

那两个闹得欢的,想发作,可又说不出什么来,只能停止折腾,讪讪的坐在一边。

我赶紧宣布,大家换个地方吃宵夜,又赶紧让领班换了一波儿姑娘陪着一起去,这才打破了尴尬的局面。

出了夜总会,俩个年长一些的领导就借口要早睡,走了。剩下几个年轻一些,级别也低一些的,规规矩矩吃完宵夜,还假装聊了一会儿公事,然后回酒店睡觉。

那些年,某些官员确实是比较那个一些,但听到《国际歌》,他们的反应,也确实让我很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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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个奇妙的世界。

前几年我玩知乎,只是表达了一下“位卑未敢忘忧国”,就被许多人追着骂“自作多情,那是你的国么?”。

后来刷抖音,只是复述了一下王在马来西亚干的事,就被一帮人追着骂仇富和嫉妒。

后来,我因为表达了袁隆平先生虽然功勋卓著但不是拯救国家的神,好像没人夸我也没谁骂我。

疫情过后,鲜明感受到舆论的转变,从疫情初期到处弥漫的“反思”,到现在爱国心高涨,不见了漫天遍地的马爸爸与思聪老公,取而代之的满屏的资本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一帮人莫名其妙翻出我之前关于袁隆平先生不是神的看法质问我什么学历,收了国外多少钱有点恶心到我了,但我真的觉得,这是国家强大了的体现,毕竟傻子再傻,那也是爱国的傻子。

吴老灵堂播放的《国际歌》有点让人落泪,因为我想很多人都不会想到:有这么多人会为《国际歌》而感触!

我喜欢听《国际歌》,我也喜欢听《喀秋莎》甚至《马赛曲》,跑步的时候我总是循环播放,因为我觉得它们远比那些重金属燃得多。但我只敢戴耳机,从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我是个俗人,我怕周围人认为我是个老学究或是不解风情死板的人,所以我从不在认知的人面前表达我这样的爱好。

但以后我不会了,因为我想我身边总有会听着这些歌曲感动的人,这是这回的《国际歌》给我最大的收获。

听听它吧!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让那满口达令热爱上帝的秃子和他那帮外语流利的高材生滚吧!创造美好生活的不是什么恶心的“殖民利国”论调或是什么“民国遗泽”,心怀叵测的人只会寻找一个虚幻的外壳来窃取属于人民的成就!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想跪的人很多,眼巴巴望着别人希求获得骨头的人更多,但国家的发展靠的是别人的施舍么?鸦片战争后国门大开就有人说“侵略利国”要感谢侵略—我利你ma,寻找到的正确道路难道不是几千万烈士追寻的结果?获得了科技成就就有人说这全是外国人打得基础—那他们怎么到死都没这么大的成就?

往前看,那些个历史名人有几个瞧得起中国?爱因斯坦?杰克伦敦?他们认为中国是没有希望与邪恶的,获得不了幸福。而正是因为吴老与袁老这些不信邪的踏实肯干的人,和那些不如他们耀眼却依旧伟大的人,让我们知道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反对人们将这些科学家捧到脱离时代的高度而造神,但我认为正是因为他们,让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神—或者说每个人都是神。

吴孟超先生出生于1922年,经历了中国发展这最荡气回肠的百年,如果他能知道曾经萎靡一阵的社会热血又被燃起,知道在他身后有那么多人因为这《国际歌》而受触动。

他一定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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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下面的图了吗,这就是《国际歌》的意思。


一、

1870年,发动“西班牙光荣革命”的将军胡安·普里姆,向普鲁士发出邀请,想让普鲁士亲王利奥波德继承王位。

普鲁士的威廉一世很想要,但身体很诚实。他担心法国反对,引起国家之间的纷争,便拒绝了普里姆的美意,表示绝不干涉西班牙内政。

法国当然有理由反对。

原本普鲁士就在法国的卧榻之侧,如果再出一个亲王继承西班牙王位,岂不是在东西两侧,把法国给包围了?

普鲁士的威廉一世拒绝以后,首相俾斯麦不甘心丢失到手的利益。

正好威廉一世让侍从官给俾斯麦写信,说了他和法国大使的谈话内容,让俾斯麦决定是否公开发表。

俾斯麦看到信的内容,随手划掉几句关键性语句,导致正常的外交谈话语气,变成普鲁士简单粗暴的蔑视法国,类似于“我都说了不要西班牙,你们法鸡还想怎样?”

