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可以支持人体去掉多少组织仍然保持人的生命和意识？ 第1页

1946年1月7日，精神病学家沃尔特.弗里曼在自己位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办公室进行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冰锥”额叶切除术。

在众多医生的围观下，弗里曼医生直接将一根锥状的铁管从病人的眼眶上方插入脑内搅动起来，以此来达到破坏病人前额叶的目的。

面对着惊愕的众人，弗里曼医生解释道破坏病人的前额叶可以达到减弱情绪传递的效果，从而减轻精神病人的症状。

在之后近30年的时间里，全美23个州近3500名患者接受了弗里曼医生的额叶切除手术，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数以十万计的精神病患者都经历了同样的命运。

即使距离那场改变人生的手术已经过去了六十年，霍华德.杜利仍然忘不了第一次见到沃尔特.弗里曼医生时的场景。

“他戴着圆框眼镜，衣冠楚楚，留着修剪整齐的山羊胡子，他看起来十分和蔼可亲，总是对我笑。”

早已从校车司机岗位上退休的霍华德.杜利现在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的郊区，除了偶尔去学校带带新手司机外，他最常去的地方便是脑额叶切除幸存者互助会。

在众多经历过这种可怕外科手术的幸存者中，霍华德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身材高大，反应灵敏，看起来完全和一个正常人别无二致。

“你看到我大概永远不会想到我做了额叶切除术，我长得很高，体重也接近350磅，每当我告诉别人我做过这种可怕的手术时，别人都觉得我在看玩笑，他们觉得切过脑子的人就应该是整天流哈喇子的傻子才对。”霍华德不无调侃地说道。

和大部分经历过弗里曼医生手术的人相比，霍华德无疑是幸运的。

作为上个世纪整个美国最疯狂的神经外科医生，沃尔特.弗里曼为了自己的信仰，亲手将冰锥插入过无数人的大脑。许多人的命运在他对大脑的搅动中被永远改变了，而弗里曼的大名也成为了包括霍华德在内的许多患者一辈子的梦魇。

（一）

霍华德.杜利打小就是个苦命的孩子，他的母亲在他五岁的时候就早早地死于癌症。

不甘寂寞的老杜利转瞬就给他找了一个后妈，而且还是特别狠心的那种。自打霍华德的继母卢.杜利进到家门后，他立马过上了爹不疼，娘不爱的日子。

卢.杜利是一个十分冷酷和严苛的女人，她总是看活泼好动，热情阳光的霍华德不顺眼，经常找各种理由揍他，只给他吃冷掉的剩饭，并且完全忽视他的任何要求。

霍华德就这样开始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虐待下野蛮发育，他不仅脾气变得暴躁异常，还老是找其它孩子打架惹事，霍华德的行为让习惯于掌控一切的卢.杜利忍无可忍，她十分担心哪一天要是老杜利不在家，这个对她怀恨在心的继子指不定要拿她发泄一番。

为了想办法让霍华德变得温顺起来，卢.杜利不断地向各路医生寻求帮助，直到有一天，她敲开了弗里曼医生诊所的大门。

热心肠的弗里曼医生在听完卢.杜利的叙述后，大致判断12岁的霍华德可能是得了精神分裂症。他马上建议卢.杜利带霍华德过来进行详细诊断。

在经过了为期几周的观察后，弗里曼发现霍华德基本上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还喜欢骑自行车和下棋。但是除了这些普通特质外，他特别喜欢偷糖果和做白日梦。这两个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略显孩子气的行为在弗里曼医生眼中却坐实了他当初神经病的判断。

在和卢.杜利的一次单独见面中，弗里曼坦言霍华德大概脑子有问题，随后他拿出了一把像冰锥一样的手术器械向卢安利起了自己的额叶切除疗法。在弗里曼医生的叙述中，这把冰锥一样的东西会从霍华德的眼眶上方插入大脑的前额叶中，只需要微微搅动，破坏前额叶中的神经，霍华德就能永远变成一个听话孩子，再也不捣蛋。

