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 6 名中学生冒大雨抢收国旗？ 第1页

我是个合肥人，家里也有一个在上学的孩子。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介绍一下背景：

合肥市进入七月以来，多日连续大雨。到了7、8日，都连续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

事发第二天，我在合肥市另一个区拍摄的照片，天空是这样的。当时的降雨量达到了50mm+

寿春中学位于合肥市庐阳区，是一家口碑和成绩都还不错的私立中学。

说说我的看法：

1、在假设孩子们是自发的前提下——孩子们的做法，是让人感动的，动机是值得表扬的。但，方法是错误的，作为家长和老师，应当在表扬之后，提出批评并坚决禁止。（我相信雷雨天气在金属旗杆下作业的风险不用单独解释）

2、在假设孩子们是自发的前提下——除了方法问题，教育者更应该探究孩子们的价值取向。不能排除有的孩子抱着——牺牲我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国旗的想法。这就是价值观的严重偏差了！！学校和家长应该及时采取干预。应当教育孩子：无论自己还是别人，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比生命更宝贵的，可以是信仰，可以是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但绝不是挂在竿子上的国旗。

3、我对孩子们的拍摄环境是有质疑的。毕竟这种摆拍不是一次两次了。摆拍城管背老人涉水我可以接受，但是雷雨天摆拍孩子们收国旗我就忍不住骂人了。让我产生质疑的是，寿春中学南北操场居然同时有两个机位进行了影像记录，北操场男生们的照片的曝光是有讲究的，大概率是玩儿过摄影的成年人拍摄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到底是不是有成年人提前知道了他们要去收国旗却没有制止，而是在一旁拍照？！！！甚至！！甚至！！！——这会不会本身就是一场由成年人策划的秀？！！在明知道政府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的情况上下，有几个成年人，用孩子的信仰和生命为筹码，来博一波眼球，这是多么卑鄙、多么下作的行为？！！！！！
希望合肥寿春中学自己出来给学生家长们一个解释。

4、早上在合肥本地的群里跟人吵起来了，他说

这一句话彻底激怒了我。我在群里用脏话骂了起来。并告诉他，他所谓的“大问题”，是在回归理性、回归人性，是正确的！那些教育未成年的孩子用生命保护国旗、教育孩子独自冲入森林大火、教育孩子勇斗持刀歹徒，才是错误的。

错误的不仅仅是教育孩子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你们成年人根本不会这怎么做，你们连正在行窃的小偷和随地吐痰、闯红灯的陌生人都不敢制止，却让孩子做这种事情，等孩子们想明白了，会彻底击溃孩子们的信仰的。就像你们的上一代对你们做过的事情一样！！！！！

5、 @知乎城市-合肥 我也不知道你是想拿出来炫耀，还是发起批判。但是看到回答里骂声一片，我也就放心了。

6、如果。。。仅仅是如果。。。。连寿春中学这样一个以教学成绩为卖点的私立学校，都开始做这种下作的秀。那么，我们是不是真的该警惕些什么了？！！！！！

7、最后，寿春中学的教职团队，捏造法律条文还洋洋自得。你是个学校啊~！！！！！！能把学校还给学术！还给教育吗？！！！！！

至于我自己的儿子，将来会信仰什么，现在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尊重自己的信仰，信仰甚至可以改变，但是至少不能拿来当做饰品甚至商品。

错误的示范：

第一，没有规定国旗不能淋雨。

第二，这么做很不安全。

最后，这样做过于形式主义。更进一步说，在旁边录像的是谁？面对雷击风险，作为师长的责任在哪里？

总之，不建议宣传。

我国国旗法没有雨天降旗的规定，但规定恶劣天气可以不升挂。

一些中小学所遵循的其实是台湾地区所谓“guo旗法”：天雨時，除特殊情形，必須懸掛“guo旗”外，應將“guo旗”降下。雨停後，再行升上。其不在規定升降時間內，不必舉行儀式。

但是冒恶劣天气（大雨、冰雹之类）护旗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作文题材，源头已不可考（曾是一篇课文，还是看图写话？记不清了）。也就是说，这个下雨护旗的做法不是某个学校近年来的倡导，在我国义务教育界至少已经存在几十年了。因为是作文素材中的典型，确实如果有机会，学生是会这样做的。我记忆中也发生过一次。