修改内容的后果,俾斯麦门清,他对毛奇说:“公开发表的电文,将起到红布对高卢公牛的作用。”

毛奇也在旁边附和:“原本听起来是退却的信号,现在是回答挑战的号角。”

法国看到普鲁士报道的时候,恰好是国庆日,法国人民大怒:“专门选择国庆日来发表这种口气的内容,普鲁士到底什么意思?”

俾斯麦的一封报道,挑起法国狂热的爱国情绪。

法国人民走上街头声讨普鲁士,呼吁政府向普鲁士开战,短短2天后议会便通过战争拨款,7月19日,外交部向普鲁士驻法大使递交宣战声明,普法战争爆发了。

自始至终,法国都在保护国家尊严和安全,除了有些冲动,其他的没毛病。

换位思考一下,我们遇到这种事情,恐怕比法国的情绪更狂热。

但是开战容易,想结束战争就难了。

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以后,22万军队编成莱茵军团,准备一举夺取法兰克福,造成先发制人的声势,逼迫普鲁士投降认输。

而普鲁士集结了47万人的军队,计划进攻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然后一鼓作气攻入巴黎,灭了法国。

两国都有灭国的野心,然而法军的战力太渣,9月1日在“色当会战”中被普军包围,再打下去就要全军覆灭了。

拿破仑三世给威廉写信,表示愿意投降。

此战法军损失12万人,普军不过损失9000人,普鲁士完胜。



随着拿破仑三世战败退位,法国也进入第三共和国时代。

但是普鲁士不满足,出来混要讲信用,说攻入巴黎就要攻入巴黎,怎么能半途而废呢,投降也没用,继续战吧。

9月19日,普军包围巴黎。

巴黎人民彻底怒了,几个月前普鲁士侮辱我们,那我们就拿起武器和普鲁普拼到底,现在技不如人,我们也投降认输。怎么普鲁士还没完没了,蹬鼻子上脸呢?告诉你吧,巴黎人民不是好惹的。

退无可退,只有血战。

于是30万工人阶级组成国民自卫军,并且选举出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目的便是保卫巴黎、保卫共和政体,防止帝制复辟和普鲁士进城

他们甚至找来一批大炮,搬到普军进城的必经之路上,只要普军敢来,就鱼死网破。

就在巴黎工人阶级勇猛奋战的时候,法国第三共和国的政府在议和。

他们和普鲁士草签了《法兰克福条约》,规定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割让给普鲁士,并且在5年内赔偿5亿法郎,这个数字折合12.5亿两白银,超过清朝历年签订的赔款数额。

草签是指正式签署条约前的认证方式,条约一旦草签,就说明双方不再对条约进行实质性变更。

说人话就是,这事基本定了,只等最后认证。

消息传出来,巴黎人民根本不管政府做什么解释,于1871年3月18日直接起义攻占市政厅,走投无路的法国政府,迁往巴黎城郊的凡尔赛宫。

而在两个月前,凡尔赛宫刚举办了威廉一世加冕为德意志皇帝的典礼。

起义成功的巴黎人民选举产生了巴黎公社,并且有一种彻底改造法国的雄心。

比如颁布政教分离法令、给妇女选举权、废除面包店的夜班制度、工人可以接管资本家放弃的企业、甚至规定公社委员最高年薪不能超过六千法郎,只相当于巴黎工人的年收入。

巴黎公社的改革方案,基本是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雏形

这不是要了资本家的命么,那个资产阶级成立的第三共和国政府,怎么可能容忍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

于是在5月10日的时候,法国政府和普鲁士正式签署《法兰克福条约》,换来停战的机会,以及普鲁士营地的10万法国战俘。

现在法国政府手里有了军队,立刻调转枪口进攻巴黎,要坚决消灭不走寻常路的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只是刚成立的起义政府,不论领导机构还是战略眼光,都不是太成熟,根本不可能和资本家的政府对抗。

于是经过一场接一场的惨败,1871年5月21日到28日,巴黎公社迎来惨烈的“流血周”,最终彻底失败。

那些积极参加起义的巴黎公社成员,有7500人被监禁或者流放,20000人被政府的军事法庭处死。

和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结局一样,法国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也是血流成河。