听到能让霍华德消停下来，卢.杜利立马同意了这个可能让霍华德瞬间见上帝的手术方案。在她不断地枕边风下，老杜利也开始觉得儿子有病，很快便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

可怜的霍华德，在身体完全健康的情况下被父母带到了弗里曼医生的办公室，弗里曼医生微笑着用电击枪给小霍华德的脖子来了一下，霍华德立马失去了知觉倒下了。

虽然整场手术只有10分钟，但是霍华德直到术后第二天才迷迷糊糊地醒来，他感到自己的额头如同焦炭一般滚烫，眼镜也肿得和核桃一般大小，背部和头部的剧烈疼痛让他坐立不安，嚎啕大叫。

霍华德显然还不知道弗里曼对他做了什么，只是觉得脑袋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直到手术两周以后，霍华德才又一次见到了弗里曼医生，弗里曼平静地告诉了小霍华德自己切了他一部分脑子来给他治病，希望他能理解自己的一片良苦用心。

霍华德当时并没有明白弗里曼医生的话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咧嘴笑了一下，接受了自己被切了脑子的事实。

不知是否是命运之神眷顾了霍华德，霍华德的继母发现他的继子并没有因为手术而变成一个乖巧听话的智障，再也无计可施的她爆发出了恶毒的真面目直接将霍华德扫地出门。

在术后几年中，霍华德一直过着三毛流浪记一般的日子，他把监狱和教习所当成了自己的新家，什么时候吃不上热菜热饭了就会想办法让自己进去。

长期的漂泊不定让小霍华德很快学会了美利坚社会人的传统艺能，抽烟、酗酒、吸毒很快达到了三项全能的水平，他迅速堕落成了一个不知道何谓正常生活的小坏蛋。当然，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年幼的心灵，他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要遭受这样的对待。

霍华德偶尔还能从报纸上看到对于弗里曼医生的报道，虽然这些报道基本都是负面的，甚至一些媒体还把弗里曼描绘成一个邪恶、阴暗、重口的变态和人渣，但是小霍华德至始至终都相信弗里曼医生不是坏人，这个永远面露微笑的医生至少曾让他感受到久违的温暖。

在给霍华德进行手术后不久，弗里曼医生迎来了自己从业生涯最大的职业危机。政府和医学界开始不断打击和禁止在美国实施额叶切除术，频繁的停业令让弗里曼不得不游走于全美各州搞起来游击战术。

即使来自外部和同行的压力与日俱增，弗里曼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手术的正义性和正当性，他坚信额叶切除术是他带给全美所有精神病和抑郁症患者的福音，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他履行这一神圣的事业。

（二）

1895年，沃尔特.弗里曼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医生世家，祖上包括了美国著名的内科医生路易斯.摩根和斯蒂芬.坎普。而整个家族最牛逼的人物要数弗里曼的爷爷小威廉.基恩，在弗里曼出生两年后，基恩医生就完成美国历史上第一例原发性脑瘤切除手术，荣登美国神经外科先驱的宝座。

更是在之后成为了老罗斯福总统的专属医疗顾问。弗里曼的爸爸老弗里曼在当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医生，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氛围几乎是注定了弗里曼未来的职业发展。

虽然弗里曼从小也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勤奋孩子，不出意外肯定能成为一个一流的医生。但是爷爷作为神经外科奠基人的巨大阴影让弗里曼非常渴望在医疗领域取得划时代的伟大成就。不同于打着哈佛名号招摇撞骗的辐射大神威廉.贝利，弗里曼同志是正儿八经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并且在毕业后马上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继续进修。

在宾大，弗里曼师从威廉.斯皮勒医生，这位德高望重的医生也成为了弗里曼日后在神经学上的引路人。为了锻炼弗里曼的临床手术技巧，斯皮勒医生专挑一些奇葩的病例去给弗里曼练手。让弗里曼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在阴茎上缠着金戒指的病人，在取下戒指后，弗里曼以手术标本为由私吞了这枚戒指。