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夏季的午后，黑云压城，天昏地暗。

开始上课不久，狂风大作，弹珠大的冰雹就下来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冰雹，所以印象特别深。大多数同学应该也是第一次见，老师控制不住场面，大家全都去窗边看。

冰雹里，看到本校日常负责升旗的高年级大队长狂奔到操场降旗。后来学校在升旗仪式上以少先队典型进行了表彰。

算起来，这是20多年前的旧事儿了，记忆只剩下零星不连贯的画面。我在想，每年有多少地方遭遇夏季强对流天气，多少小学中学会需要降旗，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这是个常规操作，事后表扬。

直到今天看到这个新闻和问题，惊觉事情不简单，这难道不是普遍的做法？

这么说起来，1个小学生 VS 6个中学生，记忆里那个早已模糊的身影突然高大起来。

但当时旗杆构件里的那个金属杆如果掉下来，砸到头是极端危险的，可能当场死亡，确实不是什么值得鼓励的事儿。但我们那个年代，毕竟宣传的还是赖宁这样的典型，冰雹里抢救国旗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后来随着社会开放进步，对赖宁式典型的质疑多了，才有了观念转变。

国旗法规定，恶劣天气可以不升挂国旗。教育没必要涉险。但如果担心国旗坠地，一定要进行冒险捍卫国旗尊严的教育，应该由成年人为人师表，由校党委书记带领党员教师上。

《关于崇高》

王小波

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这件事在知青中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不瞒你说，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对这件事记忆犹新。照我看来，我们吃了很多年的饭才长到这么大，价值肯定比一根木头高；拿我们去换木头是不值的。但人家告诉我说：国家财产是大义之所在，见到它被水冲走，连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捞。不要说是木头，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他们还说，我这种值不值的论调是种落后言论--幸好还没有说我反动。 　　

实际上，我在年轻时是个标准的愣头青，水性也好。见到大水冲走了木头，第一个跳下水的准是我，假如水势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为烈士，因为我毕竟还不是鸭子。这就是说，我并不缺少崇高的气质，我只是不会唱那些高调。时隔二十多年，我也读了一些书，从书本知识和亲身经历之中，我得到了这样一种结论：自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后一种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吧。从气质来说，我只适合当演员，不适合当编剧，但是看到脚本编得太坏时，总禁不住要多上几句嘴，就被当落后分子来看待。这么多年了，我也习惯了。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个人总要做出一些牺牲--牺牲"自我"，成就"超我"--这些牺牲就是崇高的行为。我从不拒绝演出这样的戏，但总希望剧情合理一些--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举例来说，洪水冲走国家财产，我们年轻人有抢救之责，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总要问问捞些什么。捞木头尚称合理，捞稻草就太过分。这种言论是对崇高唱了反调。现在的人会同意，这罪不在我：剧本编得实在差劲。由此就可以推导出：崇高并不总是对的，低下的一方有时也会有些道理。实际上，就是唱高调的人见了一根稻草被冲走，也不会跳下水，但不妨碍他继续这么说下去。事实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举例来说，孟子发明了一种伦理学，说亲亲敬长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爱国是人间的大义。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献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孟子的文章写得很煽情，让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诗，就是中国的拜伦；只可惜不讲道理。臣民奉献了一切之后，靠什么活着？再比方说，在七十年代，人们说，大公无私就是崇高之所在。为公前进一步死，强过了为私后退半步生。这是不讲道理的：我们都死了，谁来干活呢？在煽情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人也越虚伪。从亲身经历中我们知道，七十年代的调门最高。知青为了上大学、回城，什么事都干出来了。有种虚伪是不该受谴责的，因为这是为了能活着。现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还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后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与此相反，在英国倒是出现了一种一点都不煽情的伦理学。让我们先把这相反的事情说上一说--罗素先生这样评价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家：这些人的理论虽然显得卑下，但却关心同胞们的福利，所以他们本人的品格是无可挑剔的。然后再让我们反过来说--我们这里的伦理学家既然提倡相反的伦理，评价也该是相反的。他们的理论虽然崇高，但却无视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偏执还得到官方的奖励，在七十年代，高调唱得好，就能升官--他们本人的品行如何，也就不好说了。我总觉得有煽情气质的人唱高调是浪费自己的才能：应该试试去写诗--照我看，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都有诗人的气质--把营造社会伦理的工作让给那些善讲道理的人，于公于私，这都不是坏事。

原文见《关于崇高》 王小波--“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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