进入巴黎的麦克马洪发布公告:“巴黎居民们,法国军队来解救你们了。巴黎自由了。”

看这语气,活像个还乡团。

算一下时间,巴黎公社失败的时间,正好是150周年前的今天



二、

巴黎公社是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起点。

虽然存在的时间非常短,结局也很惨烈,但巴黎公社是一粒火种,在阶级矛盾和国家矛盾并存的19世纪末期,这就是一粒最耀眼的火光。

只要时机一到,星星之火便可以燎原。

欧仁·鲍迪埃是法国的诗人革命家,早在16岁的时候,他就把15首诗集合成《年轻的诗神》出版。

长大成年以后,欧仁·鲍迪埃一边参加革命一边写诗,有什么感想就用诗歌写下来,发现社会上有什么不公,也用诗歌来表达愤怒。

巴黎公社起义的时候,欧仁·鲍迪埃已经是56岁的老人家。

他被选举为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之一,每天除了正式工作,还要和战士们一起作战,即便在“流血周”里受伤导致右手残疾,欧仁依然战斗在第一线,拼命精神和年轻小伙子似的。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仁·鲍迪埃想不明白。

法国人民为了国家尊严战斗,有什么错吗,为什么首都巴黎要变成普军的欢乐场?

巴黎的工人阶级要改造不平等的社会,提出的改造方案不好吗,政府怎么就不接受呢?

巴黎公社为保卫巴黎而战斗,怎么就被资产阶级的政府给出卖了?

一系列疑问出现在欧仁的脑海里,简直让他怀疑人生,经过一个月的反复思考,他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终极答案:

法国人民必须自己做主,资产阶级政府必须推翻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还是写诗。

1871年6月,欧仁·鲍迪埃在一所老破小房子里,把满腔热血凝聚于笔端,写下一首名为《L'Internationale》的无产阶级战歌。

翻译过来就是——《国际歌》。

欧仁把自己的思考,以及巴黎公社无数烈士的鲜血,都写入这首诗歌里,语句动人感情充沛,属于欧仁·鲍迪埃诗人生涯的巅峰之作。

哪怕只读开篇第一段,就足以让人热血沸腾: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作品,读起来总会有一种心灵的震撼。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身处什么地方,都能在文字里读到自己,然后发出感同身受的共鸣

毫无疑问,《国际歌》就是伟大的文学作品。

1887年,包括《国际歌》在内的很多革命战歌,被欧仁·鲍迪埃收录到《革命歌集》里出版,这是《国际歌》第一次公开发表。

第二年,法国工人党里尔支部要排练一首歌曲,在卖报工人纪念会上演唱,于是支部负责人把欧仁的《革命诗集》,交给合唱团指挥皮埃尔·狄盖特,让他选一首诗歌,并且谱曲。

皮埃尔·狄盖特翻阅诗歌集,一眼就看中了《国际歌》,太特么有力量了,这不就是给世界穷苦人写的么,这才是无产阶级的歌啊。

皮埃尔·狄盖特热血沸腾,马上对着诗歌哼哼起来,仅仅用了一晚上时间,便给《国际歌》谱上曲子,让只能读的诗歌,可以用声音唱出来。

这也是文艺作品最重要的东西。

你写出来的内容、想表达的思想和观点,必须面对最广大的受众群体,内容普世才有足够的传播力。

如果作者太自嗨,那就不要怪受众不买账。

《国际歌》也是这样,诗歌和文字是有门槛的,无形之中就减少了受众的数量,可一旦谱曲变成音乐,那么知识分子和穷苦工人,都可以直截明了的唱出来。

这才是最广大的受众群体。

古代有“凡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现代有“无产阶级高唱《国际歌》”,这个道理在古今中外都是相通的。

从诗歌变成音乐的《国际歌》,至此有了生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歌。

1900年,流亡西欧的列宁听到《国际歌》,极为震撼,同年12月便在《火星报》上原文刊登了《国际歌》的一、二、六段以及副歌的歌词,把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介绍回俄国。

2年后,俄国诗人柯茨将其翻译成俄文,迅速引起俄国工人的传唱。

可以说在苏联成立之前,《国际歌》已经伴随俄国无产阶级战斗了很多年。

每当遇到牺牲的时候,他们高唱着“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走向死亡,而出现阶段性胜利的时候,“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给与他们极大的鼓舞。