在把这枚有味道的戒指洗干净后，弗里曼还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家族纹章并一直随身携带。也是因为在宾大实习的经历，弗里曼养成了收集病人物品作为纪念品的习惯。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实习期结束后，弗里曼很希望能获得留校任教的机会。但是当年的美国早已经极度内卷，即使尝试了走后门，宾大最终也没有让弗里曼留下来。

在爷爷的操作和安排下，弗里曼获得了一个在伊丽莎白精神病院工作的机会，而这一段经历将永远改变弗里曼的人生轨迹。

对于本来想做教授的弗里曼来说，去精神病院上班显然有悖他的初衷，被以前的同学知道也怪没面子的。这座容纳了5000名精神病人的医院在设施条件上几乎仍然停留在18世纪，州议会的议员们觉得把钱投入在神经病身上实在划不来，因此每天只给了病人2美元的预算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年久失修、物资匮乏、再加上5000名精神病每天发出的鬼哭狼嚎，弗里曼每天的工作环境不是寂静岭就是像在玩生化危机。

虽然工作条件属实堪忧，但是不久，弗里曼爱上了在精神病院上班的日子。由于政府基本不管这些精神病人的死活，这让弗里曼意识到了这些病人是他实验精神病疗法的绝佳实验素材，而且在实验过程中，他基本完全不用考虑人权这一类的问题。

在解锁了精神病院的乐趣后，“恐怖的弗里曼”的大名很快在精神病院的医生同行间传开了。由于基本不用考虑精神病人的感受和担心没有实验品可用，弗里曼的许多治疗手段堪比中世纪酷刑，随随便便就能把一个病人弄废。为了获得宝贵的一手资料，弗里曼在实验过程中还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录和图片。也是在精神病院不断的实验过程中，弗里曼开始了解到精神病与大脑不同区域之间的一些联系。

弗里曼几乎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整个伊丽莎白精神病院的生态环境，这也让他受到了来自上头的重视。没过几年，弗里曼因为在精神病院的出色表现被调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担任教员。

在这里，弗里曼成为了最受医学生欢迎的老师，由他举办的周末尸检也成为了乔治.华盛顿大学最受欢迎的活动。在学生们眼中，弗里曼总是会戴着一顶宽边帽，拿着一杆手杖，脖子上戴着那枚他从病人下体取下的金戒指。这样一身独特的穿衣打扮也成为了他日后的标志性形象。

在1935年的时候，弗里曼招募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詹姆斯.沃兹来给他打下手，而随后在大洋彼岸发生的一件大事很快吸引了弗里曼的注意，并且让他找到了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

（三）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的科学家和医学家们都对精神病的成因和治疗方式束手无策，为了安置数量庞大的精神病患，欧洲各国不得不投入巨资建设精神病院来安置病患。而对于饱受精神病人折磨的家属来说，他们愿意尝试一切手段来结束日复一日的噩梦。

到了19世纪末期，欧洲的一些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了大脑前额叶与情绪的潜在联系。德国科学家弗里德里希在1890年做了一次摘除狗额叶的实验，他发现手术后的狗竟然比之前安静了许多。到了1892年，瑞士科学家戈特利步.伯克哈德对六名精神病患者进行了一次类似的实验，在手术后虽然有两人死亡，但是其它四个人精神状态的确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当时间来到1936年，葡萄牙医生安东尼奥.莫尼兹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临床意义上脑部手术来尝试治疗精神疾病，这种被莫尼兹称为额叶切除术的手术需要在病人的颅骨两侧钻两个小孔，切断大脑前额叶周围的连接组织。莫尼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人为地降低大脑发出的情绪信号，从而达到减轻精神病症状的效果。虽然经过莫尼兹手术的病人在术后的确有明显的好转，但是鉴于手术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可预知的术后后遗症，莫尼兹医生在做完手术后就强调，除非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不然绝对不能轻易实施类似的手术。

