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教师称「让扬州放弃严格防疫」被拘 15 天，处罚结果是否合法合理？不当言论该如何界定？ 第1页

先说下通报中的张某良是因为什么规定被判处行政拘留15日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和其言论在性质上可能相关的是二十三、二十五和二十六条，分别针对“扰乱公共秩序”，“散播谣言”以及“寻衅滋事”。

但二十三、二十五条的处罚上限就是行政拘留10日，因此只可能是二十六条。

而二十六条中，对什么是本条规定的寻衅滋事行为定性如下：

“1. 结伙斗殴的；

2. 追逐、拦截他人的；

3. 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

4. 其他寻衅滋事行为。”

由此我们知道，张某良触犯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4款规定的“其他寻衅滋事行为”。

那么为什么张某良会被认为是“情节较重”，适用顶格15日的判罚呢？

我们再去看公安部印发的《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

其中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的理解适用中，规定了11项属于“情节较重”的行为。

与网络言论有关的是其中第8、9项，分别针对“利用信息网络教唆、煽动实施扰乱公共秩序违法活动的”以及“编造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的”。

但是张某良的言论在通报前只获得1赞1评论，没有任何人关注自然达不到扰乱公共秩序的程度，而其表达的也是个人观点不可能是虚假信息。

因此张某良触犯的只可能是第11项：“其他情节较重情形”。

当然我顺带检索了各地对公安部处罚基准意见的进一步规定，发现上海倒是有一条与张某良行为比较接近。（当然对于江西警方不适用）

《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基准》中，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节较重”的情形，列出了19项，在规范网络言论这方面，比公安部印发的多了一条“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造成一定后果的”。

我们应当可以把张某良的行为，理解成对扬州人的冒犯，所以性质上有些相近。（当然仍然不能认为其造成了“一定后果”）但该条只针对辱骂、恐吓具体的人，不针对辱骂整个群体。

所以仍然还是只能搬出兜底的“其他情节较重情形”。

说完了张某良为什么会被行政处罚，又为什么会被认定为“情节较重”被判顶格，再来谈一下行政诉讼和赔偿的问题。

很多答主都提到了，让张某良去申请行政复议，去提起行政诉讼，甚至有答主认为：“如果行政诉讼不成功，是行政法上的耻辱”。

我觉得这些答主肯定对针对拘留行为行政诉讼的成功率，以及成功后的结果缺乏了解。说句不好听的，张某良受的委屈这才哪到哪啊，只是非常幸运地得到了网络的曝光而已。

为读者心情考虑，带大家看三个相对人被错误拘留后成功胜诉的案子吧

1.（2020）黔05行终240号，原告方德巧只是被七星关公安局口头传唤，结果公安局居然用上了手铐，询问地点也放在了讯问室而非询问室, 一审被法院认定违法。

但，七星关公安局上诉后，二审法院转而认为公安局行为合法。

2. (2020)湘0581行初121号，原告李小记被洞口县公安合并执行了长达25日的行政拘留，显然违背了行政拘留并罚时最长不得超过20日的规定，是无可争议的违法行为。

执行者可以说没有最最基本的法律常识，考虑到其从事的工作，以及发生时间是2020年而不是2000年，这大概类似于小学生不知道1+2=3，已经工作的程序员不会写helloworld。

但非常离谱的是，提起诉讼前，原告已经申请了复议，得到了洞口县人民政府给出的确认原行为合法的复议书。

等于说法院之外，这地方从上到下没一个人知道1+2=3。

3. （2018）黔05行再10号，该案号的裁判文书本身其实没有在网络公开，只在原告提起随后的行政赔偿诉讼后看见了法院说理过程中的引用。

该案据原告王开琴所述，2009年原告的1.7亩水田被政府征收后只算为0.6596亩，2010年原告4亩的林地被征收后，政府对安置补助只字不提，两次征收只给了62394.30元补偿。

2016年原告找赫章县委书记请求给一家十来人口活路，期间手机录音。县委书记刘建平认为原告侵犯隐私，让秘书把手机抢掉，后叫秘书打电话给公安局抓捕原告。随后公安局立刻将原告拷走，城关派出所的五人将原告关在小黑屋中，把原告四肢困在老虎凳上，采取车轮战方式逼供，等到第二天11点才发布拘留决定书，决定执行拘留10天。