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苏俄政府决定以俄文版的《国际歌》,做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国歌,直到1944年,才被《牢不可破的联盟》取代。

在这27年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布尔什维克党员们,在《国际歌》的陪伴下翻越苏联的高山大河,努力建设他们心目中的地上天国。

二战开始,近千万红军唱着《国际歌》、喊着“为了斯大林”的口号,操纵钢铁洪流一路向西推进,最终把苏联红旗插上柏林城头。

那时候的苏联,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家。

《国际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相当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给中国人营造的精神殿堂



《国际歌》传入中国是1920年代。

现在普遍认为,最早是耿济之和郑振铎翻译成中文的,但是只有歌词没有曲子,没有办法演唱出来。第一版能唱能读的中文《国际歌》,是瞿秋白翻译出来的。

1920年11月,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去莫斯科的瞿秋白,暂时停留在哈尔滨,顺便参加了俄国人的庆祝会。

他后来在《饿乡纪程》里回忆:

“看坛下挤满了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哄然起立唱《国际歌》,声调雄壮的很,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国际歌》。到俄国之后,差不多随处随时听见,苏维埃俄国就以这歌为国歌。”

经过俄国的工作学习,瞿秋白明白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并且在苏俄感受到《国际歌》悲壮和激昂的语境。

1923年瞿秋白回到北京,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翻译了《国际歌》的歌词,并且在风琴上边弹边唱,不断修改润色。

这也是瞿秋白厉害的地方。

别人不懂音乐知识,就不能根据曲谱的音调,来翻译歌词。

瞿秋白的文学和音乐俱佳,便可以根据曲谱中的节拍,翻译出恰当的歌词。

比如法语中的“国际”,翻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曲谱中却有八拍,怎么补足呢?瞿秋白就没有直接翻译成中文的意思,而是把“国际”翻译成“英德纳雄纳尔”,于是歌词和曲谱完美契合。

这是第一首能读能唱的中文版《国际歌》。



三、

我们现在传唱的《国际歌》底本,是1923年萧三翻译、陈乔年配唱的版本。

瞿秋白版的“英德纳雄纳尔”,改成更加顺口的“英特纳雄耐尔”,于是那几句激动人心的副歌就成了这样: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此后十几年在中国传唱的,就是这个版本。

自从《国际歌》在中国传开以后,便有了两种极端的身份:在商讨国家民族未来的党代会做闭幕曲、在烈士牺牲前夕做送别挽歌

1923年6月召开的“三大”起,《国际歌》就成为全国和地方党代会闭幕时,必须奏唱的歌曲。

这个惯例一直保留到现在,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其实就是党歌。

论规格是全国最高的。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效仿苏联,选定《国际歌》做国歌。各级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们,唱着这首歌冲锋陷阵,只为歌词里说的: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这是信仰,也是现实利益,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绝不是1+1=2那么简单,而是会爆发出非常强大的战斗力。

不论是党代会闭幕曲还是国歌,《国际歌》在这种环境下出现,都代表了党和国家不断向上突破的雄心,以及追求人类美好未来的初心

这是开拓国家、民族和人类的上限。

另一种身份的《国际歌》,则是无产阶级战士向死而生,不断向下开拓人类精神和肉体能承受的最低点

1928年6月,陈乔年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杀害,他对周围的人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说完临终遗言,陈乔年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



1935年6月的福建长汀,拖着手铐脚镣的瞿秋白,也是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盘膝坐下,说了一句“此地甚好。”随即饮弹牺牲。

在那个革命年代,能唱着《国际歌》离世,对于死者来说是荣耀。

因为开拓未来的理想需要牺牲,牺牲必然能换来理想落地,这样不断开拓上限和下限,一定能留下巨大的精神和物理空间。

这就是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广阔天地。

这就是两种身份的《国际歌》,所代表的意义了。

2021年5月22日,中科院院士吴孟超去世,第二天,东方肝胆医院举行悼念仪式,灵堂上没有放寻常哀乐,而是响起《国际歌》。

很多人纳闷,为什么啊?