莫尼兹手术成功的消息让大洋彼岸的弗里曼一下就嗅到了扬名立万的机会，他开始频繁地写信向莫尼兹求教关于白质切开术的各种细节和手术操作流程。在双方的信件交往中，莫尼兹对这个远在美国的后辈也产生了好感，几乎将自己的一切研究成果倾囊相授，而弗里曼也肉麻地将莫尼称为“我尊敬的大师。”十几年后，莫尼兹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奖，而这一奖项的获得正是由弗里曼提名和推动的。

到了1936年年底，了解了全部手术流程的弗里曼迫不及待地和助手沃兹开展了美国历史首例额叶切除术。他们选择了被确诊为躁动性抑郁症的爱丽丝.胡德.哈马特小姐作为首位幸运儿。由于担心自己的一头秀发被剃光，焦虑的哈马特小姐在手术前夜试图反悔。面对这一突发变故，在精神病院身经百战的弗里曼二话不说就把哈马特的行为定性为抑郁症发作，直接给她喂了大量的镇静药物，在手术台上还给她来了一次全身麻醉。

弗里曼的额叶切除首秀总共花了他整整一个小时，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哈马特的生命体征都异常地平稳。在手术最后，弗里曼用生理盐水细心的给病人清除了伤口，最后用黑丝线进行了缝合。

被弗里曼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哈马特小姐在术后第二天醒来，曾经躁动、焦虑的情绪似乎在她脸上消失了，面对着镜子里被剃光头的自己，她一点也没有表现出要和弗里曼玩命的姿态，反而平静地表示自己丝毫不介意现在这个样子。在手术六天后，哈马特小姐又陷入到了焦虑状态，并且还出现了短暂失语和方向感迷失的症状。

在弗里曼看来，哈马特术后的后遗症那都不是事，至少她本人的症状比起术前是有所减轻的。弗里曼手术成功的消息通过媒体的发酵很快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流量，他本人也因此声名大噪，经常受到主流媒体的采访和关注。为了给自己进一步造势，弗里曼特意邀请了《华盛顿晚报》的科学作家汤姆.亨利来给自己做一期专访，并且还邀请亨利现场参观额叶切除手术。汤姆.亨利在不久之后发表了一篇充满着彩虹屁的文章，盛赞额叶切除术可能是“他们这一代人最伟大的外科创新。”在文章里，弗里曼被亨利描绘成一位充满着慈悲的圣人，靠着手术刀和一把螺旋钻就将一切难以控制的悲伤都给抹除了。

到了1942年，弗里曼和沃兹加班加点完成了两百多例额叶切除手术，《周六晚间邮报》用激情洋溢的口吻传颂着弗里曼的事迹“一个曾经充满着痛苦、仇恨和残酷的世界，在弗里曼出现后，现在充满着阳光和仁慈。”然而根据沃兹的一篇报告显示，这两百多例手术中只有63%的病人术后有明显好转，23%的病人没有丝毫变化，而高达14%的病人在术后出现了严重的精神缺陷，甚至有直接死亡的情况发生。

但是额叶切除术让弗里曼收获了梦寐以求的功名，他基本无视了所有负面的手术报告，反而对于额叶切除术产生了一种病态的依恋，甚至到了一天不去捅别别人脑袋就浑身不舒坦的程度。由于莫尼兹的手术需要精细的手术操作和其它精神外科医师的辅助，弗里曼渐渐对莫尼兹这套费时费力的手术失去了耐心，他需要一种更高效便捷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手术速度，他明白只有推出自己的原创发明，他才能真正在额叶切除领域超越自己的恩师莫尼兹。

（四）

沃兹在一次敲开弗里曼办公室的门后看到了令他永生难忘的一幕，一个眼眶上插着奇怪装置的病人无声无息地坐在椅子上，而手拿电击器的弗里曼看着这个生死未卜的病人露出了诡异的微笑。还没等震惊的沃兹反应过来，弗里曼跑过来，激动地拍着他的后背，向他介绍起由自己改进的额叶切除术，沃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见证了额叶切除2.0时代的到来。