之后原告向七星关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行政拘留，败诉（2016黔0502行初46号，具体内容检索不到）；向毕节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被驳回（2017黔05行终3号）；之后向贵州省高级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作出行政裁定，指令毕节市中级法院再审，最后毕节市中级法院才作出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判决。（2018黔05行再10号，同样检索不到内容）

而以上三个，也已经是我从一堆堆裁判文书中挑出来的幸运儿了。大致检索了四十多篇被行政拘留后提起诉讼的裁判文书，上面是仅有的三篇胜诉。

但胜诉之后，也仍然有坑。

根据我国行政法相关规定，法院对具体的行政作为可以作出三类判罚：确认违法、撤销、变更。

但对行政拘留而言，撤销和变更基本上是不可能适用的。

因为等到行政相对人能提起诉讼的时候，行政拘留肯定已经结束了。

既然结束了，那行政行为就不存在可撤销可变更的内容了——我就算撤销了，难道还能操纵时间把你生命中浪费的x天给补上不成？这就和“侵犯隐私权，但隐私已经被公开”、“违法拆除房屋，但房屋已被完全拆除”是一样的，都属于“不存在可撤销内容”。

因此能够适用的只有一项：确认违法。

这里就是第一个坑了，如果你只是对某一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不附带或在之后提起行政赔偿的请求，那么法院的“确认违法”，对你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被确认违法的行政机关，连公开声明、澄清、道歉、恢复名誉之类的，都一个也不用作。

那么接下来，要申请行政赔偿，就又会迎来第二个“坑”。

申请行政赔偿的，必须由原告举证，证明行政行为给自己造成的损失，损失计算的方式，以及因果关系等等。（只有拘留期间，导致行政相对人失去行为能力等情形，举证责任才会倒置给行政机关。）

案例2洞口县的李小记，就因为没有举证列明计算方式，被法院驳回了赔偿请求。最后的判决结果就仅仅只是：“确认被告洞口县公安局(2019)洞黄决字第1015号执行程序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洞口县公安局承担。”

而你踏过了以上所有坑，最后能得到什么呢？

能得到“以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为标准计算的每日赔偿金”。

具体来说，2020年度职工日均工资标准为373.10元，假设对张某良作出的行政拘留决定被确认违法，张某良经过复议、诉讼，可能的二审、再审后，可获得373.10×15=5596.5元。

这就是他所能得到的，理论最优结果了。

照这个标准，知乎上一半的人都得被拘起来

曾经看到过一话题，大意是“是不是儒家不灭，中国不兴”？

我犹豫了半天，但最终还是没有回答，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太容易引战，而且没实际意义。但在很大程度上，儒家确实阻碍了中国向现代文明的发展，所以在一百年前，那些志士们要打倒孔家店。

中国文明是儒家文明，中国人的价值观是被儒家伦理所塑造的，儒家伦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一元权威和道德评判，简而言之，就是任何问题都只应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权威，是符合道德的，其他答案都是错误的，不道德的，邪恶的。

在网上，经常能看到一句话，非蠢即坏，或者既蠢且坏，这就是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本能反应，即看到一个自己不认同的观点，对方不是脑子有问题，就是屁股有问题，或者脑子和屁股都有问题，因为任何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既然自己相信的是对的，对方相信的一定是错的，既然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对方的出发点一定是坏的，如果一个人非蠢即坏，到处散播危害性的言论，那么把他打倒就是合理的选择。

所以，我们本质上是一个不宽容的民族，我们骨子里无法容忍不同的观点，特别是那个观点很刺耳的时候，扬州老师被抓，很多在网上发表过过激言论的人都兔死狐悲，认为太过分了，其实我相信在其他场合，他们也对其他人这么不宽容过，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我们改变不了别人，我们只能改变自己，我们可以反思，但我们看到不认同的观点时，能否不要急着扣帽子，而且允许对方有这样的看法。

涉及几百万人就业的产业说封杀就封杀，你一个小小的教师值几斤几两？

这下白灯要打言论自由牌了