我们明白了《国际歌》的来龙去脉,就能明白,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的荣耀,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浪漫。

这种浪漫其实就是12个字:

物质永恒、理想不死、精神永存。



四、

1930年,李立三定下“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彭德怀和红三军团的任务是进攻长沙,然后向北进逼武汉。

彭德怀一度趁虚攻入长沙,但是在何健的优势兵力下被迫退出,随后毛泽东带兵与彭德怀会和,又打了一次,结果损失更惨重。

9月13日,毛泽东下令撤退。

在撤退的路上,毛泽东在马上填了一首《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遭遇惨重失败,毛泽东还有填词的心情,而且词里的气势非常宏大,让人感觉毛泽东没有失败,反而真的饮马长江一样。

尤其是“百万工农齐踊跃”,很容易让人想到《渔家傲》里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把前文对《国际歌》的分析放到这里,就很容易知道毛泽东的情绪了——征战和牺牲、奋斗和失败、最光明和最低谷。

两种极端的情绪混在一起,就是毛泽东的词意,也是《国际歌》的浪漫

所以毛泽东写了那句,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那些高唱《国际歌》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必须用一把枪对着自己、一把枪对着敌人,才能缚住鲲鹏

毛泽东是这样的人,吴孟超院士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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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国际歌》,震一切牛鬼蛇神!

”吴孟超治死了高华,误诊长达三年,导致救治延误”。吴院士尸骨未寒,知名“文人”朱大可便在脸书上以非常熟练的“春秋笔法”开始造谣:

而对于朱大可这种无中生有的阴阳怪气,高华生前的好友萧功秦先生立马对他进行了驳斥,并且表示高华的夫人对于朱大可这种做法也表示反感,希望他立刻删除:

萧功秦:
这件事我要澄清一下。高华也和我谈过。根据我的了解,吴大夫当年已经86岁,眼睛不太好。他看片后确实也说过不是癌。但在吴大夫看片后,他的两大弟子之一就对高华说,从片子上看,其中一个是恶性的。高华虽然高兴了不久,但很快就冷静下来了。不久以后由吴的弟子动手术割除了那个肿瘤,所以这件事情不能说是由于吴孟超的误判而耽误了三年。朱大可先生的话说得并不对。且容易产生误解。吴孟超大夫有自己的判断,但他没有影响高华的后续治疗。朱大可先生的这个传言对吴孟超大夫也是並不公正的,尤其是他刚过世的时候。希望大家转发我的这一说明。我已联系过高华的夫人小刘,她也希望朱大可删除那段话。

更加详细的驳斥可以看今天“学人School”的文章“传言吴孟超曾“误诊”高华?高华生前好友萧功秦否认此说法”。

哦,对了,吴院士1949年毕业于原同济大学医学院,朱大可现在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

一人一把柳叶刀活人无数,一人一只无良笔毁人不倦。

一人沉默无言但愿中国崛起,一人摇唇鼓舌只为自命不凡。

一人已经死了,但他永远活着;一人依旧活着,但他已经腐烂。

此时此刻,怎能不高唱一曲《国际歌》,高唱: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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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吴孟超院士一生宣过两次誓,一为医生,一为共产党;袁隆平院士也多次公开表示他非常尊敬毛主席。


而这两位伟大的院士,为国为民做出了莫大的贡献,在另一个世界见到毛主席,可以自豪的向主席汇报:
您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出色的完成了!

看这繁华盛世,和平安乐,如您所愿!

祖国繁荣、人民幸福,再没有过去那个年代的辛酸了!

2.《国际歌》的作者是欧仁·鲍狄埃,他为当时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失败而激怒,用战友的鲜血写出了悲壮的《国际歌》词。

其中“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呼唤着赴汤蹈火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

吴老是医生,更是一位无产阶级战士!

因此吴老的灵堂上放的是《国际歌》,不仅是对吴老的事业的褒奖,更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勉励。

他们已经守护了我们几近一个世纪之久,

未来,需要我们这一代来负重前行!



吊唁现场图:图源微博,感谢奥特虾

3.