弗里曼的新型手术可以说是一种对原作的暴力魔改，仅仅需要在厨房都能找到的锥子和电击器就能完成。弗里曼设计的手术几乎在任何场合都能实施，先用电击器给病人的脖子来一下让他失去知觉，再用锥子插入病人的眼眶上方进入前额叶，只需要搅动锥子，病人的前额叶马上就能变成一堆糊糊。

弗里曼的手术仅仅需要10分钟就能完成，他盛情邀请沃兹给他和坐在椅子上的病人拍一张合照，好记录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沃兹想都没想就拍飞了弗里曼伸过来的手，放下了狠话，他将堵上自己身为医生的荣誉，用任何手段阻止弗里曼推广这种疯狂的手术。

这一对合作多年的神经外科伙伴最终因为弗里曼的疯狂而走到了尽头。虽然乔治.华盛顿大学也对弗里曼的手术改良方案提出了严厉警告，但是风头正盛的弗里曼丝毫没有顾及来自外部的阻力。1946年，在媒体的关注下，他在自己的大学办公室为一位名叫艾伦.尤纳斯库的家庭主妇实施了自己改良的冰锥额叶切除术。这位有着暴力自杀倾向的主妇在被搅了脑子后立马停止了一切过激行为。艾伦的女儿安捷琳娜形容自己母亲手术后的改变就像硬币反面一样快，艾伦的脸上再也看不到任何情绪起伏，她成了一个永远外表平和的女人。

美国社会因为弗里曼的冰锥手术又一次陷入了疯狂，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弗里曼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期，媒体盛赞他发明的手术让治疗精神病比治牙疼更容易。弗里曼面对着来自社会和媒体的吹捧也变得越发魔怔，他不再等待着病人找上门来，而是主动奔波于全美各地去寻找能让他捅脑子的病人。他一般会选择在医院和收容所门口，当着众多医生、护士和观众的面进行现场手术展示。弗里曼将冰锥开颅当成了一种表演，为了体现自己高超的技术，他会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用双手给病人来一个“双管齐下”。到了他业务最繁茂的时候，他甚至连橡胶手套都不戴，也不给自己的双手消毒。

1952年，弗里曼利用自己在西弗吉尼亚州两周的时间完成了228例额叶切除术，并且在其中一天连续给25名女性实施了额叶切除。短短几年内，美国的精神病人都快给弗里曼变成了稀缺物种，这也让弗里曼意识到他需要尽快将业务拓展到其它群体身上。

患有严重头痛的安娜.露丝在熟人的介绍下见到了弗里曼医生，弗里曼略微扫了一眼就把她给电晕了过去。经过弗里曼冰锥伺候的安娜的确治好了头痛，但是手术也给她永远留下了孩子般的思维，她不再具有任何成年人应有的社会意识和礼仪概念，看到别人家里举行宴会，她都会毫不犹豫地走进去坐下来。

患有轻微产后抑郁的安妮塔也在1953年被弗里曼医生切除了额叶，弗里曼的锥子让安妮塔直接在精神病院度过了下半辈子。安妮塔的女儿丽贝卡每周都会去精神病院看望母亲，面对前来采访她的媒体，她痛苦地说道：“狗娘养的弗里曼毁了我的母亲，他就是一个有变态征服欲的疯子。”

鉴于弗里曼的手术有着高达14%的严重术后后遗症，在进行了上千例手术之后，公众和医学界对弗里曼造成的严重社会影响也开始发起了声讨。在为肯尼迪总统的妹妹进行了一次失败的额叶切除后，弗里曼的声誉一下子降到了他职业生涯的最低点。

在孩童时期，罗丝玛丽.肯尼迪就有轻微的发育迟缓，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变得越发焦虑不安，并且在十几岁时还患上了癫痫。为了治愈罗丝玛丽，肯尼迪总统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聘请了当时风头正盛的弗里曼来给他的女儿进行额叶切除。当时的弗里曼想当然地以为这将又是一次证明他高超医术的机会，哪知术后的罗丝玛丽不仅没有任何好转，反而直接变成了一个脑瘫，完全无法独立生活，只能在医院度过自己的下半辈子。当时肯尼迪家的一位护士还全程观看了弗里曼的手术过程，由于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弗里曼粗暴的手术让她受到了过度惊吓，转天就丢下护士服跑路了。

