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报警举报外婆在家种罂粟，被全家人责备，我做错了什么？ 第1页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法律比什么都重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治国。

但是对于个人来说，法律只是约束自己行为的一种规则，同时约束自己行为的还有许许多多的规则，比如亲情、比如道德、比如道理等等。

很多国家现在还有亲亲相隐，中国也不强制亲属出庭作证。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呢，因为法律也不能违反人伦。人是有人性的，当法律和人性冲突的时候，亲亲相隐就是一种解决之道。

人性、人伦，这都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支柱，法律的目的也是维持社会稳定。在古代，举报亲人甚至是犯法的，因为这种事情严重破坏人伦秩序，不利于家庭稳定，而家庭则是社会的基石，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外婆种了几株罂粟，你让警察把你外婆抓走，即便不判刑不拘留，这让你外婆也没法做人了。今后你外婆如何对待你妈妈？你舅舅、姨妈又如何看你妈妈、看你的家庭？若是人人都这么搞，社会会怎么样？或许对你来说，外婆关系比较远，伤害感情无所谓，但是对你妈妈来说，那是她亲妈，现在自己儿子举报自己的妈，让自己妈被警察带走，你母亲又是什么心情？

文革之中举报家人亲属的比比皆是，在那些红卫兵小卫兵眼里，这是“个人义务”，结果是严重破坏人伦，造成极大社会损害。

ps：世界是复杂的，还有一个“度”的问题。就如同很多答主所说的，一两株罂粟和几万株罂粟也是两个概念。

如果只是一两株，对社会危害程度极低，甚至只是观赏。但是如果是一两万株，用来贩卖，对社会危害极大，那又不同，你舍小家为大家，可以理解……

ps2：亲亲相隐在各国都有许多限制，在中国古代，谋反、谋大逆、侵犯亲属权益等事情是不能亲亲相隐的。在其他国家，一些叛国罪，或者是家庭内犯罪，比如虐待小孩子等等（这种行为本身就侵犯了家庭人伦），都属于不能亲亲相隐的

ps3: 孟德斯鸠在 《论法的精神》中写到“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行为……它为了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了人性，而人性却是风纪的源泉。” 这句话我很赞同。

张红兵准备还要申诉。这几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希望母亲的墓地能被认定为文物。他同时向社会公开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在家发表了一番言论，让“根正苗红”的张红兵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母亲被枪决。

　　张红兵说许多年来一直内心痛苦。从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镇县相关部门申请，希望认定母亲的墓地为文物。不过没成功。他说公开那段经历，是希望人们讨论、批评，也记住那段历史的残酷。

　　8月2日，安徽蚌埠五河县，59岁的张红兵谈起自己的官司，他说还会在适当的时机申诉。

　　这名昔日的红卫兵引起公众关注，是他打了一系列官司。与此同时，他也向公众撕开了自己“历史的伤疤”。

　　43年前，16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他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

　　根据当年的历史材料、后来的法院文件以及当地县志记载，197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她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

　　张红兵的舅舅，今年66岁的方梅开8月5日回忆，父子俩与自己的姐姐起争执的那个晚上，他和张红兵的弟弟也在场。他说当时听到父子俩要去检举，很着急，还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劝说。

　　方梅开说，以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十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母亲的案子平反了，不过张红兵“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赎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他又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来二审终审判决，败诉。

　　8月5日，安徽固镇县文广局（文物局隶属该局）说，他们曾书面回复过张红兵，经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后认为，方忠谋墓并不符合国家对于文物认定的相关法规要求。

　　在张红兵打官司的过程中，去年8月，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地（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公开忏悔。

　　他说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被遗忘。

　　怕父亲包庇，自己去检举

　　新京报：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为什么会有公开那段经历的想法？

　　张红兵：大约是2009年，我看到网上有人写鼓吹“文革”的文章。当时意识到，这是历史潮流的倒退。我个人希望通过我的反思，让现在的人们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新京报：当年你父亲和你会一起检举你的母亲，和家庭环境有关系吗？