一些同事说,这么大瘤子,人家都不敢做,你做啊,万一出了事,你的名誉就没有了。

我说,我名誉算什么,我不过是一个吴孟超嘛,那算啥?救治病人是我的天职。

——“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



他的学术贡献:

20世纪50年代,他最先提出中国人肝脏解剖五叶四段新见解;
60年代,他首创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并率先突破人体中肝叶手术禁区;
70年代,他建立起完整的肝脏海绵状血管瘤和小肝癌的早期诊治体系,较早应用肝动脉结扎法和肝动脉栓塞法治疗中、晚期肝癌;
80年代,他建立了常温下无血切肝术、肝癌复发再切除和肝癌二期手术技术;
90年代,他在中、晚期肝癌的基因免疫治疗、肝移植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首先开展腹腔镜下肝切除和肝动脉结扎术。
40年来,他共施行肝癌手术8000余例,术后5年生存率达38.1%;小肝癌(小于5厘米)手术1000余例,手术5年生存率达79.8%(其中小于3厘米小肝癌已达85.3%),最长存活36年。

吴老对我们的鼓励的原回答


吴老千古!


【参考文献】:

⑴吴孟超院士简介.外科研究与新技术.2020.12.28

⑵心中时刻装着国家和人民.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5.24

图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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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国际歌》所唱: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作为一名悬壶济世的大夫,作为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

吴老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
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国士无双,一路走好!


user avatar   wo-dao-bu-liao-33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拿着手机看。

在特色社会主义新中国,国际歌就应该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

国际歌可以是战歌,可以共产主义英雄的挽歌,可以是集体大合唱,可以是音乐会上摇滚旋律的青春怒吼,可以是下班后随口哼哼的曲调,可以是……

国士无双!

“一个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user avatar   wang-ke-14-49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去过两次天安门,一次是20年前,一次是5年前。

20年前那次,我看懂了左边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却看不懂右边那句“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世界人民”是什么?

“大团结”又是什么?

他们是怎么万岁的?

这三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多年,一直找不到答案。

后来我看到的事情越来越多,从公知的烂泥坑里跳了出来,自觉的对三观进行了修正。我在5年前第二次到访天安门时,已经能看懂“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含义了。

因为我看到了屠呦呦先生、袁隆平先生、吴孟超先生的事迹,他们就是在为“世界人民大团结”而努力奋斗。

世界人民大团结,是国际主义者的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他们努力的工作就是让世界人民有药治病,有粮食填饱肚子,有衣服御寒,这就是人权的底限。

历史上的苏联一度扛起了国际主义大旗,红色的意识形态让帝国主义如临大敌,国际共运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可是后来苏联变了,变成了那个自己最讨厌的帝国主义者,克里姆林宫的红旗也在1991年落地。

帝国主义者则是一个和国际主义者完全对立的概念。帝国主义者左手拿着圣经,右手拿着刀枪,身上带着病毒,脸上挂着伪善的笑容,嘴里喊着皿煮滋油,真是武装到了牙齿。

如果你臣服于他们,他们就欺骗你、奴役你、掠夺你;如果你敢于反抗,他们就污蔑你、制裁你、轰炸你。

他们会在轰炸后,对着尸体和残垣断壁,轻飘飘抛下一句:

虽然他们一无所有,但他们自由了!

但是很抱歉,我们不吃你们这套。

中东是中东人的中东,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地球是地球人的地球,请尊重当地人民民主自决的权利。

如果你们不尊重当地人民民主自决的权利,非要对当地事务指手画脚,我们只能还你一句:没有你们,对我们很重要。

我们是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我们在人类历史上做出过辉煌的贡献,我们和你们不一样。

如今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是世界对抗新冠疫情当之无愧的扛把子。

我们不在乎你们怎么看我们,我们也不在乎你们怎么说我们,但为全世界抗疫输送公共产品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因为我们是国际主义者。

我知道有些人会不理解,认为我是圣母傻白甜,认为我是打完左脸伸右脸的傻X。

错了,真的错了,格局小了。

我们提供公共产品不是无偿的,你们花钱买了我们的公共产品就等于认同了一部分国际主义理念——全球抗疫无国界。

我们的每一笔国际抗疫物资贸易,都是一次小小的“帝国主义粉碎机”攻击,最终将汇成江河湖海,打垮帝国建立的国际经济、贸易、政治秩序。

很多人喊的口号是“我们征途是星辰大海”,但思考问题的目光却永远停留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

要知道我们不仅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有470万平方公里的领海。在我们这1亩3分地外面,地球还有5亿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海洋。

我们想征服星辰大海,前提是要立足于5.1亿平方公里的地球,让70亿人口接受我们的理念。如果想跳过这一步去奢谈星辰大海,就是步子迈得太大,注定会扯着蛋。

打倒帝国主义!

教员千古!人民万岁!

起来 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 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 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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