罗丝玛丽的悲剧让美国的神经外科学界决定把弗里曼往死里锤，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国家神经外科顾问甚至表示，除非他死了，不然绝对不允许弗里曼在自家医院的地盘做这样奇葩的手术。到了1958年，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那一年的夏天》在百老汇进行了首映，这一部戏剧极大地揭露了额叶切除术对社会所造成危害。威廉斯本人也和弗里曼有极大的个人恩怨，他的妹妹罗丝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诊断出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很快也成为了额叶切除术的牺牲品。

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抗精神病药物在六十年代的普及，弗里曼的冰锥切除术越来越不受到主流的待见。尽管弗里曼一再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甚至在媒体上对质疑自己的医生大喷垃圾话，但是很快，没有任何一家州立医院愿意再雇佣弗里曼进行外科手术，曾经万众簇拥的风云人物弗里曼被彻底抛弃了，他只能频繁游走于各个私人诊所，继续推销着自己的额叶切除术。

很快媒体对弗里曼不当行为的持续曝光加速了他的陨落，在一次手术过程中，弗里曼为了摆pose拍照，不慎弄歪了冰锥，造成了病人当场死亡。到了1967年，弗里曼对一位叫海伦的病人实施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额叶切除手术，这位病人在术后即死于脑出血，伴随着海伦的死亡，弗里曼的职业生涯也在公众和医疗界的职责中落幕了。

弗里曼的一生总共完成了3439次可考的额叶切除术。在他退休后，他变卖了自己的家产，在剩下的日子里开着房车周游全国，到处看望自己曾经的老病人，以此来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手术的确改善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

1972年，弗里曼医生因为癌症，永远闭上了双眼，结束了自己毁誉参半的一生。

（五）

对于额叶切除术的幸存者来说，弗里曼医生永远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一些人落下了终生残疾，一些人完全变成了植物人，而另一些人却真的因为手术过上了更健康的日子。在那个对于人类大脑结构知之甚少的年代，额叶切除术的成功率层次不齐，术后结果基本全凭个人运气。

在对精神病缺乏替代疗法的年代，额叶切除的疗法成为了大多数医生没有办法的选择。在整个五十年代，这种手术就像野火一样在欧美各国蔓延。仅仅在英国，从1946年开始到七十年代末，英国的医生们就进行了不下五万例额叶切除手术。

尽管弗里曼医生造成了诸多不可原谅的伤害，但是许多与医生打过交道的病人都觉得他并不是个坏人。霍华德.杜利在几十年后对媒体说道：“我不认为弗里曼医生是邪恶的，他只是固执，坚持做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这便是他的问题所在。”

弗里曼的四个儿子在父亲死后也成为了父亲意志的坚定继承者，他的大儿子小沃尔特甚至成为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生物学荣誉教授，实现了父亲未曾实现的理想。而现年80多岁的小儿子弗兰克在回忆起父亲时，也会十分自豪地说道：“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父亲，他很爱我们，总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陪我们，无论有多忙，每年夏天他都会带我们兄弟几个去全国各地露营。”

对于父亲发明的额叶切除术，弗兰克也有着很多清晰的印象，“我在21岁的时候被父亲叫去观摩他的一场额叶切除手术，我现在还记得锥子插进病人眼睛里时发出的轻微裂缝声，后来我发现，父亲在那次手术使用的锥子是在自己厨房里拿的，我还用那把锥子给自己的腰带打过孔。”

“我花了很多年才让自己的生活恢复正常，即使是现在，我也总怀疑自己的灵魂缺失了什么。”每到秋日的午后，霍华德.杜利总是会坐在房车外的大叔下，静静回忆起那个改变他人生的秋天，如果当时他没有走进弗里曼医生的办公室，他现在的人生究竟会有怎样的改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