　　张红兵：我家其实和万千的普通家庭一样，是充满温情的。我记得父亲挨批斗时（编者注：其父张月升曾在固镇县任卫生科科长，“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亲站到父亲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亲遮挡拳头，保护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母亲手挽着父亲走在公共场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么亲密。

　　新京报：但后来因为她说的话，你父亲和你就去举报？

　　张红兵：放在现在看，会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我的父亲被划为“革命造反派”后，挨批斗，有人对他拳打脚踢。而我，为了表示自己与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贴了批斗他的大字报。

　　当时，父亲和母亲并没有责怪我。贴大字报后，父亲反而把我当作大人来看待了。当时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思潮就是那样的。

　　新京报：对于母亲的事，你一直说自己犯下“弑母”大罪。

　　张红兵：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们家人在一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亲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我当时非常震惊，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这时候父亲就表态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我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

　　新京报：父亲已经去了，为什么你又去？

　　张红兵：我担心父亲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和母亲的感情，比如整个家庭要照顾。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写了封检举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新京报：后来发生了什么？

　　张红兵：后来我回家，看见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我现在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

　　“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举报母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张红兵：想到了。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我知道我和父亲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

　　新京报：目睹母亲被抓走，有没有过后悔？

　　张红兵：当时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

　　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你检举了自己的母亲，当时周围人怎么看？

　　张红兵：当时，在与父母关系较好的同事中，有个别叔叔曾私下里说过我：“你母亲在家里说的话，又没有在外面说，你和你父亲不应该这么做”。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对这件事公开发表看法。

　　后来，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中，还有一块展板是《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

　　新京报：急于和母亲划清界限，会有自保的原因吗？

　　张红兵：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

　　不过后来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梦里母亲从不和我说话”

　　新京报：母亲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后来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影响？

　　张红兵：有些影响最初就发生了，可我并没意识到是这件事情的缘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曾陷入极度的恐惧和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之中。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

　　新京报：什么样的恐惧？

　　张红兵：我联想到在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的外祖父，联想到母亲受其父案件影响。我害怕自己在与人交往时，也会像母亲那样控制不住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我何尝不也是因母亲的遭遇受到影响。更可怕的是，这种伤痛还可能因为我，传递到女儿甚至孙辈。

　　新京报：会梦到你母亲吗？

　　张红兵：有很多次，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新京报：流过眼泪？

　　张红兵：许多年来，都有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动下，怀着沉重的负罪感，为母亲写平反的申诉材料而一人独处的时候。

　　“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

　　新京报：别人谈到那段历史，你会不会敏感？

　　张红兵：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我，高声跟人说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我非常愤怒。和他吵了起来，问他为什么揭发我的隐私。

　　新京报：也就是，你以前并不愿别人知道？

　　张红兵：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我是不愿意的。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过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新京报：你反思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红兵：其实母亲去世后，我就陷入痛苦。这几十年我从来没停止过反思。不过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应该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开报道张志新的事情。当时我和父亲就意识到，我们做错了。

　　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也经历了磨难。整理家庭的各种遗物、档案，写材料。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连畜生都不如。

　　我想逃，却无处可逃。

　　新京报：后来你和父亲会谈论母亲的事情吗？

　　张红兵：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提起。在母亲去世后的很多年里，父亲表面很平静。直到他离休后，有一次我们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谈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我们家出了这个事，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成年人。

　　新京报：你公开这段经历后，周围人什么反应？

　　张红兵：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都不理解，问我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也有人给我发邮件，说我该死了。好多网友骂我，说你还有脸活到现在，还不到母亲墓前寻死。

　　新京报：你为了让母亲的墓地（遇难地）被认定为文物，打了几年的官司，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拒绝遗忘？

　　张红兵：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他说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

　　家母方忠谋冤案的历史资料，符合巴老所说条件。也应该把我对母亲的行为，作为展览内容之一。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安徽蚌埠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